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乃礼教之邦，凡礼，必有与之相应的仪式，而民间之俗，多源于礼，勉强言之，在士君子则曰“礼”，在民则曰“俗”。
古代天子封土皆立社，所祀之神曰“社”，祀神之地亦曰“社”。其初，社祀为天子封土之仪，逐渐演变，社遂成为民所聚以议事及祭祀之地，今语之“社会”即由此演变而来。
凡社祭，仪式繁多，尚忌甚严，自天子至诸侯，各依其制以施行。
《白虎通》天子之社，坛方五丈诸侯半之。
社界以树标志，坛以五色土建。
依礼制以用色，规定十分严格。东青、南赤、西白、北骊、中黄，不容混乱。各以其方之色以标志所封之域，极而言之，色乃权力范围之征，此犹今之国旗。《大戴礼》曰“礼象五行。”而五行又各以色象之，在封建中，实则即以青、赤、白、黑各象其周边之诸侯国，而中黄即天子所居地之色征也。《尚书》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唯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以为社，建诸侯则割方色土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一第取其洁，贡取王者覆四方也。
又，汉旧事天子太社，以五土为坛。封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色，立社于其国，故曰受茅土。
在天子，分封为授权，授权之仪以色土，即为权之标志，亦为权之限制，四色环黄，以志周边之诸侯共尊天子也。但这种社礼，演至后代，初义渐失，而仪式则多延用。翟宣颖纂辑中国社会史料业钞%“社”条云：
先民资地之利以遂其生，所至之处，必求其地之神而祀之。奠居之初，官室未立，或封土焉，或立石焉，或树木焉，以为神灵所寄托，此盖社所由始也。
这里初民建社之本义，待至后代，则以旧瓶贮新酒：
土地之权，属于一姓，故建国左宗庙左社稷。及其后也，礼文繁备，他祀非士庶所获与，唯社为偏及人群，于是社为人民结合之所，为饮食宴乐之资，则宗教性渐移入政治性，又渐移入社会性矣。汉氏以来，社为人民活动最有力之表现。始为社交团体，继为文艺结合，为乡里自卫组织，为自治机关，而其宗教性之本身则演变而为土地神、为城隍神。斯亦三千年中人民生活演化中一大案也。
除诸侯受列土于周室，割方色土以授，用以为权之合法证据外，凡遇水旱、日食月食、军戎之类事，都必须祭祷于社。《公羊传》载，庄公二十五年有日食，传记云：
曰有蚀之，鼓用牲于社，求于阴之道也。以朱丝萦社。
《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归仪》所载祈雨止雨事云：
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诸官止雨，朱绳反萦社，击社、击鼓攻之，是后水旱常不和。干宝曰“朱丝萦社，社太阴也，朱火色也，丝唯属天子，伐鼓于社，责群阴也。”
至东汉，社神逐渐演变为土地神。《齐民要术》
有东、南、西、北、中五方土地之神。
六朝以后，城隍神又渐取代社神，而主一乡之祀。这样一代代地演变，古义渐泯，而种种衍生的时俗、乡会多至难以为继。到赵宋，社祭更演变为宴乐歌舞的庆会，故陆放翁有“古礼亦略存”之慨。
各种神只，也各据其性而以相应的色为征，如灶神、火神衣赤，水神衣黑，土神衣黄。这是五行框架内的色彩附会。
诸侯及周天子以色为权征，或许也是古风之遗存。项峻《始学篇》云，人皇兄弟九人，身九色，各居一方，人皇九头。事实当然不会如此，而九人处九方，用九色以别，却有原始部族色彩图腾的意味。以色为部族标志，以便招聚。后世民间神事的用色，多承上古风气，至汉代，方士儒生竭力以色彩附会其异说，诸如“白狼衔钩”、“黄鱼双跃”、“扶都感白气而生汤”、“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等等，简直举不胜举。汉代人对于天象、人间的异常，通常都要注意是什么色彩，因为，“天垂象，见吉凶”，那“色”便是“天”所“垂象”之一种。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者，以为王者承天顺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
接下去，便说“德至地”则“白鹿见”；“德至山”则“陵出黑丹”；“德至渊泉”则“黄龙见”。如此辗转附会，愈说愈异，而在五花八门的异说中，色都是不可少的角色。《春秋合成图》说：“尧母庆都，盖大帝之女，生于斗维之野，常在三河东南。天大雷电，有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长大，形象大帝，常为黄云覆盖之，蔑（同无）食不饥，年二十，寄伊长家，无夫，出现三河，奄然阴雨风，赤龙与庆都合，有娠生尧。”
