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文学的笔记小说中，志怪小说首推干宝《搜神记》，而志人小说则应以刘义庆《世说》为魁。也就是说，《世说》的写作重点不是鬼神，而是活生生的人。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所谓“自觉”，指的是人性的复苏，精神的觉醒，思想的解放。具有“自觉”精神的士人，不管他事业的成败与否，当时人大多视之为“英雄”。这些“英雄”，自然也成了《世说》的主角。他们身上可能有许多人性的弱点或缺陷，但只要他们是当时人性“自觉”的带头人，那么当时人们就仍然把他们当作“英雄”来看，津津乐道，而不问其成败。这和今天我们的认识是有较大不同的，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比如王敦，他率师攻京师，敢把晋元帝拉下马，后人视为篡逆大奸。但他却成了《世说》的当然主角，东晋中期的大司马桓温，经过王敦墓时，就赞美王敦为“可人”——即可爱的人。《世说》中的英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形形色色，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人完全符合今天高、大、全的英雄标准。就是一代名相谢安，人们对他出仕也有“小草”之讥。魏晋时代对人对英雄的看法，和今人有别，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应是见怪不怪，抱理解之同情的宽容态度。
一 司马炎
晋朝的开国皇帝是司马炎，史称晋武帝。当然，《世说》也常提到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那都是司马炎的父祖，他们活着时并没有称帝，这是后来晋武帝篡魏开晋后追谥的，后人不必当真。帝王是封建国家的象征。因此，我们的“帝王篇”就从开国的晋武帝说起。
篡魏开晋承先业
《世说·言语》（以下称引只称门类）第19则曰：
晋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悦，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帝即指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安世。他于魏咸熙二年（265）受禅，改晋泰始元年。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祖懿，伯父师，父昭。都洛阳。于太康元年（280）继亡蜀之后而灭吴，统一中国，天下太平。在位二十六年，死后谥号武，故史称晋武帝。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死不久，立即引发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天下大乱，西晋灭亡。晋得国是司马炎，失天下也是司马炎，因为亡国的祸根是他种下的，又能怪谁呢？
现在再讲上述故事。探策，指用蓍草来进行《周易》演算的占卜算卦。侍中，官名，在皇帝身边备顾问的亲近大臣。裴楷是当时和王戎齐名的玄学家。曹魏时，司马氏集团的基业由司马懿开创，其子师、昭继之，在魏正始十年（249）发动了高平陵政变，诛杀辅政大臣曹爽及其党羽，一时天下名士减半，可见手段残酷。后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篡魏野心毕露。司马昭虽受魏封九锡，立为晋王，但来不及篡魏就被阎王小鬼请去了。这样，昭长子炎，顺理成章嗣位晋王，不久公开篡魏开晋，登基称帝，完成了祖孙三代的心愿。“探策”指的就是登基典礼前后的故事。
晋武帝登基，时当三十而立之年，气血旺盛，野心勃勃，他本想因建国而大干一番，光宗耀祖。当时他是卑劣野心与雄心壮志集于一身。他原来想把好不容易杀人孤寡夺来的江山皇位传之子孙万代，如秦始皇那样，一世、二世……至万代而为君。《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语，新皇登基大典，何等隆重，所以要用《易》卦占筮来卜问吉凶，以明天命所授。但在占卦过程中，五十根蓍草经反复抽数，却也具很大的偶然性，出乎意料的是，晋武帝竟是“探策得一”，即《周易》六十四卦的第一《乾》卦的初九爻。按当时世数之问，似是凶兆。《乾》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占卜之时，司马炎已受禅登上皇帝宝座，成为“飞龙在天”的九五之尊。但占卜的爻辞，却说他是一条“潜龙”，不应该公然飞天得意，这不是讽刺戒辞又是什么？而且，他问卦的本意，是国祚世数，亦即能否把江山传之万代子孙的问题，但却占卜得“一”。按照汉代象数《易》学的观点，这“一”是个实数，预示的是一代而绝的意思。试想，司马氏祖先费尽心机，杀了多少名士，欺人孤寡而夺来的江山社稷，转眼又要拱手让人，这不是大凶之兆吗？于是武帝“不说”，勃然变色。古时龙颜震怒，动辄诛戮，所以朝臣个个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在此关键时刻，裴楷一席绝妙好辞，引经据典，立马消解了一场严重危机。裴楷是一位正直且有学问的玄学清谈名士。他转换视角，脱出汉代象数《易》学的思维定式，改用当时新兴玄学的义理《易》学来解卦。
