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观点，应该说是中国比较早的科学管理观，他强调“以物治物”，就是用管物的方法管理人，人对物质有需求，就用物质来满足人的欲望，激励人的工作热情。
吴起为魏文侯守卫西河，西河这个地方与秦国接壤，秦国人边境上设置了一个小岗亭。吴起想把这个小岗亭端掉。不端掉，魏国在边境上种田的人感到不安全；但是为了端掉这个小岗亭，又值得调动军队。吴起想出了个主意。他在北城门外放了一架车辕，下了一道命令说：“有谁能把这架车辕扛到城南门，就赏给他上等的田地和住房。开始人们都不相信，没有人去扛。后来有个汉子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去扛了，吴起马上就按照颁布的命令兑现，赏给他上等的田地和住房。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国中。”
不久，吴起又把一大筐红豆放在东门之外，下令说：“有人能把这筐红豆搬到西门之外，也跟上次一样受赏。”这一次命令刚下，人们就争先恐后抢着来做。这时，吴起便又下了一道命令说：“明天我们攻打秦人的小岗亭，有谁能最先登上小岗亭，就破格提拔他做大官，并且奖励他上等的田地和房产。”第二天一早，人们就争着来到边境上，于是吴起下令攻打小岗亭，只用了一顿早饭的工夫，就把岗亭给端了。
人都贪利，只要有利可图，原来可恶的东西也会变得可爱；黄鳝的样子像蛇，蚕的样子像毛毛虫。人们看到蛇非常害怕，看到毛毛虫浑身就起鸡皮疙瘩。但是，你看农妇们用手拣蚕神情白若，渔夫们捉黄鳝丝毫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养蚕、捉黄鳝有利可图，人们就忘掉了这些东西可怕可恶之处，由于利益的驱动，人人就都变成了像孟贲那样的勇士，纷纷上前了。人不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会变成勇士，在利害关系中也能够变成勇士。
李悝在魏文侯的时候曾在边境做地方官，他想让当地的民众都练习射箭，提高防御能力，就下了一道法令：“以后凡是打官司遇双方扯不清、不好判断的情况，就叫有争执的双力厶比射箭射中的就算胜诉，射不中的就算败诉。法令一下达，人们纷纷都去练射箭，练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射箭的本领普遍提高，大家都成了射箭能手，等到与秦国交战时，一下子就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宋国东门一带有一户居民，家里死了老人，做儿子的在守孝期间，为了表示自己很悲伤，就拼命地哭，而且不肯吃不肯喝，直到把自己折腾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不像人样。国君知道了，就嘉奖他为优秀孝子，并且举拔他做官。从此以后，宋国凡是家里死人的都纷纷来效仿，拼命哭啊，不吃不喝啊，每年都有十几个孝子就这样把自己折腾死了。
以上的故事告诉我们，奖赏是激励人们最有效的办法，奖赏的内容无非是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利害得失的顾及。保家卫国，本来是每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但如果没有李悝用打官司的胜负，使射箭从一项技能转换成厉害攸关的大事，谁也不会积极地去练习射箭，可见人们之所以后来射箭的能力大大提高，目的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仅仅是为了能增加打官司的胜算。儿子为父母服丧，本来应该是自发的，居然也要动用奖赏来激励。由此可见，管理者要想叫员工们为自己卖命，不奖赏怎么行呢？在管理中，如果以韩非子的法家的观点来管理，那么，对人的管理就像管理物品一样加以管理，这与西方近代的管理思想有些不谋而合，在近代西方工业发展史上，把人看作是机械的延伸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所以，在法家的管理观中，法、理、情的关系上，法是有绝对优先地位的，法家甚至认力，法是不讲人情的．有时，为了管理秩序的需要，甚至会湮人情。
中国的管理中，有很多法、理、情纠缠不清的状态，我们该单纯地责怪法家的无情，也不能责怪儒家的虚伪，也不应该责道家的随波逐流。中国的管理者，在很多时候都是“为我所用”的，缺少公正的管理思想，而讲求公正、平等待人正是法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如果，不以公平为基本的准则，任何管理思想都会失去意义。
所以，韩非子敏锐地察觉到，以人制人的弊端所在，正是“私心”的总的体现，所以，在管理上必须坚持“以物治物”的原则，只有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情”的参与，才能保证公正的原则。
七、维系关系靠利害
《韩非子·饰邪》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
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
