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老莲华”这样回忆道：莲华学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创办之初，一批青年同志，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还有李青林、杨明远等背着行李卷，来到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村，租了李家祠堂作为小学场地。这儿离复兴乡镇所在地有18华里，离仙桃乡也有12里，那个小山坡上，杂草丛生，满目荒芜。王朴母子俩和李青林等带着学生挖山坡，抬石头，运泥土，为学校开辟了一个活动操场。随后他们又去仙桃乡搬运课桌条凳。同时大家动手整寝室、修厕所，打扫清洁卫生……一切皆由自己动手。八月筹备，九月便招生开学了。当时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破烂的戏台作为办公室，两侧看楼便是孩子们的教室，老师们则住在戏台两边，仅能遮雨，不能挡风。每人只配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凳和一盏青油灯。当时老师每月的薪俸是几斗米到一石米不等，但大家相互间团结友爱，相互帮助，许多外地来的同志衣单被薄，当地同志就从家里拿来东西接济他们。大家安贫乐道，朝气蓬勃。王朴则从家里拿出他的全部藏书办起了图书室。“莲华”师生养成的艰苦朴素作风，深受当地乡亲们的赞扬，称其这才是“兴家立业”的样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有一个校风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也成为莲华中学的校风，师生之间团结无间，从校长、教员到校工完全是革命同志，每周过一次民主生活，工作严肃紧张，教学工作之余，大家谈心、唱歌、打球，充满了健康活泼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莲华”的办学方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他们既重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更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论和方针，具体地运用到了“莲华”，实行“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在学校内外写满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大字标语。在党的领导下，莲华、志达中学前后培养了400多名学生，他们后来有的参加了共产党，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多数在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这证明王朴、齐亮他们确定的两个“结合”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莲华和志达中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当时复杂而严峻的重庆与四川地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而坚定的革命战士。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横行霸道的环境下，王朴、齐亮等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将这所红色学校办下去，其精神实在可贵。办校是需要花大钱的，哪儿来钱？“只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办法！”每一次学校出现财政危机，第一个出面承担这种责任的总是王朴。王朴有什么办法？就是回家向他的母亲金永华去要。母亲能答应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王朴家的家业是由王朴的父亲和祖父一点点积储起来的，现在要捐出来，而且是捐给会带来灭门风险的共产党，这样的事母亲能同意吗？然而王朴做到了，不仅动员了他母亲金永华将江北老家的家产田地1480石，折合黄金1000多两，陆续变卖成现钱，给了莲华学校和志达中学，又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并以此为掩护，直接为川东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
王朴的这种毁家助党的高尚行为，在革命同志中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富家子弟，他对组织和同志时常慷慨相助，自己则始终过着俭朴生活。吃饭时，他都是与学校同仁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误了餐，也只在厨房煮碗面条充饥，从不特殊。有一次，王朴与老师喻晓晴一起，从重庆市区回“莲华”时，步行了八九十里路，却只在路上吃了碗咸菜稀饭，可同志们知道当时王朴的口袋里装着几百银元大洋。王朴说：这钱是他家捐助党的，不能随便用。他的这种精神和忠诚，无不令人钦佩。由于他平时总以刻苦耐劳的俭朴生活磨砺意志，所以后来在狱中能始终坚贞不屈、经受各种酷刑的考验。
