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虽然采用了汉法，但他却不拘泥于汉法，他的大胆革新的精神使我们不能不佩服。并且我们还发现，在忽必烈改组机构的重大创举中，他所依赖和任命的大多是汉人儒士，从中书省、行中书省到各路的宣慰使司，许多高级官员都是汉人。例如中书省的史天泽、王文统、赵璧、张易、张文谦、杨果、商挺诸人即是。即便是公元1260年5月所设置的十路宣慰司，担任行政长官的，很少有蒙古族的人士，而像布鲁海牙、粘合南合等色目人也都是汉化很深的儒人。虽然在公元1261年，中书省官员经过调整，增加了蒙古贵族不花、塔察儿和忽鲁不花等人，但他们由于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和管理才能，只能是起象征性作用的人物。所以，忽必烈在最初的行政机构的改建中，的确抛弃了蒙古旧制，也难怪守旧的蒙古贵族对此极为不满，他们从蒙古草原派出使者质问当时驻在开平的忽必烈说：“本朝旧俗，与汉法不同，今天保留了汉地，建筑都城，建立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对此，忽必烈坚定地回答他们说：“从今天形势的发展来看，非用汉法不可。”旗帜鲜明地向蒙古王公贵族表明了自己要实行汉法的决心。
按照“汉法”改革的思路，忽必烈的机构改革是一竿子插到底，从中央到地方，一揽子进行，在地方上除了完善行省制度外，还设立了廉访司、宣慰司。在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行政机构来具体负责地方事务，尽管设置这些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全都是借用了宋、金的制度，然而，他毕竟将蒙元帝国的行政改革推上了汉化的道路。
公元1263年，完成了中书、行省创建的忽必烈也并没有放松对军事衙门的改置。此前的万户、千户的设置在民政、军政上不分，常有分散军事权力的隐患。随着元朝统治的扩大，一个统一的军事权力机构的建立也势在必行。因而这一年被李瑭王搞得精疲力竭的忽必烈便下诏：“诸路管民官处理民事，掌管军队的官员负责军事，各自有自己的衙门，互相之间不再统摄。”公元1264年元月，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诞生了。枢密院的设置，是忽必烈又一次对蒙古原有的军政不分家旧制的重大变革。当然，忽必烈多少也在这个方面保留了一些民族特色，他仍然将率兵长官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防止突然的事件。万户长、千户长也并没有完全从蒙古帝国清除掉，仍然在蒙古人中保留了这一头衔。并且自从枢密院建立后，出于民族防范的需要，老谋深算的忽必烈从不轻易地把兵权交给汉人掌管，除了他非常信任的几个汉人之外。
从小便习惯在马背上射猎厮杀的忽必烈并未忽视兵权的重要性，实际的斗争经验也使他深深懂得武装力量对于国家政权以及统治的保障作用，就在他即位大汗的初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便“相煽以动，大或数万，小或数千，在在为群”，搅得他心惊肉跳。何况还有一个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等着他去消灭，恐怕仅靠蒙古军是完不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对军事改革的迫切性、重要性，忽必烈一点没有忘记。随着他的政治统治的稳定，他的军事制度也日趋完善，忽必烈时期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军队宿卫和镇戍体系，而且将他的祖先所留下的兵制发挥得淋漓尽致。
怯薛制无疑在元朝的军制乃至官僚体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怯薛不归枢密院节制，而由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直接控制；怯薛的成员怯薛歹虽没有法定的品秩，而忽必烈却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每当蒙古帝国、大元皇帝们与省院官员在禁廷商议国策时，必定有掌领当值宿卫的怯薛长预闻其事。所以怯薛歹们难免利用自己久居皇宫、接近皇帝的特权，常常隔越中书省而向皇帝奏事，从内宫降旨，而干涉朝廷的军国大政。这与他们所处的环境、身份与地位有相当大的关系。
诚然，忽必烈也知道内重于外、京畿重于外地的军事控制道理，因而，他便建立了皇家的侍卫亲军，让他们给自己保卫以两京为中心的京畿腹地。忽必烈当时共设置了十二卫，卫兵武器之精良、粮草之充足、战斗力之强，都是全国各地的镇戍军所不敢望其项背的。
