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读者有“张迷”,台湾的作家写作时有“张腔”,张爱玲在台湾影响之巨大,是大陆作家难于想象的。从未到台湾定居只旅游过一段时间的张爱玲,是朱天文等作家心中的偶像。从20世纪50年代《秧歌》被引进宝岛后,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地位与日俱增。她在台湾造成的影响,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比拟,以至1999年评选台湾文学经典时,错把这位上海作家当成台湾作家,她的《半生缘》居然入选。
台湾文坛对张爱玲的评价,首推美籍华人夏志清1957年在《文学杂志》发的两篇专论,后来夏氏又将张爱玲写入《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便为张爱玲研究打下基础。其后水晶、唐文标、张健、高全之等人出过研究专著。郑树森在发掘张爱玲电影成就和旅美生活等方面很有建树,王德威关于“祖师奶奶”和“张派传人”的一系列论述也影响广泛。余光中不是专业评论家,更不是张爱玲专家,但他在香港任教期间,一直对张爱玲现象非常关注。
一提到海外作家写中国大陆的生活,人们马上会联想到陈若曦。可据余光中的阅读经验,他认为这类小说的奠基者应为张爱玲。张爱玲1954年在香港出版的《秧歌》,描写了50年代初上海附近农村发生的饥荒悲剧。张氏的另一部《赤地之恋》虽然比不上《秧歌》完整而贯穿,但探讨制度的本质与表现知青的幻灭上,仍具咄咄逼人的力量,在同类小说中,一点也不逊色。只是这些作品侧重写了大陆生活的阴暗面,又由于有“绿背文化”的背景,因而被内地许多评论家所否定。柯灵否定时称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其实张爱玲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去过农村。虽然时间很短,但有无农村经验对作品的优劣好坏起着重要的作用。
内地最早肯定《秧歌》的是《张爱玲传》的作者余斌。他认为《秧歌》所写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相当真实可信”。请看《秧歌》第十一章中的这一段:
农会里通过一项决议:在新年里,各村都要去给四乡的军属拜年,送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绸,由秧歌队带头,吹吹打打送上门去。每家军属门上给贴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光荣人家”,贴的时候再放上一通鞭炮。家里没有养猪的人家,就折合现钱,此外还有买爆竹的钱,每家都要出一份。
这里说的“四十斤”,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不论贫富家家摊派,完不成任务就以不讲政治和不爱国相要挟,这是真实的。书中写到的金根拿不出钱来,也没有米做年糕,王同志便拍案大怒。后来许多穷苦的人簇拥到设在农村里的政府粮库。在一片混乱中,有人打了王同志一扁担,王同志以自卫为由向人群开枪,金根受伤之余,他的女儿被惊吓的人群活活踩死。这里写的农村惨剧,比起“文革”时期的暴力抗摊派事件,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1996年,暨南大学的费勇在《张爱玲传奇》中也称赞《秧歌》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收获”,作品“从独特的角度表现一场震惊世界的大革命”。余光中对《秧歌》的肯定比这些内地的评论家早十多年。他在《断雁南飞迷指爪》中指出:张爱玲的大陆经验“一共不过三年,却能凭观察、资料、思考,和惊人的想象,剖析出大陆经验的真相。”余光中这样比较张爱玲与陈若曦:同样写大陆经验,张爱玲三年有成,并不比陈若曦的七年薄弱。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长篇小说分量都很重,但迄今陈若曦的成就仍在短篇,自传性的《归》不太成功。张爱玲的小说广泛而深入地描写农民,也颇能刻画大陆干部,这两方面,尤其是前者,陈若曦尚少处理,所以夏志清也指出《任秀兰》对高干的描写,显得简洁而零碎。两人相比,张爱玲似乎更能进入他人的世界。在风格上,陈若曦这些后期作品有意走平易朴实的路线,叙事、对话、写景,甚至心理分析,笔墨都很干净,点到为止,绝少铺张。这种返璞归真、敛到好处的手法,正是作家成熟的表现。在语言上,她也只务平实,不事新巧,有意承接30年代的写实风格,但句法清纯,出语自然,四字成语用得颇多,有时甚至还带点旧小说的句法和词汇,绝少三十年代西化白话文之病,真看不出作者原来出身外文系,受过存在主义和意识流的洗礼。夏志清说在《尹县长》里陈若曦“走的是朴实、冷静的写实主义道路,生活已够恐怖,用不到象征手法的渲染”。陈若曦的低调确是一大成就,她的语气愈冷静,愈显得周围的世界荒谬而反常,她愈“顺受”,读者愈感到“逆来”的压力。张爱玲却不同。夏志清指出《秧歌》一改传奇时代的华丽作风,不但缩短句子和段落,而且节省了意象。可是张爱玲笔下的农民,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之下,无可奈何地表演一出不是儿戏的应景戏,寓怪诞于真实,却富有象征意味。这种“复象叠景”的手法,为《尹县长》所无。《秧歌》里的意象虽较张爱玲早期作品为少,却比《尹县长》里的用得大胆,显然有意创新。《秧歌》一开头的场景,意象层现,撼人心灵。先是有个女人向陡坡下泼水,“不知道为什么,这举动有点使人吃惊,像是把一盆污水泼出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然后镜头推近,让读者看到:
几只母鸡在街上走,小心地举起一只脚步来,小心地踩下去,踏在那一颗颗嵌在黑泥里的小圆石子上。
最后竟呈现这么一景:
太阳像一只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
这简直是绝妙的现代诗了。这些意象,虚实相生,象征而富感性,很有现代电影的力量。反之,陈若曦并不刻意创造自己的语言,她只求语言称职,不让惊人警句独出风头。她强调的是整体效果,不在乎句子单独看来不耐玩味。胡适在《秧歌》扉页上说该书“平淡而近自然”。其实《秧歌》冷中有热,平淡中有奇幻,阴沉中有喜剧的调侃,颇不简单。
余光中的评价是突破了狭隘的政治标准第一概念之后产生的。对此龙应台也说过《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哀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她还称这支淡淡的哀歌,“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对比回归现实、从极左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新时期文学,陈忠实的《白鹿原》、高晓声的《李大顺造屋》,便可感到《秧歌》的预见性和真实感。读完《秧歌》,也就读懂了张爱玲,方知余光中和龙应台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