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由匈奴中逃出西往大月氏的路线，有四条道可供选择。一条是《汉书·李陵传》中所说的“赵破奴故道”，即元封元年（前110年）赵破奴由朔方西北上，经涿邪山（今蒙古达朗扎德戛德）附近，西到西域，击姑师、破楼兰的路线，这是北道。第二条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霍去病出北地，经钧耆（即浚稽山），济居延的路线，然后西上至西域，这是次北道。第三条是《骠骑列传》所载霍去病第一次进兵河西至速濮以后所走的路线，即张骞至速濮，然后西“涉狐奴”（谷水），过休屠王地，大体沿今通往新疆的公路线，走完河西全程，进入西域，这是南线。第四条路线是从景泰县境西上，沿腾格里沙漠南侧，绕过休屠泽（猪野），然后沿阿拉善山地南，龙首山、合黎山北的夹道西过弱水，直至西域。这条路线的东段，即《汉书·赵充国传》中所载“疑匈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阮，入穷水塞”路。沙阴即腾格里沙漠，盐泽即今雅布赖盐池，长阮即龙首山东北之夹道。这条路线拙作《汉代祁连山路考述》（载《西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曾作过详细考证。后半段从古以来就是谷水下游与弱水下游牧民来往的路线。以上四条路线虽然都是后来载诸史册，而在张骞出使时实际上都是存在的。
张骞走哪条路线，这只能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有关资料进行分析。走第一、二条路线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向导为通西域的向导，对漠北情况未必清楚；二是在《史记》、《汉书》等记载张骞的资料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涿邪山、浚稽山地区的地名和部落名称，更没有提到这一带的情况。第三条路线阻力很大，首先经过速濮部，然后要经过较大的匈奴休屠王部和浑邪王部的牧地，这一带部落集中，人口密集，难以偷越。《霍去病传》载，霍去病第一次出兵至焉支山，转战六日，历五王国；第二次从今酒泉南之祁连山东返，败浑邪部，“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前后“降异国之王三十二”。这里所说的王，实际都是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但它所反映的部落之众多确是惊人的。面对这重重障碍，张骞等少数人偷越，是不大可能的。
当时可以走通的道路，就是第四条路。张骞不论从河套地区西南行，或者从景泰西行，沿着人烟稀少的沙坡行走，是可以顺利到达民勤北部地区的。以前民勤北部的骆驼运输队通往宁夏中卫、磴口和河套地区，都是沿着沙漠南侧行走的，牛、马也可以通过。就当时来说，这条路也比较安全。从民勤西北西到弱水，在匈奴温禺犊部占领这个地方以前，这里也比较空虚，沿路有足够的水草供人畜使用。《大宛列传》记：“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汉书·匈奴传》记：龙首山、合黎山以北这块匈奴斗地，“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射禽射兽，需要弓箭，而这一带地方只有龙首山、合黎山北出产这种奇木，加上羽毛，就可以当箭用，给张骞一行提供了丰富的制造射猎工具的材料。根据以上分析，张骞走第四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
黄文弼先生认为，张骞西走，是乘居匈奴中益宽，遂游荡于西方浑邪、呼衍二王之间，浑邪在今酒泉、敦煌一带，呼衍在今哈密、镇西一带，然后“乘隙沿天山北麓、出乌孙国南境而至大宛”。
《汉书》改《史记》“居匈奴中，益宽”为“居匈奴西”，目前尚找不到根据。《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法制情形云：“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张骞是使臣，不属于死、轧罪之列；对其关押也不可能太久，实际上是软禁，实行监督。因而十年之久趁监督松懈向西转移，或者交执行法令的须卜部管理，都完全有可能。但是西走至敦煌一带，实有问题，单于不可能把张骞交浑邪王管理。
而且黄氏所说呼衍、浑邪二王部的位置也有问题。《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呼衍氏部落的原分布地应与他们的位置相符，在匈奴左方。
