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子豪在20世纪50年代被人们尊称为“诗坛三老”之一，又被喻之为“诗的播种者”。他在中国台湾诗坛的影响比纪弦虽稍逊一筹，但正如彭邦桢在《覃子豪评传》中所说：“他却是最初对台湾有过深远影响与贡献的诗人”。
五十年代的台湾诗坛，是最为兴旺也最为活跃的时期。当时的“诗坛三老”，其实都在五十岁上下，覃子豪大纪弦一岁，生于1914年的钟鼎文小纪弦一岁。他们三人的诗观不完全相同，其中纪弦显得最为前卫。他倡导现代诗运动时，曾邀覃子豪、钟鼎文参加，可他们都婉言谢绝了。稳健的覃子豪当然不会同意“信条”中所说的“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有一次，覃子豪曾当面斥纪弦狂妄任性。纪弦仗着自己口号响亮，从者甚众，把覃子豪的话当耳边风。
成立蓝星后，覃子豪借《公论报》每周提供半版篇幅出版《蓝星》。该周刊原决定各人轮流主编，后来是覃子豪一人担任。此外，《蓝星诗选》也由覃子豪主编。1957年，在现代诗论战中军容壮大的蓝星诗社，议定要另办一个季刊，由钟鼎文等四人各编一期。后来覃子豪弄到一笔钱，又演成他一人独编之局。他在诗刊封面上赫然印上“覃子豪主编”几个大字，令钟鼎文、余光中等人不悦。
1958年10月，余光中到美国进修。在《蓝星》诗刊停摆之际，余光中把自己经手的《文学杂志》的诗稿交给挚友夏菁，《文星》诗页则交给覃子豪打理。1959年春天，蓝星内部发生了摩擦，主角是上节所述的黄用与覃子豪。次年余光中回国后，便扮演着鲁仲连的角色从中调解，以减少这次龃龉的负面作用。双方均给足余光中面子，从此不再争吵。
覃子豪的个性独特，他有时给人谦谦君子的印象，有时却使人感到他既固执又倔强。洛夫的感觉是：覃子豪对人对诗，态度均严肃认真。1961年7月，洛夫发表长文批评余光中的长诗《天狼星》，蓝星诗社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覃子豪认为这是洛夫针对余光中而非针对整个诗社，应慎重而行，结果弄得不欢而散。这内中的隐情，有覃子豪与余光中个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在编《蓝星诗选》时期，覃、余之间的合作是愉快的。正如余光中在《蓝星诗社发展史》中所说：“两人在诗坛上的渊源相异，交游的圈子不同，不过对于新人的欣赏，大体上趋于一致。”但两人待人处事上有所不同。覃子豪做事喜欢包打天下，有时也爱摆老资格，余光中就难免有想法。尤其是覃子豪的外语水平和诗学修养，余光中一直缺乏由衷的敬佩。虽然余光中欣赏覃子豪对诗的专一和赤忱，但难免私下嘲笑他的虚张声势。余光中后来对诗的看法有较大的改变，不可能与覃子豪处处同进共退，如余氏的《幼稚的“现代病”》发表后，引起激进现代派的“公怒”，覃子豪也认为余光中来了180度大转弯，因而两人难免有隔阂，有误会，甚至不相往来。加以纪弦的现代诗派已经解散于无形，而于余光中及覃子豪私交甚笃的吴望尧又远去越南，正如余光中所言：用马基亚维利的口吻来说，去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又走了一个共同的知己，这样的情形，覃、余之间再有什么误会，就不那么容易冰释了。
不管是激进的现代派，还是温和的现代主义，在文坛上均遭到一些人的强烈质疑。“大敌”当前，团结很重要。正因为如此，作为前期蓝星诗社领袖的覃子豪与作为后起之秀的余光中，他们之间的摩擦并未表面化。在与苏雪林、纪弦的“外战”中，覃子豪却表现出一种“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精神。余光中本人虽然和苏雪林没有打过笔仗，但也有过间接“过招”：那是1967年1月，余光中和司马中原到台南成功大学演讲，作为东道主的苏雪林也坐在听众中听余光中朗诵。那些听众多半是苏雪林的学生，她已无能力去劝他们远离现代诗。为了礼貌和表示对这位五四文学前辈的尊敬，余光中在言辞中对她十分客气，且为了不使对方作不必要的联想，把已准备好朗诵的《七十岁以后》删去。即使这样，苏雪林对这位覃子豪的“战友”仍不满意，事后在《纯文学》上对余光中冷嘲热讽，并搬出徐志摩镇压余氏。这显然是对覃子豪攻击的延续。余光中由此感叹说：
十年来，现代诗人一直在求进步，不但在学问上做功夫，而且在文学史观的透视上，适度调整了自己对中国传统和西洋时尚的看法。相反的，当今抨击现代诗的人士，十年来多半一成不变，仍然在五四的襁褓里牙牙自语，那就不能怪时代和读者要遗弃他们了。
在覃子豪去世将近八年后，余光中在回忆蓝星诗社时说：
我仍然认为当初和他（覃子豪）的结合是有意义的事情，和他的交往不无愉快可忆的日子，且认为，他对现代诗毕竟功多于过，不失为早期现代诗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相信夏菁也有近似的感想。
余光中对覃子豪的评价是客观的。不仅夏菁，而且别的蓝星同仁也会同意余氏的这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