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似乎只能对天呜呼！这里有一个镜头，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那是1986年11月27日——重庆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杀纪念日，在某地举行的一次隆重的革命烈士纪念会上，一位满头白发的伟大母亲颤颤巍巍地走向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气，用洪钟般的声音，对千百人深情地说道：
我，一个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生于光绪末年——1900年。有生86年来，经历了许多历史性演变，让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经步入暮年的84岁时，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的长期教育、培养，使我能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教育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该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一个光绪末年出生的“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在她暮年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称自己的儿子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这是多么令人称奇的故事！
王朴是谁？王朴是“红岩”故事里一位党的重要干部，在数百位“红岩”革命烈士名单中闪烁着异常光芒的一名共产党员，有监狱“三条遗言”的响当当的革命烈士。当年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向其亲属恤勉“化悲恸为力量”，而与王朴在监狱审讯中屡次交手的大刽子手徐远举则佩服“他是白公馆‘政治犯’中的杰出人物”。
其实，在《红岩》小说里，由于当时创作上受一些传统的创作模式和那个时代难免的一些“左”的思想影响，王朴这样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的形象，相对被排斥在共产党群体形象之外。从小与王朴一起上中学、大学到一起参加革命的吴子见曾这样评价过王朴：他出身豪门，却对革命真理和共产主义事业有着特别崇高的追求，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短短的一生，又平凡，又不平凡。他质朴而不浮夸，谦虚而不自满，老老实实地求真理，干革命，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一份力量汇集到革命的洪流里去，完全是一个普通革命者的面目；然而，他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立定志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直到贡献自己的生命，又说明了他的不平凡处。他的生活、思想、作风和牺牲精神，都在我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的一位中学同学、老革命陈必智这样回忆自己的战友：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处在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的抗日战争时期，身处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在向往光明、渴求进步，但一时又下不了决心，整天处在矛盾的心情下度日子，生活中多有苦恼。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有时候喜欢把这些复杂的甚至是消极的心情写成短文，在壁报或报刊上发表。对当时这种颇为盛行的空话连篇，只喊口号，不讲实际的文章，王朴是看不大起的。他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我说：“别学那种光在嘴上吼‘赴敌’啦！‘让我走’啦……的文风，谁拉住他们哪？能上前线当然好，在学校读书就不算爱国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打枪坝事件’不都是学生搞起来的？学生嘛，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要干的爱国活动多的是……”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们念的是复旦中学……有些同学包括我在内，自视很高，对一些中间状态的同学和老师抱有反感，于是我们陆续在壁报上对这些人和事，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揶揄、讽刺和打击。一次，王朴在放学后同我一道回宿舍时，他把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塞在我手里说：“这书写得好，也许你看过了，但再读读也好！”接着，他便提到我们刚贴出去的壁报，笑着说：“大作拜读，好，有火药味……”我暗自得意：你总算明白我不是那种“不闻窗外事”的人了。可他马上接下去说道：“枪要伤人，要瞄准敌人才行！何必把自己陷进四面树敌的形势下去呢？你文中把‘班门弄斧’写成了‘搬门弄斧’了——不要急嘛，我已悄悄地给你改正了——你看，对象既没选准，子弹也卡了壳。为人之道，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办事，得罪人太多是不对头的革命行为，应当纠正。”那时，我还不太能完全接受他这种体现团结斗争策略的意见，反而认为他有点息事宁人。但王朴确是一个爱憎分明、敌我能辨的既有思想，又维护正义行动的人，尽管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已具备了一个革命者的素质。当时学校里有国民党特务分子，那个明目张胆、面容狰狞的但家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教室的座位，正在我背后。有一天晚自修时，他蛮横谩骂“复活社”是共匪活动，而且越骂越凶。我火了，要他检点一些，不要影响大家自修。这家伙抡起书桌板，就向我劈来，十分猖狂，激起了全班同学的气愤，在群起拦阻和指责下他才收敛。回宿舍后，王朴等二、三班的同学了解情况后，大家商量说要给这家伙点厉害看看，杀杀他的威风。于是，正当但家瑞回到自己床位时，宿舍电灯突然熄灭，高中三个班级的大同学们围上去，狠狠地按住他的嘴，专拣不是要害的地方，将其着着实实地重揍了一顿。但家瑞也搞不清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打了他，学校当局赶来查问此事因果时，这个猖狂一时、色厉内荏的家伙，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是首先骂人打人的。校方一听也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整个“报复”事件的主谋是王朴。大轰炸后，复旦中学校园被炸毁，校址东迁木洞东温泉。经过那次“夜揍”事件后，反动学生有所收敛，他们转入暗探来“复仇”。王朴等四个进步同学所住的那间宿舍，经常发觉在熄灯后有人在门外偷听。王朴等知道后，决定再来一次反复仇：他们约定好，在个漆黑的夜里，将门虚掩，留一人守在门后，其余三人躺在床上装作叽里咕噜地在密谋什么。稍许，门外果然有人轻手轻脚地走来，直靠门板。那个抵住门扇的同学，突然一松手，又猛地将门拉开，只听得“扑通”一声，一团黑影滚进房里。亮灯一看，正是那个逢人点头哈腰、惯耍两面派的反动学生。此次王朴等虽未出手捶这小特务，却也让其在众目睽睽下丢尽了脸面，从此再不敢嚣张了。
同学吴子见回忆说：