西汉时呼衍王辖地不在哈密、镇西。《大宛列传》记元封二年（前109年）赵破奴经涿邪、蒲类，击姑师，虏楼兰王，沿途不见呼衍王。《汉书·匈奴传》记：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遣五将军分兵击匈奴，蒲类将军赵充国合乌孙兵击匈奴蒲类泽，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等，并不见呼衍部。神爵二年（前60年）右贤王东走龙城，执掌西域的日逐王将车师前后六国降汉，汉命郑吉往迎，并不见呼衍。接着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汉，还不见呼衍。西汉时所见之呼衍王，只有呼韩邪单于的岳丈、颛渠阏氏之父，左伊秩訾王之兄。至呼韩邪单于还汉后，他仍在东部，不在西域。所以，张骞出使时，哈密一带没有呼衍王部。
呼衍王部西迁，是东汉时事。《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此时呼衍王实在哈密一带。《后汉书窦固传》又说：“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黄氏把将近二百年以后的形势提前到张骞出使时，说张骞是从它的领地逃亡的，显然与当时的史实不符。
浑邪王的领地，也不在今酒泉、敦煌一带。《大宛列传》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祁连即酒泉南霍去病所攻之祁连山。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其所留小众也应在敦煌至酒泉间的祁连山下。《汉书·霍去病传》记“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则小月氏在居延南、祁连北，实为今酒泉地。酒泉以西至敦煌，仍由小月氏部落分布，浑邪王的辖地不在此。
《汉书·地理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故地。”又载：“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可知浑邪王故地在汉代张掖郡，而不在酒泉、敦煌一带。黄文所举两个领地都不符合实际，因此其所考证的路线也就不能成立。
张骞从西域返回的路线，《大宛列传》记载也很简单，云：“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俱亡归汉。”
上引黄文对这一路线的解释，认为是“过帕米尔，出莎车，傍昆仑山北麓，经和阗、于阗、鄯善，羌今青海地，盖骞欲自鄯善，过阿尔金山至青海归，后为匈奴所得。”黄氏认为《大宛列传》所记南山，为和田南之昆仑山；羌中即今青海地。
《大宛列传》中除这一处记有南山外，还有两处提到南山。“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这三处“南山”应该是统一的，指一条山。诚如黄氏所言，南山即昆仑山，则其他两处南山就无法解释。后两条南山的位置传文中说得很清楚，一是指敦煌、酒泉以南，一是在金城河西西，都在盐泽以东，实指今祁连山脉。由此可见，南山为西域昆仑山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黄氏把羌中简单地理解为青海地，也不十分恰当。秦汉史籍中凡指羌人居住地区都称羌中，祁连山北坡谷口内外有羌人游牧的地方也称羌中，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大宛列传》中有一句话把匈奴与羌中的界限说得很清楚，“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羌中与匈奴之间的距离是“少北”，而不是“大北”。假若张骞走青海地，与匈奴相隔的是宽达数百里，高达四五千尺的祁连山，其间距离则不是“少北”，而是相距很远。匈奴不可能越过祁连山把张骞抓着。
黄氏把张骞再次被俘的地点定在鄯善至阿尔金山之间，也不见得恰当。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侵占楼兰，但匈奴在天山以南的统治还是十分软弱，并非直接统治。张骞经此的时间是元朔元年或二年（前128～前127年），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大战河西走廊，匈奴没有从西面派兵复夺河西。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金城、河西至盐泽空无匈奴，汉与西域的使臣、商人频繁地来往于盐泽一带，证明这里并没有匈奴建立的军事据点和政权机关，张骞被俘不可能在这一带。
