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回纥和昭武九姓人，来陕原因不同，时间不同，宗教信仰也不同，有信佛教的，有信摩尼教的，有信基督教的，米继芬墓志记其幼子“住大秦寺”，即唐代的景教，但都不信伊斯兰教。宋朝诏令大食等国贡取道广州至京师，“禁止由甘州出入”，这就限制着伊斯兰教使臣在西北地区发展宗教的活动，其原来的宗教信仰继续维持。然而，九姓胡与回纥一样，分布地区主要在关中中部一带，与元代的西域色目军驻地接近。明代开始，回回人当中出现了大批以米、石、何、史、安、穆（木）等为姓的人，米姓回回聚居地之一米家崖（西安东十里堡）唐代就有九姓胡居住。长安城北龙首原一带至清代仍是回回居住区，咸阳渭城一带有石姓、何姓等回回。这种状况说明，的确有一批自隋唐以来陆续来长安的昭武九姓人，经数百年之后，改信伊斯兰教，与被称为“花门”的回纥人一样，成为回回的组成部分之一，发展成为回族。陕西人称回回为“花门”，不是无稽之谈，还是有一定依据的，这在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
四、经堂教育与陕西回回的兴起
元末明初，居住在陕西的西域诸色目人、回鹘和昭武九姓的后裔，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从元朝诏书、公文中反映，宗教是很复杂的。成吉思汗及其早期的继承者虽一再告诫子弟，对各种宗教（包括文化意识）要“一视同仁”，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从忽必烈开始，汉化和儒术的学习已经成为各族人民发展的趋势。陈垣先生《西域人华化考》所作的详细考证足以说明这种情况，近来还有人作出新的研究。较低文化与较高民族文化接触后，不管统治者的武力多么强大，文化水平低的民族很快要适应较高文化（包括生产技术和上层建筑等），接受较高文化，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伊斯兰教同当时的其他宗教相比，地位也并不高，首先它不如佛教。元朝皇帝封喇嘛教经师为国师，这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衰弱，伊斯兰教的地位逐渐降低。
忽必烈在位时，由于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军事征服任务大量减少，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和缓和政治矛盾，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如同编民。他们不仅要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还要向政府承担赋税。就是说逐渐依附于耕地，得到给养。
这种随地入社的“社”，是原先“下马则屯聚牧羊”的“屯聚”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稳定性较前增强了。“社”是历来形成的村社，“随地入社”，即将屯户依附于原来的村社，虽如同编民，但仍存在军事编制，随时准备签军出征。
分析陕西关中地区村社，可以进一步看清这种情况。渭南县有“六村九社”，是当时驻地之一，位于城西乡三十里内。当时“六村九社”所指，由于六七百年历史的发展变化，今天已难确定，然而主要的还是可以说出，即良田坡、赵家坡、殷陈村、白羊（杨）寨、闵家、赫家窖、金花庄、马里滩、盛店镇、薛冯村等。至于六村和九社各指哪些，已经无法考清了。大体来说，村是原有的居民村庄，社是行政管辖单位，一村可分数社，一社也可管数村。这些村社在探马赤军进驻前已经形成，军队只是驻在村旁。
这里作为军屯驻地，是因为南边靠山，北边是渭河滩，当时有大批可耕荒地和河滩牧场，又当交通大路，有重要战略地位。原先汉民住户不多，特别是宋辽金夏的战争，整个关中经济已与盛唐时期不能相比。探马赤军屯驻后，多依附于原来的村庄，但毗邻不是杂居，和陕西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各村汉回大都有一定分界，同一村庄，或东西分，或南北分，各有区界，当时主要是因原居民区已经形成，后来是因为管理方便。由于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又分出若干新的村庄，这就使后来六村九社之名一直相传，然而总村数大大超过此数的原因。今天渭南六村九社之名依然相传，然而当日居住于此的回族村民，同治年间起义失败后分散在甘、宁等地，平凉北原上有“东九社”、“西九社”，泾源县有“上九社”、“下九社、“九社”等村名，有的仅有二十来户，但仍称六村九社。这种“社”均源于元代“随地入社”的名称。不过今天渭南六村九社的人全是汉民，甘、宁等地的“六村九社”全是回民了。
大荔县王阁村一带在同治元年回民起义时，一开始就出现了“十三营”、“南八营等名称。有人对史书的这类记载产生了误解，以为回民起义一起来，就立即组成“营”的建置，与后期出现的“十八大营”混为一谈，这就错了。“十三营”和“八营”之名并非始于清，而始于元朝。蒙古军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取资军饷”。陕西是各行省中屯田最早的地方之一，分陕西屯田总管府、陕西等处万户府屯田、贵赤延安总管府屯田等几个系统。仅京兆、延安、凤翔三路在至元十年就有诸色目人户六万。这些屯田户随时都有被签出征的任务，“事毕则散归各营”。营是军事单位，也是营田单位名称。大荔、渭南等地以营为名的村庄和上述十三营、八营等此前都是屯田制的管理单位。回民起义时，原来“营”的内容已经变了，户数大大减少，有的外迁，有的绝户，有的接受伊斯兰教加入回族，但名称犹存。渭南六村九社人陈林阿訇当时在大荔王阁伍家村开学（主持清真寺），起义时就成了这一地区的领袖，称“十三营”的头目。此“十三营”指原来的一些村庄，人数也没正规营的编制大，仅是号称十三营。后来组成十八大营时，仅为一营，先后由陈林和王阁村人于彦禄任元帅。以此可见，这里所说的“营”，是元朝军队屯田的单位，这里的回族，一部分，甚至说核心部分是元代西域色目人中的穆斯林发展而来。其他成分，当然包括原已住在这里的被称为“花门”的回鹘人，以后信仰伊斯兰教加入进去的。王阁东邻的沙苑，就是回纥人留居的中心。
