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认识梁锡华，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那时，余光中从台湾到香港已满两年，系里来了两位新同事，一是余光中的崇拜者后成为研究家的黄维梁，另一位是从加拿大来的梁锡华。
梁锡华又名梁佳萝，广东人，伦敦大学博士，他的专长是研究徐志摩。1979年起在台北出版过《徐志摩新传》、《徐志摩英文书信集》。另有《且道阴晴圆缺》、《祭坛佳里》、《己见集》、《梁锡华选集》等等。
《徐志摩新传》是梁锡华最重要的一本书，它“新”在结构别致，他人已说过的情节少提或不提，反之则广加征引及细加叙述；“新”在提供了不少新史料，如《从出生到留学》一节，详述了徐志摩在各学校选修的课程、各科分数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学术论文《中国妇女的地位》。“新传”还具有新颖的史识。过去的文学史把徐志摩描绘为一位热情活泼的公子哥儿，是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文人。可梁锡华的看法与大陆学者不同。他认为徐志摩也有严肃的一面，乃至有相当浓厚的政治兴趣。正因为此书比过去的研究有所超越，故大陆80年代出版的徐志摩研究论著，不少都参考或引用过梁锡华的研究成果。
梁锡华研究徐志摩曾得到余光中的提携。他最初在文坛露面的几篇文章，是余光中帮其推荐在台湾报纸副刊发表的。余光中那时只知道梁锡华写论文时，常在末尾附上长长的注释，是典型的学院派，他却未料到梁氏也能写得一手诙谐风趣的散文。在余光中的香港同事中，以写散文著称的有陈之藩和蔡思果，现在又加入了梁锡华这样的文坛新秀。
一篇序文之所以有声有色，来自作者对被序者较深入的了解。如果没有这层关系，写起来便容易隔；若只有这层关系而不能从人品深入到文品，写出来的文章就会一般化。余光中对梁锡华虽然谈不上完全了解，但他对梁氏的朦胧直觉，是准确而有趣的：
锡华为状，文雅清瘦，额发斜覆，常带微笑。锡华为人，谦逊揖让，随和克己，广座之间，因缘乘势，更少独据筵首，争揽话题。五年下来，我们的交往不疏不密，真正是其淡如水。他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水仙花人物，谈笑之间很少“自传性”，所以相识多年，纯以神遇，对于他的“身世”所知不多。中大群彦之中，真假“太空人”之多，难以分辨。我只朦胧直觉，锡华不是单身汉，但也从未见他双身过，急得我这位好奇的太太不断向我打听，但我又怎么知道呢？偶尔锡华席间乘兴，也会自述身世一二，却又语焉不详，令人禅机莫测。后来思果写沙田人物及于锡华，就因资料不足，下笔欠准，而引起小小的“茶杯风波。”说真的，我对锡华身世的了解得知于他笔下的这本《挥袖话爱情》的，竟多于得知锡华之口。
笔者也曾和梁锡华在香港司徒拔道的岭南学院共事两个月。和余光中一样，我和他的交往也是淡如水。我曾为一本台港作家辞典撰写梁锡华的小传，对他的生年经多方考证，仍把握不准，好几种辞书记载的均不一样，这更增添了梁锡华身世的神秘色彩。
余光中为人写序，不像有些人那样大而化之、不拘小节，而是把书稿从头至尾细读一遍，每页差不多都用红笔勾住，然后复读勾出来的部分加以整理、组织，就成为一篇序文。他读梁锡华的《挥袖话爱情》，就是这样做的。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余光中将梁锡华的文章分为内篇与外篇两种。所谓内篇，是第一辑所述或为作者的学业、工作、爱情，或为山居闲逸之情，夜游之趣，较重内心世界。所谓外篇，多为游记，足迹远及印度、尼泊尔、菲律宾、巴黎、香港，偏重外在的描写。在余光中看来，梁锡华的内篇深入心灵，自传性自然颇浓，外篇虽然琐述旅途种种，但因小见大，也可以见出作者的个性。然则从这些散文里，余光中能看到怎样的一个受序者呢？他看到的是一个克己待人、能屈能忍、雅俗相忘的谦谦君子，偃蹇而不愤世嫉俗，狼狈而能豁达自宽，所以人生的失意，行旅的差错，到了他温柔敦厚的笔下，刺人者少，自嘲者多，反而味之津津，几成赏心乐事了。几篇游记里面，旅途的不便不快、进退两难，似乎和他特别有缘，他却都能逆来顺受，窄里求宽，优游自得。其实旅途即世途，能安旅途即能安世途，这么说来，作者竟也有点哲人气度了。但在另一方面，作者诙谐恣肆的笔调背后，有时也自有严肃的命意，或是悲寂的胸怀。内篇的后三篇，最能窥识作者的真情：《怀念与感谢》的温厚，《博士“真腻拖”》的放达，读来最为感人。尤其是《博士“真腻拖”》一篇，一气呵成，动人如小说，逼真似电影，读到“坟地班”那一段，令人真要徒唤奈何，这时重门危厦，阴影深长，真有黑白电影的压迫感了。