刘注引正始名士王弼《老子注》说：“一者，数之始，物之极也。各是一物，所以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宁贞。”这是裴楷所熟悉的玄学理论。他所说的“一”，已经不是象数派所指的实数，而是一个充满了虚无本体理论精神的全新哲学概念，相当于老庄之“道”。“道”是“一”，“一”即“道”，是诞育万物的根本所在，它超越一切具体数字系列之上，是驾驭数字实体的非数之数。从汉象数《易》学，晋武帝占“一”为凶；但如从魏晋新兴玄学家的义理《易》学角度看，占卦得“一”，何其幸哉！裴楷头脑清醒，希望新晋之朝能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顺应历史潮流来清明国家政治，守“一”致贞。贞者正也，即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国家的健康发展。他对《易》卦的解释，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但司马炎并没有理解玄学家裴楷的苦心。他因裴楷的新解，除却心病，自以为已经化险为夷，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正邪不分，是非莫辨，盲动胡作，终于在一统天下的同时，埋下了不久亡国的祸根。后来他那愚痴儿子晋惠帝，迅即把大好河山葬送。占“一”之卦，一世而终，又不幸言中，悲哉！
宽厚施政泯恩仇
《政事》第8则故事说：
嵇康被诛后，山公（按：山涛，字巨源）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刘注引《山公启事》说：“诏选秘书丞。涛荐曰：‘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诏曰：‘绍如此，便可为丞，不足复为郎也。’”刘孝标又引王隐《晋书》加注说：“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按：指晋武帝）发诏，以为秘书丞。”故事当发生在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天下之际。绍是嵇康儿子。嵇绍二十八岁出仕，距父康被杀已十八年了。秘书丞，秘书监的属官，位在监下郎上，掌管文籍。出处，指出仕和退隐。消息，指天地自然消长更替的运动变化。嵇康因不与司马昭集团合作被杀，在史上是一件轰动的事，当时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愿以嵇康为师，司马昭不允，坚决杀一儆百，以警告持不同政见者。于此可见，司马氏和嵇家是仇家。依传统之见，仇家必斩草除根，以防报复，嵇绍岂可为晋所用？但司马炎开国后，时过境迁，形势渐趋稳定。如果继续父祖辈那严酷镇压、大肆杀戮的政策，将会大失民心而难以为继。因此，晋武帝一上台，借助大好形势而思有改变，以便为国家振兴减少阻力。在这一思量下，他起用仇家之子嵇绍，并非偶然。前魏之时，太尉许允录尚书事，但他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被司马师所杀。许允两子奇和猛，也是司马仇家，但武帝开国后大胆起用而不生疑猜。据《贤媛》门第8则刘注引《晋诸公赞》：“（许）奇，泰始中为太常丞。世祖尝祠庙，奇应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门，不令接近，出为长史。世祖下诏，述允宿望，又称奇才，擢为尚书祠部郎。猛礼学儒博，加有才识，为幽州刺史。”可见晋开国后，武帝心胸豁然开朗，他敢于起用仇家之子，正说明他的宽容与自信，实际上对晋朝是大有益处的安定举措。晋武帝一笑泯恩仇的政策，起到了团结国人的作用。对普通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能过安康的小日子，就很好了，至于皇帝属哪家，都没关系。因此，司马炎篡魏开晋，是政治上水到渠成的事。开晋之后，晋武帝一改父祖辈的杀戮酷政，以宽宏理解之心，实行新政，而不是以暴力镇压异己，这就减少了尖锐的社会对抗，为和谐社会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晋武帝虽然导演了一场虚构的“禅让”登基、改朝换代的大典，但和平过渡总比鲜血淋漓的屠杀要对人民、社会更有利一些。晋武帝一笑泯恩仇，大胆起用仇家之子，应作如是观。
