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完餐后，亨利问爱因斯坦他怎样看待美国，因为他曾在1921年时随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查姆·魏兹曼拜访过美国，为在耶路撒冷创办一所希伯来人的大学而筹措资金。爱因斯坦认为，虽然美国的文化还没有成熟，经济也还不够繁荣，但是他依然很喜欢这个国家。当然，美国人也毫不保留地表示他们喜欢这位教授。当他到达纽约之后，从码头到酒店的一路上，人们用经久不息的鸣笛的方式欢迎他的到来。在芝加哥也是一样，教授在晚宴上还演奏了一段小提琴；在康涅狄格州的哈佛镇，人们为了欢迎他而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在华盛顿特区，他受邀用英语向国会发表演讲；他还在克利夫兰、普林斯顿、哈佛等知名学院演讲；全美境内都不例外。这些热情的欢迎自然让人高兴，但是也让爱因斯坦感到很困惑，他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在媒体面前躲躲闪闪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个能够准确配合摄像师、嘴里满是经典名言的电视明星，他的任务变成了取悦大众。他疑惑为什么科学这个不受民众热爱的话题现在竟然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反应。他希望这种对科学的热情不是人们为了躲避正在威胁国家安全的经济崩溃所作出的临时性选择。
戈德曼夫妇很快就回到了纽约，他们要与越来越庞大的家族一起共度圣诞。他们的儿子朱尼的第一个孩子彼得现在已经快1岁了，金黄色的头发，十分英俊，已经开始蹒跚学步了。罗伯特第二次婚姻中所生的孩子路易斯和鲍勃西自从上次去公牛岬营地度假之后已经长得又高又胖，几乎要认不出来了。
芭贝特是第一个主张在家里放置圣诞树的，而且还用蓝色的彩灯装饰了整棵树，树下堆满了家里人互相赠送的圣诞礼物，还有给家里的佣人们准备的礼物。大家总是很难给亨利选择适合的礼物，因为他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出了名的慷慨的慈善家，但是这一年有一个来自柏林的长方形盒子是给他的礼物，里面有一个惊喜正在等着他。这是一幅由赫尔曼·施特鲁克（Hermann Struck）创作的爱因斯坦画像，由爱因斯坦和夫人爱尔莎联名送给亨利。亨利非常感动，甚至惊喜地说不出话来。
他在感谢信中写道：“请允许我代表自己和夫人对您馈赠的画像表示由衷的感谢。您为全世界以及您同时代的人们贡献了太多的财富，相比之下，我能够付出的实在是不值一提，再次对您如此高抬我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计划明年复活节前后造访柏林，如果届时能再次与您相遇将是我无上的荣幸。”
这是他们之间一段超越了时间、政治、慈善事业，甚至社会身份的友情的开端，这也使亨利结识了许多科学家，逐步走进了那个发明家的圈子。次年春天他动身前往欧洲之前收到了来自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的一封来信。根据后来玻恩在自传《马克斯·玻恩，我的生活：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回忆》（Max Born, My Life: Recollections of a Nobel Laureate）中的记述，亨利为他和同事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当时科研仪器非常昂贵，而亨利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这个时期，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兴趣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他曾经预言太阳的引力会使来自遥远星系的恒星的光线发生偏折。1919年的一次日食期间，人们经过观测和冗长枯燥的计算之后验证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时间各大报纸都以十分具有煽动性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爱因斯坦风潮，所有人都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玻恩在信中说道：“我在大学最大的一间教室里连续开设了三堂关于爱因斯坦理论的讲座……为了资助我所在的院系，每堂课我都收取入场费。这个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一场讲座都人满为患，我们筹集到的钱足以维持我们院系几个月的正常运行。但是随着国内通货膨胀的加剧，这些钱很快就没有了，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途径筹措资金。”而就在此时，玻恩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位他妻子的朋友，此人说他正准备去美国娶一个美国姑娘为妻。玻恩请求他去找一位富有的德裔美国人，而且还必须是一位对祖国有深厚感情的人。玻恩对此人说：“你帮我捎个信给他，就说我的研究需要美元的支持。”几周之后，玻恩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要找的人就是亨利·戈德曼先生”，下面附有一个纽约第五大道的地址。去美国的这位朋友告诉他：“你给他写一封信，他马上要来德国，会住在阿德龙酒店。”玻恩按照他的提示写了信，最后收到了“相当友好的回复和一张数百美元的支票”，收款人就是他所在的院系。随后，他亲自到柏林登门致谢。
