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同收入膨胀一般，商品膨胀同样也会通过将财富从货币和债务的持有者手中转移到进行借贷活动并且负担货币债务的人手中，从而对当前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因为不仅是那些持有货币收入的人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了，那些贮存货币的人也发现他们的贮存货币价值降低了。从这一角度出发，罗伯逊认为，由此会刺激后者的储蓄总额增加额超过其他任何情况下储蓄的增加，从而弥补他们在货币贮存价值降低中被迫遭受的损失。并且，人们会期望那些由于就业机会增加或者货币效率收益率提高而增加收入的人将他们的部分收入用于储蓄，构成收入存款。
以上述方式产生的储蓄，即通过补充收入存款而产生的储蓄，罗伯逊称之为“引导性缺乏”，从而与商品膨胀产生的当前货币收入购买力减少所导致的“强加性缺乏”相区别。
但是我们对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罗伯逊所说的“强加性缺乏”只是商品膨胀的一个特点，并且在收入膨胀的案例中并不存在；但是“引导性缺乏”则主要是收入膨胀的一个特点，并且是在商品膨胀伴随着产出增加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为除了收入存款会随着货币收益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之外，我们并没有任何理由推测收入存款的增加。并且，虽然“强加性缺乏”必然代表着新投资可利用的资源的增加，但是只有当“引导性缺乏”是由于真实储蓄导致的时候才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来增加收入储蓄。比如，通过转移储蓄存款或者抑制利用正常的当前储蓄来购买证券等手段；否则的话，收入存款的流通速度会增加，但是收入存款的总额不会增加。因此，“引导性缺乏”在我看来只是额外储蓄的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来源，不值得我们另加论述。
人们对当前收入价值的减少与当前货币储蓄以及货币要求权价值的减少之间的混淆有时候也会导致人们在商品膨胀的发展方面产生相应的混淆。当银行伴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增加信贷规模的时候，很显然，对借款人有利的额外的货币信贷也就产生了，借款人的购买力就会增加，这使得他可以以此来增加营运资本；即使物价上涨，并且不论物价上涨得多么严重，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那么借款人营运资本的增加又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给借款人提供更多的实际收入，谁的实际收入减少了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这种转化是以牺牲存款人的利益而实现的，可是这个答案是错误的。确实，当借款人作为额外购买力进入市场的时候，并没有在当前的物价水平基础上减少已经存在的购买者的购买力，但是他们会提高价格。并且，物价的提高也确实减少了存款人的存款价值，即减少了存款人所支配的购买力。
但是，除非我们认为所有的存款人会减少他们的实际货币余额，否则的话，物价的提高尽管减少了货币存款的价值，但不会由此而必然减少存款人的消费。只要整体上的存款人没有为了消费而提取他们之前的存款，那么他们是以当前收入而不是当前的存款来支付他们消费开支的。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正确的答案。价格上涨减少的是所有可以用现金来支付的当前收入的价值。也就是说，在社会其他成员手中流动的购买力的减少额等于上述借款人新增加的购买力的总额。而且，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一样，正好等于当前收入价值减少数额的利益以企业家的利润的形式出现了，这些企业家能够以更高的价格来销售他们当前的产出。因此，新借款人通过借款所获得的资本的增加是以牺牲当前收入的获得者的利益而产生的；但是财富的这一增加，或者称为由此而获得的贷款不是属于那些牺牲自身的利益而产生这些财富的人，而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属于那些通过能够以更高的价格来销售产出从而获得额外利润的企业家们。
另一方面，又是谁获得了与存款人财富的减少相对应的财富的增加呢？很显然，就是那些之前的借款人，即在之前更低的物价水平下进行贷款，但是却能够在新的更高的物价水平下来还债的借款人。但是这种财富的转移不仅发生在银行存款人和银行借款人之间，而且发生在所有根据货币进行结算的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这种转移不能以任何方式来增加资本的储备。这是因为，虽然借款人能够在他们的贷款期限到期的时候以减少他们的购买力的方式来偿还贷款，但是他们购买力的减少却少于他们之前的预计，并且，因此他们就持有了多余的购买力可以用来补充他们的营运资本，他们也可以不这样做。由于之前的贷款的偿还，银行可利用的信贷总额增加可以用来做新的贷款，并且其价值也相应地减少了。
3.信贷循环的正常途径
我们之前已经充分强调了信贷循环可以遵循数不清的途径。为了简化起见，我们不妨选择一条经常出现并且值得我们称为通常的或者正常的途径来进行讨论。
具有非货币性质的某种事物引起投资吸引力的增加，这可能是一种发明，新兴国家的崛起，战争，或者许多微小的影响力在相同方向发生作用从而恢复“商业信心”。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况：最先是证券市场的繁荣，开始是对自然资源的投机或者实质上的垄断，但是最终由于共鸣作用影响新的资本商品的价格。
相对于投资吸引力的增加，自然利率也提高了，并且没有被储蓄的增加抑制；投资规模的扩大不受市场利率的提高的约束。
银行体系默许了投资规模的增加，从而也允许货币总量的增加；但是，最初货币总量的必要增加规模并不大，并且几乎毫不引人注意地从普遍宽松的银行体系中获得供应，或者是由于金融流通中货币需求的减少而获得供应，但是货币总量保持不变。
在这个阶段中，资本商品的产出开始增加，价格也开始提高，就业形势不断改善，而且批发指数也开始提高。新就业者支出的增加提高了消费商品的价格，并且使得此类商品的生产商获得额外利润。这时，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提高了，并且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获得利润。
最初，生产要素的使用规模扩大，可是不会改变它们的报酬率。但是，当大部分之前闲置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中的时候，企业家们就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争相提高报酬率来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
因此，工业流通的需求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在不断增加的，最初是为了应对就业人数的增加。随后，除此之外，还要应对报酬率的提高。这时候就到达了这样一个点上，在这个点上银行体系已经不能按照其原则和传统习惯来持续地提供所需的货币。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金融流通、货币流通速率以及中央银行储备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银行体系在不需要明显违背其原则与传统条件下所能应对的总收益的变化量。
所以，转折点就可能由此出现。但是这不是由银行体系不愿或者不能够不断为增加的收益提供资金引起的，而是由于其他三个原因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导致的。其一是某些金融家凭借他们的先见之明或者在之前的金融灾难中获得的经验，比企业界或者银行业看的更远一点，从而使金融情绪动摇，由此导致转折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空头”情绪的增长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会增加金融流通中的资本需求。因此，可能就是在工业流通增加基础之上的金融流通增长的趋势破坏了银行体系的支持，并且使银行最终确定的利率不仅完全等于市场利率，并且很有可能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高于市场利率。
或者新投资的吸引力会随着时间或者某些种类的资本商品供应的增加而逐渐消失，由此导致转折的出现。
又或者，如果上述原因都没有导致转折的话，由于消费商品的价格会不可避免地跌落，在繁荣时期（消费商品的生产活动增加）的第二阶段完全开始之后略多于一个生产时期内，最终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共鸣反应。
因此，几大重要原因的联合作用会最终促使衰退的出现：新投资吸引力的最终消失，金融情绪的动摇，消费商品物价水平的反作用，以及银行体系越来越无力满足工业流通以及随后金融流通中不断增长的需求。
因此，事情的发生顺序是这样的：首先，资本膨胀引起投资的增加，从而导致商品膨胀；其次，在差不多等于一个消费商品生产过程所耗费的时间段内，资本膨胀和商品膨胀不断增加；再次，在该阶段结束后，商品和资本膨胀程度发生反作用；第四，资本膨胀倒塌；最终，投资减少到其正常值，从而引起商品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