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忽必烈改建军队的才能，在偌大的民族成分各异的帝国内，忽必烈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军队分为四种，即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而军队数量之多，连马可·波罗也不能不感到惊奇，他说：“忽必烈大汗的军队，散布在相距二十、四十乃至六十日路程的各个地方。大汗只要召集他的一半军队，他就可以得到尽其所需那么多的骑士，其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人觉得难以置信。”让我们权且相信这位实际见证人的话吧。
封建王朝的各朝各代，能够控制军队的皇帝，恐怕没有几个，而忽必烈却有幸与他们为伍，他创置军队不仅有新意，而且掌握使用军队也很独特。所以帝国的“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这在当时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且边关的机密，朝廷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没有忽必烈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能擅自调动。恐怕正是由忽必烈对大元帝国的军事机器的精密装配，才使元朝立足中原一百多年。
这便是忽必烈主述变通、勇于革新的第二大内容。
除了以上改革之外，忽必烈这位从大漠走来的皇帝在发展生产与剥削方式方面的改革上也一点不逊色于其他有为的汉族皇帝。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忽必烈不仅赢得了广大汉人文士们的拥护，也得到了饱尝三百年战乱的中原各族以食为天的农夫们的拥护，因而，中原的人们承认了他“中国之帝”的身份，这就是他的重农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不仅雷厉风行地在全国各地创置劝农一类的机构，派出官员们鼓励农桑，而且多次发布诏令，保护农业生产，还广兴军屯、民屯，颁布《农书》，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指导民间的农业生产等等，都使被破坏或中断了的农业生产力得以恢复，使得农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忽必烈的这项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功改革，使得后来的封建文人们，也不能不对他备加赞赏，这是一种操纵胜局力量的反映。
可见，做事要有变换意识，不可认死理，这样有利于操纵胜算，把事情往明白处做。
根据角色需要变脸谱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脸色是内心的表达，是内心的晴雨表。不同的人脸色不同，是因为心事不一。在古代，为人处世，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必须做到红脸白脸都能唱，也就是一文一武，一软一硬，既刚柔相济，又恩威并施，相互包容，各展所长。《菜根谭》说：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只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厉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
高明的人深谙此理，为避此弊，莫不运用红白脸相问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合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可像高明的演员，根据角色需要变脸谱。
东魏独揽大权的丞相高欢临死前，把他儿子高澄叫到床前，谈了许多辅佐儿子成就霸业的人事安排，特别提出当朝唯一能和心腹大患侯景相抗衡的人是慕容绍宗。说：“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做恶人，不提拔这个对高家极有用处的良才，目的是把好事留给儿子去做。
高澄继位后，照既定方针办，给慕容绍宗高官厚禄，人情自然是儿子的，慕容绍宗感谢的是高澄，顺理成章儿子唱的是红脸。没几年，高欢的另一个儿子、高澄的兄弟高洋登基成了北齐开国皇帝。这是父子连档，红白脸相契，成就大事之例。
朱元璋上台也想把这出红白脸之戏再演一回，可惜太子是一个心慈面善之人，他见父亲朱元璋大开杀戒，诛杀开国有功之臣，时常苦劝。为教育儿子，一天朱元璋准备了一个满带荆棘的木杖，扔到地上，叫太子去拿起来。
太子显得为难，朱元璋得意地教训他说：“你拿不了吧。让我把刺儿先替你修剪干净，再传给你，这难道不好吗？我如今所杀之人，都是天下最危险的人。把这些人除掉，传给你一个稳稳当当的江山，这是你的福分。”
没想到太子并不领情，还说：“上有尧舜之民。”这话在我们听来是很有道理的社会互动理论，但在朱元璋听来，却是百分之百的屁话，气得他操起坐着的竹榻，向儿子砸去，两人你追我赶地在深宫大院中闹将起来，也顾不得什么体统和尊严了。