1939年秋，当时我和王朴都在重庆南岸文峰塔下的广益中学风吹草动班念书。这是个施行奴化教育的教会学校，校长杨芳龄是个买办教育家，思想极其反动，他公然恬不知耻恶毒地宣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并强迫学生进行宗教活动，要学生一切听命于他。这些都激起了我们很大的反感和愤怒。在初中阶段，我们只有暗暗地反对他，比如做礼拜时破坏圣经，在圣经上写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宗教和反他杨芳龄的话，讽刺和打击那些去参加所谓“查经班”的同学，骂杨芳龄是汉奸等。到了高中，我们见的世面多了些，便公开和杨芳龄对抗。我们一连和杨芳龄顶了几次，有一回杨芳龄气冲冲地跑到高中班的教室说：“我管不了你们了，高中不办了，你们给我走。”其实他的高中班是要办下去的，不过就是要赶走王朴和我们几个反对他的学生罢了。当时我们商量觉得再在这学校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干脆自动退学，免得劳烦杨芳龄挂牌开除。这样，王朴和我等共九个同学便离开了广益中学。虽离开了学校，可我们也不愿散伙回家，一则被学校赶出来回家不好交代，再则我们还想好好补习一下功课，争取下学期另考高中。于是大家商量，跑到重庆白龙池一个柳姓同学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但他家的房子已被炸毁，家里的人搬乡下去了。我们若住那里，不但吃住不方便，更麻烦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空袭警报，敌机袭来，当时空战就在我们头上进行。怎么办？正在这时，王朴提出一个办法，到他的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当时他的家住在重庆南岸老厂仰天窝，那个幽静山冈是读书的好环境。大家很赞成王朴的意见，他回去商量的结果，是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欢迎我们大伙去。我们在王朴家里组织起来集体自学。几个少年互相督促勉励，每天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温习各种功课，伯父伯母对我们集体自学的行动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伯母每天还亲自下厨为我们烹调可口的饭菜，让我们吃饱吃好，好好温习功课。那一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等同学记忆犹新。
王朴在青年学生时代，就有强烈的正义感。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铃、冯励青等老师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师生的周会讲台，公开揭露其所在学校的校长颜伯华吞食公款、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要求校方公布账目，提出由师生代表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并清查以往账目。他的这一行动，在全校引起震荡，进步的师生们都支持他，但也震怒了校长颜伯华等人。不日，颜伯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高声宣读了国民党当局严防共产党领导学生动乱的密令文件。会后，颜又把王朴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说：“现在政府正在查处学校共党领导的学生动乱，你要考虑好自己的前途；现在离高中毕业才一个多月，你想好了，如果想升大学，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朴看出校长明显在暗示，如果王朴给他拉回面子，那么颜某人可能在考大学问题上“帮忙”。本以为吓唬吓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校长颜某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王朴根本不吃这一套，竟当场毫无惧色地回答道：“颜校长，你对我讲这些，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话就直说吧！”校长颜伯华一听这，气得直喘粗气：“好！你龟儿子厉害！现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开除你！你卷铺盖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朴甩袖而去。当晚，学校的进步师生们在宿舍前集会，声援王朴，一直闹到深夜。校长颜伯华预感问题严重，派亲信连夜赶到60多里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状。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学们动员王朴尽快离校。就这样，王朴暂时辍学了。
王朴在读中学时，家住在乡下。为了看进步书籍，他经常托同学在重庆市里的书店选购《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他的先进觉悟和进步思想，就是通过这些进步图书获得的。他在给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世的未来——幻变的梦境，正如一颗流星的殒华，那瞬间的闪耀，残留下一道光芒，让窥窃者隐约判别它的去向吧！”王朴在他的学生时代，就以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曾对同学说：“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王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和争取了家庭成员的进步。他父亲在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个受过旧式中等教育的善良妇女。王朴先动员母亲一起跟他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这个计划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与同学见面，兴奋地说：“我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争取母亲对革命的同情，这是王朴献身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表现了王朴对革命事业的远见和忠诚于党的高尚品质。
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王朴，虽家境富裕，但他的个人生活却相当简朴，直到上大学，仍然穿着朴素的布制服。他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衣着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还有劳动的习惯，王朴有几个弟妹，他除了带领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还经常干家务劳动。他讨厌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1944年，王朴进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同学的活动。他组织一批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壁报《文学窗》。我党在复旦的“据点”核心组通过《文学窗》壁报社的骨干分子主动地与王朴取得联系。后来还推出了以杂文为主的《风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的《榴红》、以诗歌为主的《声音》等进步刊物，为复旦的民主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和热，也促使更多同学走上进步的道路。之后，党组织又在复旦筹办《中国学生报》，王朴被推选为报社的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为这份进步的学生报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中国学生报》创办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于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进占贵州独山，当时整个国统区动荡起来。这时，我党针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让敌后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工作者下乡的号召。正准备入党的王朴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开始筹划下乡的工作。这时，他的打算是回江北老家去办所革命学校。这就是后来由他动员母亲捐献家产创办的莲华中学。
莲华中学不是一所简单的普通学校，而是在我党领导下的特殊学校。它的诞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有着紧密联系。王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动员下离开复旦大学的校园，抛弃城市的舒适生活，动员并获得母亲的全力支持，来到农村兴办革命学校。开始办的是小学，后来是莲华中学，再后来改名叫志达中学。之后在“红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李青林、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而王朴和他母亲金永华则是其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