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下台不久，北京作家刘心武率先在权威刊物上推出了短篇小说《班主任》。由于作品大胆尖锐地揭示了十年动乱留给青少年的精神创伤，因而引起广泛关注。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后被评论家誉为开一代新风的作品。当时，写“文革”阴暗面的作品还有张贤亮的《吉卜赛人》、莫应丰的《竹叶子》、卢新华的《伤痕》，以及刘心武本人的《爱情的位置》。这些作品，后来被通称为“伤痕文学”。
台湾对“伤痕文学”的介绍，始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当时不少台湾评论家不是从人道和伦理学的意义上分析，不认为“伤痕”一词着重于情感的破损与伤痛，而是从政治角度拔高“伤痕文学”，认为这是“抗议”社会主义的文学。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类“伤痕文学”全是在官方即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的，作家的立场和态度均没有违反主流话语。故这些台湾评论家称刘心武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是“抗议文学或觉醒文学”，是意识形态挂帅的结果。
和这些作家不同，余光中对“伤痕文学”的批评主要是从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出发。他认为，像1978年底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伤痕》，在不到两页的《前言》中，“四人帮”一词出现的频率高达五次，这就没有必要。对被誉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一再把天下之恶全部归结为王、张、江、姚四人，这是一种“粗糙而省事的二分法”。的确，当时把公共汽车上的扒手也归结为“四人帮”的流毒，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但余光中对大陆新时期文学是看好的，他并不想全盘否定《伤痕》。相反，他认为此书“确能反映一部分的大陆经验”。但他认为，“伤痕文学”没有挣脱为政治服务的框框。《伤痕》的“前言”反复强调说：“这批作品大胆砸碎‘四人帮’设置的道道枷锁，再不是什么‘从路线出发’‘三突出’那一套。它们提出并回答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初步改变了小说创作题材单调的局面，使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密切了。”。可余光中认为，书中的小说过于直来直去，政治说教大于艺术形象。小说的风格不是炉火纯青，而是仍然停留在稚嫩的阶段。《班主任》写到的小混混宋宝琦和以左派自居的谢惠敏，都是“四人帮”愚民政策所造成的，“一种前所未及的，对‘四人帮’铭心刻骨的仇恨，像火山般喷烧在张老师的心中。截至目前为止，在人类文明史上，能找出几个像‘四人帮’这样用最革命的逻辑与口号，掩盖最反动的愚民政策的例子呢？”这不像小说语言，倒像是大批判语言的翻版。还有，作品中出现“张老师想到‘四人帮’已经被扫进了垃圾箱，想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在短短的半年内打出了崭新的局面……”也属政论。余光中用统计学的方法评论这篇作品，认为只有29页的《班主任》，“四人帮”一词竟出现了三十次，这就减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批判“四人帮”而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这种现成的二分法议论，在《伤痕》一书的其他作品中一再重复。这在当时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余光中看出了这类作品的历史局限性，这不失为一家之言。内地评论家2005年在重评伤痕文学时，比余光中迟了10多年才指出这种文学在持续不断产生社会轰动效应的同时，在艺术上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效果，如公式化、概念化等，并指出人们过去对伤痕文学的评价太高，过于笼统地肯定它的历史成就，而对其存在的问题缺乏具体分析和必要的批评。
余光中阅读内地的书报多，熟谙神州大地的习惯用语，他用“忆苦思甜”概括伤痕小说的主题思想。他还将其与“文革”前的小说作出比较：
“文革”以前的小说是忆解放以前的苦，“四人帮”以后的小说是忆“文革”之苦，但其否定失势派而肯定得势派的基调，总是不变的。1979年2月，剧作家陈白尘在南京大学接受威斯康辛大学访问团的访问时，曾说“四人帮”下台后，中学教师刘心武的著名短篇《班主任》是第一个出现的好作品，写的是“四人帮”统治下青年学生被毒害的故事。
余光中对这位剧作家的看法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充满政治术语的《班主任》就可称为优秀之作，那今日大陆的文艺就很难前进。余、陈两人的分歧在于陈白尘是把《班主任》与“文革”时期出现的《虹南作战史》、《牛田洋》作比较，而余光中的视野更为宽广，他是从境外的读者眼光看，认为“伤痕文学”仍未跳出政治挂帅的框框。所不同的是，从前的作品是为斗“走资派”服务，而现在门庭改换，改为批斗“四人帮”服务罢了。批判对象固然起了质的变化，但这种作品仍属“服务型”文艺，因而余光中称这种小说“写作的技巧仍欠锤炼，称不上什么艺术品”，也就不难理解了。余光中这种低调评价，其目的是通过重返文学现场，进一步了解当年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越那些覆盖在文学史表面的夸张和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客观和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