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登上诗坛的臧克家，得到闻一多、王统照的热情指导与精心栽培。他创作的《难民》、《老马》等诗作，以精炼的诗句表现了旧社会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长诗《罪恶的黑手》，揭露了帝国主义欺压人民的罪行及其伪善面孔，是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性作品。
臧克家的创作态度一贯严肃。在《新诗片语》中，他说：“诗是容不得虚假的，一点浮矫的情感，一个生硬的事实（没深切透视过的）掺杂其中，明眼人会立即给你个致命的挑剔。”他又说：“现在，我们向诗人要求的诗句，不是外形的漂亮，而是内在的‘力’！因为时代是在艰困中，我们需要大的力量！力，不是半空中掉下来的，他是从生活中磨出来的！所以，一个诗人必得认真生活，然后才能使得诗句光芒四射，灼灼逼人。”在对格律认真的方面，他曾受新月派的影响，他本人也师出新月派，但不同于徐志摩们。他的诗根植在诗的泥土里。他的坚韧的生活态度，对青年作家影响很大。正如他在《生活》中所云：
……
灾难是天空的星群，它的光辉拖着你的命运，希望是乌云缝里的一缕太阳，是病人眼中最后的灵光。
……
在人生的剧目上，你既是被排定的一个角色，就当拼命地来一个痛快，叫人们的脸色随着你的悲欢涨落，就连你自己也要忘了这是做戏。
你既胆敢闯进这人间，有多大本领，不愁没处施展，当前的磨难就是你的对手，用尽力气去和它苦斗，累得你周身汗毛都擎着汗珠，你咬紧牙关不敢轻忽，……这样，你活着带一点倔强，尽多苦涩，苦涩中有你独到的真味。
1949年2至8月，余光中在厦门大学外文系读书。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在厦门的《江声报》、《星光日报》发表了七首新诗、七篇评论和两篇译文，其中《臧克家的诗——〈烙印〉》写得有见地，是研究余光中早期文学观的一篇重要作品。
在写这篇论文前，余光中认真读过闻一多为《烙印》所写的序言。在这篇序文的基础上，余光中更详尽地论述了臧克家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及其创作特色。
余光中认为，五四以后的新诗，多数在气氛上或意识上，仍摆不脱旧诗的调子，只能算是旧诗的翻译。至于有些学西洋诗的，也往往只吸收了浪漫派伤感的一面，两者离理想都还很远，而臧克家与这些新诗作者不同，其诗属于“沉着而有锋棱”的前进号角：
从他的诗里，我们找不到旧诗人的惆怅和闲逸，或某些新诗人的强调和神秘。在内容上说来，他的诗——正如他自己所希望的——一面暴露了现实的黑暗，一面却讴歌着永恒的真理。形式方面，他的诗打破了传统的羸弱的形式而发挥出散文化的有旋律的力量。
余光中进一步论述了《烙印》的特色：
一是严肃的创作态度。关于这一点，闻一多说过臧克家的诗绝非那些“带着笑脸，存点好玩的意思”的人所能写的。余光中进一步补充说：更不是那些做出一副苦脸，想借以表示或博得同情的人所能写的。因为他的诗是真情的流露，就有同情，也只是同伴的同情，而非“塔里人”对“塔外人”的同情。他写妓女、工人、难民、车夫等，是那么深刻！写生活、希望等又是那么坚毅而且勇敢。
臧克家的诗之所以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农民悲苦生活的描写上，是因为他的写作是童年所经历和为之震撼的不吐不快的农村生活。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对命运悲惨的农民，他确实是含着眼泪苦吟，蘸着浓情把它写在纸上的。他深深地同情农民的遭遇，为他们打抱不平，为他们鼓与呼。
试读臧克家的新诗《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头望望前面。
短短八句，写出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层层重压下含辛茹苦、屈辱深重的境界，用象征的手法无情地揭露了剥削者，对有泪只往肚里咽的善良农民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余光中早期的诗作便受了臧克家的影响。如《舟子的悲歌》，就有不少篇幅写瞎子、船夫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
二是强有力的旋律。如果把朱湘、卞之琳的作品比作小提琴，余光中认为臧克家的新诗就好似交响曲——而且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不可能用轻快低婉的调子来吟他的诗，只能用深沉而响亮的调子来朗诵，这和马凡陀山歌又有所不同。余光中每次读臧克家的诗，总觉得周身的血被激起一阵阵的潮在涌进。像“跑去田野听禾稼刷刷地长”和“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等句子，是何等铿锵有力！