张骞过盐泽在小月氏部落间行走，一直傍南山过了酒泉，其报告中的“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等资料，都是他亲耳所闻和亲眼所见，所以叙述清楚，富有感情。其被俘地点，应该在酒泉以东，或为浑邪部，或为休屠部，也可能又是速濮部。今张掖以东地区当时被匈奴统治的部落众多，统治力量也逐渐增强，张骞又是“逃亡”，所以处处都有被俘的可能。
张骞不论是“逃亡”，或者是“押送”，往返经过了河西走廊的全部路程，往时路线偏北，返时路线偏南。张骞以亲身的经历见闻向汉朝政府提供了河西地区最真实、最详细的情报，这就为汉朝政府派霍去病出兵河西，开辟反击匈奴的西线战场，并取得全胜，立下了功劳。
三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由陇西出发，先到湟水流域，然后北上，过俄博、扁都口，进入河西地区，被占据今张掖地区的匈奴浑邪部俘获，送往单于庭的。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
下面简略分析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和不能成立的一些道理。
第一，他们把《大宛列传》所记张骞“出陇西”，理解为《汉书·地理志》所载出陇西郡治狄道。
狄道向西确实有大路可通湟中。然而，《地理志》取材下限，定于汉平帝时，汉平帝时陇西郡治在狄道。陇西郡治狄道，虽不是起于汉平帝时，但在汉武帝开河西、西逐诸羌之前，陇西郡治尚未迁至狄道，这在上面已作过分析。张骞出使时的陇西郡治虽不能确切指出，但大致在天水附近，只有在西逐诸羌后将陇西郡西移，另设天水郡以统治原陇西东部地区。张骞所出陇西，应在郡治天水附近，不必绕道羌人活动地区狄道。
张骞报告中说得非常清楚，“出陇西，经匈奴”，未说羌中，说明他未经羌人地区。而由狄道出发，在狄道附近一直往西至今扁都口，当时都居住着无数的羌人部落。在这长达数千余的羌人地区活动，不会不遇到种种困难，但张骞报告中一字未提，说明没有经过羌中。
第二，他们把浑邪部当成匈奴西方的主要部落。
《匈奴列传》记得很清楚，匈奴西方的贵种是须卜氏和兰氏，没有浑邪，浑邪仅仅是一般的部落。在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的报告和上谕中都未提到浑邪王，亦可见浑邪王当时并不着名。
浑邪王部知名，是汉朝政府捧起来的。元狩元年（前121年）秋，休屠王、浑邪王等因单于诏诛，在处境危急之际，向汉朝表示归降。而休屠王等又中途变故被杀，霍去病仅迎浑邪王及其属下至长安。汉武帝为了争取更多的匈奴民众归汉，对浑邪王及其属下封侯拜爵，大加赏赐，从此浑邪王才成为有名人物。从归降的过程也可以反映出浑邪王与单于的关系及其在匈奴中的地位。
匈奴西方的贵种有须卜氏，亦即速濮部。当我们把速濮与须卜的关系没有弄清楚以前，对《霍去病传》中的讨速濮也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认识。搞清它们的关系以后，则速濮的地位和作用就马上明显了。速濮部是匈奴右方的骨干力量，它所处的位置在今庄浪河以北、黄河以西，这里既是右部王、将的基地，又是统治河西、遥领西域的前沿，对匈奴来说，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须卜氏掌断狱诉讼，主法制，因而有盘查行旅，传送至单于的职责。霍去病两次重创速濮部，一是为了开辟道路，恐怕也有报复的成分。种种迹象表明，首次俘虏张骞的不是浑邪部，而是速濮部，速濮部与汉陇西、北地郡边塞相连。
第三，他们对甘父的民族成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大宛列传》称“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汉书·张骞传》注引服虔曰：“堂邑，姓也，汉人，其奴名甘父。”师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由“胡奴”和“胡人”，断定甘父的族别是胡人，而不是其他。
如所共知，汉代称匈奴为胡，称东胡为胡，称西域诸国人为胡，但从未见称羌人为胡者。张骞出使月氏，汉朝政府招募向导，应募之人不会是东胡，也不会是匈奴，应该是西域胡人，可以肯定甘父的族别属西域胡。汉开河西路以前，早有成批成批的西域人到中原地区来，西汉初年上郡有龟兹人，北地有月氏人，他们来往的路线都是取道河西，而不是经过青海、湟中。他们对河西这条路比较熟悉，而对青海路则非常生疏，向导不可能把张骞领到自己生疏的交通线上去。
甘父和羌人不是一个民族，甚至不是同一语系的民族，他不可能冒很大的危险引导张骞在羌中地区行走千余里。
本文仅讨论盐泽以东的路线，盐泽以西的路线，将另文讨论。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