在这次经历之后，玻恩才知道这位戈德曼先生是美国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而且他总是站在德国一边，并且认为协约国强迫德国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罪责是不合理的。亨利又给了玻恩近1000美元，这在战后的德国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然亨利还资助过其他许多不同科学家的研究。
1924年春天，亨利与爱因斯坦一同拜访了哥廷根大学，并住在玻恩家里。这位精英学者几乎一穷二白的简朴生活给亨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周之后，玻恩的夫人海蒂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40个硕大的包裹，都是戈德曼家寄来的，里面是为大学里的贫困职员准备的衣服和鞋袜。他们找了许多帮手才把这些礼物分发完毕。在收到戈德曼先生的捐款之后，玻恩的研究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并且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研究的核心课题是原子及原子核磁矩， 25年之后他们的研究成果使德国的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发现了核裂变的存在，并促成了奥本海默等人在新墨西哥州核试验的成功。
在接下来的五六年时间里，亨利与玻恩之间肯定有书信往来，但是年深日久，这方面的资料没能保存下来。1929年美国经济崩盘之后，亨利虽然没有遭受个人财富的损失，但他还是选择长期住在巴黎，因为这个时期巴黎证券交易所里正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的人们正在享受着世外桃源一般的美好时光。法国财政保持着190亿法郎的盈余，工业生产蒸蒸日上，贸易差额也保持着适当的水平，被喻为“光之城市”的巴黎已在文化上全面超越柏林，成为新的明星。虽然此时亨利的视力已经完全衰退了，但是他仍然在不停地收集艺术品，与此同时，芭贝特则到处参加高端服饰沙龙，并成为公认的世界上着装最佳的女士之一。
但是亨利的内心一直向往着德国，多年来他一直在德国保持着许多商务和私???的联系，而且他与这个国家人民的聪明才智、艺术文化，以及强烈的职业道德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1931年，德国的银行系统因为过度依赖美国而呈现出运转乏力的迹象，他迅速安排了与德国财政部长见面，希望自己能为帮助德国避免彻底的经济崩溃出一份力。随后他说服了一些业务上有往来的熟人，让他们向德国的工厂和行业进行巨额投资，与此同时，他还和成百上千的美国游客一起盛赞德国整洁而井井有条的城市，表扬德国那些准点运行的列车，对德国那些热爱孩童和鲜花的“善良且有教养”的国民更是赞不绝口，并且称赞德国国民是最友好、最礼貌、最有活力、工作最有效率的人。虽然亨利平时看人的眼光非常不错，但是他却没有看到这群人身上的缺点，尤其是他们的狂热，正是这一点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执政。希特勒在执政的最初三年内使德国的失业率下降了75%，并且为德国国民找回了在凡尔赛和会上失去的尊严，他带领德国经济走入了现代化的激进发展时期。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民众看来，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他给人民带来了一个集权的、军国主义的新德国。与旧德国那种松散的联邦、各不相同的发展目标，以及各地割地为王的统治者相比，人人都欢迎新德国的诞生。
在这个时期，爱因斯坦继续发展着他的“统一场论”，这项研究旨在更好地揭示宇宙的本质。同时，爱因斯坦也开始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在柏林和牛津都发表了许多演说，公开赞扬激进的和平主义，这使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国家都开始怀疑他是共产主义者。1929年3月，在他50岁生日时，似乎全世界的人民都想为他庆贺。小女孩儿们给他送来糖果和饼干，各国皇室给他写来充满溢美之词的贺信，亨利知道爱因斯坦喜欢航海，特意为他定制了一艘7米长的游艇，上面装有红木甲板和金光闪闪的铜制配饰。他丝毫没有考虑爱因斯坦其实根本不会游泳。爱因斯坦喜欢在自己家门口的湖泊里解开这条船，在水面上漂荡，有时会带上自己的爱人，更多时候则是独自一人在船上冥想，或者演算他的公式。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
几周之后，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爱尔莎再一次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途，这是他第二次造访美国，这一次是受邀到加州理工学院做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研究员。当他乘坐的船只在纽约靠岸时，他们再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对此他毫无准备。对爱因斯坦的欢迎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快他就获得了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lker）赠送的纽约市的金钥匙，之后还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与1.5万名群众一起庆祝光明节的到来，后来还与《纽约时报》的编辑委员会共进午餐，他还乘坐敞篷汽车游览了唐人街，在大都会剧院欣赏了《卡门》，并在戈德曼家的宅邸一起享用了鸡蛋卷、沙拉，以及丰富的巧克力甜品。爱因斯坦所到之处，媒体紧随其后。他在对媒体的发言中强调，如果纳粹党真的成为德国的执政党，那么他将不再回到德国。
