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斯特是20世纪美国新诗运动第一代著名作家，曾四次获得普立策奖。到50年代末，他已进入“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境地。哪怕到了85岁，仍活跃在诗坛，常出现在《时代周刊》和外国诗集中。还未到新大陆前，余光中已翻译过他的作品《请进》、《水与火》、《不远也不深》、《雪尘》。
1959年，佛罗斯特到爱荷华大学访问。正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的余光中，一天之中竟连见他三次。
4月13日下午，在一间小教室里。当这位在美国现代诗史上闪耀着光芒的名字还原为血肉之躯，“还原成一个微驼略秃但神采奕奕的老叟，还原成一座有弹性的花岗岩，一株仍然很帅的霜后的银桦树，还原成一出有幽默感的悲剧，一个没忘记如何开玩笑的斯多伊克”，余光中的眼睛不觉润湿了。他似乎听到了历史的骚响。
去迟了的余光中，只见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只好站在墙角。这种位置只容他看见大师微驼的背影，半侧的脸和满头的银发。当有人问佛罗斯特有无读过别人批评你的文章时，他不屑一顾地说：“我从来不读那种东西。每当有朋友告诉我说：某人发了一篇评你的文章，我就问他那批评家是否站在我这边，如果是的，那就行了。当朋友说，是的，不过颇有保留，不无含蓄。我就说：让他去含蓄好了。”
佛罗斯特要求批评家站在他那一边，无异取消了批评家的独立人格。佛罗斯特不可能不看批评他的文章，但他的回答充满了自信，因而同学们报以他热烈的掌声。
当有人问他在大学里如何教学生创作时，他看了一下身旁的安格尔说：“我和保罗都是干这一行的，谁知道该怎么教呢？教莎士比亚？那不难——也不容易，你得把莎士比亚的原文翻译成英文。”
有学生还要佛罗斯特解释自己的作品《指令》，他回答说这是批评家的责任。如果我说穿了，批评家就要失业了。
整个提问杂乱无章，最后才有一个同学接触了诗的定义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佛罗斯特回答说：“诗是经翻译后便丧失其美感的一种东西”。又说“诗是许多矛盾经组织后成为有意思的一种东西”，不久他又补充一句：“当然这些只是零碎的解释，因为诗是无法下定义的。”他认为“有余不尽”（ulteriority）是他写诗追求的目标——那便是说，在水面上我们只能看见一座冰山的小部分，藏在水面下的究竟多大，永远是一个谜。他又说：“我完全知道自己任何一首诗的意义，但如果有人能自圆其说地作不同解释时，我是无所谓的。有一次，一位作家为了要引用我的诗句，问我是否应该求得我的出版商的同意。我说，‘不必了吧，我们何不冒险试一次呢？’”
诗创作课结束后，安格尔把班上包括余光中在内的三位来自东方的同学介绍给佛罗斯特，并一起合影留念。
第二次见面是同晚的诗歌朗诵会上。这位老人致辞简短，却引来了全场活跃的掌声。他的朗诵带有浓重的新英格兰乡土味的余音。余光中永远记得他自诵其“兴于喜悦，终于智慧”之诗，尤其是《雪夜林畔小驻》：
林中是迷人，昏黑而深邃，但是我还要赴许多约会，还要赶好几英里路才安睡，还要赶好几英里才安睡。
佛罗斯特说自己偏爱言简意赅的双行体。有一次，他在自己的电视节目将完时，忽然想起了两行：
啊上帝，饶恕我开你的小玩笑，则我也将你开的大玩笑忘掉。
佛罗斯特亦庄亦谐的的演说结束后，欢迎佛氏的鸡尾酒会开始。当安格尔介绍余光中时，佛罗斯特问他认不认识他的学生乔治叶（叶公超），并向其了解台湾诗坛现状。关于后者，余光中回答说：“人才很多，军中尤盛，只是缺少鼓励。重要的诗社有蓝星、现代、创世纪三种。”
第三次见面在深夜，余光中在安格尔家中和这位大师握手，对谈，然后是请他在诗集上签名留念，并再次合影。
在佛罗斯特生前，余光中写有《记佛罗斯特》。四年后，佛罗斯特的银发被死神摘去，余光中写了《死亡，你不要骄傲》。1979年，余光中又写了《马蹄鸿爪雪中寻》，把佛罗斯特与李白、苏轼相比，认为佛罗斯特更接近儒家，文中并附上自己新译的《雪夜林畔小驻》。
现在，佛罗斯特的巨大背影已融入历史，余光中珍藏的四张照片更具有纪念意义。在回忆完与佛罗斯特交往经过后，余光中接着论述了佛氏在英美现代诗坛的特殊地位：第一，他是现代诗中最美国的美国诗人。在这方面，可以和他媲美的是桑德堡。“如果说，桑德堡是工业美国的代言人，则佛罗斯特应是农业美国的先知。佛罗斯特不仅是歌颂自然的田园诗人，他甚至不承华兹华斯的遗风。”其次，在现代诗中，佛罗斯特是一位独立的巨人。他没有创立任何诗派，却创造了一种新节奏，以现代人的活语言的腔调为骨干的新节奏。在美国，没有桂冠诗人的设置，但由于艾森豪威尔聘他为国会图书馆的诗学顾问，肯尼迪请国会通过颁赠他一块奖章，他在实际上已是不冠的诗坛祭酒了。身受在朝者的礼仪和在野者的崇拜，佛罗斯特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御用文人，也不是媚世取宠的流行作家。美国朝野敬仰他，正因为他具有这种独立的敢言精神。当他赞美时，他并不纵容；当他警告时，他并不冷峻。读其诗，识其人，如攀雪峰，发现峰顶也有春天。在他生前，世界各地的敏感心灵都爱他，谈他。佛罗斯特已经是现代诗的一则神话。现在他死了，为他，我们觉得毫无遗憾。然而为了我们，他的死毕竟是自由世界的不幸。美国需要这么一位伟人，需要这么一位为青年所仰望的老人，正如一世纪前，她需要爱默生和林肯。
佛罗斯特的照片一直挂在余光中的厦门街书房的墙上。哪怕是出国，余光中也要把它装入旅行箱中，让这位大师和自己做伴，以减轻旅途的寂寞。余光中总是对文朋诗友说：别人的缪斯是女性，“我的缪斯是男性”，是佛罗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