色目人在定居后应有自己的宗教活动，其中穆斯林宗教活动情况如何，史书缺乏记载。明嘉靖时吕泾野编着《高陵县志》记：“清真寺在渭河南渭桥里，元至正间建。”至正是元代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年号。在此期间，全国修建过一批清真寺，如至正三年（1343年）至八年（1348年）修建的定州礼拜寺，至正十年修建的泉州清净寺，同年广州重建的怀圣寺等。高陵渭桥里清真寺是否为陕西最早的清真寺，不能妄断，但就目前已有的资料看，应是早期清真寺之一。该县南部是泾、渭二河相汇处，南接西安新筑乡，东南接临潼，南北河滩地区是元代军屯之所，后来又是回民重点分布区之一。清真寺为屯田军中穆斯林活动场所之一，当无问题。除此以外，陕西其他地方也应有此类建筑，但目前尚未发现。
至正年以前宗教活动如何进行，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说：“朝夕亦不废礼，但废第之兑隅有古刹寺一座，堂宇止三间，名为礼拜寺，乃教众朝夕拜天祝圣寿之所。”古刹寺应为佛寺，穆斯林们无力修建自己的寺院，利用古刹举行宗教活动达“数十年”。定州如此，陕西大概也近似。渭河两岸地区过去有两种房屋，一为砖木结构的平房，一为茅草顶土房，后者居多。屯军住宿之所，大概初期也以茅屋为主，礼拜寺可能也如此。这种寺院也不太多，高陵在清代住有不少回回，而上引《高陵县志》仅记一于，由此可见，其他各县的宗教活动场所也不会多。这种状况说明整个元代伊斯兰教虽然传播于全国各地，而且作为主要宗教之一在公文中经常出现，但由于元朝政府并不重视，广大穆斯林无力集资建寺，所以宗教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陕西穆斯林杂居于军民屯户中，举行宗教活动困难重重，所以不仅没有大的发展，而且有后退之势。
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不少穆斯林参加，现在回族史研究者提出许多人是回族，但无文献确证，更无法说明当时他们就是回回。这些人在推翻元朝的统治中立下过丰功伟绩，但取得政权后有的人封官封爵，却不见有发展宗教的事迹，至少陕西如此。这种状况与明初的政策有关。
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对蒙古和色目人采取歧视政策，限制其发展。洪武五年（1372年）诏：“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仗八十，男女入宫为奴。”《明律》加以注释：“本类嫁娶有禁者，恐其种日滋也。”此外在姓氏、习惯上还有许多禁令。这种禁令的对象，自然包括回回。明朝政府的民族宗教歧视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可以用比较简单的事实加以说明。元代在中国各地广泛活动的诸色目民族和盛行的基督教、佛教、摩尼教、犹太教（主吾）、祆教等外来宗教，经过明朝的统治，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了。而伊斯兰教由于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教义中加入了儒家学说的色彩，得以保留并发展起来。产生的另一后果，是大批色目人通过和汉族人通婚，改从汉人姓氏，接受汉文化，“回回爸爸（爷爷）、汉人（奶奶）”之说，在陕西流传开来，民族间的隔离、隔阂状况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的信仰问题更加迫切，过去信奉的各种宗教遭到压制后，造成信仰空虚，无所依托。伊斯兰教虽然仍在传播，特别是郑和等人的鼎力提倡、扶植，明朝于永乐年间敕修了几座大的清真寺，西安城内也出现屋宇宏伟的大清真寺，但数量仍极有限；元代穆斯林们带来的宗教，分属各种教派，内部不相统一，也影响伊斯兰教的发展。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明嘉靖年间，陕西咸阳渭城人，伊斯兰经学大师胡登洲（1522～1597年），从阿拉伯朝圣回来，深感中国“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明之无自”，于是以阐发正道，振兴伊斯兰教为己任，创办经堂教育制度，培养宗教人才。经堂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在清真寺开办学校，招收青少年穆斯林在寺内学习阿拉伯文宗教经典，进行严格的宗教仪礼训练，提高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树立振兴宗教发展宗教的责任感。学费以自费为主，清真寺予以适当补助，暇时人寺学经，忙时回家生产劳动，学业完成后“穿衣”（毕业），然后接受聘请赴各地宣传，在清真寺充当阿訇，主持宗教活动。当时各地都迫切需要熟知经文的阿訇，因而颇受穆斯林广大群众的欢迎。各地闻知后，纷纷派学生负笈前来，西安成为全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的中心，“陕西学派”名扬省内外，胡登洲成为着名的伊斯兰教大师。