离开纽约之后，爱因斯坦继续前往南加利福尼亚，准备开始在那里的短期研究工作。他一到那儿就喜欢上了当地温暖的气候和大片的棕榈树，以及不拘小节的氛围，并且爱上了好莱坞铺上红地毯时的那种热情和华丽。他在环球电影公司的私人放映会上观看了反战影片《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还在帕萨迪纳的花车节期间得到了前排的位置，能够近距离观看那些打扮成美人鱼的美女们，他还在棕榈泉的泳池边晒过裸体日光浴，最后还和他十分景仰的查理·卓别林（CharlesChaplin）成为莫逆之交。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见诸各大报纸的报道，他那些远在德国的同事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对爱因斯坦到美国之后的行为感到既惊讶又不可思议。但是，他与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罗伯特·A·密立根（Robert A. Millikan）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十分友好。
根据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记述，两人在科学和政治领域的观点可谓南辕北辙。密立根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他一心想把加州理工学院打造成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能吸引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到他的院校中作研究对他而言是一件十分值得自豪的事。他曾通过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电等式，但是从本质上讲他还是一位十分保守的科学家，对于爱因斯坦对许多物理现象的解释他表示无法支持。在政见方面，密立根是坚定的中西部顽固派，他积极地支持爱国军事化主张，而爱因斯坦则以同样坚定的立场反对这种趋势。这所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和其他赞助者们都与院长一样是右翼人士，他们对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言论提出了警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爱因斯坦在公众场合发表与科学无关的看法。
爱因斯坦与卓别林和激进社会主义派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之间的友谊使得密立根大为惊恐，他要求爱因斯坦与这两人保持距离，但是没有成功。爱因斯坦在那个学期结束之前曾向学校的所有学生作过一次讲座，主题是人类对科学的应用所带来的收益是否超过其所造成的伤害，密立根对他这种言论到底作何反应我们只能猜测了。爱因斯坦对学生们讲：“在战争期间，（科学）给人们提供了毒害和毁坏他人的手段，在和平时期……它使我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不可捉摸。”根据他的观点，科学发展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虽然他曾经签订了将回访帕萨迪纳的协议，但是由于他的言论的影响，爱因斯坦与学校管理层的关系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了。
1931年年末，爱因斯坦曾在日记中称自己想变成一只“候鸟”。他感到德国的政局已动荡不安，虽然十分不情愿离开在柏林的家，但他还是认真地考虑过是否接受来自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等国的高等学府的邀请，到这些地方去讲学。后来他得知自己避暑的小屋被纳粹党搜查，借口是他的房子里藏有共产主义者的枪支弹药，自此之后他下定决心离开德国。在纳粹搜查他的别墅时，他们收缴了亨利·戈德曼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小游艇，一艘曾经给他带来过无限幸福的小船。他立誓不再回德国，并乘船前往英国。途经安特卫普时，他停留了一会儿，向当地的德国大使馆递交了自己的护照并宣布放弃德国国籍，同时还给自己供职19年的普鲁士科学院写信，正式退出了这个学术组织。
爱因斯坦曾经告诉一位朋友：“只要有希特勒一天，我都不敢再踏上德国的土地一步。只要我还能为自己的未来作出选择，我就一定要生活在一个能为其国民提供自由、宽容、平等的环境的国家当中。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德国并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点。”仅仅两个月之后，德国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新的立法，其中规定犹太人不能在政府或大学任职。在被驱逐和因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而逃亡的人当中，有14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26位理论物理学家，当时德国境内总共也只有60位这样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