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出发前，妻子特意给丰炜光找来两个农民抬滑竿，丰炜光本不想要，后一想到路途遥远，关卡甚多，如果扮成富商或阔少会一路顺当些，于是便答应了。可当抬滑竿的农民将丰炜光抬出广安城门后，他就嚷着要下滑竿自己走。“少爷，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嘛！”两个农民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生气道。丰炜光笑了，说：“你们是人，我也是人，你们有一双脚，我也有一双脚，为什么要你们抬着走？”两个农民憨厚地说：“你是有钱人，当然该坐滑竿啦！”丰炜光嘴一撅，说：“有钱人，有钱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你们穷人身上搜刮来的嘛！”丰炜光接下来又给两位农民讲了很多社会现象，并对他们说：“农民不是命穷，富人也不是命中就富，只要穷人联合起来与富人斗，穷人就能富起来。”两个农民听了直点头，说他们从娘肚子下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丰少爷这样的读书人。丰炜光又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当他提到共产党时，这两个农民面面相觑，惊骇得不知所措。丰炜光板着脸，说：“共产党有啥不好？他们都是为穷人说话做事的好人哪！”两个农民如梦中醒来，小心翼翼地问炜光：“你是不是共产党？”丰炜光突然大笑起来，说：“我还不够条件呢！”中午，三个人在一个店子里吃饭，丰炜光一个人掏钱，三个人不分贵贱在一起吃喝。饭后，两个农民见自己只跟着少爷走，还白吃少爷酒饭，内疚地提出如果少爷不让抬，他们就回去了。丰炜光则坚持把他俩留住，依然每天照常给他们滑竿钱。一个白面书生、富家弟子，宁愿不坐滑竿，每天跑得满脚起泡，还请他们吃饭喝酒，这是没有见过的“怪事”。四天下来，丰炜光竟然把这两位农民教育成思想进步的革命者，后来都上了华蓥山，参加了游击队。
再说丰炜光到了成都，才知丰宗铁只是个进步人士，不是共产党员。又一次失望，让丰炜光久久地徘徊在成都街上……这时他想起了在广安一位已经被捕的共产党员彭明。天真可爱的丰炜光想：如果把彭明营救出来，不就有了党了吗？于是他就去找大哥丰宗锦，得知大哥的药店生意兴隆，家道富裕，很有积蓄。只是大哥不在家，嫂嫂不肯将钱借他。丰炜光就给嫂子做工作，把借钱的目的和盘托出，并保证今后一旦有了钱后，如数还她。嫂子听了小叔子的话虽觉唐突和惊异，但见他待人诚恳，忠厚，又沉着，不像是浪荡子弟，于是便如数拿出了丰炜光所需的10多两黄金。后来，丰炜光的哥哥知道妻子把黄金给了兄弟，再三追问其用途，妻子始终不说，并一气之下服安眠药自尽了。为这事，丰炜光觉得很对不起嫂子，内心也十分悲痛。
成都没有找到党组织，又无工作，生活渐感困难。几个月后，丰炜光历经艰辛，到了重庆找党。1946年春，丰炜光在几度失望中回到广安。这年冬天，地下党派谈剑啸从重庆回广安清理地下党组织时，漂流、彷徨了3年多的丰炜光，才算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不久，他担任中共代市特支书记。1947年，地下党代市特支接到中共川东临委指示，要求开展农运工作，发动当地群众，进行抗丁、抗粮、抗税运动。1948年7月，中共川东临委又指示，各地下党组织联合在华蓥山区举行武装起义，要求代市首先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丰炜光接受任务后，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战斗。8月5日，正值代市赶场。丰炜光的口袋里藏着刚刻好的“华蓥山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的印章，挤在人群中，寻找他的通讯员曾令森。两人见面后，丰炜光则因为还有账项要算清，于是他在镇上的一家店铺里留了下来。这时，镇长谢相等一伙人见到了丰炜光，就招呼他一起打牌。丰炜光本无心思跟这帮人打牌，但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便同意了。坐下打牌，一晃就是几小时。当丰炜光想脱身时，镇长和几个随行人员就是不放他走。丰炜光再往周围一看，见有不少乡丁在晃来晃去，猛然觉察自己被软扣了。怎么办？他灵机一动，便以小便为由离开牌桌，想给自己的同志送个信，但特务和乡丁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丰炜光心急如焚，恰在这时，有两个自己的同志闯入丰炜光的视野，他立即发出暗号。少顷，这两个同志便来到牌桌边对丰炜光说，一家纸业社那边的工友有事，要他快去处理。炜光听罢，刚起身要走，周围的四五个特务和乡丁便呼啦一下围了过来。看来脱身是不可能了。为了稳住敌人，他又若无其事地回到牌桌。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丰炜光在那两个同志走近他时，已经把暗号传了出去，心领神会的同志们安全转移了。事后人们才知道丰炜光是被叛徒骆安靖出卖的。