三是善于炼字。“臧克家善用字，尤善用动词，最善用一字的动词。他用的字往往来的险突有力。”如“一根汗毛，挑一颗轻盈的汗珠”中的“挑”字，便是炼字的典范。
的确，臧克家最善于运用的是动词。如《洋车夫》：
一片风啸湍激在林荫，雨从他鼻尖上大起来了，……
这里的“大”字就用得很妙。又如《神女》：
她会用巧妙的话头，敲出客人苦涩的欢喜，……
这里的“敲”字也用得很生动。再如《生活》：
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周边，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
这里的“埋伏”也用得很形象。
最著名的是《难民》中的“黄昏还没有溶尽归鸦的翅膀”，此“溶进”先写成“扇动着”，复改为“辨得出”，最终定稿为“溶尽”。这“溶尽”，不但再现难民逃到的古镇由暮入夜的过程，更道尽了比“归鸦”还不如的无“巢”可归的难民的心绪越来越黯淡的过程。
臧克家这种凝炼乃至雕琢的语言风格，也深深影响了余光中，正如杨景龙所说：余光中80年代以前诗歌的语言风格，总体上也是琢炼清雅的，他早期的《老牛》（系模仿臧克家《老马》，但能自出新意）有句“辣鞭子在麻腿上刷刷地抽”，《算命的瞎子》有句“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已经相当注意炼字炼意。到《莲的联想》时期，他更是倾尽心力经营语言。
四是散文化。余光中认为《烙印》中二十六篇诗里有半数以上的作品，都是有着适度的散文化而不分节的。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在当下诗歌理论界，新诗“散文化”是个贬词，指语言松弛和诗质稀薄，属张力的消失。而余光中这里讲的“散文化”，不带这种贬义，而是指“诗应从散文借来力量和形式，以求适合现实（因为散文比诗接近现实），而不是说诗就要等于散文，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像竹竿上的晒衣裳似的，把散文一行行的挂起来，臧克家散文化的诗很少这种毛病，因为它紧凑而不松懈。”
五是美的诗意。臧克家的诗之所以能经得起时间的筛选，不仅是因为内容具有积极的人生和社会意义，对苦难的民众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还在于他的作品诗意浓郁，充实而有光辉。余光中举例说：“雨从他鼻尖上大起来了”和“静波上把冷梦泊下”等句子，没有灵感是写不出来的。他如“一阵叹息，黄昏更加了苍茫”，我认为不让于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支橹，曳一道水纹，驶入了深色的黄昏”，我认为不让于柳宗元的“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臧克家的诗》未收入余光中的任何文集。即使是编《余光中文集》时，余光中也弃而不用。哪怕是“文集”末尾附录的《未收作品存目》，也未见此文。也许作者悔其少作吧，但这是研究青年余光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很有史料价值，系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朱双一于1995年从旧报中发现。当时笔者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连忙把一消息告诉北京的臧克家，臧氏很快地给我回了一封信：
远清：
来信收到，看到余光中先生评文，甚喜。在前几期《文学报》上的一篇访问余光中先生的文字中，余说：1949年他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一年级，特别爱我的诗。他的写作，也受到了我的影响。《访问记》所记余的说法，与他评论《烙印》完全一致。从李元洛同志的口中（十年前？）得知余光中先生的诗，他读了《乡愁》还有霍去病断句，我甚欣赏！他的其他诗我没缘读到。近十年来，他的诗论与创作倾向，我不甚清楚。他的这篇评文，我想把它放到为我九十生日而编的“论文集”中去……
你近况如何，几时由港返校？谢谢你查得光中先生的这篇评《烙印》。这是很难得的，不期而遇！
好！
克家
在床上
1995年。8.12.
这里说的由笔者发现应为朱双一发现；“论文集”系指郑苏伊、臧乐安编《时代风雨铸诗魂——臧克家文学创作评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臧克家晚年和我交往密切，仅书信就给我五十多封。他对笔者研究台港文学非常关心，多有告诫。当他得知余光中早年对他赞赏有加时，自然分外高兴。不过，他未看到余光中后来对他在1949年后写的应制诗的尖锐批评。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