王朴于1948年4月27日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作为一名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徐远举曾以为可以从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结果无论怎样严刑拷打，王朴像许建业一样，始终表现出一位坚定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丝毫没有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烈士的妻子褚群在丈夫牺牲37年时的一个纪念大会上有过一段极其动情的回忆：我爱人王朴是由于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出事而牵连被捕的。当时我带着仅有十个月的儿子狗狗，就在莲华中学校长办公室，与他一别永诀……我们分手时，儿子小狗狗还在香甜的睡梦之中。特务们抓走他时，他还悄悄暗示我留在学校，对付有可能突然袭击而来的其他敌特分子，他自己却推说城里还有一摊子事急需处理。临别前，他拿出来一对“歇福儿”牌的金笔，我挑了一支，给他也留了一支。王朴被捕后，齐亮等领导我们抓紧营救工作，母亲还备了三包厚礼，去找过当时反动派政权的杨森市长的二姨太，可没有什么下文。于是齐亮又导演了一场“寻夫记”，要我打扮起来，抱上孩子，跟着王朴的二姨妈到重庆特务机关那里，探到了王朴是因一张支票的牵连而入狱的。当时特务告诉我，说王朴的罪名是“物资助匪”。为了营救王朴，我到了王朴老家江北，求母亲出钱，可老人家已经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办莲华学校所用，最后给了我一只手表和一对金戒指，说家里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老人家听说儿子被捕入狱，非常伤心。我将一对金戒指带回后，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我和王朴所缴的党费。后来我知道，就在这时，王朴已经在渣滓洞黑牢里被叛徒刘国定出卖，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许我们家属送东西和保释了。
王朴在被捕初期，尽管地下党组织及其家人多方营救未果，但由于其身份没有暴露，特务们根本没有谁去理会他。到了刘国定出卖他后，特务头子徐远举才亲自出面审讯。
徐远举：“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王朴从容镇定地说：“不认识。”徐远举又叫来刘国定对质：“刘国定，你认不认识这个王朴？”
王朴立即回过头去，与曾经的上级、叛徒刘国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此刻的“领导”就像一只癞皮狗似的那么狼狈。王朴什么都明白了，他上前当场就给了这位出卖他，也出卖了许多革命同志的“领导”一记响亮的耳光。从此，王朴就以共产党人的坚定气节，面对面地与敌特分子公开地进行斗争了。他历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多次受电刑和坐老虎凳，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讥嘲敌人，成为狱中硬汉之一。
1949年10月28日，王朴与陈然、成善谋、雷震、华健、蓝蒂裕等“共产党重犯”被敌人残杀于重庆大坪刑场。最后时刻，他面对匪徒们的子弹，竭尽全力呼口号、高唱《国际歌》……临刑前，王朴托人带出给母亲、妻子、儿子的三条遗嘱。给母亲金永华的遗嘱是：
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要交给学校。给妻子褚群和儿子狗狗的遗嘱是：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取名“继志”。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得知烈士英勇就义的噩耗后，母亲金永华带着儿媳妇褚群悄悄地来到儿子王朴殉难的地方。站在一个坡地上，远远地看着儿子牺牲的地方，她仿佛看到儿子昂首挺胸，高呼口号，从容就义的情景：儿子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值得母亲大为骄傲的人！王朴的妻子褚群扑在妈妈的身上失声痛哭，金永华抚摸着儿媳褚群的头说：“不要哭，眼泪解决不了问题，要像王朴那样沉着、冷静、坚强。”金永华拉着褚群坐在坡地的一块石头上对她说：“小群，不要难过，我告诉你，从王朴被捕以后我就预感他回不来了，他从狱中带出了几句话，你们的组织已经给我说了好几天了，现在我把它转告给你，你要记住，这是你丈夫给你的最后交代。”金永华一字一句地转告上述遗嘱。
在王朴牺牲后第37年，王朴的家里喜事连连：儿子狗狗又添“接班人”，老寿星母亲金永华入党后被评为“先进党员”，妻子褚群的身体恢复健康……还有，王朴的家乡为这位英名长存的烈士建了一个可以让人们世代瞻仰的墓地。
