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假设的是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标准的情况。在结尾处，我们必须考虑一下缺少国际标准时的情况。例如，自一战以来一直到1924-1929年普遍恢复到金本位之间这段时间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缺少一个国际标准。
当对外贸易余额B与对外贷款总额L之间的偏离无法通过允许黄金自由流动来消除的时候，外汇所面临的压力很显然必定会改变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汇汇率，从而使外汇汇率达到能够消除B与L之间偏离的水平为止。总之，为了维持外部均衡所需要的操作性机制不再主要是银行利率的变化，而是外汇汇率的变化。银行利率仍然是保持外部均衡的次要工具以及维持内部均衡的主要工具。但是由于外部干扰因素而引起的转移的性质，同我们在假设存在国家标准的情况下相比，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外汇汇率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与银行利率的变化相似，但是我们会看到它的作用与之相反。外汇汇率发生变化还会立即引起其他一些力量发挥作用，而如果以银行利率的变化作为恢复均衡状态的主要工具的时候，这些力量起码在最初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外汇方法与银行利率方法之间的主要区别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我们称那些在外汇汇率变化的考虑范围内能够作为出口或者进口进行对外贸易的商品为外贸商品，这一范畴包括那些与上述定义的外贸商品一样，但是只用于国内消费而没有进入对外贸易领域内的那些商品。那么B的增加就相当于外贸商品的国内生产盈余的增加，国内生产盈余指的是这类商品的国内生产超过了其国内使用，不管这类商品是用于国内投资还是国内消费。因此一个国家通过增加其外贸商品的国内生产盈余来增加它的对外投资。同样，我们所称的国内贸易商品指的是所有那些在国内生产的其他商品。那么，如果外汇汇率发生变化的话，所有的外贸商品的价格用国内货币来衡量的话就会立刻发生变化，但在最初的时候，国内贸易商品的价格却没有发生变化。让我们假设要解决的失衡状况是B小于L，然后来对比一下外汇政策和银行利率政策作为恢复均衡状态的工具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如果外汇汇率发生变化从而使本国货币发生适度的贬值，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提高外贸商品的价格，但是保持国内贸易商品的价格不变来恢复均衡状态，因此这就会吸引企业家增加前者的生产，结果外贸商品的生产出现盈余，即B出现盈余。另一方面，如果将银行利率进行适度的提高，就会降低国内贸易商品的价格，而外贸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在此我只是广泛地这样指称，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区分）。这就是我在上文中说到的两种方法作用相似，但是方向不同的真实含义。在我们假设的情况下，外汇汇率通过膨胀恢复了均衡，而银行利率通过紧缩得到了相似的相对变化。另一方面，如果失衡状况包含的是B超过L的话，那么外汇汇率方法会通过紧缩的手段来恢复均衡，而银行利率方法则是通过膨胀的手段来恢复均衡的。因此，如果摩擦很严重的话，最小抵制路线就要求在第一种情况下使用外汇汇率方法，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使用银行利率方法。但是，结果是如果我们总是选择最小抵抗路线的话，那么长期的价格走势就是上涨的。
但是这不只是两种方法之间的唯一不同。外汇汇率方法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直接作用于相对价格，但是银行利率方法只是间接起作用，因此就会出现时间间隔。另一方面，银行利率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直接作用于L。这些特点到底哪个更有优势要取决于B与L之间的失衡是由外部世界的利率发生变化引起的，还是由于外部世界的物价水平发生变化引起的。在前一种情况中，新的均衡状态不能仅通过外汇汇率方法来恢复，银行利率迟早也要发生变化。事实上，如果假设国内外的平均货币收入水平最终保持不变的话，那么新的均衡状态下的外汇汇率跟之前的汇率区别的程度与贸易条件的变化相对应，并且跟之前一样，变化的总量取决于两国的生产和投资情况。但是在后面一种情况下，银行利率方法会扰乱投资率，而这本身是不必要的，也是带有危害性的，因此只是为了最终对生产的货币成本产生影响才使用这一方法，之后就必须再次进行改变。我们只需要对外汇汇率进行适当的变化就可以在与之前的国内货币收入相同水平上来实现新的均衡状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总结对方法的选择：如果失衡是由于国外的物价水平变化引起的，那么外汇汇率方法就更有优势，因为这既能维持外部均衡又不会打破内部均衡；但是如果这是由国外的利率变化引起的，那么从长远来看，银行利率方法将是非常关键的，并且在假设稳定国内的货币收入是我们最终目的前提下，只有相对利率的变化导致贸易条件也发生重大变化时，才能使用外汇汇率方法。