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不筒，用墨无法。
——文征明
自万历季节，缙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阜。
——顾炎武《日知录》
（第一节）概述
明、清两朝，凡历543年，其中，明代的民间色彩习俗方面有明显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中叶以后，城市商业繁荣所致。清虽是满族执政，然一切仍以汉制为奉，但在官制兵制方面却有新的规定，这便是八旗以色别官秩以色顶别，到后期，因政治控制松弛，城市商业迅速发展，尤其在江南一带，民间实用，已不顾律定，至此，封建时代严厉的礼制色彩规定遂告终结。
在这一时期中另一个重要的事态是，西方色彩学理的渐入，虽然这种输入的规模是极小的，但却提供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异的参照系统，虽然这种异质文化对本土色彩的观念及实用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但就“史”而论，却是不容忽视的。
至唐，宋，中国画学色彩学理的大致格局已定，明，清两朝，殊少变革。直到20世纪初，一方面是封建制的衰亡，由此而使礼制面临崩溃之势；另一方面因西方学说思想的传入，使本土固有的文化发生动摇，至此，以五行论五色，遂成笑谈。这是唐代色彩变革后的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变革时代。
明、清服制变易，多为政治动机牵制。明初，太祖沼衣冠如唐制。明史太祖本纪云洪武元年二月王子，沼衣冠如唐制。
其用意在借此废弃蒙古服制。明亡，清初之统治者，又厉行改发制，易服制的政策，故明朝遗民抵死不欲辫发，易服，以此示其节气，而清之统治者亦欲借此以泯灭前朝遗民的反抗意识。故一发一服之区区小事却引发了许许多多的悲剧。降至清末，反清者又往往以易服示其意志，于是又复剪辫易服。至于服色，其变化未若服制之大。巨大的变革往往先由小事显其征兆，由此可证。
（第二节）明，清两朝的画学色彩论
明、清二朝，理论成绩，卓然可观，其中尤以清初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最为赅博。
鉴于我们是讨论色彩，而不是研究画法，所以只就古人提出的“法”去作美学思想的探索。
明人李日华云：
文征老即明代大画家文征自题其米山米山”为画题，即仿宋代米元章山水之意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髹采圬漫之工，争巧拙于毫厘也。
无论从思想方法还是从理论性质上看，这都是很有代表性的0对这一类说法，不妨称之为“人格主义的墨法观”。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是典型的跨范畴论事的思维方式。从形式逻辑说，在“人品”及“墨法”间我们难以找出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明’清间的人，尤喜作如是推论。张式说：“学画当先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未有心不和平而能书画者。”当然，这类意见，是早有人发表过的，宋人郭若虚即云：
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对古人这类远缘论事的话头，今人要作许多“圆通”的意会，才能破解其中之真义。倘若就两句话的简单关系去作简单的因果推论，那么，可以从历史上找出许许多多人品不高、用墨有法或人品很高’用墨无法的实例。就明代说，董其昌的“人品”就不高，可是，他却是南宗的泰斗。又如宋的皇裔赵子昂，宋亡后降元，于是被攻击为“贰臣”，“人品不高”是不在话下了。为了证明“人品”对于艺术格调的决定性影响，于是赵子昂的字、画硬被说成“滑媚无骨”。又如，秦桧的字写得极好，但“人品”之低是毋庸讳言的。如此等等，不再多言了。
这种将伦理批评与艺术批评混为一谈，乃至以伦理价值取代艺术价值的批评观念，不用说在古代极有势力，直到现当代，其遗风仍不消亡，比如“血管流出的总是血，脓疮里流出的总是脓”之类说法，即以生理现象比附社会问题。
作为批评原则，只要一用到具体的艺术品上，我们便将捉襟见肘。这种原理是根深蒂固的，孔子修身之说，是其源头，讲到书（法）画上，则是汉代的扬雄，扬雄说：“书，心画也。心画形而人之邪正分焉。”这是古人从简单的事实推导出的复杂理论，他们认为笔是人手操纵的，手是听命于“心”的，而人心大而分为正、邪两类。对于“心”的理解，只有伦理一面，除了正，就是邪；除了善，就是恶。
尽管这种理论用之于艺术批评，难以自圆其说，难免四处碰壁但将艺术创作定位在“写心”上，这便使创作与客观的本然之象分离，而转到精神的表现上来。既如此，用色用墨本就无关大局，红花以墨画之，翠鸟画成黑色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那“墨象”是否表现出了心灵的伦理价值。
古人一整套的批评术语，基本是伦理概念，被认为十分重要的“作画大要”，是元代画家黄公望提出的，“大要”有四条：“去邪、甜、俗、赖。”这些基本原则，当然也适用于色彩用法。清代的邹一桂将黄公望的四条扩充为六条，且有所解释，他说：
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二曰匠气，工而无韵；三曰火气，有笔仗而锋芒太露；四曰草气，粗率过甚，绝少文雅；五曰闺阁气，描条软弱，全无骨力，六曰蹴黑气，无知妄作，恶不可耐。
