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另一重头戏是评金兆的小说。
金兆，1931年广州出生。1950年从香港回国升学，195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在北京大学任助教。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从北京返回香港。他在余悸难安的同时，把26年在内地的生活经验写成小说。从1978年5月在台湾《联合报》发表《芒果的滋味》到1980年止，共刊出12个短篇，后结集为《芒果的滋味》，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一直关注祖国大陆动向的余光中，把金兆这些作品作为了解内地社会的最好教材。他将这些作品全部读完后写了《红旗下的耳语》，按时代的背景将金兆作品分成三类：第一类的题材来自“文革”以前，包括《又是中秋》、《母女》、《外孙》、《交心》、《顾先生的晚年》。第二类描写十年动乱，包括《先君遗像》、《芒果的滋味》、《考试的风波》。第三类描写“文革”后期和“文革”之后，包括《离婚》、《红华侨》、《丘家兄弟》、《追悼会圆满结束》。
金兆的小说极少写风花雪月，缺乏卿我柔情，主要是写红旗下的耳语尤其是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反映了人性的矛盾和善恶爱恨的交缠。余光中复述了这三类作品的故事及其主题后，作了逐篇的评点。他认为，题材广泛，手法丰富，是金兆小说的一大特点。海外作家反映大陆社会的小说，以张爱玲和陈若曦的五部最著名，可惜张爱玲只写到1952年为止，陈若曦要到1966年才出现，这中间的14年基本上是空白期，现在由金兆来承前启后，加以弥补，可扩大海外读者对大陆社会的认知。在金兆的12篇作品中，有四篇写的是反右派和反修正主义运动，这些题材过去很少人写到。
余光中的强项是诗、散文、评论、翻译。他不以小说创作著称，但对小说技巧仍有钻研。他在阅读与研究金兆作品过程中，对小说家的技巧做了很好的剖析：通常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在对话和叙事，这两方面写好了，小说便逼近戏剧。叙事之中往往附带了写景，抒情，和议论，但不能太多，否则情景太多，就近于诗，议论纵横，又近于散文；似诗，则太朦胧，似散文，但点题太明。金兆的小说最长于对话，对话之中最长于思想斗争的述语，每能刺中教条之弊。在剖析极左思潮方面，他下的功夫比陈若曦较深，但有时落入言诠，稍欠含蓄。成语用多了，会妨碍思想和经验的精确性与独特性。金兆的叙事尚为称职，成功的时候也颇有可观，但抒情与写景则非所专擅，不能减低气氛与感性，也损及故事的地方色彩。不过，不像陈若曦有丰富创作经验的金兆，能写出《顾先生的晚年》这样深沉的作品，其潜力不可低估。而他的初步贡献，也足于使人刮目相看。
内地的“文革”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弱项，一是因为“文革”文学和“文革学”一样，多年来是一个学术禁区。一旦禁区打破，又找不到相关的史料。或有这些史料，却没有解密，无从查阅。另一方面，还因为人们对常态性的文学较重视，而余光中作为中国台湾的学者型作家，他对非常态的文学十分关注，且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必要的理论准备，并有与陈若曦、金兆这些研究对象相契合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因此，他不但对内地而且对海外的伤痕文学、“文革”文学的研究，能上升到一定的学术层次。尤其是他比较海内与海外、张爱玲与陈若曦、陈若曦与金兆之间的异同，这本身就是一项创造性劳动。拙著《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设有余光中的专章，但来不及把这一点写进去，现在算是一个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