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曾说，60年代初期是“我的文星时代”。这里讲的“文星”，系指萧孟宁夫妇于1952年在台北开的一家以“文星”命名的书店，另指创刊于1957年11月15日的《文星》杂志。这本侧重学术文化的杂志，以“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为宗旨，其内容很像美国新闻处办的《今日世界》，以报道新知或其他重大事件为主，设有校园之声、文学评论、时事评论、艺术、现代诗、电影、人物等栏目。书店开张十年，杂志办了五年，均显得平淡无奇，未能鼓动风潮，造成声势。直到中西文化论战暴发，《文星》成了主战场，各路人马纷纷在该刊发表不同意见，尤其是李敖所发射的《老年人和棒子》、《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三颗重磅炸弹，《文星》一时洛阳纸贵，才有了真正的生命。
余光中虽然不像李敖那样在《文星》出尽风头，但他也是《文星》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获取台湾文坛的通行证，主要靠的是“文星”。他先后在文星书店出过两本诗集L《莲的联想》和《五陵少年》，三本散文集：《左手的缪斯》、《掌上雨》、《逍遥游》。余光中在出版自己的作品时写下了这样的广告词：“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这里说的“赛马”，一点也不夸张。余光中除主持《文星》诗页外，从1962至1965年的许多重要诗作和文章都在《文星》发表，如颇具冲击力的《下五四的半旗！》。
在《文星》月刊出版六周年之际，余光中写了《迎七年之痒》，祝贺《文星》迎来它第七个春秋。他这样高度评价《文星》的出现：
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月刊，居然打出了好几张王牌。《文星》的出现，是近年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奇迹。用化学元素比喻，它是稀金属，是镭，是精神癌症的克星。用血型比喻，则它是新血型，是C型（Courage）。《文星》是勇敢的，它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只要看准了，往往全部show hand，决不逃避。
接着余光中将《文星》的风格概括为“年轻”、“独立”，这里说的独立且超然的精神，正是《文星》的精神。他郑重地宣告：“知识青年正等待《文星》以全力支持第二个五四”，即支持当时初具规模的在中国台湾轰轰烈烈开展的现代文艺运动。由于《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在定向方面言辞激烈，立论大胆，尤其是有“愤怒青年”之称的李敖的炮击式文章，一再触怒了党政要人，因而国民党当局先是查禁该刊98期，再处分其停刊一年，最后是用铁腕手段将其强行封闭。
在四年的“文星”风云中，落得“朝野双方，共同追杀”结局的李敖，眼看前路布满刀丛，似无靠笔杆子维生的活路，于是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把书款做本钱，然后改行去卖“李敖”牌牛肉面。
梁实秋十分欣赏李敖的才华，曾为其写书评。当他得知李敖被陶希圣踢出文献会工作无着落，暗中为其着急，并秘密写信给党政要人王世杰等帮其找工作，余光中则从中帮梁实秋传话。基于这种背景，李敖在1966年9月3日给余光中的信中云：
“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言，或是骇俗之举，但对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柝、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抹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入贵妃裤中，岂足怪哉！我不入三角裤，谁入三角裤？
李敖不仅决心下海经商卖牛肉面，而且钻研了商业知识，准备大干一场。他在给余光中的信中还写道：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宣纸的小折页册，正好可作签名之用。我盼你能在这本小册的前面，写它一两页，题目无非“知识人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之类，然后由我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最后挂于牛肉面锅之上，聊示“招徕”。此“启”只负责“赞助”，不负责牛肉面好吃与否或有毒与否，大家尽可安心签署，不必回家抱着老婆吓得睡不着觉也！
余光中接到李敖的信后立刻写了一段文字，为李敖卖牛肉面做广告：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
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面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唯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面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感情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
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这篇短文未曾收进余光中的各类文集，不仅很有史料价值，而且可供今日读者奇文共赏。
作为“文星”同一战壕的战友，余光中与李敖不仅有文字往来，而且有时还在一起聊天。
在李敖看来，余光中为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聊天时高级而有趣，尤其善于巧思。他看不惯余光中招朋引类、结党营诗。李敖这种看法，打上了文人相轻的烙印。他这里说的“结党营诗”而非“结党营私”，这有什么不好？“结党”，大概是指余光中参与发起组建蓝星诗社。其实，该诗社在同类组织中“党性”最低。即使不组社，不“招朋引类”，对才学均高人一等的学者、作家，他总要刻意贬低。不管李敖对余光中如何看，余光中还是把他当朋友对待，邀请这位文坛新贵以贵宾的身份参加台湾师范大学的“现代诗朗诵会”。余光中还拿梁实秋和李敖的文章在师大的翻译课班上试由学生翻译。试验的结果，是常用西化句法的李敖文章比梁实秋更容易翻译。余光中又请李敖到他的课堂上作了一次演讲。李敖认为这是拉拢他，余光中却觉得这是在尽一个朋友的义务。
后来李敖与余光中交恶。据李敖说，余光中和他的“老师”梁实秋一样是软骨头，对国民党血手封店不敢揭露，不敢抨击，反而在香港说“文星”停业不是政治原因而是经济不景气、不善经营造成的。为了报复“可恶”的余光中，过了十多年后，李敖受萧孟能夫人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违反著作权，因为他把卖断给“文星”的作品又卖给别人。李敖对余光中的评价是“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友、媚权贵、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
对李敖的“恶评”，余光中一直无言以对。他觉得跟这样目空一切的“狂人”论理，有如鸡同鸭讲。李敖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做斗士，像他那样不怕坐牢、杀头，一起向国民党冲杀，无论是梁实秋还是余光中，都不可能这样做。每个人的背景和处世方式不同，何况斗争要讲究策略。讲究策略，不等于就是软骨头，如余光中在“文星”查封后就曾写诗表示他的震惊和悲情。其中《黑天使》一诗，把“文星”比做在任何黑名单上均临危不惧的民主斗士；哀婉中有不屈的《有一只死鸟》，所体现的也绝不是什么软骨头精神。
2005年，李敖利用在香港凤凰卫视主持节目的机会，大骂余光中，说什么“你们大陆常常被骗，台湾一个骗子叫余光中，像余光中这种人在台湾可以招朋引类，大家就知道台湾的国民国文水平是多么坏，文化水平是多么低。余光中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有些人觉得他的诗写得好，我就不服这口气。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李敖对一位著名诗人进行道德指控是如此随意，如此偏激，使人觉得口出狂言的李敖说话不负责任。人到中年以后，成了资深书呆子的的余光中深悟论战之虚妄误人，对逆来的诬评不再接招。最近他只简单回应了一句：“李敖屡次诬我文章不通，我也只拈花微笑。因为当年请我这不通之人写《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序》的，正是李敖自己。”
如果余光中文章不通，2004年第二届华语传媒大奖评委也不会给余光中如下授奖词：
余光中的散文雍容华贵。他的写作接续了散文的古老传统，也汲取了诸多现代因素，感性与知性，幽默与庄重，头脑与心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散文的独特路径。他渊博的学识，总是掩盖不了天真性情的流露，雄健的笔触，发现的常常是生命和智慧的秘密。
正如《南方周末》记者夏榆所说：“跟余光中面对面，在切近的距离看到他额前稀疏的银发，看到他温和充满书卷气息的面孔，看到他瘦弱的手臂矮小的身体，听着他温软的南方的普通话，李敖的批评就显得独断而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