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当年的四名稚童只有章启月“硕果仅存”于外交部。这是后话。由于章曙是联合国的高级职员，章启月的学习费用概由联合国有关部门支付。
章启月和其他几位学生被集中到了外交部。按照洪晃的说法，当时“高兴得要跳楼”，想来章启月也不会例外。
外交部有关部门为孩子们办了一个学习班，宣讲的叔叔阿姨告诫孩子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云云。临行前，外交部还发给七百元的“置装费”，对于手里常常只攥着用来买冰棍的几分零花钱的孩子们来说，这可真是一笔天文数字！1974年一个夏日的清晨，在往常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们定制高级服装的红都服装店定做了很有气派的套装以后，章启月和她的小伙伴们在上海登上了经巴黎飞往纽约的法航班机……
饱经沧桑的洪晃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和三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班机，路过巴黎去纽约。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到了纽约，我们被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门，讲外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大“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即LITTLEREDHOUSESCHOOL）就读。
半个世纪以前，新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唐闻生女士就是在这所颇有名气的小学获得英语启蒙的。
但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小红房”学校似乎再不复旧时的情景。也许是刚从“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腐朽、黑暗的资本主义世界吧，在中国孩子的眼中，这一切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是说话也不是唱歌地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BobDylan，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也许是不适应，四个孩子的英语水平并没有多少长进。每天一早，大“林肯”把孩子们送去学校。当老师开始讲课时，中国学生中便有人开始打起呼噜来。原来，“小红房”属于那种与国内完全不同的开放性学校，学生大多很随便，上课可以趴在地上。可以把脚搁在桌子上，也可以嚼口香糖之类，没有老师会来干涉你。所以，打瞌睡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上课的老师也知道自己的中国弟子听不懂授课内容，于是慈悲为怀，更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中国代表团的领导们开始着急了！须知，除了章启月，中国政府每学期至少为此要缴纳两千多美元的昂贵学费，这可是人民的血汗钱哪！要是学砸了，一事无成，无脸见江东父老尚是小事，又该如何向国家交待啊？
那个时候，分工主管这帮学生的头头就是唐闻生的母亲张希先。到底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幼儿教育硕士，一向醉心于幼儿教育、还曾当过外交部幼儿园负责人的张希先创造性地提议：让孩子们都住到美国人家里去！直到今天，洪晃还在念叨：“张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她想出了（这个）鬼点子……”
在两年半的不长年月里章启月不愁吃穿，过得无忧无虑。章启月至今还记得，“小红房”学校大门外有一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虽然中国少年留学生衣食不愁，但是却身无分文——中国代表团有关部门从来不发零用钱。天热时，酷暑难挡，同学们纷纷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章启月和洪晃等小伙伴只好无可奈何地眼睁睁地看着异国的同窗学友“大快朵颐”，一边馋兮兮地咽咽口水，一边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张希先顺理成章地成了孩子们的业余辅导员。由于她悉心细致的照料，更兼慈祥温和，中英文俱佳，章启月等人的学业均大有长进。到后来，她们不仅能流利地对话，而且还会说一些地道的美国俚语。
在纽约的少年“留学生”生涯对章启月一生而言都是难忘的，这是她嗣后涉身崇高的外交事业的一个极为珍贵的“滥觞”。
1977年1月，章启月告别了她熟悉的“小红房”学校，也告别了中国代表团驻地——纽约西区66街林肯中心对面那幢颇有特色的十四层大楼。当小车缓缓驶出大门时，章启月看到了那块精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铜牌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当时，章启月怎么也没有想到，此生竟会与这幢大楼结下不解之缘！章启月更没有想到，粉碎“四人帮”后的祖国蒸蒸日上，正是“飞雪迎春到”的早春季节，新的更大的机遇正在等待着正当豆蔻年华的少女。如同含苞欲放的章启月的前程灿烂似锦，铺满鲜花！
章启月四岁时，父亲章曙初出国门，来到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一晃八年，待到章曙卸任归来，“章家有女初长成”，章启月已俨然是六年级的小学毕业生了。
章启月一家最初住在北京城东雅宝路。在“文化大革命”风雨骤然袭来之际，她在豫王坟第三小学开始了充满政治色彩的“启蒙教育”。四年级时，章启月无奈地随着母亲来到外交部设在地处赣西南的上高五七干校。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革命是第一位的，无论是你怎样拖家带小。对于小谙世事的十来岁的女孩子来说，这个远离北京、赣江边上的小镇是完全陌生的。
好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何况五七干校里幼儿学校一应俱全，章启月的日子并不寂寞。所幸，薛润吾在这穷乡僻壤里战天斗地的日子并不长。章启月很快随母亲回到她熟悉的家。她最终在北新桥方家胡同小学拿到了那张象征性的小学文凭，然后进入北京二十一中就读。
当章启月读到初二的时候，机遇开始垂青这位早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了……
经过联合国译训班深造的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迈出了迄今为止十六年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女儿回国半年多后，章曙结束了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任期，也回到了北京。在外交部北郊五七干校“补课”一年后，章曙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西亚北非司，历任副司长、司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使东京以前，章曙还曾常驻布鲁塞尔，“一身三任”，担任驻比利时兼卢森堡大使兼常驻欧洲共同体使团团长。卸任东京中国大使后，他又当了将近四年的外交学院院长。
就在章曙为中国外交事业干得风风火火的时候，章启月正在为日后的外交事业垒起了一块又一块坚实的基石。回到了阔别两年半的北京，章启月的心头时时感受到春光的明媚，四凶翦除，天朗气清，神州到处春常在，时代的春风轻拂少女情怀，惬意莫名！章启月很快跨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插入高二就读。