争权夺位不手软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司马炎是个仁义之君。为了争权夺位而传之自家儿子，对亲兄弟极尽逼害，就很能说明问题。《规箴》第7则故事说：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
太子，指司马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泰始三年（267）立为皇太子，时九岁。永熙元年（290）武帝山陵崩，继位登基，史称惠帝。他是个有严重智力障碍的白痴皇帝，生理残疾与心理残疾兼而有之。传后，指的是传位给这个白痴儿子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陵云台，台名，在都城洛阳。卫瓘，三国时魏侍中，入晋后拜尚书令、司空，惠帝时加录尚书事，后来被惠帝贾后诛杀。床，坐榻。刘注引《晋阳秋》说：“初，惠帝之为太子，咸谓不能亲政事。卫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也。后因会醉，遂跪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复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也。’帝后悉召东宫官属大会，令左右赍尚书处事以示太子，令处决。太子不知所对。贾妃以问外人，代太子对，多引古词义。给使张弘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宜以见事断，不宜引书也。’妃从之。弘具草奏，令太子书呈。帝大说，以示瓘。于是贾充语妃曰：‘卫瓘老奴，几败汝家。’妃由是怨瓘，后遂诛之。”对于太子衷，满朝文武都知道他的痴呆，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更何况是处理国家大事呢？在封建时代，立太子是国本，国本动摇，则一国随之动摇。岂可因私情而不顾及贤愚呢？如果太子不好，将影响到今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与人民的生活安定与否息息相关。传位给谁，乃国之大事，岂可不负责任地为了一家私情而托付给白痴儿子？但晋武帝恰恰是为了一点私人感情，明知太子痴呆不堪大任，仍然是将江山社稷传到他手，终至国家很快灭亡。后来国之沦丧，武帝有难以推卸的罪责。他明知儿子白痴，但仍把国家江山当成个人私有财产一样，满脑子装的是让子孙万代而为君，而不管子孙是否白痴或不肖。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了。
其实，司马炎的帝位，不仅夺自曹魏，同时也是从自己的同母弟司马攸手中夺取的。司马昭认为，自己的儿子，弟攸比兄炎佳，几次想让攸接班。《晋书·齐王攸传》说：“齐献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初，攸特为文帝（按：司马昭）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晋书·外戚·羊琇传》也说：“初，帝（按：指司马炎）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议。”以人才论，兄炎不及弟攸，司马昭多次想传位给攸，朝中文武也多有此想。后来由于司马炎勾结了奸佞重臣贾充、外戚羊琇等，帮炎争宠夺位，于是炎立为太子。而当炎登大宝之后，满朝文武因太子衷痴，而思齐王攸贤，想让攸接班。于是一场针对亲弟的阴谋之网，毫不留情地布下，立逼齐王攸出藩离开京城，攸在严重迫害下，忧愤不知所以而死。亲弟齐王攸之死，事出自乃兄晋武帝之手。这一点武帝生母王太后早有预料，她临终之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齐王攸（桃符）的性命。死前，王太后“流涕谓帝（司马炎）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遂，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就是一代奸雄司马昭，他在临终前也为炎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见《晋书·文六王·齐王攸传》）。人之将死，其言亦哀且善。但是，父母临终遗命，终于无救爱子之命。连父母临终遗命都不顾，提倡“以孝治国”的晋武帝，又“孝”在何处呢？这不是对虚伪礼教的最大讽刺吗？司马攸贤于其兄，但偏生于帝王之家，他的存在，就是对于晋武帝大位江山的最大威胁。为免威胁，即使同母亲弟也必须去死。兄弟相残，亲情何在，悲乎！
斗富奢靡亡国恨
晋武帝在平定三国而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初，与古代开国之君相似，颇有治国理政之志，希望有个新政新气象。泰始之初，举清能，拔寒素，去奢侈，返淳朴，“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扬清激浊，举善弹违”（见《晋书·武帝纪》），改革定制，社会安居乐业。比如立常平仓以利百姓，修新渠进行水利建设，轻刑重教，反对酷政，“诏书颁新法于天下，海内同轨，人甚安之，条纲虽设……下济民心”（见《晋书·刑法志》）。国家面貌一新，似乎大有可为。
