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星诗社早期出了24种“蓝星诗丛”，后期也出了10多种“蓝星丛书”。这些“诗丛”和“丛书”，培育了不少诗坛新秀。就其规模来说，不亚于兄弟诗社甚至超过了某些以老大自居的诗社。由于诗社动作大，影响面宽，再加上这些诗丛中的不少诗难于索解，便遭到一些文学观念守旧人士的攻击与奚落。最典型的是苏雪林于1959年7月1日，在其《文坛话旧》的《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中，借谈李金发为名攻讦当今的新诗“更是像巫婆的蛊词，道士的咒语，匪盗的切口……”；“这个象征诗的幽灵传了无数徒子徒孙，仍然大行其道”，把新诗弄得“随笔乱写，拖沓杂乱，无法念得上口”。她这里说的今日新诗，便包括蓝星同仁诗作在内。性格耿直的覃子豪，看了后便写了《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兼致苏雪林先生》，认为“中国台湾诗坛的主流”，“既不是李金发戴望舒的残余势力”，也非“法兰西象征派新的殖民”。新诗的进步不可抹杀，谓苏氏的评语“未免有失公平”，并讥苏氏为“不前进的批评家”。苏氏紧接着写了《为象征诗体的争论敬答覃子豪先生》，对有关象征派问题一一作出答辩。覃子豪又写了《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除了反复论及象征派问题外，指出苏氏文风恶劣：“把诗作者比作‘巫婆’、‘道士’已欠诚意与严肃；比作‘盗匪’、‘贼子’就简直是在骂街了。”苏雪林是大陆成名的老作家、老教授，由于她在书斋里讨生活，对文艺创作实际不甚了解也不愿理解，因而成了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抓住现代诗的某些毛病大骂的原因。覃子豪在反驳时，“对现代诗的特质虽有较详尽的剖析，但大部分是拾取早一代西方诗人的意见，并没有以中国现代诗为例做分析，也未能深入地解释何以在那时候这种‘曲高和寡’的‘发掘人类生活本质及其奥秘’的新诗会被我们的许多诗人接受的背景”。再加上论战双方所提及的李金发、戴望舒的诗大部分读者都没有读过，因而这场论争影响有限。
如果说以上的论争还只限于个人之间的话，那后来的论战就涉及了整个诗坛。事情是由“中央日报”副刊杂文专栏作家言曦（邱楠）的《新诗闲话》引起的，时间距上次论争4个月。言曦从苏雪林接到匿名信说起，广泛地批评中国台湾诗歌界，并一概将其贬为“象征派的家族”。他提出“造境、琢句、协律”这三条自以为“比较客观的尺度”，认为诗“最低的层次是可读，再上是可诵，最上一层是可歌”。用这个标准衡量，言曦认为许多新诗是以艰涩的造句来掩盖其空虚，浅入而深出。由于言曦用的是传统观点，对现代诗的本质及其表现技巧缺乏深入的了解，故未能击中新诗的要害。
言曦的言论一刊布，诗坛顿时变得不平静起来。卷入这场论争的人很多，其中恒来、风人、梁容若是站在旧诗的立场看新诗的。钟鼎文、羊令野、洛夫等现代诗人则站在革新的立场上为现代诗辩护，其矛头均一致指向言曦。正当堂堂皇皇的现代诗论战开始时，自愿冲到前线的余光中在大力鼓吹现代诗、现代小说、现代画以及一切现代艺术的同时，接连发表了《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和《摸象与画虎》，认为台湾的新诗不能用象征主义去概括。台湾的三个主要诗社蓝星、现代诗、创世纪受象征派的影响，但现在“已经超越了象征派，甚且不屑一谈象征派了”。余光中这番言论，算是回答了苏雪林等人对新诗的诘难。余光中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不可歌”的诗之价值，是远高于“可歌”的。谈到“艺术大众化”问题，余光中以鄙视的口吻说：诗人“在气质上”或多或少是“异于常人”的，“大众之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在沙中见世界，在鸦背上见昭阳日影？”要使大众都了解诗，是几乎不可能的。即是说，余光中认为诗是象牙塔中产生的艺术，它带有贵族性，诗人“不屑于使诗大众化，至少我们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大众”。“大众”不了解诗，不是诗人的错，而是大众本身艺术修养太差。余光中的这种看法，是偏颇的。诗人自然不必为了迎合大众降低自己的艺术水准，但也不能完全忽视群众的艺术趣味，并认定他们的趣味就一定是低下的。诗人应首先反省：为什么自己的作品不受群众欢迎，这里有无主观上的原因？
作为文化刊物的《文星》，也出版过专辑，从不同角度为新诗辩护。其中余光中、黄用、夏菁、覃子豪等人的观点，大致认为十年来新诗比“五四”以后的“新月”等时期有进步；现代诗虽然反传统，但并未与传统一刀两断；苏雪林、言曦等人的批评不恰当，所诘难的诗句并非不可解；诗无法做到大众化。其中余光中的《大诗人艾略特》，还对现代派的鼻祖艾略特，作了简要的介绍。言曦针对他们的反驳，再写了四篇《新诗余谈》作答，孺洪也出来助战。他们把矛头指向态度激烈、口吻强硬的黄用。黄用则抓住他们不是诗人的弱点，影射他们的批评为“瞎子摸象”，提出“唯诗人可以论诗”的观点，不仅火药味浓，而且霸气十足。
正当论战高潮快要过去的时候，一向“寡言”的诗人陈慧，写了《新诗的一些意见》，站在中间立场与言曦、余光中商榷。他认为，“可歌”与“不可歌”不能作为论诗的优劣标准。诗人虽不必降低水准迎合大众，但也无须瞧不起大众，对他们不屑一顾。他这个意见较为客观、冷静，得到一些人的赞同。
这场延续了好几年的论战，虽然出阵的多半是蓝星诗社成员，但毕竟将现代诗的国防巩固下来了，使现代诗并没有像苏雪林等人期待的那样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得到了蓬勃发展。通过这场论战，蓝星也调整了自己的步伐，诗中意象转向爽朗和清晰，避免过于不可解。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大型现代诗朗诵会的举办，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听众。1964年春天举办的“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陈芳明就带着近乎“朝圣”的心情进入会场。后来成了著名科幻小说家的张系国，那晚也以台湾大学吉他社社长的身份为诗人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