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商品膨胀的“辩护”
战后的经验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赞同稳定物价是实际政策的最高目标。连同其他的情况，这就意味着银行机构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努力消除信贷循环。这一观点遭到了批评，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D.H.罗伯逊（在他的《银行政策与物价水平》一书中），他认为信贷循环虽然会导致灾难性的过度发展和严重的弊端，但是它在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任何试图消除信贷循环的举动在产生稳定性的同时，也会招致经济停滞。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妨讨论一下罗伯逊的观点有多大的说服力。
罗伯逊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只要存在信贷循环的商品膨胀阶段，它就会促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任何其他情况下的增长速度。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商品膨胀的结果就是使得整个社会的当前产出超过当前消费，并且超出的部分在所有情况下是最多的；而在另一方面，萧条时期虽然能够享受到实际工资的增加，但这是以牺牲正常的资本积累为代价的。商品膨胀超过了以资源储蓄为代表的积累的财富增长的部分，罗伯逊称之为“强加性的缺乏”；并且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积累的增长率应该超过在自愿储蓄体制下未被“强加性的缺乏”加以补充时的增长率。
我们应该注意信贷循环的商品膨胀阶段不能用来持续性地提高财富积累率，而只能是为了在短期内突然提高财富积累率时才会发挥作用，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设想，有时候会非常需要这种性质的突发性作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有理由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那么商品膨胀可能就是进行迅速转移的最有效方法了。但是我发现我们很难找到很好的例子来，当然除非是发生战争。在战争期间，金融清教徒们会发现他们那些费时的解决方案在开始奏效之前就已经招架不住了。
因此，我们必须将由于信贷循环的紧缩阶段所造成的财富积累的损失放在另一边。并且，在这样做之后，二者相抵后到底哪一边仍有剩余呢，我们能够确定吗？19世纪世界财富的极大增长很有可能主要是由商品膨胀的积累造成的；但是这可能要归于货币的不断增长以及与此同时生产要素效率的不断提高，从而允许价格适度高于效率收益的时间延长，这样利润就出现了，财富也积累起来了；而不是由于叠加在这一普遍趋势之上的信贷循环的种种剧烈的波动。这是因为在另一边我们必须加上各种由于周期性的紧缩而造成的巨大损失。
周期性的紧缩所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由于人们以牺牲储蓄为代价而进行消费所造成的，并且还是由于非自愿性失业（非自愿性失业的危害甚至要大于市场繁荣时间延长时带来的好处）导致的产出的减少而造成的。在紧缩时期部分由于储蓄的损失，部分由于生产要素的非自愿性闲置所导致的财富的巨大损失通常都得不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当自愿性储蓄看来并不充分的时候，如果货币管理政策能够时不时地利用商品膨胀，而又不会随后引起对紧缩的反作用的话，这样的政策效果应该是不错的。但这并不是周期性膨胀。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与信贷循环有关的普遍规律的话，那么那些对信贷循环有利的普遍规律似乎对二者相抵后的剩余并没有什么好处。
其次，我们还必须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在商品膨胀中，生产要素的收益比他们生产的商品价值要低，并且二者之间的差额在不同的企业家类别中是作为企业家财富的永久性补充而随意分布的；因为他们通常从膨胀中获得的收益要多于他们在紧缩时期遭受的损失。这种强制性的、随意性的转移劳动成果所有权的行为本身就有很大的危害。
但是，还有一些次要理由可以用来支持罗伯逊先生的一般观点，如下：
1.在一个进步的社会，暂时性的膨胀有时候是迅速地从一种生产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时所需要的一种工具，实际上在一个发生任何变化的社会中都是如此。在受到完全的知识和智慧指导的社会主义体系下，生产资源的转移可能通过政府命令来实现。但是个人主义体系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资源往往不会发生转移。这就不仅需要其他地方的高额利润来推动它们，并且也需要利润降低甚至破产的刺痛来推动它们。所以，如果新的企业家们必须等到现在控制着资源的那些企业家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自愿地放弃这些资源时才能获得资源的话，那么他们对资源的获取就绝非易事，也就不能像是为了公众利益时那样迅速地把想法付诸实践。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社会以适宜的速度向前发展的话，那么新的借款人应该时不时地获得通过商品膨胀来获取资源的机会，或者是能够通过收入膨胀与当前的企业进行竞争。我们必须承认这的确是非常有力的。新的企业家和新方法比平静的繁荣时期更能迅速地崛起，这不仅是努力奋斗时期的产物，同时也是发生普遍灾难后的产物。但是，很显然，这是一个权衡利弊得失的问题。而且，单独行业的起伏通常能够提供充足的刺激性，但是不会引起我们目前讨论的普遍的扰乱情况。货币稳定并不意味着普遍的平静和毫无变化的氛围。它所要努力达到的平均稳定性是某一方面企业家们的损失能够被另一方面同类企业家们的收益所抵消，这样就不会在某些特殊行业和企业家们之上又出现普遍的繁荣或者萧条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利润与损失的作用而导致的适者生存的情况不会中止。
2.罗伯逊先生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普遍物价水平的变化与某些个别价格变化是不相同的，这将使得生产要素能够进行根据它们所得报酬适当地调整它们的劳务，从而比在稳定机制下更能够接近最大利益。但是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出现（并且为此还必须满足其他许多条件），究竟哪种一般规则是最好的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罗伯逊先生的观点虽然值得我们重视，但是并不足以使我们抛弃为了在一般情况下稳定货币购买力而避免信贷循环波动这一初看有理有据的假设。但是，读者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在本章中只是在讨论作为信贷循环一部分的商品膨胀，即由于投资因素所导致的膨胀，并不伴随货币因素的持久变化。与商品紧缩时期的延长正好相反的由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商品膨胀时期的延长，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会在第二卷的第30章中进行讨论，并且这一商品膨胀可能成为增加财富积累的最有效的工具。
投资总额的增加会引起价格的上涨，并且如果是用来修正之前存在的商品紧缩的话，在通常情况下这是最值得推荐的一种方法，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说法都是成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价格的上涨会促使物价水平再次与当前的收入水平处于均衡状态。例如，当信贷循环的价格下跌阶段引起的失业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商品紧缩不会转变成收入紧缩的时候，要想恢复到正常的生产和就业水平，同时又不允许一定程度的膨胀和价格上涨用来应对当前的紧缩情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收入紧缩对所有生产要素的作用都基本相同的时候，这一点是能够出现的；而在商品紧缩的时候，这一点是不可能出现的。总之，想在商品紧缩最低潮的时候稳定物价水平是一种非常愚笨的想法。但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稳定者”都会同意。
从这一讨论中，我们还能得出另一个合理的普遍结论，那就是，信贷循环最大的危害是由紧缩阶段而不是膨胀阶段导致的。因此，如果商品膨胀转变成收入膨胀，并且人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而是在新的收入水平基础上维持稳定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得到实际利益了。如果货币的供应允许平均物价水平在长期内比效率收益的增长要快的话，由此而产生的不断发展的、适度地倾向于商品膨胀的情况，远比物价相对于收益缓慢下跌要好得多。对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好处将超过社会公正因素，尤其是如果后者能够包含在一般税收体系中而且能够被一般税收体系所部分补救的话，更是如此。即使一般税收体系不能对社会公正进行补救，如果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的起点较低，并且迫切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的话，情况也如此。
2.商品膨胀的发生
商品膨胀确实能够增加新投资所需的资源，并且有助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但是收入膨胀和资本膨胀却完全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商品膨胀的这一优势却往往得不到那些未能区别不同膨胀种类的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