儿子没等登基就死了，等到朱元璋长孙即位后，满朝的能人都被斩净杀绝，实在找不出“带荆棘”的人来对付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了。朱元璋的白脸唱过了头，后边的红脸也就无法唱了。
由此看来，要善于变化不同的脸色，既要有丰富的阅历，又要有很高的技巧，真正演好它需要花很大的工夫。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善谋事者，总是不断地因变换心事而变换脸色，以便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这种变脸角色，令人想到川戏变脸，那急如闪电的改换面具的招术令人叫绝。怎样变脸，才不为人察觉，这可是一门学问。聪明人的脑中自有一套功夫。精于观察。
把工夫用在灵活变化上
聪明人不仅聪明在脑子中，而且聪明在眼神中。我们知道，做人办事须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运作力，以便力戒难以办成的事。这两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反映了一个人的素质和智慧。毫无疑问，善于观察，就会灵活出击，就会见缝插针，就会造势。对于那些善于谋事者而言，他们均善为此——精于观察，把工夫用在灵活变化上。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手笔自然恢弘，行事自然开阔。
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曾点化王有龄“水涨船高，人抬人高”之道。胡雪岩的好朋友王有龄受到抚台黄宗汉的赞赏，并把催运漕粮的任务交给他去办。
运送漕米本来是一项肥差，只是浙江的情况却有自己的特殊性。浙江上年闹旱灾，钱粮征收不上来，且河道水浅，不利行船，直至九月漕米还没有启运。同时，浙江负责运送漕米的前任藩司由于与抚台黄宗汉不和，被黄宗汉抓住漕米问题狠整了一通，以致自杀身亡。到王有龄做海运局时，漕米由河运改海运，也就是由浙江运到上海，再由上海用沙船运往京城。现任藩司因有前任的前车之鉴，不想管漕运的事，便以改海运为由，将这档子事全部推给了王有龄。漕米是上交朝廷的“公粮”，每年都必须按时足额运到京城，哪里有阻梗哪里的官员便要倒霉，所以，能不能完成这桩事，不仅关系到王有龄的前途，而且还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但如果按常规办，王有龄的这桩公事几乎没有能够完成的希望，一是浙江漕米欠账太多，达三十多万石之巨。二是运力不足，本来漕米可以交由漕帮运到上海，可是由于河运改成了海运，等于是夺了漕帮的饭碗，他们巴不得漕米运不出去，哪里还肯下力？到时你急他不急，慢慢给拖过期限，大家也该丢饭碗了。
然而这桩在王有龄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麻烦事，被胡雪岩一个就地买米之计一下子就给化解了。以胡雪岩之见，反正是米，不管哪里的都一样，只要能按时在上海将漕米交兑足额，也就算完成了任务。既然如此，浙江可以就在上海买米交兑，差多少就买多少，这样省去了漕运的麻烦，问题也就解决了。
就地买米，解决漕运麻烦，严格说来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做生意，但从这里我们却看出胡雪岩遇事思路开阔、头脑灵活，不墨守成规而能随机应变的本事。比如黄宗汉、王有龄以及浙江藩司等人，想到的只是漕米欠账太大，一时难以筹足，想到的只是漕米由河运改海运之后漕帮会从中作梗，即使筹足米数，要按时运达上海也难，可他们就是想不到漕米改海运之后实际上为同时解决上面两个问题提供了契机。由于没有想到这一层，因而只能在那里一筹莫展干着急。究其原因，也就在于他们拘于漕米必需是由征收地直接上运的成法，而没有想到情势不同还可以有新的运作方式。
生意场上当然少不了如胡雪岩的思路开阔、不拘成法。后来胡雪岩借公家的银子开自己的药店，用苏州富家公子的资金办自己的典当，都是他头脑灵活，随机应变的结果。胡雪岩说：“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会做生意。”说的就是做生意要不拘成法，灵活机动。
由于上海之行，收获不小。公事方面，圆满完成了漕粮代垫；私事方面，汇了两万两银子到黄宗汉老家。黄宗汉异常满意，透出口风，要不了多长时间定有酬谢。
向巡抚大人交了差后，王有龄松了口气，深感自己要做好官，离了胡雪岩实在不行，就有些感叹地对胡雪岩说：“我们两人合在一起，何事不可为？真要好好干一下。”
胡雪岩便趁机对他说，立个门户，开家钱庄。现在因为打仗的关系，银价常常有上落，只要眼光准，兑进兑出，两面好赚，机会不可错过。
开钱庄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代理道库、县库，公家的银子没有利息，等于白借本钱。他的计划是先把门户立起来，开张时弄得热热闹闹的，其实是虚张声势，内里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