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来长安的穆斯林，有的暂居，有的留居，他们把伊斯兰教传人中国。有的为传教活动做出了努力，但在中国正统的、根深蒂固的、渗透到一切领域的儒家学说面前，要得到较大发展是极为困难的，甚至立足也是不容易的。唐末军阀在长安的大屠杀，就是有少量伊斯兰信徒住在长安，也难免战火之灾。因此，有个别人在研究中国回族史中，总是把陕西回族上推至唐代初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伊斯兰教在唐代传人长安，当时长安寓居过一批穆斯林，但是这批人以后是否流传下来，甚至伊斯兰教是否在长安继续活动，没有任何证明。就目前已有的资料只能这样说，伊斯兰教在陕西，从唐代传人以后不久就消失了，至元代又重新传播开来。也只有从元代开始，伊斯兰教和回民才结合在一起，回民的历史只能从这个时候开始。唐代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只能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杜环称其为“大食法”，意思也在此。从唐人对伊斯兰教了解很少，甚至说十分陌生，反映出伊斯兰教在长安的传播不广不深。
三、回纥、回回和陕西人称回民为“花门”的问题
唐中期开始，吐蕃占领陇右，并控制西域，西方国家包括大食在内同中国的交通多取海道，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登陆，许多大食、波斯“番客”在那里留居。直至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宋朝还诏令大食国使臣“自今取海道，由广州至京师”。陆路交通阻塞，使大食国人来长安的机会大大减少，其间虽有通辽、金的使臣，但当日长安景况已不复存在了。吐蕃以北，就是回纥的势力范围。唐开成五年（840年）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南下西迁，从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北部直至天山南北，都有回鹘部众散居，河西是甘州回鹘（河西回鹘），天山东部为高昌（西州）回鹘，以西为哈拉汗回鹘。回鹘势力一直保持到成吉思汗大军西征。
北宋时，出现了“回回”一词。宋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任延州知州、鄜延路经略使，五年（1082年）离任，后在他所着《梦溪笔谈》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边兵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扫净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其中“回回”指回纥，前人已作过充分论述，李松茂在其文中已有简要概括，毋需赘述。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第一，延州、鄜延路当时所“打”的回纥，不是河西回纥，也不是西州回纥，而是从回纥汗国灭亡南下迁居于陕北、陇东北、河套及其以南的回纥、突厥人。这部分回纥散部迁居于此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后来又有一批沙陀人移居于此，势力一度壮大。沙陀是突厥别种，和回纥是同一语系，同一语族，就大方面说生活习俗相近，而且是从西域迁来的，因这一带原已有回纥人居住，五代以后就列入回纥之中，统以回纥称之。这几种民族当时都未信奉伊斯兰教，与后来形成回回民族有很大区别。
第二，“回回”一词首先出自陕西，是陕北人对回纥的称呼。回纥、回鹘两词在官方文书上是有区别的，内有不同含义，但在陕北方言中鹘、回同声，而且“回”比“鹘”书写方便，故以回回称之。沈括明言歌词“皆市井鄙俚之语”，换句话说，就是方言、土语，不是官方文书语言，对此沈括是清楚的。
北宋以后，回回一词由陕北、河套以南逐渐扩大到高昌及其以西的回鹘人身上，彭大雅着徐霆疏《黑鞑事略》中所写的“回回”，则包括西域广大地区的回纥人，其中还包括中亚地区的回纥穆斯林，也包括天山南北不信伊斯兰教而信佛教的回纥人，这里只是民族概念，不是宗教概念。然而，周密《癸辛杂识》所说的“泉南有巨贾南番回回佛莲”，不是指回纥，而是侨居泉南的穆斯林。其被称为“回回”，大概他们都是从西方来的，大食与回纥唐代同时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所以混二为一了。周密约与彭大雅为同时代人，“回回”一词当时已开始广为使用。