又，《春秋演孔图》载“黄帝之将兴，黄云升于堂，文命之侯，玄龙衔云于阳。”
在此文化迷雾中，于是，刘邦游芒砀山，上有云气·，魏文帝生时，“有云气青色，圆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征”。上至天象，下至地理、禽兽、草木，都在一感应的环中。人事变化，必有兆征，任何色，都表示着吉凶、祸福。
婚娶吉事，以色志喜庆，是三代后的事。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太古吉凶，同服白布冠。三代改制，以为丧冠。
为什么会同用白色？或许是因当时染料、染术还很落后，繁彩必赖技术的进步，太古之时，非欲“素”尚“朴”，乃不得不素朴也；其次，民俗形成，是一历史过程，乃逐渐形成。即使习俗已为众所蹈袭，但社会安危，也会因时而导。《通典》“东汉、魏、晋以来，时或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六礼俱废。”可见，礼、俗奢俭、繁省，亦受时势影响。
婚娶为古代最重视的大事。《礼记》“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继后世矣，故君重之。”
汉前婚仪，不避黑白，因婚礼之物，均以五色丝相缠，五色中便有黑白。且箱中之物，亦以皂盖之，皂即黑色。这大概因为，黑、白亦为正色，且五正俱用，有完满、庄重的意思。
尚用五色丝为古俗。风俗通载，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缠臂，时称“辟兵”。按，“兵”恐系“病”之误录。五月，俗称“恶月”，夏至病多，人多畏之，故缠五色丝以郊游，俗称此为“游百病”一即“辟兵”之俗也。端午以五色丝缠粽，亦此义。
唐季，七月七日之乞巧日，宫中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
此种风俗，由来甚久远。《太平寰宇记》引《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患也。”
闻一多先生认为，五色为五方之龙的色征。《瑞应图》“黄龙者，四方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故黄帝为中央之龙，其色“黄”。因此，以五色丝缠粽投水，使五方之龙不得食。由此，即可清理出一个头绪，汉、唐时用五色丝缠臂以避病，或系由五龙再向“五痨”的转变。《金匮》“五劳、七伤。”按“劳”即“痨”，“五”指心、肝、脾、肺、肾。五色丝缠粽意在使五龙不得夺食，以五色丝缠臂，则是使“五痨”不得染躯。
五色丝，或称“长命缕”、“续命缕”或称“合欢索”，可见，五色并用是吉彩。而单色使用，则各有意趣。
婚娶及其他吉事，我国向来以红为主调，梁何逊的《看新婚诗》一诗有何如花烛夜，轻扇掩红妆”之句。“红鸾”为星命家所谓之吉星，故有红鸾主喜事”之说。婚日尚彩，俗仪中有谓为“撒帐”者，赵翼《陔余丛考》引《戊长杂钞》，以为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之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豆，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此俗，恐亦为古代以五色线志吉之遗风。
婚俗用物，亦多取比附义。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婚礼，纳彩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乾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棉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这一类附会，在礼俗中甚多，《封氏闻见记》“婚姻之礼，坐女于马鞍之侧。或谓此北人尚乘鞍马之义。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在北人，鞍马不过是假以代步，而至唐季，婚礼用鞍马，其本衷已非北人之意。《酉阳杂俎》云“今士大夫家婚礼新妇乘马鞍，悉北朝之余风也。”
红为吉色，民间亦广为使用，新妇以红巾盖头，迎亲以红巾挂马首，新居落成以红布缠主梁，春节以红纸书吉语张贴，婴儿满月以红色染蛋待客。至于丧仪，则鲜有以红为志者，唯少数地区，高龄归寂，曰“红喜事”，因高寿而终，“事”即可“喜”，故以“红”称之，今贵州仍行此俗。一般言之，丧仪多以白为志。
