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绿、青、因为以上七色在西方，原色为太阳光谱中的主要色，即红、橙蓝、紫。这七个色，或称“牛顿七色”，或称“基本色”是一切色的本源，故曰原色。这是用物理方法用三棱镜反射实验所得。当阳光通过三棱镜再折射到白色屏上，我们便能看到一条好像虹一样的光带或称光谱，这光带由六种颜色排列而成，它们依次为红、橙、黄、绿、青，紫太阳光谱中的可见光还含有蓝色，蓝处于青与紫之间，与青区别很小，所以，习惯上便称为六色光（。每种色光的波长不一样红最长，橙次之，黄、绿、青再次，紫色光波长最短）。光源强度不一样、颜色的纯度不一样，色彩的色相、明度及纯度也便有所不同。
在绘画领域内，所谓原色，仅指红、黄、蓝三色，其所以称为。原”，是因为一切自然界的颜色都不可能调和出这三种色，而由这三种色的调和，却可以产生其他色。所以，这三原色，是用化学方法实验得出的。
我国所称的“原色”，既非“七”，也非“三”，而是“五”，是在西方三原色之外，加上黑、白，它是由“五行”衍生的系统，而且，这五色被定为正色，是处于尊位，贵秩的，在实用上，凡尊贵或被视为尊重的事物，便要用正色。
因此，东、西方的色彩分类，是完全不同的。
前所述者，为“史”之源流，自古及今，述其流变之大要，虽有条理可资考察兴替，然材料之处理不能不依时序，故同一问题之材料散置各代，致使难以集中讨论。为补此憾，特另列附论，以专题讨论若干问题，可使史、论互补无憾。
关于间色，情况也完全一样。
西方的间色特指由三原色中的两种相调和而产生的色，如红与黄调和而成橙色，黄与蓝调和而产生绿色，红与蓝相调和而产生紫色，这又称“第二次色”。第二次色还可以再调和而成再间色或第三次色。所以，西方的“间色”，是指在原色与第三次色之中的色，所以称为“间”。
我国古代所说的间色，便不是这样，所谓正色是直接与五行正位的五色，即东一木一青，南一火一赤，西一金一白，北一水一黑，中一土一黄。而所谓“间色”，是指在五行之“间”的色，据古人的说法，这种色是五行生克关系产生的，如，青是东方正色，而绿是东方间色，因为“东为木，木色青，木克土，土黄，并以所克为间，故绿间青黄也”。
以下依次分别讨论五正色问题。
东西方都将红色定为原色。但观念上的差别很大。
红在光谱上处在首端，它的波长最大，因此，具有很鲜明的感知性。这是就它的物理特性讲，但人类对于色彩的感受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验联想获得的，所以，心理方面的原因不能忽略。法国神经病学家古尔德斯坦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一个因患大脑疾病而丧失了平衡感觉的人，在让她穿上红色衣服时，就会头晕目眩，而让她穿上绿色衣服时，这种感觉便消失了。
讲到经验联想，就得涉及物源，“红”的物源是日、火、血之类，由这些物源衍生出的是权威、炽烈、杀戮这一类概念。
释名训“赤”为，赤，太阳之色也。
洪范·五行则训“赤”为“火色也”。广雅释天训“朱”为“日色也”。
汉前古籍中的“红”，多读为“工”，不完全是今语“红色”之义，而红色之“红”，多用为“赤”、“朱”。
说文。“赤”作南方之色也，从大火。
这是从物源方面说，再由物源而生出种种概念。
曰行迟，月行疾者何？君舒臣劳也。
“日”引申为帝王象征了。
皇甫谧，年历云日者，众阳之宗，阳精外发，故日以昼明，名曰曜灵。
这样，“日”又衍生出了“光明”、“辉煌”之类概念。
火，化物也，亦言毁也。物入即皆毁坏也。
以上不过是举例以说明“物源”所孳乳出的种种概念。但上述这个体系，不妨称之为“政治系统”，因为由这一种逻辑所延伸出的多是统治者的权力学问，在另一系统，又未必只以“日”、“火”之类为“红”的物源。比如，“红”的物源还可能是“花”，是“春”。所以古人将女性喻为“花”，于是，妇女之艳妆曰红妆，妇女所居之处为红闺。红粉是女性专用的化妆品，所以又以“红粉”代女性。再由“春色”中演绎出红的种种再生概念，故“红”又为吉祥色，古时，“嫁娶必以春”，而情爱亦在春时诗经静女有“静女其姝”、“贻我彤管”之句，“姝”，红颜少女也，“彤”为红色。男女幽会所赠之物为红色，亦取其吉祥之义。
我在考察这一些色彩现象时，发现上述这种由一概念“株根”（或作母概念）反复孳乳、辗转牵连出一种概念丛生现象，要一一列举。
“红”所表示的众多概念，很不易，但从这孳乳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演绎的程式，这个程式我以为就是在直觉经验基础上展开的体识联想，并由这种联想去指认色性。
较之西方，我国对色性的确认更具有“经验”性质，一旦指认某色表示某一概念后，其稳定性也很牢固。而且，古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便将社会、伦理概念注入自然色中，于是，同样也便用社会观念、伦理观念去说色用彩了。因此，研究中国的色彩学说，实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乃至人心、世道。