1948年8月27日，丰炜光被押解到渣滓洞。“你就是丰炜光吗？跟我走一趟！”一个特务气势汹汹地押着丰炜光，将他带进审讯室。丰炜光并不认识坐在他对面审讯他的刽子手漆玉麟。当对方开腔“三少爷，请坐，请坐”
时，骄傲的丰炜光拿出一副“少爷”姿态，用脚一蹬藤椅腿，椅子正好转了90度，丰炜光稳稳地坐了上去。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莫来客套。既然进了魔鬼的杀人场，老子就没有准备活着出去！”从不耍少爷作风的丰炜光，这回在特务面前竟然摆足了阔少爷架势。
漆玉麟和特务们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少爷“共产党员”。“三少爷火气不要那样大嘛！”漆玉麟难得这么轻的语气，说：“我们有话好商量。对你，我们徐处长是很器重的，说像你这样富豪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干共产党的事情，是误入歧途，上了共产党的当，只要你洗手不干了，就放你出去。”
丰炜光用眼睛瞪了一下对方，没有理睬。漆玉麟又说：“不要嘴硬，看你细皮嫩肉的，能经受得起什么刑具，我劝你早识时务，你们共产党所谓的重庆市委书记、委员不都自首了？鲤鱼拉不破大网，何况几条小泥鳅，你想想嘛！”
丰炜光一听，勃然大怒：“他们算啥子嘛？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叛徒！再说，听听全国的战场，你们国民党的网不是早已破了吗？要不了多久，人们会把你们的破网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哈哈……”说完，丰炜光仰天大笑。
漆玉麟气得在审讯室直转圈，可就是没用刑。丰炜光趁势回击对方：“我从入党的那天起，就发誓要捣毁你们的魔窟，有什么可后悔？
我倒要劝你们这伙人多留条后路，不要死心塌地跟蒋介石跑了！真到那时，可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给我带出去！”漆玉麟再也无法忍受了，发疯似的吼道。做好受苦刑准备的丰炜光，见自己好端端地走出审讯室，反而感到十分疑惑：特务们想搞什么阴谋？哼，管他呢！丰炜光挺着胸膛，哼着歌，回到了狱室。可在这里，他发现难友们却用一种鄙弃的目光在看他，这是怎么回事？更有甚者，放风的时候，丰炜光走到一个小孩跟前，其他难友一下把还不懂事的孩子从丰炜光身边领走了。丰炜光被孤零零地冷落在一边……那一刻，这位从不屈服的“阔少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心里在呼喊：“党啊，我没有背叛您啊！你们怎么啦？”
这天夜里，丰炜光这位硬汉，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哭了……第三天，特务又把丰炜光带进审讯室。这回是大名鼎鼎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大特务徐远举亲自来审问他。丰炜光才不理会他徐远举是谁呢，一概不理，他早已作好受刑和牺牲的准备。徐远举这回搬出的人物也不一般，他说丰炜光你是市长杨森的老乡，还说杨森这人很重感情，很讲义气，非常关心家乡人，因此特意吩咐他徐某人在办这桩案子的时候，尽量做开导工作。徐远举还表示希望丰炜光给身为市长的家乡人争个脸面。
“他杨森算个什么东西？他无故杀害了多少平民百姓，狗屎一堆！”丰炜光突然大声打断徐远举的话，又说，“我们共产党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就是为全国人民、广安人民争气！让杨森这样的混蛋早点上历史的审判台吧！”
“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用刑！”徐远举再也装不出假慈悲了，命令特务将丰炜光折腾个半死。之后数日内，又连续对丰炜光用重刑。然而，丰炜光始终没有低下过骄傲的头颅。
昏死了几天后的丰炜光，再一次出现在放风坝上时，忽然发现自己的脚边飞来一个小纸球，他迅速拾起走进厕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祝你胜利”四个字，落款是“同志”。啊，是狱中党组织和同志们写给我的！那一刻，丰炜光激动万分，备受鼓舞。他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同志们中间，回到了党的怀抱……“11·27”大屠杀的夜晚，年仅31岁的丰炜光不幸壮烈牺牲，他牺牲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广安和代市，凡是了解他的人和他的同志们无不声泪俱下，都说丰炜光是富家的叛逆者，真理的英雄卫士！