但是，这美好的泰始之治，却因制度和司马炎本身的人性缺陷，成为昙花一现而迅即消亡。在平吴一统天下之后，国力空前强盛，武帝由胜生骄，以为天下业已太平，可以为所欲为，耽于安乐享受，上行而下效，国家夸豪斗富之风弥漫，这一歪风邪气，正与武帝及整个统治阶级的提倡密切相关。《晋书·杨骏传》就说：“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整个国家很快滑入了腐朽败丧的轨道而难以挽回。《世说》专立《汰侈》一门加以描绘揭露，如第8则说：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王恺是外戚，石崇是官二代的豪强权贵，他们两人是《汰侈》门的主角，有多次夸豪斗富的大比拼。曾几何时，武帝曾下制，明令“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见《晋书·武帝纪》）。但武帝很快助其舅王恺去夸豪斗富，这是出于其“耽于安乐”的本性所致。王恺为人，极其荒唐，因而死后朝廷议谥为“丑”。王恺举行宴会，吹笛女乐一音不和，即令黄门棒杀而血溅当场。石崇也因美人行酒不饮而连杀几个妙龄少女。这批贵族豪富，是把少女的鲜血当作红花来欣赏，其嗜血之残忍，无以复加。但武帝非但不制止法办，反而以皇宫藏宝助舅王恺与石崇争胜，事虽小而性质严重，上有所好，下必成风。如晋丞相、太尉何曾及子劭，“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见《晋书·何曾传》）。又如“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崇既诛死，天下寻亦沦丧”（《晋书·五行志中》）。在武帝的统治下，门阀贵族的豪奢之风，衣钵相传，对百姓敲骨吸髓地剥削，早已积聚了巨额财富，因而有条件骄奢极欲。如武帝女婿王济，他吃的烤乳猪，是用人奶喂养出来的，连皇帝本人也没吃过而自叹不如。贵族一餐美食，又不知该有多少婴儿因失乳而夭折。如此奢靡荒淫，武帝却以为这是国家富庶安乐的象征，何其谬哉！后来，在武帝死后，西晋很快灭亡，究其亡国的原因，主要不在于“胡人”的强大，如匈奴刘元海、刘聪父子，羯人石勒，都是部族之民，称孤道寡，西晋之亡，主要在于武帝朝廷的腐败成风，朽木自摧而大厦倾覆。在武帝事业正盛时，他曾问大臣刘毅，说：“卿以朕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然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晋书·刘毅传》）因压榨敲剥百姓而私库膨胀，只图满足自我的奢靡生活享受，弃国家与人民于不顾，岂有不亡之理？因此，后来子孙之亡，祸根实是荒唐的太平天子晋武帝亲手种下的，这又能怪谁呢？
功过是非任评说
作为历史人物，盖棺可以论定，他有功，也有过，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在《世说》中，他有三四十则故事，给予了形象且全面的描绘。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及时把握时机，结束了三国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晋武帝功不可没。
二是在篡魏斗争中，以武力作后盾，尽可能运用了“禅让”的和平手段来使政权平稳过渡，减少了父祖辈的杀戮，既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又利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
三是在晋朝开国之后，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及司法的改革和试验，如立常平仓、推平籴法、兴修水利、改革宪政等。但遗憾的是，武帝崩后，国家重新陷入一片混乱，统一后的新气象很快消失殆尽。
他的主要历史罪责或过错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因逼魏帝“禅让”，诏书不敢言“忠”而故意避开，因此而割裂传统儒家“忠孝”观念，只能片面提倡“以孝治国”，促使贵族士大夫缺少了“忠恪匪躬”而为国牺牲的精神。缺乏了这一道德底线，引发了篡弑相继以争天下的严重局面。
二是在开国的歌舞升平中，武帝作为始作俑者，大大地助长了夸豪斗富的奢靡腐败之风。卖官鬻爵，贪腐公行，弥漫成风，国将不国而无药可救。
