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余光中诗书人生
9068800000059

第59章 使缪斯掩面叹息的“政治卡通”

在“文革”前,内地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还要求作家能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系从苏联引进,且不说引进时未能很好结合中国的实际,单说创作方法能否加上“主义”的限制词,诸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这还是个疑问,因而内地多年对这种创作方法的科学性争议不休。身居台湾的余光中当然不会相信这种理论,更重要的是他还一直未见到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出来的扛鼎之作。

鉴于“十七年”时期政治运动不断,极左思潮泛滥,故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前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为批判《武训传》、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斗“走资派”做政治图解。余光中在《分水岭上·断雁南飞迷指爪》称这类“主题先行”的作品为:“论主题,则一目了然;论语言,则千口同调,读第一句就猜到第二句,读首段就知道结局:这样的作品,我倒有一个名称——‘政治卡通’。”

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余光中在台湾很难读到大陆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出来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阅读用政治催生出来的“工农兵文艺”则不难。他对这类作品所使用的评价标准当然不会是“党性”、“人民性”,而是梁实秋当年提倡过的“永恒性”。正是从“永恒性”出发,余光中认为这些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的作品,艺术生命力很有限,“就连各领风骚数十年往往都不可能”。

余光中读书读得很仔细,像《白毛女》这样的“红色经典”,他既读过初版本,又读过修改本。他比较了一下,认为初版本让女主人公被动地逃难更符合生活真实,而修正版中为了强调白毛女的阶级斗争觉悟,让她主动为军人服务,这便有政治宣传的味道了。

在“文革”前,小说本身担负着过重的政治使命。说来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当时那些触及时事的小说——如50年代初期马烽写的《结婚》和谷峪的《新事新办》,以及1954年李准发表的《不能走那条路》,均是由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全国人民推荐而引起轰动效应的。那时,小说被看成是调查报告、时事或政策说明书,甚至被抬高到“制造推翻一个政权的重要舆论工具”的吓人高度。结果,小说不再成为小说,或虽曰是小说,但由于它所表现的主要是政治生活中重大争论问题,便不自觉地掩盖了它对自身的思考,这就难怪余光中对这类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提出疑问。的确,“工农兵文艺”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新时期已从主流走向边缘。改革开放的到来,“文革”期间只有浩然一个作家的荒谬现象不再存在,从而终结了激进文艺的合法性统治。

内地作家根据政治形势需要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是基于江青这种“理论”:“一件艺术品是永远不会有完成阶段的,这就是为什么著名的《白毛女》虽已修改多次,还要修改的理由。”一件艺术品为什么要不断修改?说穿了,在十七年时期只是为配合政策和革命条文。修改作品不是为了精益求精,而是服从“首长”政治利益的需要,这就难免按政策条文图解艺术,故余光中读了这些作品后,觉得这种修改多半以失败告终。至于那些屡屡写诗歌颂个人崇拜的作家,缪斯只好掩面叹息。

余光中进一步指出:“役于政治的文学不但主题狭窄,手法粗糙,语言也往往生硬刻板,缺乏弹性与个性,更说不上什么风格。反过来说,语言的僵化正表示思想的僵化。”由于十年浩劫期间文科大学不再开办,年轻作家没有机会钻研中国古典诗文,对旧小说则是不屑一顾,读之甚少。这种情况,造成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大陆的白话文,距离文言的雅洁精炼日远,甚至也荒废了旧小说那种文白交融的语体”。但另一方面却滥用术语,副词、形容词、代名词、前置词片语用得不规范,像“基于革命的需要”、“通过广泛的认识”等西而不化的夹缠句法,余光中读起来很不习惯。余光中的挚友梁锡华对内地滥用“搞”字十分不满,诸如“搞革命”、“搞生产”甚至“搞对象”,认为这样“搞”来“搞”去只能说明词汇贫乏。在余光中看来,30年代作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多数人已封笔,即使不封笔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黄金的成熟年龄都在“搞”政治运动和写检查交待中白白浪费掉了。忠奸对照、爱憎分明的线性思维,使小说的人物显得很“卡通化”,一览无余,不耐细看,也不够真实。

余光中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创作,是因为一旦年年月月讲阶级斗争,写人物必然会脸谱化:“无产阶级自然是善良的,地主或资本家自然邪恶,小资产阶级自然被温情所蔽。但用人性来衡量人物时,正负两极之间就出现颇为广阔的可黑可白、亦黑亦白、或无所谓黑白的灰色地带。”君不见,“文革”前银幕上出现的英雄人物,大都是挺胸凸肚,怒目圆睁;奸恶之徒不是鼠目獐头,就是龇牙咧嘴;正面人物也尽多咬紧牙关,独承重任,而一遇阻力,立即请示上级。在这种情况下,余光中从艺术规律出发提出批评意见,表现了他独特的眼光。这种把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当作文艺工作者“根本任务”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文革”前邵荃麟、黄秋耘就反对过,但很快遭到批判。余光中重提这个问题,是希望大陆文艺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尤其是不能忽视“灰色地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