依《考工记》，黄为土色，《考工记》释色已带有“五行”意味了，待五行说兴，“黄”便是“土”、“中”等的同类概念了。《说文》谓黄”、“从田、从。亦声，古文光”。段注“土色黄，故从田”。《毛诗正义》又释“黄”为“中央之正色”。《风俗通》引《书’大传》训为“光也，厚也。中和之色”。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演绎法。“田”或“土。可以说是“物源”。但“光也”、“中央”、“中和”、“厚”这些概念却杂乱无秩地附加于黄”上的。
由这种现象，其一可知“直觉经验”的指认，“田”为“黄”，故为“土之色”，农业社会的重土观念在此派上了用途。再者，“五行”学说的影响明显可见，“中央”即其证。而五行学说以“土”为“中”，也是农业社会的经验思维，它将“土”视为一切的“中”心，于是，黄”便获得至高的地位。华夏始祖名“黄帝”，帝王常服以黄袍，自隋代始。至唐高祖武德初，禁士庶不得服。故宋太祖赵匡胤废后周自立，以“黄袍加身”。据定陵出土实物，明万历帝所穿龙袍为黄缎制。至清，仍袭前代尚黄之习。这种选择，使黄色成了贵族及权力的色征。尊黄观念与部族之争大有关系。蒋子万《机论》黄帝之初……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交共谋之。
四方之帝，以本方之色为号，与中央之帝争雄。“各以方色”，即以色为方帜族志。这不是物图腾，而是色图腾。《墨子·贵义说得最明》
帝（即黄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王癸杀黑龙于北方。
这是原始“联邦”分解、统一的大概，自周边部族“交共谋”中央之帝后，战争开始了。《瑞应图》说：
黄龙者，四龙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
由此，似可推想，那时组成这“联邦”的诸侯国旗号都是“龙”，而区别只在色。中央是各诸侯国共推的盟主，它的旗号，图形为“龙”，颜色是“黄”。其他分别为青色龙、赤色龙、白色龙、黑色龙。
这种遗风，至周乃制度化，周天子封诸侯的典礼，《逸周书》有载：
封人社土（即社坛），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土遗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
诸侯受封之后，奉色土以归封地，《史记·三王世家》载述最详：
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土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也。
这种对于色彩的敬畏，由权力的封受演为种种祭典，再变而为一般民俗。以五色丝、五色线系物、缠身，是民间广泛流传的风俗，当然，五色的象征意义已非远古及周代那样了。
五色之被分为正色、间色，从史籍上看，正色最早，从传说中的帝杀四龙到周天子分封诸侯都有载述，而间色之说，则稍后。
西方大不然。19世纪90年代被称作“黄色的时代”，黄色是作为表现这个年代狂躁、不安、异常的色彩而被画家所常用，凡·高在割耳之后，经常使用黄色，其代表作向日势正是如此。这幅画以米黄色墙壁作背景，用各种黄色的邻近色来画向日葵，恰如画家所说的“太阳传达了黄色的光辉”。这种黄色，几乎被作为反抗精神的象征。但并非总是如此，从1860年到1874年，美国出版的三种系列小说的封面是黄色，作为庶民娱乐的“黄封面书”在日本江户时代十分流行。于是“黄色”又成了颓废、官能愉悦、低级趣味的代称了。在我国，至少在20世纪之前，黄色都没有贬值、落价，除服色上的规定外，在绘画上最富特色的一系山水，即金碧山水，金碧山水的主色调就是“黄”，这是一种华贵、富丽而辉煌的艺术。黄色之“落价”，是在平民社会到来之际，当然，如大家所熟悉的，今日我国的“扫黄”，即扫除一切低级、庸俗乃至丑恶的现象一~》黄”，到此，价落到深渊了。
三冃
青虽为正色，但在观念上，不如其他几种色那样受到注重。在五行系统中，青与春、木等是对应的。《尔雅·释天》：“春为青阳。”注：“气清而温阳。”故春季又称之为“青春”。古代服色的礼律，以青绿为下级胥吏及庶民服色。
古代的语义延伸是一个很奇特的诠释方法，释名训“春”为“蠢”，谓“物蠢而生”，而尚书·大传则训“东方”为“动方”，又云：“春，出也，物之出，故谓东方春也。”农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将一切都网络在“农事”的直觉经验之中。因为这种直觉的指认，青便附着上了诸如生机、活力之类色感。