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台、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一个企业除去生产资料，剩下的除了人还是人。按马克思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生产关系的总和。
在企业中，最微妙的关系莫过于领导和下级的关系，领导的大政方针必须要下级认真执行。所以，能够形成一个上下同心的局面，对于一个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事实上，领导和下级能够真正实现同心同德的机会是十分稀少的。就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一样，那真是做到了上下一心，共同奋斗。
虽然经历过多次思想路线的斗争，但毕竟获得了领导集团的高度统一。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内部的领导与下级，往往是同床异梦的。因为，企业的领导考虑决策的出发点往往是企业的利益，以企业的利益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但是，作为下级所想的往往是本部门的局部利益，甚至是自己在企业中的个人利益。所以，韩非子认为，领导、下级的心意是不同的。
这说明了领导和下级的关系，如韩非子说的：领导用计算之心畜养下级，下级用计算之心侍奉领导，君臣之间的交往是以计算利益为基础的。
领导人使用下级有很强的功利性，为了发挥下级的能力和积极性，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中国历史上形成过一整套御人之术。而作为一个下级，如何通过企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前途最大化，则是作为下级最为操心的事，企业的利益还在其次。
所以，韩非子又说：对自己有害而对企业有利的事，下级是不会做的；对企业有害而对下级有利的事，领导也不会做。下级的实情是，对自己有害就谈不上利益；领导的实情是，对企业有害就谈不上亲近。君臣是通过互相算计各自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下级时常是迫于领导的权势，不得不为领导效力，并非因为忠心。
战国时，赵武灵王就是如此，他太相信自己的小儿子赵惠王，过早地把君位传给他，结果自己反被小儿子的辅佐李兑等人围困三月，活活饿死。如果领导太相信他的妻妾，那么，奸臣就会机利用他的妻妾来牟取自己的私利。
春秋时，晋献公相信宠妾骊姬，优施就唆使骊姬进谗言，杀死太子申生，改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引起国内大乱。由此看来，儿子和妻妾这么亲近的人都不能相信，其他就更没有什么人是可以相信的了。
韩非子说：领导的妻妾和儿子们当中，总有人希望领导早点死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为妻妾，她并不是领导的骨肉至亲；领导爱她，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亲近；领导不爱她，关系就疏远了。男人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依旧未减，而女人到了三十岁，美丽的容貌就开始凋谢了。色衰的妻子去侍奉好色的丈夫，结果肯定是被疏远、被瞧不起。被疏远的妻子就会对自己的儿子能不能当王位的继承人存有疑心。这就是后妃、夫人们希望她们的领导早点死掉的原因。
韩非子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利害关系，不是一种道德关系。
这是韩非对君臣关系的深刻分析。对于管理来说，领导与下级的关系也是一种利害关系，尽管大家打着道德的幌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臧武仲妻子对臧武仲说：“国君季孙爱你，国君的弟弟孟孙却仇恨你，你可要亲疏分明啊。”臧武仲说：“爱和恨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再说，爱也并不总是好事，恨也并不总是坏事啊。季孙爱我，好比疾病，说不定那一天会致我于死地；孟孙恨我，好丹药，倒是常提醒我要好好地保护自己。”后来，各自的利益关系发生转变，仇恨臧武仲的孟孙并没有真正伤害他，倒是爱他的季孙要将他除掉。由于臧武仲早看清了自己的利害所在，及时跑到齐国躲避，才免于一死。这也是利害决定一切的佐证。
中国古代以农业文明为主，韩非子便举了一个雇工耕种的例子，他说：雇用人工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财，而且还要准备好的食物，给雇工比较高的报酬，并不是喜爱雇工，因为这样做，耕田的人会深耕，锄草的人会细耘。
雇工耕耘时努力且行动迅速，整理田畦时使尽技巧，不是因为爱主人，而是这样做，主人获得利益，主人高兴，雇工的饮食才会丰美，钱币也容易得到。主人厚养雇工而雇工耕种努力，如同父子间的恩泽，大家都心满意足，事实上，不过是自利的私心。韩非子认为，在互利的前提下，自私的人们也可以愉快地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