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白居易是中唐诗坛的祭酒，那韩愈就是中唐文坛的一代宗师。在《象牙塔到白玉楼》一文中，余光中专门写了《韩愈的圈子》，介绍韩愈的成就及其圈子内的作家，以说明诗坛的小圈子不是现代才有，古代就开始出现了；“反传统”的诗也非自50年代诗坛始，还在唐代就有诗人作出了大胆的尝试。
韩愈是杰出的古文家，以这样的古文家去倡导古文运动，自然有号召力量。韩愈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他排老攘释，以儒家道统的代言人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专重形式的骈文，提倡复古以为抗衡，结果是创造了新散文；他更以散文大师的左手写诗，当然回避与骈文相互呼应的律诗，而将古风作更自由的散文变奏。
韩愈在这三方面的努力，对宋代作家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北宋作家心目中，他被铜像化了，成为“道统”，成为“文宗”，成为“百世师”。欧阳修、苏轼、秦观等大家都对韩愈佩服得五体投地，苏轼甚至说唐朝的文章只有《送李愿归盘谷序》这篇可读，又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
余光中认为在儒家正统文学观方面，韩愈与白居易没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诗的风格上，韩愈有意在李杜之外另创局面，和同一时代的白居易，也有意背道而驰。“在散文中罕见的韩愈的‘自我’（Ego）的某一面，往往淋漓而恣肆地出现在他的诗里。”韩愈的诗目前保留下来的有三百多首，其特点是以文为诗和奇崛险怪，正如司空图所说：“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韩愈诗风的这种特征，正是他对未知的神秘世界狂热向往和对儒家思想自我束缚的无意识反抗。他选用了便于排比铺张的长篇古风形式，采取写文写赋的笔势笔调，才力充沛，想象奇特，气势宏伟，不同凡响，这对纠正中唐以来柔弱浮荡的诗风，有积极作用。
由于韩愈把新型的古文广泛运用于政论、杂说以及墓志铭等各种文体，催生出不少优秀的散文和具有文学色彩的说理散文，故余光中在文中称韩愈为“博士”：名重天下，掌握教育与考试大权的韩愈博士，在诗的创作上既然表现这样的风格，一些风格相近的诗人自然聚集在他的周围了。孟郊、贾岛，是其中最闻名的人物。此外，还有皇甫湜、樊宗师、卢仝、马异、刘叉、李贺、沈亚之等多人。
孟郊与贾岛，名场仕途均不得意，文学史上俗称“郊寒岛瘦”。“累举不第”的贾岛五绝最为拿手。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皆是为人传诵的警句，其诗作以清奇苦僻为特色。对这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的苦吟诗人的幽僻风格，晚唐的一些诗人十分佩服，后来宋朝的江湖派也宗法他，称之为“唐宗”。
孟郊虽然同样苦心吟诗，但题材比较广泛，表现的生活面比贾岛宽，艺术成就也高一些，像他的“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都传诵一时。即使这样，余光中认为这两位诗人欠缺较高的境界和气度，既不能像李白那样超越而且解脱，也不能像杜甫那样将个人痛苦泯化于全民族的苦难。总之，他们只是二流诗人，深邃而狭窄。
比起仅止于狷的孟郊、贾岛来，卢仝、马异、刘叉等韩门诗人就狂而妄了。余光中认为：这一小撮诗人，如果生在现代，必然成为精神治疗的最佳对象。病情其实简单极了：长期的压抑形成了心理上的“情意综”（complex）。在孟郊和贾岛，这种变态是自卑加上自怜，在卢仝、马异、刘叉，则是自卑的变相表现，成为自大。孟郊和贾岛将自己的疮疤尽情地公开，自虐兼而自怜，因而得到一种变相的满足。卢仝等诗人则掩饰自己的疮疤，且尽量幻想自己和伟大的事物合为一体。无论外在的表现是自卑的暴露狂，或是自大的夸张狂，其内在的郁结恒是长期的压抑。中国诗人最大的矛盾，是一面热衷于政治，另一面又自命清高，至少传统的用世观念使他们幻觉，天才而不用于政治，是可悲的浪费。考试失败，仕宦失意，就悲观厌世，以贾谊或屈原自命。这种误会做诗就应做官的观念，形成了艺术和政治不分的混乱心理。
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有这样的例子。余光中接着说：在英国文学史上，培根和史威夫特便是这种心理的牺牲品。在古代西方，不知有多少文学天才被家庭逼迫着去读法律或神学而痛苦万分。卢仝和马异是好朋友，终身不仕，韩愈为河南令时，爱他的诗，曾效玉川体写月蚀诗。其实卢仝的长诗《月蚀诗》和《与马异交结诗》，徒有气魄，欠缺结构，放纵幻想，虚张声势，句法尤其不诗不文，不过迎合韩愈以文入诗的癖好罢了。这种诗体和诗风虽然是“反传统”的，并无任何艺术价值，终于难逃元好问的攻击。
作为韩愈的终身好友，皇甫湜的诗作极少，较有名的是受卢仝怪诞文风影响的《出世行》，除怪诞之外还多添了色情。韩愈的其他诗友，后人对张籍评价较高。作为新乐府运动健将之一，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称其“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其余同样以怪异著称，如樊宗师的《蜀锦州越王楼诗》，后人根本无法句读，是为唐代的“先锋诗人”。来自南方的沈亚之，中韩愈“毒”太深，以险崛为务，好言仙鬼复死，与同时代的文人大异其趣。
套用一句流行俗语，韩愈门内的干将确是以“反传统”著称，其表现之一是“惟丑”。他们习惯歌咏“丑”的题材，企图化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从幻觉中找解脱，从自虐中找快感的作风，令我们想起了文学中的爱伦坡，波德莱尔，霍夫曼……这些作家或画家都是既矛盾又荒谬，既深刻又浮躁，既热烈又冷酷，而且恐怖得可笑。
其表现之二是“惟奥”。这里讲的“奥”，是指表现形式和文字运用上，古僻生冷，浓重拙露；在结构上，不规则而且不流畅，在习用的古风之中显示出散文的倾向；在音响上，好用突兀险仄之声，狭促而不谐和；在意象上，轮廓显著而笔触用力，往往纷繁而且复叠。在台湾文坛，不断有人攻讦现代诗晦涩、奇倔、难懂，原来这种现象古已有之，韩派诗人早就走在前面了。
余光中对这种“惟丑”、“惟奥”的诗风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他们“惟丑”，可是对于生活的态度，是逃避而不是处理。他们走超现实的路，可是类鬼而不类仙，没有李白的魄力和神韵，只沦为蠢俗的游仙诗。他们走超现实的路，可是他们变形的作用是外烁的而非内发的，是感官的刺激而非灵魂的震颤，所以不能和爱伦坡或克利相比。从这一对比中，可看出余光中对当时台湾诗坛流行的“超现实”诗风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