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去香港前，已出版《掌上雨》的评论专集，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坛的批评家地位。到香港后，他远离了台湾文坛，又转系改行，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讲授《中国新诗》、《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和硕士班的《新文学研究》。由此获得机会，躲在书斋中潜心研究“五四”以后三十年间的新文学。在他用过的教本上，每页都有密密麻麻的红笔眉批，稍加整理后就发表了重评戴望舒、闻一多、郭沫若、朱自清四家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对坊间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著作的回应。他认为，内地出版的新文学史，往往政治挂帅，偏于一党之言，而台港地区出的文学史则多半是流水账式的一堆史料，除了作家的生平和书目之外，对于作品本身，反而蜻蜓点水，走马看花，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犀利的评价。余光中重评新文学名家名作，就是为了超越这种“普罗八股”和“泛述草评”的局面，以建立学术的严谨。在重评过程中，他终于有惊人的发现：“早期的那些名作家，尤其是诗人和散文家，真能当大师之称的没有几位。”鉴于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几篇颇为青涩的“少作”一再盘踞在教科书、散文选、新文学史的情况，他于1983年大胆地提出“散文史也必须改写”的口号。
余光中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他在授课的同时，便实践起自己的“改写”新文学史的主张来。他改写的对象第一个是戴望舒。在《评戴望舒的诗》一文中，他首先肯定戴望舒的艺术成就：戴氏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旁采法国象征派诗的残芬，不但领袖当时象征派的作者，抑且遥启现代派的诗风，确乎是一位引人注目的诗人。接着，余光中对李金发和戴望舒的诗作进行比较：在诗龄上，“李金发前后不过七年，戴望舒却长达二十余年。其次，两人诗风之异，各如其名：‘金发’来自西方，‘望舒’出于古典。李的中文欠佳，偏爱使用文言，以致文白夹杂，不堪卒读；戴的中文较纯，文白并用，较能相融。李颇耽于异国情调，诗中简直没有中国；戴的诗中虽有中国意味，却往往陷于旧诗的滥调。照说诗人的散文不致太差，但李金发的散文，就我读过的一些看来，实在不好，令我对他的诗更加存疑。李金发的诗，人称象征派，他却自称神秘派。派别当然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李金发的诗，意象跳跃太过唐突，偶有奇句，但不足于成篇……大致说来，戴优于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也只是较李为优而已。戴望舒写诗的时间三倍于李，成就当然应该高些，可是就诗论诗，戴的成就仍然是有限的。”
戴望舒的局限，余光中认为一个重要表现是产量不丰。戴只出过四本诗集，其中还有重复之处。他写诗22年，平均一年才写4首，可谓十分寡产。同时，这80多首诗全为抒情短章，最长的《过旧居》也不到60行，因此，无论就篇数或行数均不够丰盛。
产量多寡，当然不是评判大诗人的唯一条件。诗境有无拓展，风格有无变化，更是不可忽视的条件。余光中认为，戴望舒前、后期的变化不明显，其作品虽然可细分为四大类，其实只有两类：第一类比较个人化，耽于虚无的情调，第二类比较社会化，具有现实的感觉。戴望舒的诗风，可用阴柔雅丽四字来概括，其语言弹性不够，20多年来看不出蜕变的痕迹，因而这两大类的作品不同之处主要是题材上而不是语言上，即是说，两类作品写的东西虽然有差别，但写的方式只有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包括艾青在内，许多人都肯定后期的戴望舒生活态度走向开放，余光中却认为戴望舒早期的象征诗风捕捉的弦外之音不够飘逸，探索的内心感觉也欠深刻，而后期写实道路走得也不够硬朗。如果与臧克家和艾青比较，戴望舒便显得有些做作。余光中以《心愿》第二段为例分析说：
几时可以再看见朋友们，跟他们游山，玩水，谈心，喝杯咖啡，抽一支烟，念念诗，坐上大半天？
只有送敌人入殓。
这几行诗命意肤浅，节奏松弛，语言没有经过提炼，末行文白杂夹，读起来很不顺口。另方面，调子不够高亢，“入殓”的形象也不够生动，为了勉强押韵使用文言词语“殓”，破坏了诗的艺术性。
