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60年代，就有人向余光中推荐曾任汪伪宣传部部长的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赞扬那是一部慧美双修的奇书。当时余光中看后，觉得文笔轻灵，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颇为脱俗，但是对于文字背后的情操与思想，则嫌其游戏人生，名士习气太重，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去甚远。
由于台湾有不少张迷，故爱屋及乌，许多读者对张爱玲的先生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与张氏相爱的过程津津乐道，认为很有看头。余光中称赞张爱玲的《秧歌》，但远不算张爱玲的崇拜者，对胡兰成更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余光中并不一笔抹杀胡兰成的文字才能。对胡的另一本旧书《山河岁月》，余光中读后总的感受仍是“憎喜参半”。不过，比《今生今世》少了“喜”的成分，多了“憎”的内容。在《山河岁月话渔樵》一文中，他“先说喜的一面。《山河岁月》的佳妙至少有二。第一仍然是文笔，胡兰成于中国文字，锻炼颇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遣词用字，每每别出心裁，与众不同。‘这真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事物条理，一一清嘉，连理论与逻辑亦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这样‘清嘉’而又‘婉媚’的句子，《山河岁月》之中，俯拾皆是。‘胡体’的文字，文白不拘，但其效果却是交融，而非夹杂。”第二个优点，在于作者的博学。从书中所运用的知识看，胡兰成学贯中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情风俗都有一定的认知，且能处处跟外国文化作比较，时有灼见。此外，作者可谓胸襟恢宏，心肠仁厚，对天地间的一切人物不是表尊重就是表同情，充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胡兰成对中国的历史一往情深，对中国文化也表示了高度的信任。
一个人的长处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会变成短处。就以胡兰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来说，他只见其精华，未见其糟粕。他如此全盘肯定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乍看起来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可余光中认为：“当作一种知性的认识来宣扬，则容易误人。胡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知性的指导’，可是在自己立论时，又摆脱不了民族情绪的束缚。本质上说来，胡先生学高于识，是一位复古的保守分子。”余光中还认为胡兰成理想的士不事生产，不食人间烟火，不与庶民为伍，其志却在天下的农业时代与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目前极需提倡的是民主意识与科学精神，而不是思古的幽情。读经可以叫大学生和研究生去做，但一般老百姓不用这样专门化，对他们来说，主要是做好手中的日常工作。
胡兰成当过汉奸，后受到法律的制裁。可他在《山河岁月》中仍不改对日本的赞扬态度。以有过抗战这一强烈而惨重经验的余光中来说，不会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任何好感，胡兰成在书中如此避重就轻并用模棱两可的口气叙述抗战，余光中无论如何不能认同下面一段文字：
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对其国家的信是这样的入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必还他一分礼……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并不克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沦陷区的和不像和，战区与大后方的战不像战。
胡兰成又说：
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着贤主人。他们其实连对于日本人也没有恨毒，而对于美国人则的确欢喜。
余光中对此评论道：这两段话岂但是风凉话，简直是天大的谎言！这番话只能代表胡兰成自己，因为在水深火热的抗战之中，他人都在流汗流血，唯独胡兰成还在演“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还他一分礼”的怪剧。也许胡兰成和敌有方，“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可是在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中，无辜的中国人却没有那么飘逸的“境界”。只因为胡兰成个人与敌人保持了特殊友善的关系，他就可以污蔑整个民族的神圣抗战说的是假话，打的是假仗吗？这么看来，胡兰成的超越与仁慈岂非自欺欺人？看来胡兰成一直到今天还不甘忘情于日本，认为美国援助我们要经过日本，而我们未来的方针，还要与“日本印度朝鲜携手”。胡兰成以前做错了一件事，现在非但不深自歉咎，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
评《山河岁月》一文是在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杂志《书评书目》上发表的。余光中在《青青边愁》中，称这是自己“‘讨胡’的首次战役”。当时余光中对才高于德的垂暮老人恻恻然心存不忍，未将书评投给大报副刊，不料竟触怒了出版此书的老板，事后不但国恨移作私嫌，且在该社的宣传刊物上删掉余光中的大贬，突出他文中的小褒，断章取义运用这篇书评。余光中认为，在民族的大节之下，一家出版社的荣辱得失不过是芝麻绿豆般的小节。那家出版社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自己父亲开办的，胡兰成那本书仍是要评的。余光中并不否认那家出版社出过不少好书，但这个污点必须擦掉，而不应采取逃避的态度。
这里讲的“那家出版社”，是指颇负盛名的远景出版公司，其老板沈登恩有出版界的“小巨人”之称。该公司有众多的第一：第一个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引进宝岛，第一个把倪匡的科幻小说引入台湾，第一个给出狱后的李敖出书，第一个在台湾推出《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还有第一个出胡兰成的书。“远景”出了胡书后，不但引发出余光中上述批评，还引起张爱玲的不快，这是原来未料到的。因而有浓厚“张爱玲情结”的沈登恩，永远失去了与张爱玲合作的机会。沈登恩与张爱玲通过几次信，曾谈及出书一事，终于功亏一篑，这是沈登恩的终生遗憾之一。
余光中当年批评胡兰成对日本侵略者持肯定态度，后来台湾在李登辉、陈水扁的误导下，不少人比胡兰成更露骨地宣扬日本为台湾带来“近代化”。余光中对此言论同样不以为然。他就曾公开著文对陈水扁“去中国化”及其媚日倾向表示了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