秦前以白色志哀，已成风气，故荆轲入秦，太子丹等皆素衣以送别诗素冠。
庶见素冠兮，
棘人栾栾兮，
劳心抟抟兮。
庶见素衣兮，
我心伤悲兮，
聊与子同归；
庶见素群兮，
我心蕴结兮，
聊与子如一兮。
闻一多以为，此系妻于其夫病时之自衷，然细味原诗，似哀己之诗，故有“与子同归”之呼号。若不问此种细节，则此诗为哀词无疑。，诗选与校“衣”、“冠”、皆以素色为志，足见白为志哀之色。秦、汉之交，笺。
刘邦讨项羽檄文，谓项羽弑帝，故令将士白衣冠为战，以示哀悼。唐时，此俗未变，旧唐书·唐临传“尝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
但唐时白衫亦闲服，皮日休诗“病久新乌帽，闲多着白衫”。但至宋乾道以后，乃禁，宋史·舆服志：“凉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侍郎王奏，士大夫皆服凉衫，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
于是禁服白衫，白衫只为凶服。”
至于其他饰用之物，也多白色，魏书·刁冲传：
车止用白布为幔，不加画饰，名为清素车。
许慎，说文：“丧车也。”
然，古代服丧之期亦有不以“红”为忌者，《汉书·文帝》有服大红十五日小纪十五日”之记载此或因汉代丧仪用色忌讳尚不严另，恐亦有民间之所谓“反冲”之俗，即丧期以喜庆“冲”之如丧期用红色即是《后汉书·蔡邕传》：
注”：“朱衣，谓祭官也。”《汉官仪》：
而由通常所行考察，丧仪仍以白为主色调。
《汉书·高祖纪》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汉家赤行，斋者绛裤袜。’
寡人亲发丧，兵皆缟素。
又，《苏武传》
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言上崩。
又，《翟方进传》
方进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注：师古曰：衣之。”
皆以白素
晋人挚虞《决疑要注》记云：“国家同姓王公妃主，发哀于东堂’凡使者监哀吊祭同姓者，素冠帻、白练深衣，器用皆素。”
《礼记》中，对丧仪的规定，极为繁琐苛严，但涉及色彩，并不多，大体以“缟素麻衣”为用，于色，即“素”也。
婚、丧之仪，最为华夏注重，故于服色及其器物色，也都多有禁忌，且愈至上层，仪制愈繁。大体而言，考察礼、俗用色，不仅是个色彩问题，即使日常衣物用色，也受制于一代观念。
按理，以色彩文饰衣服，不过是求美而已，然而，我国古制，却是尊礼施色。《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
乾，天也；坤，地也。天色玄，地色黄，故上衣取天象，玄色。下裳法地，黄色。这是很奇特的观念一实用色却受制于非实用观，但黄帝、尧、舜是否即用乾坤观念以定服色，是很难确信的，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即穿上遵循取法天地之色而为的上衣、下裳，去祀天地、祭鬼神、拜祖先。于是部族社会人与人间的活动得以有秩序地进行，天下由此而得治此足见，统一服色，是谐调社会机制的手段。这至少是那个时代的“服色观”。传说中的黄帝，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这个时期的情况，即孔夫子也感到文献不足，而自谓“不知之也”，所以，易系辞下的说法，只能是它那个时代的观念。
《檀弓》谓“夏后氏尚黑”，即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是崇尚黑色的，此后的殷商则尚白。（即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夏、商时代的服色，多为后人臆想，究竟如何，很难论定。
西周时代的服色，其繁冗的规定令人难以置信。而上层社会，尤为苛繁。这可以说是尊礼施色的时代，因此，与其说这是美学的色彩问题，不如说这是个伦理与社会学的问题，为什么要用这种色、只能用这种色？这不是审美问题，而是“礼”的问题，色彩的价值在于别贵贱、别尊卑、别内外，而不是其他。
周朝颂敦铭“易（即锡，赐也一引者注）女玄黹屯，赤衣朱黄”，其他如“易女玄衣”、“易女玄裳”亦见于铭器。玄衣即玄色上衣，玄裳即玄色下裳。《诗经·小雅》：“朱芾斯黄、室家君王。”笺云：“天子纯朱、诸侯黄朱。”芾是垂于腰带下的饰物，用色皆以别地位，故天子、诸侯不得同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