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余光中诗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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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为怡情养性读书

在资讯发达的时代,各类书籍如排山倒海奔来,任谁也读不完,这就要讲究方法。

美学大师朱光潜曾说,拿到一本新书,通常先翻一两页,如发现文字不够通顺,就激不起读的欲望了。余光中的读书经验也是如此。这不能认为是先入为主,因为文字都没有过关,怎能期望这位著者写出好书?当然,余光中更清楚,有些书文字不够流畅,内容却厚实,这也不可轻视;而有些文字流畅乃至生动的书,内容却浅薄,这亦不值得读。

余光中劝人们读书要读智慧之书。叔本华说过:“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一本书是否属智慧之书,值得人们再三诵读,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古代的文学经典之作就不用说了,今人的诗作也要看能否经得起读者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就余光中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歧王宅里寻常见”,读了几十年至少也读了几百遍,却还想再读,故赵翼说“至今已觉不新鲜”对余光中不适用。“其次,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资讯文章等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余,却时常一览不尽。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读来废寝忘餐的许多侦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后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这里将诗与小说比较,的确很能说明问题,但认为小说吸引人的地方主要不靠情节,则值得讨论。

读书有众多方法,其一是遵循教科书的指导去读书。这种方法常常发生在求学时期,如余光中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按照某本文学史的指导,鼓起勇气读完七百页左右的《虚荣市》、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毕业参加工作后,余光中读书就没有这么被动了,尤其是后来五马分“尸”——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读书的时间就少得可怜。另一种方法是精读与泛读相结合。像智慧之书,均值得精读。对《诗经》、《离骚》以及李白杜甫的作品,余光中均采取再三诵读的态度。正因为熟读精读屈原赋,所以当他看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白玉苦瓜时,便吟出“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这诗句是一种象征,“他那屈原般的对故国九死不悔的执着的爱,已全部凝聚到创造中国新诗艺术上,他要做承继屈原开创的伟大诗歌传统的‘肖子’,这是他作为‘茱萸之子’对乡土对祖国的大爱!”

精读有两种情形:一是主动精读,像雪莱、济慈、艾略特等人的作品,余光中随时随地读,自由度较大。二是被动地读,为完成评论任务或教课、翻译需要而精读。故评论家、教授、翻译家都是特殊的读者,被迫精读的读者。余光中在《分水岭上》曾说过一段妙语:“读者读诗,有如初恋。学者读诗,有如选美。诗人读诗,有如择妻。”作为精读者的余光中,他读诗时一会儿有如“选美”,一会儿又有如“择妻”。精读时最烦人的是软封面的平装书,由于反弹力强,使用时要用手去镇压。遇到写评论时需众多的参考书,就动员放大镜、墨水瓶、字典乃至台灯一起去压书。碰到这种情况,余光中说他恨不得自己的书桌大到像乒乓球桌,或是扇形桌,自己就坐在那扇柄的焦点。

“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这“不看完”不等于没有看,也就是说泛读过了。对一些大学者来说,泛读是精读的妥协。限于时间和机缘,许多好书只能草草掠过,无法深读。不过,这点头之交似的掠读,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因为一旦要精读,才能知道书的位置,很多精读正源于这种粗读,粗读之网撒得愈宽愈好。至于朋友送的书,有的由于内容不对路,或书名和装帧设计很俗气,根本激不起读的欲望;有的出于礼貌勉强接受下来,也不准备拜读,就是读也往往一目十行。

为解忧而读书。余光中认为:读诗,不失为解忧的好办法。不是默读,而是读出声来,甚至纵情朗诵。年青时就不用说了,就是到了晚年忧从中来时,余光中仍会朗诵雪莱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阴》,竟也有登高临远面向海雨天风划然长啸的气概。一旦朗诵完毕,余光中顿时感到胸口的压力减轻许多。但余光中更常做的,是曼吟中国古典诗词。忧从中来,五言绝句不足以抗拒。七言较多回荡开阖,效力大一些。最尽兴的,是狂吟起伏跌宕的古风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或“人生千里与万里”,当然要神旺气足,不得嗫嚅吞吐,而每到慷慨激昂的高潮,真有一股豪情贯通今古,太过瘾了。不过,能否吟到惊动鬼神的程度,还要看心情是否饱满,气力是否充沛,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尤其一个人独诵,最为忘我。拿来当众表演,反而不能淋漓尽致。1984年年底在台北,余光中演讲《诗的音乐性》,前半场空谈理论,后半场用国语朗诵新诗,用旧腔高吟古诗,用粤语、闽南语、川语朗诵李白的《下江陵》,最后以英语诵纳什的《春天》,以西班牙语诵洛尔卡的《骑士之歌》与《吉打吟》。可惜那天高吟的效果远不如平日独吟时那么浑然忘我,一气呵成;也许因为那种高吟的声调是余光中最私己的解忧方式吧。