戴望舒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真正圆融可读的很少。余光中认为，戴望舒的毛病出在意境和语言。比起徐志摩的气盛声洪来，戴望舒的作品显得柔婉沉潜，较为含蓄。这只是指他的成功之作，可惜他往往失手，以致柔婉变成了柔弱，沉潜变成了低沉。往往，他的境界是空虚而非空灵，病在朦胧与抽象，也就是隔。早期的成名作《雨巷》，在音调上的确比新月之作多一层曲折，难怪叶圣陶称赞该诗为新诗音节的一个新纪元。然而以今日现代诗的水准看，《雨巷》音浮意浅，只能算是一首二三流的小品。
余光中又说，戴望舒作品的意境，除了空洞外，还过于低沉。人生原多悲哀，写人生，往往也就是写人生之悲哀。可悲哀并不等于自怜自弃，向命运投降。真正的悲剧往往带有英雄的自断，哲人的自嘲，仍能予人清醒、崇高、升华之感，绝不消沉。大诗人的境界，或为悲壮，或为悲痛，或为悲苦，但绝少意气消沉。戴诗的悲哀，往往止于消极，不能给人震撼的力量。以戴诗《我的记忆》为例，一位诗人长与“眼泪”、“太息”为伍，还要“凄凄地哭”、“沉沉地睡”，同时自己记忆所托的事物不外是“破旧的粉盒”、“压干的花片”、“凄暗的灯”、“颓垣的木莓”，可说在颓废之外，又多了一层脂粉气息。这种脂粉气，在戴诗之中举不胜举。
戴望舒的语言，余光中认为控制不够，不是陷于欧化，便是落入旧诗的老调，能够调和新旧融贯中西的成功之作实在不多。以上面说的那首《我的记忆》为例，全诗32行，记忆的代名词“它”字竟用了20次之多，“的”字用了34次，显得累赘。同时，句法不但平铺直叙有如散文，而且一再重复，显得十分呆板。艾青在《戴望舒诗选》的序中，称赞这首诗“采用现代的日常口语，给人带来了清新的感觉”，足见艾青对于何为口语，何为纯净中文，也认识不清。其实艾青诗中欧化情形之严重，更甚于戴，大巫看小巫，当然看不出毛病来。
对戴望舒《村姑》这首诗，余光中认为构思和布局均有可取之处，可语言冗长而生硬，读起来像西洋诗的中译。一共只有24行，却有12个“她”，一个“他”，9个“她的”，一个“他的”，一个“它们的”，共为24个，平均每行一个代名词；其实多半可以删掉，这样做不会损害原意的表达，而且可以净化语言。其次，形容词用得太滥。为此，余光中在诊断完欧化之病后，把《村姑》作了重写。改过后虽然比原作眉清目秀，但还称不上优秀之作。因余光中只是按照作者原意去芜存菁，删多于改，并无脱胎换骨之意。《村姑》原诗的缺陷太多，使余光中感到改不胜改。
余光中这样大胆“篡改”前贤的做法，引起港台文坛一些作家的强烈不满。香港一位诗人化名“余好问”，仿效余的做法，将余的精心结构之作《白玉苦瓜》、《北望》等诗强行修改。蓝海文后来出版的《现代诗手术台》，赫然也有改余光中诗作的篇什。这些改者一是不赞成余光中擅自修改前辈诗人的“犯忌”做法，另方面，也认为余光中的诗行不见得十全十美，确有值得修改之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诗标准。如果都用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人，那必然会造成诗坛的混乱。
余光中评戴望舒的文章发表后，香港《当代文艺》（简称“当文”）总123期发表了不少讨论余光中《白玉苦瓜》和为余光中改诗的文章。余光中读了后，给该刊主编徐速写了一封信：
速兄：屡承惠赠贵刊，并嘱为当文撰稿，甚为感愧，惟恨近日俗务缠身，文债又久积成台，令人有笔不随心之叹。4月中旬，停课以后当较有暇放下粉笔拾起钢笔也，一笑。
一连两期在当文上拜读了现代诗论战专辑，对于贵刊重视现代文学批评之精神及博采无私之胸襟，十分倾心。正反双方之文章，水准不齐，其中固亦有警策之见者。保守人士贵古贱今，盖亦由来已久，老杜岂不有“轻薄为文哂未休”之叹乎？今人之作能否传后，尚有待于诗选文评之青钱万选与乎时间之最后裁定，恐非某时某地某人之某篇文章可以遽加定论。香港在现代诗运动上起步较台湾为晚，宜乎时至今日仍屡见冷嘲热讽之文，但在台湾文坛，此种敌视气氛早已过去，现代诗集再版三版，亦为常事，现代诗朗诵会及演讲会，亦动辄号召三、五百人，即弟之诗所谱《中国现代民歌集唱片》，去年10月问世以来，亦竟三版矣。香港之现代文学，在当文之大力鼓吹下，希望亦能打开新局面。至于论战专辑中涉及我个人成败之议论，其尤为溢美者，令我既感且愧，其指摘非难者，亦有益于我之反省自策也。现代诗人本身亦多病态，无讳言，进步之道，乃在不断之修正与创新耳。糊此即颂
编安
弟 余光中拜启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
在内地，对余光中重评戴望舒质疑的文章也很多。作为一种学术讨论，这是正常的。但应该承认，余光中的文章也有矫枉过正之处，尤其是以批改学生作文的方式修改前贤的诗篇，会授人以柄，认为这种做法是显示自己比戴望舒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