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门阀社会中，皇权在混乱黑暗的政争中，日趋衰弱，而势家豪门的大士族势力日渐膨胀，国家政权不再是皇族一家所独专，而是皇族与士族的联合专政。当然，在魏晋两百来年的历史发展中，皇族与士族的联合专政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有时是皇权压士族，有时是士族盖过皇权，但总的说来，除了西晋初年开国之君晋武帝的“强盛”抬头外，皇权式微的总体趋势已是难以逆转。而以王、庾、桓、谢四大士族为代表，在社会动荡中及时把握了机会，正一步步地走上历史的中心舞台。民谣所称“王与马，共天下”，应扩大到东晋的王、庾、桓、谢四大士族。这四大士族所控制的国家权力，大多是通过其家族精英担任三公、丞相官职来实现的。丞相地位特殊，在朝廷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皇权相对衰弱时，以其杰出的才能，仍然可以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为国家作贡献，从而留名青史。以下所选王导、谢安，正是高门士族之翘楚，是一代的人望。至于张华，虽原出非士族的庶族寒门，但他竭力要打破门阀社会中那严格推行的士庶之别，为国选贤用贤，但却不幸遇害而为国牺牲，当然也值得一提。
一 张华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人，博学多才，通贯古今，以诗赋文章称世，是当时文学界的领军文物，著《博物志》《张茂先集》等。官至中书监、司空，死于“八王之乱”中，因此，其治国理想破灭，举贤授能转眼成空如幻。
博学卓识功勋著
在西晋初，张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其材必有其识。张华器宇宏通，识见深远，洞见未来以作预测，在朝多有功勋。《德行》第12则故事说：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从对华歆、王朗两人行事的比较中，可见张华的器识非同一般。识度，见识器度。王朗与华歆，俱是三国时人。王朗，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史称其以通经拜郎中，迁会稽太守，居郡惠爱于民。被东吴孙策所逐，北归曹操。入魏官至司空。曾上《劝育民省刑疏》，著《易》《春秋》《孝经》《周官》诸传。华歆，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人。汉末官豫章太守。为政清静不烦，受人欢迎。北归曹操，代荀彧为尚书令。入魏后任司徒。蜡日，古代岁末祭百神的重要节日，时有会饮风俗。燕饮，饮酒宴会。“燕”通“宴”。形骸，指人的形体躯壳。形骸之外，比喻外在的行踪，而不见内在的精神气质。
魏晋之际，士人的道德观念发生颇多变化。华歆之徒，在当时曾威逼旧主，结欢新朝，但士人清议，不以为异，仍然是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风流人物。史称华歆“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见《三国志·华歆传》），这与汉末党人的直言极谏、杀身成仁异其旨趣，从而成为向魏晋时代“不臧否人物”的清谈之风过渡的人物。当时贤如曹植，著《辅臣论》，叹美华歆“志存太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义断事”，就认为华歆是德义双修的典范。史称华氏“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唯华歆出而嫁之”（《三国志·华歆传》）。以相国之尊，清廉助人如此，所以进入了《世说》的《德行》门。至于王朗，亦非等闲人物，《三国志·王郎传》裴松之注说他是高才博雅，严整慷慨，“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体恤穷贱，故用财以周急为先”。王朗为人，廉己济困，与贪官污吏异路，其道德岂可轻诋？因此，张华对王、华两人的比较认识，并不是观念先行的道德评判，而是从其为人行事的见识气度方面着眼。王朗羡美华歆识度，但他亦步亦趋，学的只是华歆宴饮之类的外在仪式，因此而招来了张华的批评，说王朗学到的只是华氏“形骸之外”的皮毛，距其内在精神实质非常遥远。这话有一定根据。《世说》另一故事有助于证明张华见解的正确。《德行》第13则故事说：“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则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孔夫子说“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这是人们行事大义之所在。华歆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思考深远而早见事机。