战后，巴黎和会召开。由180多人组成的德国代表团在冯·勃洛克道夫-伦佐公爵（Count von Brockdorff-Rantzau）的带领下前去参加会议，其中大多数人都有军职，他们从柏林出发到凡尔赛去接受条约，一路上他们乘坐的火车以极慢的速度前进，为的就是让他们亲眼看到这四年的战争给法国造成了如何巨大的创伤。民房、教堂，甚至整个村庄都被烧成了灰烬。农田与葡萄园里放眼所见之处都有炸弹留下的弹坑，拥有数百年历史古建筑的城镇也变成了乱石满地的废墟。当德国代表团到达凡尔赛时，他们在重兵看守下坐大巴前往旅馆，他们的行李都被随意地扔在旅馆的院子里。他们在这里整整等候了一个星期也没能看到协约国集团起草的文件，他们原本还打算根据协约国的要求讨价还价，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们可以到凡尔赛的镇子上去购物或者在附近的乡间散步，这时已经是百花盛开的时节，树木也抽出了新芽。他们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不断修改自己的提议。但是特里亚农宫（Trianon Palace）方面一直没有传出任何消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
在纽约，就在巴黎和会召开前的几周里，亨利·戈德曼抑制住了自己内心最真切的想法，他抱着一种等着瞧的态度等待着“四巨头”在凡尔赛商议的结果--这四家分别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它们受其他协约国的委托负责起草合约的主要条款。他坚信各欧洲国家的首要目标还是维护他们旧有的帝国，他也对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感到深深的担忧。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极力主张条约要保证法国日后不再受到侵害，同时对德国施以最严厉的惩罚，要让德国体会到法国在战争中所受的苦难，并且要使德国从此之后再也无力发动战争。英国也主张订立报复性的条款，但是当时的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Lloyd George）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担心对德国施以严惩将有可能给欧洲各国带来经济上的恶果。意大利原本是德国的同盟，但在1915年协约国集团向其保证如果取得胜利就将里雅思特（Trieste）港口以及奥匈帝国的部分领土划归其版图之后就倒戈相向，在和会起草条约的阶段，由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先后宣布独立，意大利代表匆匆退出了和谈，并且没有对未来和平作出任何承诺。
各国在巴黎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经常濒临武斗的边缘。此时，亨利听到了一则令人不安的谣言，是由一位富有的美国制造业商人路易斯·弗里德曼（Louis Freedman）最早散播开的，谣言称威尔逊之所以站在协约国集团一边完全是由于受到了查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以及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精英集团的胁迫，而这些精英中就包括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以及路易斯·布兰德斯（Louis Brandeis）等人。亨利从无法确证的渠道听说，这些人向英国保证美国参战，但是英国必须在战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后支持欧洲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完全属于犹太人的国家。这对于亨利而言并不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消息，因为他认识巴鲁克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在国际事务上的观点从来没有取得过一致。
威尔逊全盘否定了欧洲盟国制定的条约，他提出了一份和解计划而非谩骂。他提出了和平计划“十四条”，其中包括消除所有的经济壁垒，建立公平公正的贸易秩序，并且提出重新划分殖民地范围，既要满足战胜国的利益，也要考虑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呼声。他这份计划的核心是成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也就是一个可以为国家之间的争端提供仲裁的机构，由此避免“战争带来的罪恶”。他当时就说过，如果协约国集团不能很好地执行国际联盟的计划，那么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必将爆发又一次世界大战。克莱蒙梭和劳合·乔治对威尔逊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和作为“新世界”政客的幼稚大为不屑，他们有针对性地把威尔逊排除在秘密会谈之外，抓紧时间重新规划中东和欧洲腹地的版图。