那场“11·27”大屠杀中，当特务们堵住渣滓洞牢房，用机枪和卡宾枪向狱室内扫射的一瞬间，有一位英勇的共产党员突然冲在同伴和难友们的前面，企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部分同志逃生，然而，无情的子弹穿过他的身躯，令他当场倒下。当时这位英雄还有一丝生息，不曾想到的是凶残的敌人后来打开牢房门，在他的身上浇上汽油，又点燃起来，他和他用身体掩护下的一个小孩最终未能逃脱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这位烈士名叫丰炜光，牺牲时31岁。在“红岩”故事的共产党员中，他是又一位典型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叛逆者。
丰炜光是四川广安人，其父丰聚文自幼从商，因经营布匹发迹，设丰泰隆号，既做外货入川生意，又兼营洋纱买卖，成为广安县商界巨子。丰聚文得财后，修别墅，置粮田，富极一时。其所生四子，炜光行三，名宗铸，生于1919年农历7月，乳名润生。小时候的炜光皮肤白净，眉目清秀，又聪明活泼，是丰家的宠儿。
丰家有个厨工的女娃，名曾传碧，比炜光略小。两个小娃娃整天在一起玩，炜光经常牵着女娃的手，像是亲兄妹一般。跟下人的孩子在一起，丰家人很不高兴了。小炜光的母亲对丈夫说：只要炜光读书了，他们也许会分开的。谁知小炜光上学不久，便向父亲提出要曾妹妹与他一起上学，“否则我也不去”。丰聚文不忍爱子弃学，只好依了。上学后的小炜光，常到父亲处要钱，有钱的父亲并不在意，可后来儿子越要越多，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到学校一打听才知，小炜光拿钱后光知道去买书和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交学费。丰聚文对此很生气，不仅不再给儿子钱了，连曾传碧上学也不让去了。
丰炜光因此与父亲第一次争执吵架，这年他14岁，发誓不再上学，除非还让“曾妹妹上学”。丰聚文气不打一处出，最后还是依了儿子。可这以后，小炜光觉得自己的家里没了亲人，佣人和他的女儿曾传碧妹妹反倒成了他的依靠。他开始看不起父母和自己的兄弟们，因为他们不把佣人和曾妹妹当人对待，然而佣人和曾妹妹相当善良朴实而且可亲可爱。后来曾传碧妹妹失学了，这对心心相印、青梅竹马的恋人，终因门第悬殊而各奔东西。这成为丰炜光少年时代留下的一桩遗憾的事。
1936年，地下党在广安城里组建了共青团支部，追求进步的丰炜光成为该县第一批共青团员。经过团组织的教育，他从一个侠义、进步的社会青年渐渐成长为自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青年。当时地下斗争缺乏经费，丰炜光便把他在“丰泰隆”号里赚的钱，全部献给了组织作活动经费，不够时还到家里拿。这事被父亲知道后，大骂他是“败家子”！开始成熟的丰炜光，为这事他不与父亲正面冲突，而是软磨硬泡，后来他又不声不响把商号上的事情几乎全部甩给了管事的佣人，自己则一头投入到了职业地下工作去了，担任共青团广安街道支部书记。根据组织安排，为动员群众，丰炜光出面与其他几位进步青年一起办了家“四友书店”，他出任经理。有了这块革命阵地的丰炜光，整天忙着经营那些进步图书的买卖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四友书店”从此成了当地传播新思想和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时间一久，人来客往，影响很大。反动当局多次滋生事端，皆因丰炜光等采取多种形式与之周旋而获得继续经营。
“西安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各地，广安人民纷纷起来支持抗日。这时的丰炜光忙得不亦乐乎。1938年，广安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可以将团龄算作党龄。丰炜光接到组织的这个通知后，高兴得一夜未合眼，从此他对党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38年，地下党派人回广安代市办纺织合作社，借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掩护从重庆市区来的地下党员。可办合作社需要大量资金，丰炜光知道后，连夜赶回自己家的商号，将全部盈余拿了出来，贡献给了组织。同时他又动员自己的财主父亲出钱，父亲当然不从。“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嘛！”丰炜光就以商铺亏损为由向父亲借贷。无奈，老头子只得又“出血”了一部分。
1942年秋，地下党新派来的县委负责同志，由于隐蔽不当，受到特务监视，没能与原县委接上头，这样，单线联系的丰炜光等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是他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第一大挫折。
无数次，丰炜光站在家乡的山坡上，任凭风雨吹打，像个失去方向的孤儿，内心苦闷一次次向天呐喊……“我要到成都去！”终有一天，丰炜光对妻子说。“到成都干啥子去？”妻子问。
丰炜光没有说。他参加革命，不想连累家人。其实，他在近半年里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找到党组织。他知道当地的一名共产党员去了成都方向。他丰炜光的堂兄丰宗铁、大哥丰宗锦也在成都。尤其是宗铁堂兄为人正派，同情穷人，有可能也是共产党员哩！所以丰炜光想：如果找丰宗铁，也可能就找到了党组织。这样他才下定了决心到成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