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到达米兰后，他们在货车场卸下了我们。来了一辆救护车接我去美国医院。我躺在救护车里的担架上，也搞不清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个区，倒是在他们往外抬担架时，我看见一个市场和一家开着门的酒店，酒店里有个女雇员在往外扫垃圾。街上有人在洒水，空气中有股清晨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门房跟着他们出来了，他留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帽，上身只穿件衬衣。由于担架进不了电梯，于是他们便讨论是把我抬下担架坐电梯上楼，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最终，他们还是决定乘电梯，于是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点，”我说，“轻点。”
电梯里很挤，我的两腿弯着，痛得厉害。“让我把腿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呀。”说这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着他的脖子。他的气息冲到我的脸上，发出一股大蒜和红酒的气味。
“轻点。”另一个人说。
“混蛋，谁没轻点呀！”
“我说要轻点。”抬着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门关上了，铁栅栏也拉上了，门房按了上四楼的按钮，看样子他有些担心。电梯上升得很慢。
“重吗？”我问那个浑身一股大蒜味的家伙。
“不重。”他说。他脸上直冒汗，嘴里嘟哝着。电梯稳稳地上升，随即停住了。抬着我脚的人打开门，出电梯，他们把我抬到了阳台上。这儿有好几扇门，门上安着铜把手。抬着我脚的人按了按门铃，我们听见门里边电铃在响，但没人来开门。这时门房从楼梯走上来了。
“他们人呢？”抬担架的问。
“我不知道，”门房说，“人都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
门房按按铃，再敲敲门，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领来一位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半垂下来，身上穿着一件护士服。
“我听不懂，”她说，“我可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想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没准备好，还没打算接收任何病人。”她用手掖一掖头发，瞪着近视眼望着我。
“随便找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就行。”
“我不知道呀，”她说，“还没准备接收病人，我可不能随便找个房间安置你。”
“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然后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帮忙给找个空房间。”
“房间都空着，”门房说，“你可是头一个病人。”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个老护士。
“看在基督的分儿上，快给我找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老弯着，痛得越来越厉害，我感到痛入骨髓了。门房走进门去，那位灰白头发的女士跟在后面，不一会儿，门房又急匆匆地出来了。“跟我走。”他说。他们抬着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百叶窗关着的房间。房间里有一股新家具的气味，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橱。他们把我抬到床上。
“我可没法给你铺上床单，”那女士说，“床单都给锁起来了。”
我没理睬她。“我口袋里有钱，”我对门房说，“在扣着的口袋里。”门房掏出钱来。两个抬担架的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在另一个口袋里，你帮我交给护士。”
抬担架的那两个人行了个礼，说了声谢谢。“再见，”我说，“多谢啦。”他们又行了个礼，出去了。
“这些病历上，”我对护士说，“写着我的病情和已经做过的治疗。”
女人拿起病历，戴着眼镜翻看。一共三份病历，都对折着。“我不晓得怎么办，”她说，“我不认得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什么也干不了。”她竟然哭起来了，把病历放进围裙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吗？”她哭着问。
“是的。那么请你把病历放到床头柜上吧。”
房间里又阴暗又凉爽。我躺在床上，看得见房间那头的大镜子，不过看不到镜子里反射的东西。门房还站在床边，他有一张中看的脸，人又很和善。
“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怎么称呼你？”
“沃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沃克太太。我想我要睡了。”
我独自待在房里。房里很凉快，也没有医院的气味。床垫很结实，很舒服，我躺着一动不动，尽量不呼吸，感到腿痛减轻了，心里挺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发现床边有一根按电铃的电线，便按按铃，但是没有人来，我就睡了。
我醒来后，四处张望。阳光从百叶窗透进来，我看见那只大衣橱、光秃秃的墙和两把椅子。我的双腿还裹着脏兮兮的绷带，直直地伸在床外头。我很小心，两条腿不敢动。我口渴了，就伸手去按铃。过了一会儿，听见门开了，便抬头看了看，只见是一个护士。她看上去又年轻，又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着走到床边来，“我们还没能跟医生联系上。他去科莫湖[67]了，谁也没料到会来病人。你到底怎么啦？”