自从战争开始之后，华尔街的景象就是一片萧条，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活动能够开展起来。人们都不做交易了，更不用说新的证券发行项目；美国民众的目光完全落在了国外。由于缺乏一位能够领导他们重新站起来的核心人物，高盛公司在这一时期陷入困顿，直到多年之后才有所缓和。当然，这种情况也没能唤起公司的合伙人们对亨利的思念和喜爱。
与此同时，在这漫长的6个月的等待之中，德国民众只能期望最终的合约会以威尔逊的“十四条”主张为蓝本。他们甚至说服自己，美国一定能让其他协约国看到欧洲的未来寄希望于一个重整旗鼓的德国，他们只有肩并肩才能与正在不断壮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相抗衡。德国民众的乐观主义精神高涨，他们忽视了战败的后果，几乎全民进入了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笔下的“停战时期的天堂”时期。
德国国内的剧院、舞厅、赌场都人满为患，仿佛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每个周六的下午，女士们都穿上自己战前最好的服装，连配饰都一样不缺，与她们衣冠楚楚的绅士丈夫们一同前往人头攒动的赛马场观看比赛。年轻人反而对战争的结果看得更清楚，这些愤世嫉俗的人们出于对权威和传统的逆反心态开始毫无节制地寻欢作乐。当时，可卡因、吗啡、烈酒成为糖果和饼干的替代品。成百上千的男人成为易装癖，同样有为数不少的女人剪短发、穿短裙，混迹于同性恋聚会。靡靡之音和古巴鼓乐取代了舒伯特、勃拉姆斯、舒曼的经典作品，成为音乐厅里的主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价格跌到了原有价???的零头都不到的程度，立体派和抽象主义作品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整个社会的景象就仿佛罗马正被焚烧而尼禄却在安然演奏小提琴一样让人感觉不可理喻。
亨利仍然对英法两国认可威尔逊的计划抱有希望，因为他觉得威尔逊的主张是公平公正的。他同时也坚信“除非我们对他人施以公平，否则我们就无权主张别人公平地对待我们”，当劳合·乔治提出必须快速恢复德国经济以保证贸易正常进行时，亨利由衷地表示全力支持他的观点。但是法国要在经济与军事上严惩德国的决心似乎不可动摇，而且美国国会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他们似乎在支持法国的诉求。伯纳德·巴鲁克当时是美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他也被指令向德国索要巨额战争赔款。
1919年5月，德国使团终于被传召到凡尔赛宫的镜厅，气氛沉重而阴冷。大厅里挤满了约2000名协约国观察团代表。大厅的中央是一张为德国代表预留的桌子，两位代表中一个是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另一个是交通部长约翰尼·贝尔（Johannes Bell），他们将代表德国在条约上签字。其他德国使团的人都被挡在大厅之外，协约国代表对德国提交的合约议案连看都没看一眼。
克莱蒙梭代表协约国提出合约条款。他以冷淡而轻蔑的口吻开场：“你们向我们乞求和平。我们同意施与你们。现在就是我们明确协定的关键时刻。”他们所提出的合约条款在德国代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德国必须答应的几项主要条款包括：必须放弃所有境外殖民地，必须解放比利时和阿尔萨斯，必须与奥地利彻底分离，必须将丹齐克（Danzig）港口变为开放城市，必须将德国军队的数量和权限缩编到与城镇警察相同的水平，必须将莱茵兰地区去军事化，必须将鲁尔工业区和萨尔河谷的煤炭金属矿藏的控制权移交法国。用量化的指标看，根据协议，德国将不得不放弃15%的国土面积，包括12%的全国人口，以及国内将近一半的钢铁矿藏和所有的空军力量，而且只能保留6艘潜艇。向德国索要的战争赔款总额高达66亿英镑。但是最令德国无法接受的，同时也是遭到了最强烈抵制的是第231条，这一条的内容是把发动战争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并且要求德国代表在和会期间以书面方式确认。不论与会代表还是德国民众都无法认同这一条款。德国人民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原本对威尔逊和美国人的信任变成了怒火，只有那些失去了财产与尊严的人们才有可能迸发出如此强烈的情感。
开始的时候德国代表拒绝签字，他们援引战争爆发前协约国集团的威胁性举动作为例证反驳这一条款。所有当时具有强大实力的国家都表示自己是出于自卫的需要而调动军队的，但实际上法国曾向俄国和塞尔维亚提供用于武装部队的巨额贷款，俄国甚至翻新了境内的运输系统，为的就是能以最快的速度向德国边境运兵。至于英国人，他们一方面大力宣扬德国咄咄逼人的架势，一方面自己打造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而且他们还通过向有社会影响力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保证在巴勒斯坦建国的方式诱使美国加入战争。协约国的指挥官们对德国的辩驳充耳不闻，他们威胁如果德国不在24小时内作出完全的妥协就将再次开战，直接入侵德国本土，并将现有的食品封锁进一步延长。虽然弗雷德里克·艾伯特总理及其内阁通过集体辞职来拒绝对这份协议的认可，但是德国代表团别无他法，只能全盘接受了条约。他们是第一批在合约上签字的代表，随后是21位协约国集团的代表。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会议通过折断枪支的形式宣告了战争的正式终结，人们甚至可以听到附近街道上人们的欢呼声。
