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50年代是纪弦的时代，60年代诗坛成了余光中大展拳脚的舞台。
创世纪诸君子接过纪弦的火炬，将现代诗推向超现实主义的极端，一向甚为前卫的纪弦也为之摇头。他一气之下，于1965年提出要为中国新诗正名，过了一年又提出要取消“现代诗”一词，而洛夫们却乐意接棒，领导起现代诗的新潮流。乍看起来，60年代的诗坛是创世纪在执牛耳，其实由表及里地看，诗坛乃至文坛的主要焦点都离不开余光中。
余光中自称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诗风多变：1949—1955，他服膺的是新月派格律诗的诗风。从1956年到1960年，他开始向西天取经，走西化之路。由美国回台湾，却主张回归传统。长诗《天狼星》就是他这方面的实践。此诗通过自我，将海峡两岸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糅合在其中，作了视野宽广的抒情描写。作品发表后，余光中收到许多有赞有弹的读者来信，属于后者并形诸文字的是洛夫长达万余言的《天狼星论》。他认为：
一、现代诗作者应该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赖以作为创作基础的哲学思想”。什么是这种哲学思想呢？答案是存在主义。“在现代艺术思想中，人是空虚的，无意义的……研究人的结论只是空虚，人的生活只是荒谬……在现代文学中，我们常看到‘神圣’、‘光荣’、‘伟大’等等空洞的名词，这些对我们已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枷锁，它使我们痛苦，使我们虚伪，使我们变得丑陋。”接着，《天狼星论》的作者又引用海明威的话：“诸如光荣、勇敢、荣誉或神圣等抽象的字和村名、道路的编号、河名、部队的番号和日期等具体的字眼相形之下，前者显得秽亵下流。”基于上述的哲学思想，洛夫认为《天狼星》注定要失败。
二、另一构成《天狼星》失败的基本因素，是因为“《天狼星》饶有具象性，面目爽朗，脉络清晰，乃流于‘欲辩自有言’，‘过于可解’的事的叙述”。也就是说：《天狼星》不符合达达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论，意象与意象间，有比例、有发展、有统一性，没有做到“不合逻辑，不求读者了解”的地步。同时洛夫同意法国心理学家赫依波的看法，认为艺术创作可以分为经验的与直觉的两型，“前者的创作是先有一个主体，就这一主体作有意义的运思，运思完成而后有创作，创作而后有修改，这是传统的创造过程。后者的创作并非先有一个主意，而是广泛的酝酿，之后始有中心观念之涌出，再后始有此一观念的发展以及作品之完成。”由于《天狼星》是“拟就大纲的计划创作”，且属于前一种创作过程，所以它是“传统的”，“失败的”。
洛夫写《天狼星论》正值他研读和实践超现实主义的时期。他难免以自己的嗜好要求他人。蓝星诗社的另一理论家张健便认为，洛夫的推论纯是“观念中毒”的表现。鉴于洛夫的文章在措辞上对余光中的社会地位及其尊严有所损害，于是，余光中写了《再见，虚无！》作出回应，批评洛夫的文章体现了虚无思想：在这种颓唐的气氛之中，神、道德、社会、文化传统被全盘否定，最后被否定的是诗人自己的灵魂。这种虚无之风吹走了一切固有的价值，而又始终不能（或不愿）建立新的价值。无论用什么哲学理论来辩护，一种文学或文化，总不能建立在否定之上。这些虚无崇拜者生活在一个无所适从的“现在”，他们否定过去，因为过去只是文化渣滓的堆积，只是可耻的传统，他们否定将来，因为他们是绝望的。这样的“存在”毫无延续性……事实上，这些虚无崇拜者大可不必写诗，因为这样适足表示他们未能免于积极，未能忘情于文化。如果诗既不反映生活，也不表现自我，则诗究竟要表现什么？如果诗要反映生活且表现自我，则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自我是不可认识的，这样做岂非徒劳？洛夫的理论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说明人是“空虚的，无意义的，模糊不可辨认的”，在另一方面又指摘《天狼星》的作者“忽略了周梦蝶人格的与艺术思想的发掘”。既然人毫无意义，则我们何必斤斤计较“人格”与“思想”？接着洛夫又说：“周梦蝶是人，他生活，他写诗，他的智慧与我们的同样光芒四射，他突破传统藩篱的叛徒精神与我们的同样不为学院派所悦纳”。余光中非常惊讶于洛夫使用“智慧”这种传统而唯心的字眼。智慧而竟“光芒四射”？这究竟是浪漫主义的用语，还是存在主义的词汇？至于说周梦蝶具有突破传统的叛逆精神，则是违背事实的。……洛夫是崇拜现代文艺而唾弃传统的。可是他对传统了解得不够，因而他的扬弃传统相当武断。如果他曾博览古典，他也许会发现他所喜爱的虚无主义并不始于存在主义诸哲学家，甚至也不始于杜斯陀也夫斯基或屠格涅夫。
对赞成意象孤立和切断联想、拥护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洛夫，余光中无论对其理论还是创作均持否定的态度。他引洛夫《睡莲》中的一段：
或许这是最初的一瓣，晨光中
有人扛着一排白齿向墓地而去
任其成形，那美丽的不安
任死者染白了衣裳
余光中说：像这样的诗，当然没有《天狼星》那种“工整而准确”的毛病，但是就我而言，也似乎没有什么“可感”的东西。我完全不能把握这些字背后的实体。现代诗固然不是给“大众”读的，但至少它应该能满足一些“被选择的心灵”，一些同道。我可以很诚恳地说：对于读诗、译诗、写诗、编诗、教诗、评诗皆略有经验的我说来，《石室的死亡》中有不少段落实在难以感受——如果不是难于“了解”的话。我认为《石室的死亡》是一首甚有分量的重要作品，然而由于某些段落处理的手法过于“晦涩”（除了“晦涩”之外，没有别的形容词），乃使许多读者（本身即作者的读者），无法作恰如其分的感受，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余光中与洛夫在台湾诗坛均很有影响，两人的争论可谓是棋逢对手。那时洛夫以激进的现代派著称，在观念上比余前卫。由于洛夫觉得虚无问题过于玄妙和复杂，双方开战之日也就成了终战之时。两人后来还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洛夫在论覃子豪的文章《从〈金色面具〉到〈瓶之存在〉》中说：“数年前笔者曾秉着艺术良心写过一篇万余字的《天狼星论》的诗评，由于在措辞上对作者的由社会地位所养成的‘尊严’有所损及，致使作者大为震怒，为此我一直深感歉疚与愚昧。”在写于1977年元月的《洛夫诗论选集·自序》中，也说：“其中某些看法浮泛而零碎，至今读来自己都难免为之失笑。”余光中在出版《天狼星》所写的中亦说：“《天狼星》旧稿在命题、结构、意象、节奏、语言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毛病。”后来，余光中对《天狼星》作了程度不同的修改。
在《天狼星论》出现之前，还未有人写过这种严肃而规模大的现代诗评论。洛夫有偏颇的批评带动了后来者对现代诗严肃而认真的研究，并促使余光中提前与虚无再见，倒是这场论争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