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系及龙山系陶彩，已在“史论”中专文涉及了，此处从略。至两周时期陶器设色有了明显变化，即色彩增多了。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瓷器达七十余件，胎质灰白，敷有黄绿或者绿薄釉。陶瓷的色彩情况，与工艺水平息息相关。
1975年，在江苏金坛鳖墩发掘的西周墓中，有原始瓷器29件，器内外都是满釉，釉呈青黄色、青灰色、黄色。制陶业的东移，对陶彩也产生了影响。至春秋战国，繁彩配合的陶瓷器，逐渐取代了单色的工艺，即以红、黄、黑、白、灰交替使用，于是，色彩的谐调统一便成为工艺设色的一个问题，从两色的对比过渡到多色的谐调，无疑促进了色彩处理的技巧。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这一时期的陶瓷器物多是近现代从墓中发现的。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彩陶、黑陶之“尚黑”，事出无奈，工艺水平不高，不得已而用单色，多取黑色。至战国、两汉，仍以红、黑为主色，但观念也许不同于前代。这就是说，用于墓葬的器物染彩，已具有民俗（厚葬）的观念，是有意为之，而非不得已而用。大家知道，自西周以后，色彩观念便大为改变了，色彩几乎成了礼与道的象征，用以别内外、示尊卑、释哲理、祀鬼神，这是广义的社会学、民俗学的色彩观念。因之，用之于祭祀、社交、葬仪的陶瓷用品，亦无不受制于礼、道、神。
汉代的釉陶和彩绘陶，色彩便较前代丰富了。一是因为烧制工艺的进步，再是因为颜料也随时代的进步而日增。釉中增加不同的金属成分，烧后的反应便呈现出各种彩色，一般以黄、绿、褐、土红居多。而彩绘陶的设色，除红、黄、白、黑等传统色彩外，还出现了橙、青、绿、褐等。
学术界通常认为，最早的黑瓷是东晋时期德清窑所烧的，但是，1972年至1975年间，在浙江上虞帐子山瓷窑，发现了黑瓷，胎色深灰，釉色漆黑，于是，黑瓷造作时限的上限便向前推了几百年。但汉代的“瓷”与唐代以后不同，它实际上是有釉的陶，真正高火度的瓷器，成于唐代。汉仅可视为瓷器之始肇期。
唐代瓷器之盛，首先，因工艺之进步，故可以精益求精；其次，也因唐禁铜器，故民间转而以瓷代之，这在客观上刺激了瓷制造业的发展。《新唐书·食货志》：
开元十一年，沼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
再次，唐尚茶成风，于茶具极为考究，陆羽撰（茶经）专有言茶具之文字，于是，上层人士趋以为时髦。如河南等地，（唐六典）称“河南贡瓷器”。既为贡上之品，必当精工细作，这对制瓷工艺是一个促进。唐前之陶瓷器物，只为实用，难作赏玩之物，至唐，凡品级高之瓷器，皆为豪门所争藏，直为脱离实用纯供赏玩之具。当时着名的窑，如越州窑、刑窑等不下数十处。颜色以青黑白褐及混合变化者为多，而以铅黄、绿、青等三色描绘花纹于无色釉之白底胎上之唐三彩为最佳。
三彩的出现，是瓷制作工艺的一大飞跃，尤其在色彩的处理上，是划时代的进步。因为此前的瓷、陶施色多尚单色，即使有复色，亦多无交融化晕的过渡色调，三彩则往往有二色、三色化融而成之云烟间色。李唐一代，似尚青绿，绘画的青绿山水亦开创于此时，唐代久安治平，上下皆乐于华彩，故此种多色性的瓷器遂成一时珍好。（唐会要）：
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
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成，下兼士庶。
至唐代风行的青瓷，多以作茶具，那种类玉的青瓷使当时的文人骚客钦羡至极。徐夤《贡余秘色茶盖诗》：
按举融青5瑞色新，
陶成先得贡吾君。
巧剜明月染春水，
轻旋薄冰盛绿云。
古镜破苔当席上，
嫩荷涵露别江。
山中竹叶醅初发，