成吉思汗西征，从西域、中亚等地带来了大批回回。西夏灭亡后不久，就有一批回回进入陕西。蒙古军中当时有一种兵种，称“探马赤军”，其中有不少西域色目人参加，任务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从任务本身看，成员中有不少人是牧业民族中选拔的。当时居住在陕西的西域色目人有多少，史无记载，除从窝阔台即位到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南宋基本灭亡为止，蒙古军灭金、攻宋从陕西陆续调出者外，到至元十年（1273），“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诸色人户约六万户”，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元代所设的屯田，有军屯、民屯，在陕西是军民结合。据《元史》卷一00《兵志》三所记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军民屯田情况是：至元十一年（1274年），以安西王府所管编民二千户，立栎阳、泾阳、终南、渭南屯田。二十九年（1292年）立风翔、镇原、彭原屯田。三十年（1293年）凤翔屯田户一千一百二十七户，栎阳七百八十六户，泾阳六百九十户，终南七百七十一户，渭南八百一十一户。除此以外，周至、眉县、延安等地也有屯田。这些屯户所在的地区，与明清时期陕西回民分布的状况基本相符。虽然当时他们并不是全部为穆斯林，但其中有穆斯林。以后由于元期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不少人成为编民。这些社名和军事编制名称，至今仍然留有遗迹。
元朝史书中所见的回回，如回回工匠、回回孢手等并非严格的民族名称，也非宗教名称，有时回回与回鹘并列，有时与畏兀、畏吾儿并列，还有“没速鲁蛮、回纥”等名称。有时指伊斯兰教信仰者，有时又不是，而是回纥等西域色目人，答失蛮与其他宗教徒并列，也非族称。如《元史》卷五《世祖纪》：中统四年（1263年）“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至元元年（1264年），“儒、释、道、也里可温、达失蛮等户，旧免租赋，今并征之。”卷九，至元十三年（1276年）“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家世者，与民一体输赋。”卷九十八《兵志》一。至元四年（1267年）“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外……前赴……东川出征。”我们只能说当时答失蛮和儒、道、佛等宗教信仰者和思想文化界的人受同等待遇，不是民族之称。
元朝政府有时还将木速蛮与答失蛮并列。如《元史》：中统三年（1262年）的诏书中称：“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木速蛮即穆斯林，答失蛮为伊斯兰教信仰者，这里将一误为二。更有甚者，竟然有这样的诏令“回回等所过供食，羊非自杀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饮食敢不随我朝乎！诏禁之一”。蒙古人对伊斯兰教最基本的教规都不知道，这已是接触伊斯兰教国家已达50年以后的事了。
总之，直至元顺帝在位时，回回的含义仍不十分清楚，有的指穆斯林，有的指回纥，有的指文化（天文、医学、文字）等，但从不当成一种独特的民族，统一的民族。而“回回”本身由于民族成分复杂，居地分散，且无常所，也未意识到自己需要形成一个民族。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由于大批人在中国定居，随地入社，如同编民，因而结束了以前的侨居时代，成为中国人了。这样就为以后回回民族的形成创造了第一个条件。大批穆斯林长期与汉族、汉文化接触，不同程度接受汉文化，通用汉语，这是第二个条件。
下面再讨论陕西人称回民为“花门”的问题：
陕西人对回民有另一种称呼，叫“花门”。这种称呼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还见诸官私文书。《重修华县志稿》卷三《建置志》：“唐中叶回鹘来长安者，或留居沙苑。”注“回鹘，为花门也。”《续修大荔县旧志稿·耆旧传》：“李春源……（大荔）八女井人。…花门之变，家窖金百万。”大荔阳村石氏家藏家史画卷《苦节图》孙信甫题词云：“同治元年，花门跋扈。”大荔羌白镇宋主人家藏其父《大德望盈翁宋公事略》云：“同治初，花门作乱。”这是关中东部地区的记载，除此以外，还可举出一些。《元遗山集·马（祖常）公神道碑记》：“公出于花门贵族，回鹘别种。”马氏祖先原居临洮，金迫使其东迁燕京，后复徙居秦川，元时凤翔一带有其后裔。
回鹘被称为“花门”，始于唐代。回鹘汗国建立初，与唐关系极为密切，修“参天可汗道”，向唐朝入贡拜见。后于牙帐前置门，装饰彩花，以迎唐使，时称“花门”。《唐书·回纥传》记：长庆二年（822年），唐使胡证等送太和公主至回鹘，回鹘迎使说：“前咸安公主来时，去花门数百里即先主。”自此以后，花门就成了唐人对回鹘汗庭的代称，进而成为对回鹘人的代称。后来，杜甫写了《留花门》一诗，记述回鹘人留居沙苑的情况：
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
中原有驱逐，稳忍用此物。
连云屯左辅。百里皆积雪。
“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居长安。乱平定后，为华州司功参军，沙苑为其辖区，对左辅的情况极为了解。左辅为关中三辅之一，在东部，名称始于西汉，约包括今渭南地区各县。