陈俊卿，“11·27”大屠杀中的另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铁骨英雄。本名程杰，又名程瑞瑞的陈俊卿，于1911年出生在四川省峨眉县冠峨乡。其父亲程治安，在清末时任过峨眉青龙场的团总，辛亥革命后，回家乡买田置地，成为峨眉一带有名的地主。少时，陈俊卿进峨眉县中学读书。16岁时便由家庭包办，与当地女子周淑珍结婚，后生下女儿程绍芳和程华芳。
1930年，陈俊卿考入了由乐山与嘉定创办的“联合中学”普通科第二班。次年夏天，共产党员和成弟由成都回到峨眉，以小学教员的身份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在此期间，陈俊卿与和成弟结识。和成弟不断向陈俊卿讲解共产党的主张等许多革命道理，使陈俊卿仿佛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人民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不久，陈俊卿向和成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这年冬天，陈俊卿的愿望终于实现，从此他彻底背叛自己的剥削家庭，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
1932年底，陈俊卿完成了联合中学的学业后，回到家乡，任冠峨乡白马小学校长，并加入了以和成弟、唐杰为核心的中共峨眉特支。陈俊卿任特支宣传委员，和成弟是特支的书记。1933年春，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入川，四川革命形势高涨。秋天，四川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峨眉县委，由陈俊卿出任县委书记。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峨眉农村发动秋收抗税斗争和壮大革命力量。1934年春天，四川军阀对川陕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为了武装起义，陈俊卿不分日夜地到处活动，引起了“峨眉清共委员会”的注意。一日拂晓，敌人突然包围了冠峨乡白马小学，并以“共党嫌疑”名义逮捕了陈俊卿，同时也抓捕了张克诚等县委干部。残暴的敌人用竹板抽打陈俊卿的嘴巴，欲让他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受尽毒刑的陈俊卿宁死不屈，始终不吐露一个字。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得将他关押在狱中。
1935年1月27日拂晓，由陈俊卿等地下党人领导的峨眉武装起义正式行动。不幸的是，在起义发动的关键时刻，一名参加起义的团队士兵动摇叛变，向敌人告了密，致使敌人迅速行动，调兵包围了起义军。在城内城外联系中断的情况下，起义队伍仓促应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起义不得不宣告失败。由于武装起义时陈俊卿一直在狱中，敌人将其关押一年多后，始终找不出他参加共产党的任何证据，便向陈的父亲勒索了几百块银洋，将陈俊卿释放出狱。
出狱后，父亲对儿子说：“今后你去学医，家中有产业支持你，搞共产是杀头的事，不能再干了。”陈俊卿则明确告诉父亲：“如今这个社会只是有钱人才看得起病，穷人生病挨饿谁管？我学医没什么用。”儿子的态度令其父亲拍案大骂，宣布与陈俊卿断绝父子关系，以后陈俊卿的事与他程家没有任何关系。被赶出家的陈俊卿，带着妻子，开始自谋生路。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和封建家庭的无情压迫，没有使陈俊卿丧失信心，相反他的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信仰更加坚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西昌做小生意的陈俊卿立即回到峨眉县，并同原地下党县委委员张克诚一起到成都，同上级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俊卿把峨眉县城内有名的“泰丰茶楼”作为党的宣传阵地，扩大了党的影响。不久，上级批准再次成立中共峨眉县委，陈俊卿又一次担任县委书记。
武装暴动是当时我党在敌占区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俊卿再度将精力放在准备武装起义上，并亲自担任后勤总负责人。1947年7月21日夜，由地下党领导的暴动队伍分两路出发，突然攻打籍田区公所。不巧的是，战斗刚开始，恰遇一连敌军押送军饷由此路过。见有人攻打区公所，敌正规军立即开枪射击。没有任何武装斗争经验的暴动队伍一时乱了阵脚，惨遭打击后立即败下阵来。在处理起义善后事宜之后，陈俊卿到成都向时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汇报了情况。马识途指示陈俊卿到具有一定基础的大邑县唐场继续从事武装起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