这一大批阿訇，同属一位大师传授，所授经典相同，因而其所专授的教义一致，这就有利于各伊斯兰教派的统一。当时陕西社会经济仍处于封建小农经济状态，大批穆斯林农民生产规模较小，生活仍很贫困，“格的木”（意为尊老）教义正适合当时的经济基础，因而陕西广大地区的穆斯林大都统一在这一教派下，都按“格的木”的教义行事。“格的木”又从陕西传播到其他各省，同时也出现了“十三省、“十七省”阿訇等这样的宗教活动家和为宗教而奉献的人物。
伊斯兰教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一些其他外来宗教信仰者的羡慕与崇敬。回纥人和元代色目人中的其他宗教（如摩尼教、犹太教、祆教、基督教等）信仰者，长期失去宗教依托，迫切需要寻求信仰。而犹太、摩尼、袄教等的某些教规、习俗，与伊斯兰教有某些相似之处。特别是犹太教“习俗与回教略同”，“回教不食豕肉，一赐乐业亦不食豕肉”，“回教能书记者谓之毛喇，一赐乐业亦谓通经者为满喇”。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这种习俗方面的接近，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接受伊斯兰教。
色目人中以突厥、回纥人为最多。沈括所称的“回回”，指回纥汗国灭亡后南下居于河套以南陕北等地的回纥和突厥人。西迁及原先居住于中亚一带的回纥突厥人数量更大。约在五代北宋时，中亚回纥、突厥人先后接受了伊斯兰教，稍后伊斯兰教逐渐传人天山南北，明初新疆的大部分维吾尔信仰了伊斯兰教。色目人中的回纥突厥人是探马赤军的成分之一，他们与陕西回纥人属于同一语族，关系密切，从元代到明代居地毗连交错，当伊斯兰教振兴时，陕西回纥人受同族的影响，部分人改信伊斯兰教，仍被称为“花门”。九姓胡的情况也是如此。唐宋甚至元代在长安附近的九姓人并不信仰伊斯兰教，而明代后期出现了大批“九姓”回回，原因也在此。
由于婚姻和其他原因，汉族人加入回族的人数也不少。如按“回爸爸、汉奶奶”之说，汉人在回族中约占一半。这虽有些夸大，但回族中有大批汉人融入，这是事实。
明嘉靖末至隆庆初年，两次出任陕西重要官职的张瀚在其亲眼目睹后写成的《松窗梦语·西游记》中写道：“自华（州）以北，仅有小村。皆回回种类。”张与胡登洲为同时代人，隆庆初年张再次抚陕时，见到胡登洲的经堂教育已见成效。华州北部就是回民居住的秦家滩，滩东滩西，回村棋布。过渭河即唐回纥人所居的沙苑，此时居民已多信伊斯兰教，成为回回，仅中心有数家蒙古人后裔居住，不信宗教，延续至今。这种景象与唐杜甫诗中“连云屯左辅，百里皆积雪”略有相近之处。
之后，《万历武功录》卷一《陕西·回夷列传》记：“回夷、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汉（中）间夷也。郡县编入版籍，名日回回夷。岁时，视麦熟，皆栖夷小卖药课命（此与伊斯兰教不同，大概是原有宗教的残余影响），仰食它旁郡，岁凶亦如之。其后督抚请于上，乃得以回夷编立保甲，着为令。令毋聚党，毋持兵，毋抢掠……以故回夷遂得居西、延、庆、平、凤、汉间。”这种记载，在此以前是从来没有的。这说明明万历年间陕西回回已经兴起，从陕北、关中到陕南，各处分散。上文还记：麟游、永寿、三水、淳化、耀州、蒲城粟园里、白水苜宿沟等地皆有回民居住。清代毛奇龄《胜朝遗事·后鉴录》称：“回种遍天下，陕西延、庆间尤众。”从延安，经关中，到陇东庆阳，回回尤其众多。从万历到清初，陕西回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了。
回民一登上历史舞台，就立即引起统治阶级重视和敌视，并采取措施加强统治，编人保甲，限制活动。为了防止回民的反抗斗争，颁发了几种命令。这种压制政策，只能激起广大回民群众的不满，相反，加入回族的人口越来越多。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时，陕北回回马守应领导的“回回营”跟随李白成转战南北，英勇奋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反动统治阶级并没有限制住回族的发展，反而人数更多，力量更加壮大，广大人民把回回当成是反压迫斗争的重要力量。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是由原来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成为民族的。然而，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回族，其形成过程比较特殊。这里我们不是夸大伊斯兰教的作用，宗教和民族是两个问题。伊斯兰教从唐代传人陕西，并未形成独特的民族。只是由于元代西域色目人大量进入中国后，历经数百年的变化发展，扎根中国，创造了形成民族的条件，才形成民族的。回民有时自称为“西域回回”，原因也在此。各种民族成分的人形成回回，伊斯兰教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说明这种过程，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原载《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