再作语义延伸，春时为嫁娶之季。为什么要选择春为嫁娶之季呢？
因此季“天地交通”、“阴阳交接”不特群鸟百兽都在此季求偶，即“少女”亦“怀春”也。这样一辗转延伸，美人所居之楼曰青楼，庚肩《白虎通》。
吾春日观早转诗“绣衣年少朝欲归，美人犹在青楼梦。”再一转训，娼女所居亦曰青楼，杜牧《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史记》秦始皇楼薄幸名。”因春时婚季，故结婚时的新居，谓之“青庐”，段成式《酉本纪》。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织。
秦前，从《诗经》中可看出，民间喜以青为饰，“青青子衿”、“青青子佩”即其证。服色以青，只在春祭时，这时，天子着青衣出东门。以此表示顺应天时之意。
到了唐代，李思训创青绿山水，这两种色彩才大胆地用于绘画艺术，这是对青绿二色色性的最具革命性的实践。
四黑与白
五正色中，黑、白是最被玄化的色彩。它们在五行系统中，并不煊赫，黑是北方之色，水属；白是西方之色，金属。因中国人的思维是两极同构，所以，黑、白最适宜体现这种思维特点。
据西方人汉斯德实验，在三棱镜下的色光光谱，白为“100”，而黑为“0”，正好处于两极端，二者的反差因此最强。所以，用在哲学方面，可作阴、阳的色征（太极图的黑、白鱼是其证）用在社会政治方面，有“别黑白而定一尊”。而得以大力实践的，则是文人画。我国的色彩处理，重在表意（礼、玄、律、俗），而黑、白这一组是最富于玄理的。
在西方，白色的使用主要因其色性而定，如医生、护士、实验师、僧侣的服色为白，以此表示和平、纯洁、清净等等观念。
以上所论五色是我国古代的玄学化色彩分类，恰如清人沈宗骞所云“五色原于五行，谓之正色，而五行相错杂以成者，谓之间色。
间色，已在史论中谈到了，即绯、红、紫。绿、硫黄。
“间”有两重意义。一为“中间”，一与“闲”通。从五行分类，“正色”即五行正位色，而“间色”即在二正色间之色；依礼分类，“间色”即闲色，是杂厕之色，故有尊、卑之义，这与春秋纬演孔图“正气为帝，闲气之为臣”的用法是一致的。但五间色，说法不一，考工记疏引皇侃语，是以绿、红、碧、紫、硫黄为五间色，而五正色却从无分歧。
分色彩为两大类，一尊一卑，而且在实用中大力推行。先秦时代，即有衣正色、裳间色的礼制，诗经也有“绿衣黄裳”的篇什，两千多年以来，绿色的遭遇要算最不妙的了，它被列为“间色”，已属等而下之了，而在五间色中，它又最被视为轻贱。兹以一民俗为例说明。
“绿头巾”或“绿帽子”之说，自古有之。中国的男人，无不以此为奇耻大辱，但这风俗起于何时，很难确考。郎瑛七类修稿有一段记载涉及此事，录如下，唐史李封为廷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绿巾以辱之，后人遂以着此为耻。但当时李封何以必用绿巾？及见春秋有货妻女求食者，绿巾裹头，以别贵贱，乃知其来已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耳。
但这只是用以别贵贱，而“贱人”之妻未必即有外艳之事。元典章礼部服色有一段记载已有新的隐射之义了，至元五年1268年，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年号，准中书有札，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巾。
但这是用青，而且被强裹青巾者众，非独娼妓之夫一人。当然，青、绿同为间色，而且是近邻之色。
松雪斋论曲之言，有一段话便渐贴民俗了，有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
这样娼妓之夫便与绿巾挂上了。
明人杂俎谈到了明初的律制，这便不是一般的民俗载述了，其说云：
娼妓隶于官者为乐户，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
这样的追考，便大体有了眉目，再一变，便用以指妻子有外艳之事的丈夫，而不定专指娼家的男性亲属了。
我国传统，向来即好以某种观念附加于某种色之上，于是，这种色便成了一个观念符号，较之西方所不同的是，西方也不乏此风，但那是个别的，或零散的，但我国却形成了一个色彩符号的体系，虽然这个体系的哲学基础，即阴阳五行在现代动摇、瓦解了，但遗风仍存，如以白色、红色作为政权性质的符号，“文革”中，又大兴“红”、“黑”之风，这都是观念符号。这些用于政治领域的色彩符号，从性质上说，与“绿帽子”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是用于伦理范畴的。它们真可谓异曲而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