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纪弦初组现代诗社，“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现代化”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吸引了不少诗人，当时的台湾诗坛参加者几乎有三分之二。
也是从中国大陆去台的资深诗人覃子豪对纪弦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便和另一位元老级诗人钟
鼎文到台北厦门街去看文坛新秀余光中，言谈之中表示要另组诗社和纪弦抗衡。1954年初春的一个晚上，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余光中等人在夏菁家里聚餐。他们边吃边议，对当下诗坛的走向和各人的诗学观互相交换了看法，事后决定成立一个不拘形式的沙龙式雅集诗社。颇富诗人气质的覃子豪，认为既然是结社就必须有一个基本信条，希望大家能采纳他的主张。对理论冷感的钟鼎文、富于幽默感的邓禹平、一听主义就头痛的夏菁，均不赞成覃子豪的意见，认为诗社固然有志同道合之意，但不一定要打旗称派。新组的诗社应是松散的团体：不发宣言，不选社长，不设组织章程。这不等于说，社员之间没有较一致的看法，他们都反对纪弦提出的“新诗乃横的移植”和“打倒抒情”的主张，对放逐散文而用散文为诗之工具，也有不同的看法。基于这一点，他们有别于激进的现代派，而成了温和的现代主义组织。
关于诗社的名字，余光中等人苦苦思索了多时均没有结果。一次在台北中山堂的露天茶座里，大家一边品茶，一边谈诗。正当彼此传阅诗作时，覃子豪突然望了望天上的星空，灵机一动说：“就叫蓝星行吗？”大家觉得这个名字有一股诗意，至于它像征着什么，也来不及研讨，便很快举手通过了。当时除钟鼎文、覃子豪外，各人写诗才起步，大家写得多而认真，均希望通过沙龙的形式互相传阅，互相激励。余光中觉得“那真是一个天真而且可爱的时期，也许幼稚些，可是并不空虚。”
在成立诗社时，夏菁曾想请蓉子参加，后来她有事未能成为发起人。诗社正式开张后，这位美女诗人的加入给这些男诗人的聚会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另有好逞幻想的吴望尧和善作思辨的黄用的加盟，壮大了蓝星的阵容。在后来保卫现代诗的论战中，黄用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纪弦组社的刺激下，南部的军旅诗人张默、洛夫也于1954年另组创世纪诗社，并亮出“新民族诗型”的口号。这个诗社另张新帜，除要扬弃当时像翻译文的诗作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与纪弦对垒。既然创世纪和蓝星都不服现代派，故蓝星决定“联创抗现”：
一是分化“现代派”，如罗门投“蓝”弃“现”时，就在《蓝星诗选》上发表文章，申明他加入蓝星的理由，余光中将这种行为戏之为“向纪弦掷出一只铁手套”。
二是“蓝星诗奖”除颁给同仁黄用、吴望尧外，也颁给创世纪的痖弦，以便争取别的盟友一道向现代派“出击”。当时覃子豪和余光中均为这种“联创抗现”政策的实施沾沾自喜。
1954—1964年，由于蓝星同仁还没有出国，人力财力较为雄厚，尤其是彼此均保持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冲劲，故蓝星除拥有周刊、季刊、诗页等各类型诗刊外，还经常举办各种诗奖和朗诵活动，同仁又接连出版诗集，这是蓝星的全盛时期，余光中称其为“小小的盛唐”。当时，一些创作力旺盛的诗友，常在余宅即厦门街113巷聚会到深夜。聊天的话题天南地北，但均离不开诗，正所谓“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在沟壑”！诗人爱冲动，说话不喜欢转弯抹角，其中以批评家的锋芒和青年人的冲劲著称的黄用，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小批少壮派，与他过从甚密的不仅有亲近蓝星的叶珊，还有创世纪的洛夫。
黄用参加蓝星诗社伊始，就看不惯阵容欠整齐的“诗风”，对领头人覃子豪的外语水平和诗学见解有些不屑一顾，后来黄用对覃子豪的不敬表面化，以前辈自居的覃子豪觉得这位年轻人太狂妄，因而蓝星“内讧”是迟早的事。这种不迷人的场面到黄用“拉拢”痖弦、洛夫、叶珊、琼虹结成“五人帮”，后又邀余光中加盟而达到白热化，可余光中舍不得离开密友夏菁，同时也不愿与交情甚笃的吴望尧分手，黄用设计的“五人帮”便从此杳如黄鹤。
1963年，覃子豪去世。蓝星的中坚人物黄用和吴望尧也先后告别了缪斯，蓝星的发展便进入后半期。这时期支撑蓝星局面的主要有罗门、向明、周梦蝶、张健、蓉子、琼虹，而余光中取代了覃子豪，成了新的掌门人。
1963年至1966年，即余光中在美国两年期间，岛内的社友除举办过蓝星成立10周年的社庆外，诗社的活动基本上陷入了停顿状态，但蓝星并没有因此降下半旗。1987年，蓝星成立32周年策划了庆祝活动，同时出版蓝星诗选《星空无限蓝》。余光中在为此诗选写序时，曾标出该诗社的四大特色：不划界限、不呼口号、不相标榜、不争权位。这“低调”的四不主义，看似消极，实为自许和自勉。正是这“四不”，造成诗坛对蓝星这样的评价：“蓝星中个人成就往往掩盖诗社的光辉。”其实，蓝星的个人成就拔尖的只有覃子豪、余光中、周梦蝶、罗门、蓉子等数位，其同仁对这“四不”也没有充分修炼好。他们之间较少互相标榜，但时有互为攻击的现象出现，如近年向明与罗门的“对骂”，是尽人皆知的事。
1992年，九歌出版社不再资助蓝星，蓝星便形成只有招碑而没有营业的状况，同时留下蓝星还能否在中国台湾诗坛继续闪光也是一个问题。六年后的1999年3月，《蓝星》季刊又奇迹般起死回生，由淡江大学中文系复办。这不是老刊物“借尸还魂”，而是“借腹生子”，借中文系的财力、人力，让诗刊走进校园。作为《蓝星》发行人的余光中，写了卷首语《淡蓝为美》，其中云：
一份诗刊，甚至一个诗社，如果办得认真，十年也就够了。诗人和艺术家最宜发挥个性，所以应戒“党性”。诗社不比政党，切忌成为“百年老店”。诗人不是家人，不必“长相左右”。一个诗社维持几十年，很容易沦为帮派，党同伐异，少有宁日。所以现代诗史若是还困在当年所谓的“三大诗社”的格局里，像说《三国演义》那样，就太把缪斯政治化了，读来未免粗糙无趣。倒是十几年来的年度诗选，编辑委员来自各家各派，选诗只以艺术为标准，根本不考虑什么诗社的背景，颇有“欧盟”的气象。
这里取的仍然是低姿态。可惜的是淡江大学的《蓝星诗学》2004年又停刊——如此停停复复，复复停停，蓝星已有晚唐的兴叹，所谓“星空无限蓝”已成为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