很明显，这份条约中各项严格的条款所规定的事项在现实中是无法执行的。几周之后，在结束战后第一次拜访欧洲之旅归国的途中，亨利在美国班轮公司的邮轮“德意志”号上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很明显，《凡尔赛条约》的制定者们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注定失败的局面。”从经济方面讲，自1917年以后，德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世界第二的水平，仅次于美国。现在的德国民众既没有实际的财富，又没有前进的动力，他们很容易倒向宿命论的意识形态，而且绝不会有兴趣去执行那份被强迫签字的条约。亨利对媒体说过：“这些迹象都预示着未来将有更大的灾难，但没有人能断言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灾难。对于德国人民而言，幸福生活远远没有到来。”
没过几个星期，他的预言就成真了。所有人都意识到德国无力偿还如此高额的战争赔款，再加上重建德国工业设施所需的资金，萨尔河谷伐木工人大罢工，以及法国通过占领鲁尔工业区拿走的钱，所有这一切共同导致德国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德国陷入了经济泥淖，而且看不到出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黄金就被用做标准的国际货币，任何国家发行的纸币都能兑换等额的黄金。直至战争爆发之前，德国的中央银行虽然由私人经营，但是它完全有实力靠自己的黄金储备来支撑德国马克。但是这次战争差不多消耗了德国一半的黄金储备，这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也造成了德国货币的贬值。
陷入恐慌的德国政府印发了更多纸币，以保证雇主能支付雇员的工资，也暂时保证工厂能向供应商付款。但是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劳动工人的工资虽然以天文数字增长，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人们的储蓄账户也逐步变成了空头账户。短短两年时间内，德国马克就成了废纸一张，新的大额纸币不断印刷出来，但却没有任何价值。与此同时，胡戈·斯廷斯（Hugo Stinnes）等臭名昭著的投机商人通过支付外币，以极低的价格大量收购了钢铁厂、煤矿、铁路、电器厂、酒店、银行，以及所有他们可以想到的基础设施。
战争的终结给美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氛围。1921年标志着美国社会进入了被人们称为“腾飞的20年代”或“爵士年代”的历史时期，公众对政治完全失去了兴趣，每个人都在做着发财梦。和平年代为人们带来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一系列新兴的能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发明也在这个时期诞生，其中包括无线电收音机、航空运输，以及塑料制品。每个人的腰包都鼓鼓的，每个人都想在那个能让人一夜暴富的股票市场上大赚一笔。投资者们都相信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投到股票上肯定万无一失。短短几年时间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60点攀升到了400点，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因为它使投资者们可以利用杠杆来赚钱。亨利对于那些幼稚的投资者们根本不进行了解和调查就把所有资金用于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的行为感到非常震惊，他预测灾难必将来临。
亨利与芭贝特1920年再次造访德国，当他们走进柏林市区的阿德龙酒店（Hotel Adlon）时，他们完全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象。这个曾经十分自豪的、在战争中没有受到任何轰炸的优雅的城市，现在就像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一样衰败不堪。从报纸上的照片可以看到，人们用手推车推着满满一车的纸币，只为了到面包房买一块面包，或者到肉铺买不知道是否新鲜的肉。煤炭、柴火、冬衣、鞋子的供应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一块香皂、一盒火柴或者一瓶啤酒的价格在午饭和晚饭之间那么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有可能翻一倍、4倍、甚至100倍。很多人只能穿被丢弃的军装或者纸做的衣服，每条街上都有退伍的伤兵在乞讨。就在几个月之前亨利来寻觅艺术品时还陈列着高档奢侈品的商家的货架，现在已经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