多病那堪中十分。
诗中“捩翠融青”、“春水”、“嫩荷涵露”等等词句便是形容釉色的。唐诗中专以形容瓷色的诗颇多，于此可见，纯色彩的审美正是确立于这个时代，这至少是色彩美学价值的肯定与发现，是它的独立意义被公认的证明。
除此之外的白瓷，虽在品质上低于青瓷陆羽茶经从品茶角度出发，认为白瓷不如青瓷，而且似乎是一种流行通用的瓷制器，故《国史补》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但白瓷在色处理上有其他种类的瓷所不及处，它类银类雪，釉白而微闪淡黄或淡青。因为，瓷色多为重浓，饱和度一般都较大，而白瓷独以淡轻取胜，它不追求凝重，却给人一种轻快淡雅的享受，这也许丰富了色彩的美感内容。唐代瓷色，以淡、雅为多，或许这正是繁荣社会追求闲逸的心理流露。所以，唐代吟茶具之色的诗，也多反映了淡、雅的瓷色。这种瓷色正投合了上层社会闲逸的心理需要。
制瓷至宋代而达极盛，瓷窑遍布全国，且有许多名窑。在釉色、瓷质、造型上，宋都达到顶峰。仅就色彩一项而论，几乎到了难以尽数的地步。宋瓷大都敷单彩，釉表面呈各种碎纹，其色或纯或驳，有各种不同的白色、蓝灰色、红色、暗紫色、绿色、褐色及其他不可言状的窑变色。北方着名之窑，有所谓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南方则有景德镇。
瓷器的刻花，有荷、牡丹等，此习恐亦与宋代花卉画盛行有关。
瓷器列为贡品、成为士大夫的雅玩，在制作上便一丝不苟，且力求使造型、花纹、色彩都“上层化”。这对制瓷工艺在客观上是一个很大推进，从单纯的实用向脱离实用的艺术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所以，从唐代开其风气，至宋代而形成上层社会的嗜好，瓷器的实用与艺术完全分家了。至后世，瓷器便列为“古玩”。
就色彩而言，至宋已备，其后各朝，不过各尚所好而已。其趋势是，追求透明度、驳色与素色。
明代在永乐以后，因与外国通商，国外艺术及颜料渐入本土。但明前瓷的釉色，以青瓷为主，明以后，则主要是白瓷。如被誉为瓷中绝品的永乐窑素白瓷器，其薄竟能映见手指的螺纹。至于青瓷，因所用颜色不同，效果也各有差异，宣德时期，因釉用外来的“苏泥勃青”，故色调较深，成化时期则改用国产的“平等青”，色调趋淡。
自宋以后，瓷器上的花纹，为绘画所影响，凡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皆上瓷器。如明代青花，有牡丹、“三友图”松、竹、梅、葡萄、高士吟眺、莲、栅栏、树石等。而民间所好的绘画题材，也上了瓷器，如八仙过海、鹊梅、戏婴等等。且已开始在瓷面上题款，俨然绘画。宣德之青花瓷器，声誉至尚，被评瓷家誉为“瓷、色、画三绝”。明至宣德年代，国势隆盛，瓷器入宫，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至此时，竟成宫中要物。景德镇所产的“三彩”，较之唐三彩亦有发展，或于黑、白底上画绿、黄、紫，这便是所谓的素三彩）或用窑变而成红、绿、紫，此即天然三彩。因釉质精良，器物上的色彩变化莫测，视点不同、光线不同，俱呈现不同的效果，令人叹为观止。素瓷中，常有因釉液的自然流动而出现的“泪痕”，天然意态，虽不是写实的花鸟、人物之类，而此种近乎现代“抽象”画效果的装饰，亦别具情趣。这种风格，或许也是受明代勃兴的大写意水墨画的影响所致。
清代制瓷以景德镇为中心，因明末之兵乱，景德镇瓷业遭到严重毁坏，至顺治十一年才开始设法恢复，到了康熙时代才恢复且愈加兴旺。康熙朝之瓷器，以书法、绘画上瓷，是一特色，尤其是以书法为饰，可谓一大发明。如康瓷的大笔筒，多书古代名文，如《滕王阁序》《归去来辞》《兰亭序》《赤壁赋》等，其书法之精美，论者谓“出入于虞、柳、欧、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