“我受了伤，腿上、脚上，还有头。”
“你叫什么？”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帮你洗一洗。可是绷带我不敢动，要等医生回来。”
“巴克利小姐在这儿吗？”
“没有，这儿没有叫这个名的人。”
“我进来的时候，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是谁？”
护士大笑起来。“是沃克太太。她值夜班，睡着了，没想到会有病人来。”
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帮我脱去衣服，除了绷带以外，衣服全都脱掉了，然后就给我擦洗身子，动作十分轻柔、娴熟。洗过之后，我觉得非常舒服。我头上还扎着绷带，但她把边沿都洗了洗。
“你在哪儿受的伤？”
“普拉瓦北部的伊松佐河上。”
“那是哪儿？”
“戈里察北面的一条河。”
我看得出来，她对这些地名全都一无所知。
“你疼得厉害吗？”
“没什么，现在不怎么疼了。”
她往我嘴里放了一根体温计。
“意大利人是放在腋下的。”我说。
“别说话。”
她把体温计拿出来，看了看，然后甩了甩。
“多少度？”
“这你不该知道。”
“告诉我是多少度。”
“差不多正常。”
“我从来不发烧，何况我的两条腿里现在都是废铜烂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里面尽是些迫击炮弹的碎片、旧螺丝钉和床座弹簧之类的东西。”
她摇摇头，笑了笑。
“要是你腿里真有任何异物，那就会发炎，你也就会发烧。”
“好吧，”我说，“我们瞧瞧能取出什么东西来。”
她走出房去，回来时领着清早见过的那位老护士。她们俩开始一块铺床，而我人还躺在床上。这种铺床法对我来说很新奇，也很让人钦佩。
“这儿由谁主管？”
“范坎彭小姐。”
“共有多少护士？”
“就我们俩。”
“不会多来几个吗？”
“还有几位快到了。”
“什么时候到？”
“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你的问题太多了。”
“我没生病，”我说，“我是受伤。”
她们铺好了床，我躺在那儿，身下垫着一条干净光滑的床单，身上盖着另一条。沃克太太出去拿了件睡衣来。她们给我穿上，我觉得又干净又整齐。
“你们对我太好了。”我说。那个叫盖奇小姐的护士咯咯笑了。“我可以喝杯水吗？”我问。
“当然可以。喝完水你就可以吃早饭了。”
“我不想吃早饭。请你帮我打开百叶窗，好吗？”
房里光线本来很暗，百叶窗一打开，顿时阳光灿烂。我望望外面的阳台，还有房屋和烟囱的砖瓦顶，再往上是白云和蔚蓝的天。
“难道你们不知道别的护士什么时候到吗？”
“怎么啦？难道我们对你照顾不周吗？”
“你们待我很好。”
“你想用便盆吗？”
“可以试试看。”
她们帮我坐起来，扶着我，可是没有用。后来我就躺着，从敞开的门望向外面的阳台。
“医生什么时候来？”
“他回来就知道了。我们设法打电话到科莫湖找过他。”
“难道没有别的医生吗？”
“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
盖奇小姐拿来一罐水和一只杯子。我连喝了三杯，然后她们就走了，我往窗外望了一会儿，又睡着了。我吃了点中饭，下午医院的主管范坎彭小姐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个子小，做事麻利，疑心重，放在这个位置真是委屈她了。她问了我许多问题，似乎觉得我参加意军是一桩丢脸的事。
“我吃饭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吗？”我问她。
“除非有医生的吩咐。”
“他不回来，我就不能喝吗？”
“绝对不能喝。”
“你们到底打不打算把他叫回来？”
“我们打电话到科莫湖找过他。”
她出去了，盖奇小姐回来了。
“你对范坎彭小姐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她非常麻利地帮我做完事之后，问道。
“我不是有意的。可她也太势利眼了。”
“她倒说你趾高气扬，粗鲁无礼。”
“我才没有呢。不过，医院里连个医生都没有，还算什么医院呀？”
“他就来了。他们打电话到科莫湖找他了。”
“他在那儿干吗？游泳吗？”
“不，他在那儿开了个诊所。”
“他们干吗不另外请一个医生？”
“嘘，嘘，做个好孩子，他就会来的。”
我让人去叫门房，等他来了，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到酒店去给我买一瓶辛扎诺味美思和一瓶红勤地酒，还有晚报。他去了，买了好酒，用报纸包着拿回来，先把报纸解开，然后照我的吩咐，拔掉瓶塞，把红勤地酒和味美思都放在床底下。他们都走了，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报纸，有来自前线的报道、阵亡军官名单以及为他们颁发的勋章。然后，我伸手从床底提起那瓶味美思，笔直地摆在肚子上，让凉快的玻璃瓶贴着肚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瓶底一次次地贴在肚皮上，留下了一个个圆圈。与此同时，我望着外边屋顶上的天空，天色渐渐暗下来。燕子在四周盘旋，我望着它们和夜鹰在屋顶上飞，一边喝着味美思。盖奇小姐端来一只杯子，里面装着蛋奶酒。见她进来，我连忙把味美思藏到床的另一侧。
“范坎彭小姐在这里边掺了点雪利酒，”她说，“你不应该对她不客气。她年纪大了，这家医院对她来说责任重大。沃克太太年纪又大，帮不上她什么忙。”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说，“非常感谢她。”
“我马上给你送晚饭来。”
“没关系，”我说，“我还不饿。”
她把托盘端来，放在床边的桌上，我谢了她，吃了点晚饭。后来天黑了，我看见探照灯的光束在天空中晃动着。我望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只有一次汗淋淋地惊醒过来，接着又睡了，竭力不再做噩梦。天还远远没有亮，我醒了以后再也没睡着，听见公鸡叫，就一直清醒地待到天亮。我很疲倦，等天真亮了以后，我又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