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铭燊，广东中山人，在香港出生长大。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深造，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73年至80年代末任教于中文大学中文系，现为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首席讲师。从1988年起，潘铭燊开始写杂文。他的文学观和余光中等人接近，又有沙田学者的中西文化兼有的教育背景，因而黄维梁称潘铭燊为“后沙田帮时期”的健将。
潘铭燊不仅数次留学美国，而且还于1989年初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从事图书馆工作有三年之久。这种海外求学、工作的经历，使潘铭燊成为不拘一隅的“东南西北人”。他以丰富的藏书和目录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成绩，在海外获得“书痴”和“书王”的称谓。用他自嘲的话说，实乃“天地一书囚”。
潘铭燊可称为“沙田作家”的另一根据是：他在《星岛日报》副刊和另两位“沙田帮”成员梁锡华、黄维梁合写《三思篇》专栏。这三位作家，余光中用五行分析道：梁锡华金木水兼备，黄维梁木德独盛，潘铭燊却五行齐全。田之为物，原就是土；田之为字，也包含了土。有趣的是，齐全的五行之中，火德特旺，而且是由木而起，偏偏铭燊其人其文，皆非玉石俱焚的一型，所以有点名不符实。火德太浪漫、太烈、太快了。铭燊的哲学是以柔克刚，以缓待急。他在文章里采取的，多半是低姿态，有所讽喻，也常见自嘲。不过自嘲往往是自信的倒影，真有自信的人才会自嘲，也才经得起自嘲。《倚马可待不足珍》：单看题目，就得知潘铭燊手中握的，是一支慢而必达之健笔。
文学史上有些作家，才思敏捷似惊飚掠地，奇思喷射有如疾电掣空，如七步成诗的曹植。但文学史上也有另一类悲吟累日，仅能成篇的作家。对这两种写作速度，潘铭燊不赞成前一种。他认为“作文又不是赛跑，为什么要追求速度？”他宁可慢工出细活。在《文章需要从容写》一文里，他如此叙述自己作文前的准备功夫：
写文章快不得，因为它是大事，不沐浴也要更衣，换一件干净舒适宽松衣裳；然后收拾书桌残乱局面，整理出至少二尺长三尺阔的明净空间；然后摊平光洁稿纸，用纸镇约束住它；然后选一支轻重均匀出墨畅顺的笔；然后摆齐改字水之类辅助工具；然后……
如此布阵以迎接缪斯，该是很有诚意的了，余光中相信黄维梁甚至梁锡华都不致如此，而赶稿若车衣的某些快笔更不可能这么好整以暇。铭燊却隆重其事，烹小鲜如治大国。这“烹小鲜如治大国”，是全篇之警策，也准确地抓住了潘铭燊作文的特点。的确，与其笔快而不能传后，何如效法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
专栏小品，在报纸副刊出现时常用花边围起来，因而又称“方块”。就它触及现实和时事而言，另称杂文。这种文体由于字数的限制，不能要求面面俱到，只要见好就收即可。如果能处理好小与大、少与多的关系，小品的格局在高手的处理下便另有乾坤。余光中在为董崇选的杂文作序时，就把杂文的艺术比喻为“一面小旗，满天风势”，意即一面旗子虽小，要使它招展多姿却需要长风吹拂。余光中进一步引申说：
潘铭燊的这面小旗迎风招展，颇有可观，因为喂旗的长风吹拂不断。若问风从何来，则大致有三个方向：广泛的人生体验，当代的社会观察、中西文化尤其是文学的修养。他的人生体验主要是在婚恋，对此事的态度采“围城”观，相当悲观，却也颇为认命：《泊车启示录》一篇，语带双关，写得相当含蓄。至于他的当代社会观察，则以香港与美、加为主；难得的是，当代的社会纷纭如此，他观察得最透彻的，竟是不入文人雅趣的两件俗事：保险与纳税。更难得的，是这种俗事到了他的笔下，竟然情、理、趣三者并胜，读来令人绝倒。换了是我，根本想不到以此为题，即使勉强写来，也不会有趣。可见题材大可开发，而趣味也可以创造，只等豪杰之士率先而已。潘铭燊出身于中文系，引证古人的名言轶事，固然是当行本色，但是援用西学来开端、作结、或充旁证，也都左右逢源，驱遣得当。例如《眼镜之益》一篇，先说这“灵魂之窗”如何保护我们的眼睛，不许李贺的“东关酸风射眸子”，终谓秀才不是造反的料，而引美国作家贺姆斯之言“革命不是由戴眼镜的人推动的”以为呼应。
潘铭燊的杂文在不少方面直追现代中国学者钱钟书。他不仅多次表示自己对这位“文化昆仑”的景仰，而且不避“狗尾续貂”之嫌，数次以钱氏文体续写同题文章。敢于袭用钱钟书《人生边上的补白》的整体框架与书名、篇名，是潘铭燊这位“书王”的自信与博识。余光中由此联想到钱钟书与梁实秋，并将两人进行对比。他认为：钱钟书的小品文集兼有理趣和情趣。他博学深思，又好作翻案文章，说理有如煎鱼，正正反反，两面夹攻，务必煎透，理趣当然就爽脆可口。另一方面，他不但善引妙语趣事，旁加印证，而且敏于譬喻，巧为形容，所以情趣也层出不穷。相比之下，梁实秋的小品文不很着意说理，又喜欢叙事、抒情，兼且摹状人物世态，所以较钱侧重情趣。这么一对照，就显得钱钟书侧重理趣了。梁氏下笔常写到自己，有时更坦然自嘲，而一般语气常是自谦。钱氏的笔阵就布得严密多了，除了在文集的短序里，绝少写到自己；其实他在序里的自谦，也只是礼貌而已，言外之意仍然是奥林帕斯的卓然岸然。余光中这段文字，以“煎鱼”喻翻案文章，读来自然“爽脆可口”。至于谈梁实秋与钱钟书的差异，比学术论文少约束而具感性，同时对比抒情散文较多见解而具知性。
书卷气是潘铭燊杂文的一大特点。作者喜欢借恒久的积累、广博的记忆旁征博引，以壮声势。余光中对此有所保留。他认为：
学者腹笥充盈，下笔不免引经据典，或借古人撑腰，或找圣贤抬扛，于是论兼正反，文多波澜。不过小品文毕竟不是论文，不宜引述太多，否则喧宾夺主，会轻重倒置。何况七八百字的斗室不比钱梁二千字的敞轩，实在容不得许多古人穿进穿出，还不如一次只招待一两位贵宾，更能静聆高论。
潘铭燊虽敢扬起与钱钟书“竞争”的旗帜，但他毕竟与钱钟书有巨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烹小鲜”时还有火候不到之处，因而余光中指出作者提到达芬奇、蒙田、济慈、邱吉尔等等，却仅举西文原名而不用现成的中译，是另一种不规则。至于有些译名，不采定译，也易生误会：例如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译成韩恩，声音也不对了。法国作曲家拉维尔（Maurice Ravel）译成拉菲尔，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大画家Raphael混为一谈。美国女诗人桃乐赛·派克（Dorothy Parker）在书中先后译成柏多露与柏卡儿，更为混乱。这位女诗人的诗句先后出现在《眼镜之累》和《此事痛极》两文，中译虽然整齐，可惜没有比照原文押韵，仍感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