三是承魏之制，大力推行并发展了九品中正官人法，把两晋门阀贵族的社会统治推向了极端，加剧士庶对立，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严重消耗了国家力量。九品中正的门阀统治，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天下汹汹，但争品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晋书·刘毅传》），刘毅之言，击中了门阀制度要害，可惜武帝不听，仍是我行我素。国乏贤才，奸佞当道，也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四是违背了父母的临终遗言，丧失亲情，逼死了同母亲弟，即人称贤能的齐王攸，硬是传位给了自己那白痴的儿子司马衷，致使天下失望。传位是固国之本，并非小事。但晋武帝把国家社稷当作一己私财处置，全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其责任心安在哉？
总之，晋武帝史上有功有过，他始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想要治理国家以开新气象。但由于其固有的人性弱点，倒行逆施，很快天下大乱，国家沦丧，如唐太宗评说：“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板荡，宗庙播迁……为天下笑。”（《晋书·武帝纪》“制曰”）作为唐代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所言符合实际，他的体会是深刻的。
二 司马昱
在两晋皇帝中，当然是开国的晋武帝司马炎最强势最威风。而东晋的元帝虽然号称中兴之主，实际上被琅琊王敦所逼，忧愤而死，自此以后，东晋皇帝几乎是幼弱孤单，一代不如一代。简文帝虽然颇好读书，喜欢清谈，人也随和，有点学问，但即位一年，又被权臣桓温所逼，抑郁而终。虽非亡国之君，但庶几不远了。
司马昱（320—372），字道万。元帝少子。先封琅琊，后封会稽王。成帝咸康六年（340）任抚军将军，领秘书监。穆帝永和元年（345），进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宰辅朝政。海西公太和元年（366），进位丞相、录尚书事。太和六年（371），亦即简文帝咸安元年，大司马桓温入朝废帝奕为海西公，立昱为帝，史称简文帝，登位不到一年即亡。东晋皇帝并不好当。东晋朝廷是司马皇族与势家望族共同专政的时代，先是与琅琊王家（如王导、王敦），有“王与马，治天下”之言；后又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治天下之说。皇家权势，岌岌可危。当然，国家在皇族与诸势家大族的争斗中，严重内耗了国力，因此，在南北对峙中，南方处于弱势，东晋几次北伐，因诸势家大族相互掣肘，无不铩羽而归。简文帝司马昱，就是在权臣咄咄逼人的环境中，饱含血泪惊惶而亡，悲乎！
审美欣赏具文才
《赏誉》第144则故事说：
许掾尝谓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
许掾，即许询。他虽未曾做官，但曾辟司徒掾不就，故称。询字玄度，高阳人。幼有神童之名，后隐山林，与王羲之、谢安、刘惔、支遁等共游会稽山水。其人善作玄理清谈，尤擅长五言玄言诗的创作，当时和孙绰齐名而并称“孙许”。《文学》第85则记载了司马昱的叹美，说：“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对他的五言诗给予很高的文学评价。现对故事作点解释。诣，到……去，造访。曲室，清邃密室。辞寄，言辞兴寄。清婉，清朗委婉。契素，平素情投意合。咨嗟，赞叹。造膝，古时席地而坐，相靠近时，两膝前移。叉手，拱手以表敬意。既而，事后。按照故事描绘的人物心情闲雅和美，推测是发生在穆帝初年司马昱任抚军大将军、入朝辅政，当时桓温刚刚任荆州刺史，忙于西征蜀汉事，无暇东问朝政，因此朝廷相对安定，故而有此和美的环境。风清月明，一片清朗洁净的景象，谈诗论文，吟咏情怀而美其兴寄，把司马昱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另一面形象托出。当时司马昱约二十五岁，他并不以贵骄人，而是尊重对手，表现了年轻的天潢贵胄那富有审美诗意的文人本色，很是可爱。至于故事的另一主角许询，他虽一介布衣，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与抚军大将军地位悬殊。但在魏晋这个特殊时期，两人交流却全无障碍。简文视许询为大才，真心赏识佩服；许询视简文作平交知友，因而谈论风发，出自内心之自然，两人交流，平等相待，当然心情舒畅。故事不仅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述，而且进一步通过一连串的细节动作，从“咨嗟”到“造膝”及至“叉手”，步步深入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灵魂世界，形象极其生动可爱。