其次，如果失衡纯粹只是暂时性的，并且不需要长期的调整，那么暂时性地使用外汇汇率方法就具有优势，这是因为该方法可以迅速实施而且对价格具有直接影响，然而银行利率方法可能就无法产生我们希望的结果，往往会太迟而无法发生作用。因为，在此情况下，外贸商品和国内贸易商品相对的价格水平的波动，可能引起B发生强烈的变化，从而克服暂时性失衡的出现，并且既不会对货币收入造成重大影响，也不会打破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均衡。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假设央行非常明智，在考虑到下面2中的情况下，央行似乎有两种“武器”可以应用在适宜的情形下。
2.但是，外汇汇率方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产品”。对未来的外汇汇率的不确定性会对L的总额具有深远的影响，减少对外贷款的总额，并且，如果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借方国家的话，也会同样地减少对外借款的总额。因此在这两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既受到在一般社会和国家政策的基础上我们是希望刺激还是抑制对外贷款或者借款这一考虑因素的影响，也同样受到由上文引出的技术货币考虑因素的影响。
3.而且，短期贷款总额的波动取决于国内外利率的相对微小的差别，在此范围内，贷款总额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就会小得多。因为会出现另一个因素控制L，即关于未来的外汇走势的猜测。由于一战后的实际经验，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这个特点了，因此我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详细的解释。如果人们预计外汇汇率的波动是一个围绕缓慢变化的标准的短期波动的话，那么每一次出现L超过B或者小于B的情况，只要其有时间对外汇汇率产生影响，就会使纠正性的力量发挥作用。因为当偿还对外贷款的时候，人们对未来利润或者亏损的预计总是会使L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移动，7而这个方向是从维持外部均衡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如果人们相信外汇汇率的变化预示着相同方向的进步性和累积性变化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就会进一步加剧失衡，并且使L沿着人们所期望的相反方向运动。
在此之后，我们先忽略国内法定货币的情况——因为国内法定货币没有客观标准，并且受到软弱的或者是误导性的管理的支配；我们要做的假设是从长远来看，对国内货币的管理受到一些货币价值的内部稳定标准的制约。
在此假设之下，我们就会发现，此类货币体系与处于国际标准下的货币体系之间非常明显的区别包括：首先，B对外部变化有更迅速的敏感性；其次，L对国内外相对利率的变化的反应更慢；再次，除了相对利率变化外，还引入了另一个影响L的新方法，即外汇汇率的变化；第四，可以改变对外投资率而不会引起平均货币收入水平的变化。
在本章中我不会关注国际标准的实际优势以及国内标准的实际优势，因为这样一个话题更符合本文第二卷的内容，事实上，在第二卷中我会提出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折中方法。但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即优势到底在哪一边——在我看来有如下几点：
在国内标准中，央行有时要面对的一个窘境就是无法同时维持外部和内部均衡，这个窘境实际上不是非常明显。如果央行可以自由改变外汇汇率以及市场利率，并且在恰当的时间对其中的每一种进行适度改变的话，由于失业率的普遍存在而减少社会财富和总产出的危险就会小得多。因为外贸商品价格的直接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失业出现在维持和恢复外部均衡这一因果链的第一个环节。我们还会发现其劣势就在于减少了对外贷款的流动性。
很显然，通常我们都无法给出哪种方法更具有优势这一问题的答案。这部分取决于外贸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部分取决于在没有对国内利率的剧烈变化进行人为控制情况下，未来对外贷款总额的波动相对于对外贸易余额中相应的波动是不是很重大，对外贸易余额会迅速发生变化并且对贸易条件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最后一点的答案并非不受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税政策的影响，因为对外贷款率对细小的变化是高度敏感的，如果与此同时，对外贸易没有对这些细小的变化产生同样程度敏感性的话，那将会是非常不方便的，甚至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