回纥人第一次留兵沙苑，在安史之乱后的至德二年（757年），因助唐收复两京有功，“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自归（灵夏）取马，愿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这批回纥人何时离开沙苑，史无记载，按杜甫诗中所说，并未离开沙苑，而是“连云屯左辅”，居住下来了。“连云”是回纥，皆穿白衣，众如云涌。这批人当时分布，不限沙苑，而是广泛分散于渭河两岸东部。从“渡河不用船”和“胡尘逾太行”分析，他们还广泛活动于秦、晋地区。第二次人居沙苑，在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据李德裕《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称：会昌二年（842年）“回鹘既乏粮食，又累年劳苦……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许以优赏。如有降虏，旋给粮食，递过太原取优赏，令配在诸州安置”。《论天德军提到回鹘生口等状》等文中亦有此说。“配在诸州安置”，即将大批回鹘降众安置于北方诸州，左辅离太原相近，沙苑又是回鹘人居住的地方，安置沙苑应是目标之一。西安回族人马光启在民国初年所写的《陕西回教概况》中亦称：“安史之乱，回纥入援，收复两京，因留驻防，择婚建寺，吾教由是大盛。”当时所建的寺是摩尼教寺，而非伊斯兰教寺，伊斯兰教寺为元代及其以后所建。由上可见，唐代沙苑住有回鹘，当属事实。
长安城内，也有回鹘。除上面所举者外，《会昌一品集》卷二《幽用纪圣功碑铭》称：“其（回鹘）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蝎蠹上国，百有余年。”卷五《上尊号玉册文》亦有“倒悬不解，百有余年”之说。此指从回鹘汗国建立后，就有大批回鹘人人居京师，其生活之豪华，势力之强大，于此可见一斑。唐亡以后这批回纥人的情况史书记载较少。《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记：“自唐末，蕃户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驱之渭北，立堡栅以限其往来。帝因命准使渭北，安抚族帐，而徙仲舒凤翔。”此蕃户中包括唐代左辅的回纥人。寇准由温仲舒的驱逐隔离政策改为安抚政策，使他们生活安定下来。此为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年）事。至宣和三年（112年），宋臣寮言：“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者有之。”又称：“闻西京回鹘人有久住京师者”。可见宋时陕西的回纥人仍在增加。
与回纥紧密相关的，为“昭武九姓”，又称“九姓胡”。九姓胡是中亚以康、米、石、安、史、何、穆、曹等九姓建立的九个国家，原居甘肃河西张掖昭武城，西汉时匈奴“西逐月氏”，将其驱逐至中亚地区，后各自建国。汉开中西交通后，九姓人陆续来到中原，或进贡，或贸易，或留居。南北朝时，来者更多。安史之乱就是由安国人安禄山、史国人史思明等唐将首先发难的。平乱时，九姓胡受到很大打击。“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贸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时，“九姓胡素属于回纥者，又陈（趁）中国便利以诱其（回纥）心。可汗乃举国南下，将乘我（唐）丧（来攻）”。自西突厥汗国建立起，九姓胡诸国即受突厥统治，后来又属薛延陀，冒充回纥，原因在此。这次诱骗虽因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阻止未能得逞，但九姓胡的势力在长安地区是不可忽视的，回纥中有很多以九姓之姓为姓者。
建国前后，长安附近发掘出隋唐墓志近千方，其中有九姓胡墓志一批，如“米萨宝墓志”、“米继芬墓志”、“安万通墓志”、“安令节墓志”、“石崇俊墓志”、“何德基墓志”、“何知猛墓志”、“康磨伽墓志”、“康留买墓志”等等。安万通（名缺，此为字）高祖北魏时入朝，官至郑州刺史，父巡任隋朝官职，遂为“雍州长安人也”。万通死于唐永徽五年十二月一日，葬于龙首原。米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遐慕京师，永通和好”。“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于贞元元年（785年）九月廿二十一日终于礼泉县之私第，春秋九十二，于上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厝于长安县龙门乡龙首原”，其妇人亦姓米。长安北乡为九姓胡公墓。
五代至宋，昭武九姓来陕者亦不罕见。宋《高僧传·释法藏传》：“释法藏，字首贤，姓康，康居国人也。风度奇正，利智绝伦，薄游长安，弥露锋颖。”同书《神会传》云：“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