当年盛夏，邓小平再度复出，犹如料峭早春里响起的第一声惊雷！如果振兴教育、呼唤科学是邓小平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二十年改革历程最初迈出的两大步，那么恢复高考制度便是这位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大师呕心沥血奏出的悠扬序曲。
1978年1月，章启月回国刚好一年后，她与许多来自祖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一起，跨进了地处京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美丽的校园。成为“文革”后“北外”第一批经过统一考试招收的新生。
虽然学海无涯，书山亦有险阻，但是，对于章启月这样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青年人而言，犹如春江放排，千里轻舟。她的日子过得称心快意。当离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章启月的辛勤汗水结出了硕果——她考上了第二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这使她有机会重返睽违五年之久的纽约。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举办的联合国译训班专为联合国各机构培养大批高级翻译人才。从“大师兄”崔天凯（前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现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到最小的“师弟”马雪松（前外交部翻译室培训处处长，现任国际司一等秘书）、张建敏，以及近年来，在朱镕基、钱其琛记者招待会上屡屡曝光、出足风头的朱彤小姐（现任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都曾在此地“修炼得道”。
一年的培训深造的日子倏忽过去。转眼又是1983年瑞雪纷飞的数九隆冬，章启月再次登上了飞往纽约的班机。这次她是作为国际职员，前往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同声传译工作。一年后，她飞到明媚秀丽的莱蒙湖畔，供职于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同声传译”的角色依旧。
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同声传译的岁月一共持续了五载春秋，然后回到了北京。章启月自然而然地进入人才荟萃国际司。从少女时代起，章启月就对联合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中国外交界是绝无仅有的。除了章启月以外，从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外交官在少年时代就与联合国结下如此一段缘份。更兼寒暑五载在纽约和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办事处的耳濡目染，章启月对国际事务并不陌生。
而章启月在国际司一呆就是整整八年！国际司是章启月外交生涯中的“摇篮”，她外交领域的许多方面的才能都是在国际司锻炼培养出来的。在这里，她从随员起步，一直干到副处长，一等秘书。当1995年章启月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离开国际司第三次飞赴纽约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真的“长大”了。
1999年1月，从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卸任归来的她，成了外交部近十六年来继李金华、范慧娟大使后第三位女发言人……
章启月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成了又一位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外交部发言人。十五年前，当章启月从联合国译训班毕业飞往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时候，外交部在当时的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倡议下，于国务院各部委中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制度。从那个时候开始，许多活跃在当今国际舞台的知名中国外交官，如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马毓真大使，驻美国、法国、日本大使李肇星、吴建民、陈健，还有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大使，都曾是这支外交部发言人队伍中的成员。屈指算出，章启月是排成长长行列的外交部发言人中第三位女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启月还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年轻的外交部发言人。她在获得任命之际，甚至还没有过三十九岁的生日。
1999年1月26日下午2时45分，章启月准时来到外交部新大楼B座新闻发布厅，第一次主持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这是在相隔六年后，继李金华（前驻新西兰大使）、范慧娟（前驻爱尔兰大使）之后，中国外交部又一位女发言人。
从1995年开始到1998年，章启月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三年。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当她告别慈母千里迢迢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扎着辫子、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如今，故地重游，物是人非！是国家，是人民，把自己培养造就成一名外交官。当1998年的春姑娘姗姗来到大洋彼岸的时候，章启月已是中国代表团独当一面的女参赞了。
（宗道一）
李敖怎么上山？怎么爱？
一部“黄色其外，红色其中”的小说
沉潜一时的李敖，终于书写了新的传奇。
当年被称为“文化顽童”的作家，如今依然显现顽童本色。
至今不使用计算机的李敖，用了四十多天的时间，写完十七年前未实现的文学灵感，出版了三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上山·上山·爱》，自称这是一部“脱了裤子谈思想”的文学作品。
这是李敖创作生涯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早先，台湾政商名人合组“超龄奶爸俱乐部”，分享交流父亲经验。台湾报纸上刊登照片，创会成员中赫然有神采奕奕的李敖。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著名文化人马家辉读报，心中一愣：李敖不是生病了吗？不是住进医院了吗？六十六岁的李敖怎么又突然生龙活虎了？马家辉赶紧打电话去“李敖书房”查问，李敖在电话那一头朗声而笑，边笑边说：“前阵子生了一场很严重的胃病，现在康复了没事了，谢谢关心。”
马家辉说：“果然是打不倒的李敖，国民党打他不倒，病魔也打他不倒。”他昂然站在台湾，继续笑傲江湖。李敖又说，他不演电视了，决定故技重施，又要闭关不见人，专心写作。看看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的风头，令他有所“顿悟”，决定要多写小说和文学。李敖引述芬兰音乐家西贝柳斯的例子。李敖说，乐评家在报上撰文痛批西贝柳斯的乐作，令西贝柳斯难过得流泪痛哭。父亲见了，骂他是傻子，不该理会乐评家写的鬼东西。音乐家的父亲说：“儿子呀，你要记住，地球上的伟人铜像永远只为创作者而建，没有一个铜像是为评论者建立的。”
几个月过去了，回归作家身份的李敖，终于拿出了一份创作成绩单。
小说台湾版，由李敖出版社4月25日出版，“肥水不流外人田”。香港版获李敖独家授权，由明窗出版社5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