为交友而读书。现代人时间有限,不可能维持庞大的通讯网。读书便是交友的延长。通常交友,只能以认识的人为对象,而这些人中可以做朋友的人并不是很多,至于读书,便可扩大交友面,包括交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异地乃至外国朋友,交健在的乃至不在人间的朋友,比如早已作古的莎士比亚,余光中居然可以给他写信;李白也早已仙逝,可余光中居然可以和他同游高速公路。“英国文豪约翰逊说:‘写作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过来说,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对学外文教外文的人来说,翻译也是解忧的良策。译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译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而如果那是一部长篇巨著,则分享的时间就更长,神灵附体的幻觉当然也更强烈。法朗士曾说好批评家的本领是“神游杰作之间而记其胜”;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之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武陵人只能独游桃花源,翻译家却能把刘子骥带进洞天福地。余光中译《梵高传》,就是解忧的典型例子。

为怡情养性而读书。这种读书方法,既不为求知所困,也不为功名所累,纯粹是一种休闲方式乃至娱乐方法。如果说余光中翻译《梵高传》是为了解忧,那么,翻译《不可儿戏》便能取乐。这出戏(原名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是王尔德的一小杰作,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像一个空水泡一样娇嫩”。王尔德写得眉飞色舞,余光中也译得眉开眼笑,有时更笑出声来,达于书房之外,家人问余光中笑什么,余如此这般地口译一遍,于是全家都笑了起来。1984年6月,杨世彭把此剧的中译搬上香港的戏台,用国语演了五场,粤语演了八场,丰收了满院的笑声。坐在一波又一波的笑声里,作为的译者余光中忘了两个月伏案的辛劳。

和怡情养性相联系的一种读书方法是不读书而“玩书”。作为一位资深的书呆子,余光中在读书的同时常常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的典雅,《现代丛书》的端庄,《袖珍丛书》的活泼,《人人丛书》的古拙,《花园城丛书》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的书)怪好闻的纸香味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玩书之所以是读书的一种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寓玩于读。乍看起来,书的内容未很好读进去,但玩书玩得多,余光中便相当熟悉这些未读进去的书。一旦要参考某一观点,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信手拈来。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如梵高的画集,康明思的诗集,就需要玩久了才能玩熟。

比起有些人的书房书籍整理得井然有序,余光中的书却摆得不那么整齐划一,有些乱像:不要的书就在眼前,需要急用的书却神秘失踪,等你不用时又突然出现。余光中常常在书海中为寻找一本书而不可得,便长叹一声说:“什么井然有序,根本脱序无序!”因而有人劝余光中把书整理一下,以便让其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可余光中回答说:“不可能,不可能!”对一位书呆子来讲,理书纯属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事,同时也消耗时间,影响写作进度。此外,理书对余光中来说还带一点回忆的哀愁:“诺,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1952年4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1959年于爱奥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读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凡是从事创作或科学研究的人,书都不可能放得整整齐齐。读书人宁愿书多得成灾,也不愿它少得寂寞。“从封面到封底,从序到跋,从扉页到版权的现实,书的天地之大,绝不止于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那美丽的扉页一开,真有‘芝麻开门’的神秘诱惑,招无数心灵进去探宝。”正因为余光中嗜书如命——“为学问着想,我看过的书太少;为眼睛着想,我看过的书又太多了。这矛盾始终难解。”所以书斋闹书灾是常有的事。鉴于许多书无处存放,故余光中曾对他的太太说:“总有一天,我们车尾的行旅箱也要用来充书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