这一类提法还有，但大致不外如此。细味古人的这些言论，似乎是将艺术品乃至一般技术都当成“人”来看待，“人”要有那“气”，画也应有那“气”，乃至色意墨象，也如此这般。那么，这样的“人”是怎样的呢？简言之，理想的人就是体现了孔老夫子那一整套伦理精神的“君子”。你只要对“君子”有亲切的体认，那么，色彩批评的要领便算把握了大致。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画可以不顾客观事物的固有色了。东坡画竹用朱色，有人不解而问，东坡反诘道：你又见过黑色的竹么？当时墨竹已流行，曾教过东坡作画的文与可便以墨竹名世。重要的不是绘画之色是否再现了现实之色，而是那色、墨的意象是否具备了那君子的气象。
明、清二代，画学理论着述很多，对色彩的研究也较前人热心。人格主义的色彩论虽非由明、清人首发，但至此期，理论的规模是较前扩大了。
在色彩美学上最富于创见的，是苦瓜和尚石涛。
石涛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建树有三条：一是“笔墨当随时代”；二是“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三是“悟墨”。
兹评述如下。
“笔墨当随时代”是石涛题画跋语。关于技巧法度，清初复古守旧的习气很浓重。中国画到了明、清之际，辉煌的传统已渐成“包袱”，石涛在他的着述中，强烈地攻击了只重宗派来源，而不问个性的时风，较之许许多多笔墨方面的提法，石涛“随时代”的见解最具创造性。这个见解，直到今天仍有其活力。傅抱石先生说：“时代变了，生活、感情也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新的时代。”
“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也是石涛的题画跋语，虽然明代的徐渭在创作实践上已这么做了，但在理论上，他却并没有立言立论。中国画自然并非不讲“情”、“怀”二字，但向来的主张，却是以笔墨追踪古代名迹，或假笔墨以写闲情逸致，画意多是超然空灵的。对于个人的情怀，在表现上是“收”重于“放”。石涛的主张对于以表现玄思妙想为极致的传统而言，是一种突破。
“悟墨”也是石涛的重要主张。黄宾虹、邓实两位先生编的美术丛书本，作“误墨”。但仔细体味石涛的体系，仍应作“悟墨”。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提倡“了法”。“了”亦“悟”，都是佛学中的重要概念，可以说，“悟墨”就是“了法”在“墨”的运用上的具体化。另，清人陈撰在所着玉几山房画外录中，也是作“悟墨”，是书云：“大涤子云，作画多用悟墨；悟者无心，所谓天然也。”“无心”不等于没有“心”，而是用心之极而反归于“无”的意思，通悟者心“天然”。“悟墨”不是纯技法概念，而是美学概念或技术哲学概念。至于具体的技法，则有所谓破墨、泼墨、积墨等等。
清人对色、墨的研究尤多留意，而且在理论规模上也较前人更大，宋、元人多是以只言片语论色、墨，而明、清人，尤其是清人，则不乏专文，如唐岱的绘事发微有着色一篇，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也有设色琐论的专篇，郑绩梦幻居学画简明有论设色一篇。
这种趋势说明色彩的独立审美价值正日渐为人所知，虽然自北宋始，轻“形”的观念已有相当的势力，如欧阳修的“得意忘形”之说，
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之说都可谓惊世骇俗，但并未因此而引申出对于“色”的侧重。明、清人虽无多少发明，但对前人的思想却作了理论的阐释与发挥。至清人张式，有了新说：
墨法在用水，以墨为形，以水为气，气行形乃活矣。张式画谭。
这个说法，可谓是“重墨”派之代表主张了。相形之下，对“形”明李开先则不以为重，“以墨为形”无异于认可“墨”的独立审美价值。而且为中麓画品序}。了墨的效果，也强调了“水”的作用。
至清代，五行说仍很流行，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四《人物琐论·设色》云五色原于五行，谓之正色，而五行相错杂以成者谓之间色。
而作画依礼制用色，仍是时风：
一日在仁智殿呈画，进（戴进，明代画家，1388年~1462年)以得意者为首，乃《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垂钓于江边。画家唯红色最难着，进独得古法。廷询（明代画家谢环，字廷询，永乐中召入禁内，宣宗好丹青，特奖其授锦衣卫千户）从傍奏云：“画虽好，但恨鄙野。”宣庙（即明宣宗朱瞻基）诘之，乃曰：“大红是朝官品服，钓鱼人安得有此？”
遂挥其余幅，不经御览。
这种用色，为官制所不许，戴进因此陷入困境：
进寓京大窘，门前冷落，每向诸画士乞米充口，而廷询则时所崇尚，曾为阁臣作大画，倩（请也）进代笔。
谢廷询因攻击戴进而身价日高，可他为阁臣作画，又请戴进代笔。
此人可谓奸险矣
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人物画的用色是以“礼”为标准的，明人陈继儒娓古录也有类似的说法古人画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黄、白、青、紫四色、未尝用绿色者，盖绿色近妇人服色也。
所以，清代范玑说“画人物须先考历朝冠服、仪仗、器具制度之不同。”否则，戴进似的不幸将难免。
（第三节）明、清官制的色彩律例
明代官服色，因场合、品秩的不同而各有严格规定。如祭服，洪武二十五年定，一品至九品为青罗衣，白色中单，黑色绿饰，祭太庙则穿大红便服。
为从制度上铲除周边民族的遗风，所以，明太祖洪武元年即“沼衣冠如唐制”。太祖时代，律令最严，“庶人婚，许假用九品服……衣不许用黄”，洪武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同时，贱商意识也很强，同年令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