许询作品，今虽大都亡佚，但在当时，却是盛行的玄言诗的领军人物，寓玄旨理趣于五言诗中，不论其艺术成败，自是一种新的文学尝试，富有文化素养的表现。而司马昱就是许询及其创作的知音。当时流行的玄言诗是一种哲理诗，能够欣赏，就必须富有审美眼光，更要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思辨的能力。所以刘勰指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在这个故事中，许询可爱，而司马昱更可爱。我相信，如果司马昱不是作为一个当政的亲王卷入政治斗争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是玄学家或诗人，因为他是一个富有审美眼光的人。《言语》第61则记载了这样的故事：“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华林园是皇家园林，假山胜水，林木参天，富丽可知。但简文所见所想，却是山隐之想的自然之美，是《庄子》中的“濠、濮间想”。濠、濮是水名。据《庄子》记载，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濮水上，见游鱼而思高隐之士的自由之乐。在华林园中，简文不是贪图人生享受，而是具有丰富的联想，追求的是融入自然之美的自由人生。与朝廷政治的昏暗混浊和官场血腥厮杀相比，处于幽深葱郁的自然山水之中，鸟兽虫鱼等造化生灵自来亲人，这种感受，如此美妙，大自然是何等的纯洁可爱！自然禽鸟本无人的思想感情，人化的自然是观赏者移情的结果，反映了人的内在审美心理和亲切体悟。
清谈玄理重思辨
魏晋时代的玄风流行，作为一个帝王，司马昱也投身其中而乐此不疲。《文学》第51则故事描写说：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支道林（314—366），名遁，东晋名僧。殷渊源，名浩，当时著名玄家，曾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率军北伐失败后废为庶人。相王，指会稽王司马昱，曾任丞相，故称相王。许，处所。交言，此特指清谈玄理。才性，魏晋清谈时的重大论题之一。魏朝钟会撰《四本论》，四本者：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讨论的是才情与本性问题。持论立场不同，则视觉异而观点对立。崤、函之固，崤山和函谷关，形势险要的关中要塞。改辙，改变道路，比喻改变论题以避其锋。数四交，经过三四次的反复交谈论辩。玄中，玄理之中。胜场，论难争锋的擅长之处。
在司马昱辅政之时，朝政之暇，他常利用自己良好的生活环境，创造条件，在家召开玄家座谈会。于此可见司马昱那发自内心的对清谈玄理的热爱。《文学》第40则也记载了他召开的另一次清谈盛会：“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按：指书斋静室）。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按：心满意足）；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故事形象地描绘了玄家论辩的过程，给人以很大的思想享受。所称“法师”“都讲”，原指佛门讲经发挥经义的人员，一人唱经问难，提出问题，称“都讲”；一人解释经卷或发挥佛家义理，回答提问，称为主讲“法师”。东晋时，玄学与佛学合流的趋势增强，玄家清谈受佛家讲经形式的影响，也有“法师”“都讲”的设置，不过佛、玄两家比较而言，当时玄家清谈的论辩意味似乎更为浓烈。梁慧皎《高僧传》记当时支、许论难时的情况说：“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由此可想当时清谈盛会的热烈气氛。玄学家的论争，不仅重义理，同时也重在逻辑推理的严密，以及诵言时的清朗韶音，亦即声音韵调的抑扬顿挫，以铿锵的语音节律之美来打动听者，以求得共鸣互应的动人效果。此《世说》所称“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从而给人在解悟思理时获得了美的享受。在司马昱家的玄家座谈会中，他虽贵为相王，但并不以势压人，而是平等相待而以理服人。这对于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发展，是有助益的。这一领导艺术，直到今日，仍有借鉴的价值。
无可奈何帝王悲
但可惜的是，司马昱无法做一个纯粹的玄学思想家，更无可能成为一个投入大自然怀抱的自由自在的文人。他生于帝王之家，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幸。在《世说》中他有七十多则故事，可说是时人心目中当然的风流“英雄”人物，但故事最后却把他引入了无奈的悲剧之路，在他身上，显现的是血染的黄昏，令人慨叹。《言语》第59则故事说：