他做事具忧患意识，能预先估计困难和特殊情况，如果条件不许可，就不会轻易许诺。此非存心不善而故意刁难，而是见微知著的洞明事机。而一旦应允让人上船，则言出如山而不可动摇，绝对不会因危险而抛下难友，即使为此丧命，也将坚守诺言而义无反顾。但小人反之。和平环境中浪言相许，以取声誉；而危急险境中则弃如敝履，言而无信，仁义不存。这就是君子小人见识的根本区别。古人有“疾风知劲草”之言，信哉。只有在大灾大难降临的时刻，则君子小人各见其庐山真面目。这就是张华所称之“识度”，形骸内外之分，即皮毛与本质之别。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张华看问题，由表及里，深刻而具远见。他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不人云亦云的人物，个性坚强，又富有开拓精神。这与他平日的努力学习而具博学卓识密切相关。史称张华“父平，魏渔阳郡守。华少孤贫，自牧羊……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晋书·张华传》）。
《言语》第23则记有西晋太平时“诸名士共至洛水戏”的故事，当时王衍（按：《晋书》作王济）评说：“张茂先（华）论《史》《汉》，靡靡可听。”可见张华精于《史记》《汉书》诸历史典籍，勤读精攻，娓娓道来，其所借鉴，令人不倦。刘注引《晋阳秋》说：“华博览洽闻，无不综贯。世祖（按：晋武帝）尝问汉事，及建章千门万户，华画地成图，应对如流，张安士不能过也。”书不仅要勤读，更要善读，博闻强记，学而后思。所以他的博识，卓荦不群，能为治国安邦事业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他虽官至台辅，但一生清廉自洁，“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见《晋书·张华传》）
又如统一中国的伐吴战役，是张华在庙堂之上，力排众议，以其只眼卓识，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主客观形势，帮助朝廷下决心，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谋福人民，功高盖世，而彪炳史册。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华独坚执以为必克。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羊祜死后，杜预代祜都督荆州，杜是熟读《左传》的儒将，堪与张华的精研《史》《汉》相伯仲。为了捕捉伐吴战机，他曾上表要求朝廷统一意志，下定决心，不要动摇。这时，张华在朝大力支持杜预计划的方略。史称：“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孙皓）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晋书·杜预传》）于此可见，杜预精通《左传》，张华精研《史》《汉》，他们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资现代反思和借鉴，有此博学卓识，想人之不敢想，谋人之未能谋，超越世俗，建功立业而名垂青史。
赏拔贤才反遭害
张华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父平早死，张华幼而失怙，因此而孤贫牧羊以自活。可见他是出于孤门寒族之家。在门阀社会，他的低贱出身，永远为高门士族、世家豪强所鄙视，这是张华心中之痛。他当政时，就曾经下决心来举贤任才，从而泯灭门第士庶之别，士族南北之见。但这一努力化为泡影，他随即因此遇害。悲哉！《排调》第9则故事：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苟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荀鸣鹤，名隐，父岳，是朝廷的中书郎。他出于颍川荀氏望族。陆士龙，名云，与兄机并称“二陆”，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出于江东望族。云间，华亭古称，今上海松江。日下，指京畿地区。白雉，白色野鸡。骙骙，强壮貌。麋，四不像一类的麋鹿。抚掌，拍手。