大凡写序高手，不但风格独具，而且兼擅书评、作家论。在余光中的序文中，有长达万字的，也有介于“短篇”与“长篇”之间。序梁锡华的《挥袖话爱情》，属后者。虽然难免有“文被催成墨未浓”之感，但能超越那种“表扬稿”的俗套，而深入精警可诵的境界，有时还具有幽默家的风度：
大体上，锡华运笔行文，流露的多是谐趣，其中境界，从露骨的滑稽到藏锋的讽喻，不一而足。这一点，倒和他专门研究的徐志摩路数不同。我只觉得，谐趣之于文章，宜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却不宜处心积虑，刻意追求，否则予人纹多于水之感。幽默文章之中，挖苦的对象若是作者本身，则不但可免伤人，更有去伪存真，为幽默而自贬的慷慨气度，最能赢人同情。真正的幽默必能反躬自嘲，所以像鲁迅那样刺人而不刺己，也未免太紧张了点。锡华的幽默笔锋，刺人少而自嘲多，固然由于谦逊的天性，但也望他适可而止。盖幽默文章，虚实交错，常用反语来衬托正言，以达形影相证之功。但天下三分，反语最多一分，如果反语太多，则正亦似反，到了正反难分之际，就难反正了。过分自嘲，为幽默所作牺牲也未免太大，所以也希望锡华手下留情。
余光中一再希望对方“适可而止”、“手下留情”，温婉中饱含着对受序者的爱护和批评。
无论为谁写序，余光中总为被序者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而高兴。他俯仰文坛，亲近作家，留连文本，投入写作，对天下一切充满妙趣的妙文，他都击节赞赏。在余光中看来，梁锡华全书最好的叙事文章，应推《我看香港》之中《平民“夜总会”》那一整段。这种市井文学在梁氏笔法下，可谓大放异彩，真想不到半生远托异国的洋博士胸中，竟有这么多章回小说的江湖杂学。余光中特举下一段为例，说明不但陈之藩与思果难以插手，就连高阳也要点头：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法号“定前知”的“夜总会”居士。他头戴瓜皮小帽，御玳瑁眼镜，黑袍玄履，标准的先知气派。他发预言时，把衣袖卷起，长长的瘦指在看相者的脸上东窜西舞，他那些带油烟味的伟论我印象最深的是“拿！拿！拿！你四十岁交眉运，苦境已过，艰难全消；到那时，哎呀，狮子滚球嫌地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内有妻妾儿女，外有生意行壮。一帆风顺日，实至名归时，我定前知如不应验，你即管破招牌，蹋档口，报差馆；但老哥你发达之后，勿忘登报送匾，多积阴功，至理名言，就此为止。”这些雅驯的文辞，一下子就抹上我的小心头，比之由父亲戮力恶补的论语、孝经的教训还铭心刻骨，至今半字不漏，真是奇迹。某夜有好事者对先知说：“你看这小家伙怎样？他常来这里的。”定先生向我笑了一下，提起食指，悠然侧手道：“小儿无定相。”我虽然觉得万分遗憾，但以后想起那五字名句，也感到是已获异人一言之赠了。
梁锡华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影响最大者是对“与抗战无关论”的重新评价。为这个问题，梁实秋背黑锅，被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梁锡华不受成见的束缚，最早起来为梁实秋翻案。他在1980年6月赴巴黎参加抗战文学研讨会时，提供了一篇用英文写成的专讲梁实秋抗战时期散文的论文《风暴之眼》，提到了“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认为梁实秋并没有反对写抗战的作品，而是主张抗日时期也可以写一些与抗战无关的作品。这是在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左翼文人批判他是出于一种误会和曲解。为此在会上引起不同意见的交锋。有人猜想梁锡华有意与流行看法唱反调，是受了某方的金钱和利用而持矛飞往巴黎存心冲刺闹事；也有人怀疑他是梁实秋的亲属，奉命替同宗前辈上阵厮杀。会后回到香港，亦有人在报上向他施放暗箭，但梁锡华不顾个人荣辱，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评说历史，这就是夏志清在研讨会上对记者说的“小梁挑大梁”这一典故的由来，也是余光中序题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