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祚，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清厉。郗受假东还，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荧惑，古代星象学中火星的别名。太微，天上星座，位于北斗之南，其星有十，是五帝星座，人称天子庭也。古人用天上星象来占断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火星侵入了太微，对天子帝王不祥。海西公，即废帝司马奕，于太和六年（371）被权臣桓温所废，降为海西公。郗超，桓温政治集团的智囊谋主。直，同“值”，指值班。大司马，指桓温。庾仲初，名阐，东晋作家，以《扬都赋》著名于世，官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尊公，对谈话人父亲的尊称，这里指郗愔，曾官司空，他的政治立场与儿子超不同，是桓温的反对派。刘注引《续晋阳秋》点明了故事的主旨，说是“帝外压强臣，忧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帝的宝座，在海西公太和六年，也即简文帝的咸安元年（371）十一月登基，第二年秋七月崩，实际只做了八个多月的皇帝。他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造成了精神“忧愤”的巨痛，由心理失衡而引发了生理上的阴阳失衡而致命。
从外貌看，司马昱是“美风姿，举止端详”（《容止》第34则刘注引《续晋阳秋》），性冲虚简静，宅心仁厚，是个心性平和的谦谦君子。据载，他府中白日见鼠，身边参军以手版批杀之，他立刻“意色不说”，以为过于残忍，官吏因此要弹劾参军，他给了人性的回答：“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德行》第37则）如果作为普通人，他道德高尚，加以富有学识文才，可能成为玄、佛双修的成功名人；但作为政治家，他却是个失败者。在政治上，人们原指望他是周公一类的人物[1]；但史家却尖锐地批评说：“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也。”（《晋书·简文帝纪》）西晋之亡，惠帝开其先河，人或譬之惠帝，实与亡国之君相差无几了。
晋时行九品中正官人法，是个典型的门阀社会，司马皇族与世家望族共享政权。西晋初的武帝时期，国家安定富庶，当然是皇权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时过境迁，惠帝后的永嘉之乱把国家推入了亡国的深渊。至于东晋，世家望族南渡，为国家的新生和重建付出了许多辛劳和奉献。因此，东晋成为皇室与世家望族共同执政的朝代，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渐转移到世家望族的身上，当然皇权也就日渐削弱。东晋初，民谣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言，后来虽然又有“庾与马”“谢与马”“桓与马”共天下之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皇权的失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大司马桓温掌控了全国兵马，于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治上的低能儿司马昱，又岂是对手？桓温废立自专，诛杀皇族，绝不手软。这一暴力，令简文帝内心滴血，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对郗超掩面而泣。但是，眼泪救不了自己，更救不了国家。这才有了简文吟诵庾仲初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的无限悲痛。在严酷的政治战场上，司马皇室和桓温集团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任你司马昱再聪明能干，也难以逃脱“泣下流襟”的悲剧命运。桓温曾当简文帝面，要求诛杀昱兄武陵王父子，简文帝则求桓温赦免保全，说得很可怜：“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此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黜免》第7则）表示了退位让桓之意。做这样的傀儡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实在可悲可叹。简文帝即位一年之内忧愤而崩，既是解脱，亦实属无奈。
注释
[1]见《言语》第54则刘注引《晋阳秋》刘遐对褚裒说：“会稽王（指司马昱）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