这个故事，巧用语言修辞艺术，形象鲜明生动，其声吻跃然于纸上。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而统一中国，十年（289），陆机、云兄弟自吴入洛以谋出路，这才有机会在张华家见到荀隐。当时二陆与荀隐，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当时一伙颇富文学才华的青年聚于张家沙龙。张华对这群文学才子很是欣赏，因此气氛热烈，争强斗胜而各逞其能。因此而各有绝妙好辞，既刻画了自尊自信，同时又不亢不卑地嘲讽了对手。张华一句“勿作常语”的片头语，引发了一场精彩的文学表演。荀隐是中原士族之杰，陆云是江南士族之英，南北士人，旗鼓相当而各不相让。在魏晋门阀社会中，统治者不仅严于士庶之别，抹杀了广大寒门士人的才华，同时在武帝统一中国后，中原士人又视江南之人为亡国之人而加歧视，这就又形成了士族的南北对抗，消耗了国家力量。因此，以陆云为代表的江南士人和以荀隐为代表的中原士人，才会在开玩笑的场合竟然有如此激烈的言辞对抗。陆云讥荀隐为白色野鸡，荀隐则讽陆云是四不像的麋鹿。为此争嘴斗气，岂不伤了和气。这有违于张华的本意。作为一个寒门出身的政治家，他更重视的是贤才为国家所用。因此，他不想扩大事态，而是以“抚掌大笑”的一个细节动作，来弥合两人的斗嘴，使文学沙龙重新回归正题。为了国家的发展，就必须任用贤能而造福于民。广大寒士及江东士人，自有国之贤才，但他们却被高门士族所压制而视为粪土无异。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张华本想加以纠偏，但最后却导致了自己的悲剧。平吴之时，他是“名重一世，众所推服”，但权倖贾充等结党营私，“奏诛华以谢天下”。平吴胜利，张华功最大，但武帝很快弃用，史称“终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见”（见《晋书·张华传》），也就是说，张华因功而无形免职。为什么？出身寒素而为权倖轻贱，也是原因之一。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人之言，令人思之心寒。
悲痛的人生经历，张华感慨系之，但仍想在力量所及的范围内加以改变。《晋书》本传说他是“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他对于南北士族对抗的情况，也很了解。力量内耗，相互抵消，又将如何团结对敌以建设国家呢？于是他邀请南北之士聚会，为他们创造握手言欢的和好机会，此所以他会“抚掌大笑”，站在中间立场，加以调和折中，从而造成皆大欢喜的局面。他所提拔的南士、寒素，不一而足，仅以《世说》故事为例，如《言语》第26则刘注引《晋阳秋》称，张华见陆机陆云而大为赏识，说是“平吴之利，在获二俊”。又《言语》第47则刘注引《陶氏录》说，陶侃“少有远概纲维宇宙之志”，陶氏察孝廉入洛，张华很是赏识，说：“后来匡主宁民，君其人也。”陶侃出身于南方贫寒庶族，人或斥为“小人”，但张华却一反高门士族偏见，誉之为国家栋梁。在《赏誉》第19则中，又叹美褚陶、顾荣等南士为“东南之宝”，给以很高的评价。
但一人誉之，众人毁之。在固有的门阀制度下，士庶之别如天渊之隔，南北之士别抱偏见，国家岂能不亡？张华只能发出声声长叹而无可奈何。晋武帝时，他虽然对国家统一及诸多制度改革作出贡献，但因他出身寒士，身份低贱，功勋再大，也是徒然。加以他秉正直好贤之性，当然就得罪了诸多低能嫉贤的执持政柄的高门权贵，以此而形同罢官。他晚年登台，辅任宰相，是在白痴的晋惠帝及疯狂的贾后统治时期。在极度黑暗的乱世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把张华推上了“一人之下”的相位，但同时也是在一步步滑向了断头台。据《晋书》本传，当时“贾谧与（贾）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因此短暂任相。在昏君悍后的乱朝，张华仍对国家负责，“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但这一时间曾不以一瞬，很快“八王乱起”，朝中大乱，诛戮相继而血流成河。张华为赵王伦所杀，他的鲜血也在这道汹涌的血河中翻腾。临刑之时，张华叹道：“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他做丞相，很是窝囊，但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在血色黄昏中，其铮铮誓言，掷地有声，而催人泪下。后来陆机作《咏德赋》来纪念他。
儿女情多温丽篇
作为寒素出身的台辅丞相，张华悲剧，虽死犹荣；但作为一个文学家，张华文采则流誉人口，而播于史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于晋代文学，首称“茂先摇笔而散珠”，说是“人才实盛”而不让古人。而钟嵘《诗品序》称晋太康中，“亦文章之中兴也”，太康之英的文坛领袖人物，就是张华。这可从他的批评赏拔及个人创作两方面来说。《文学》第84则刘注引《文章志》：
（陆）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大治，余嘉锡《笺疏》引李详云：“案大治谓推阐尽致。”作文大治，就是创作文章酣畅淋漓而尽其极致。
由于张华富于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文学创作水平，他的理论思想指导了他的批评和创作，因此他的批评和赏拔，为晋朝太康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对于陆机陆云兄弟，张华早有“平吴之利，在获二俊”（《言语》第26则刘注引《晋阳秋》）之言，对作为太康之英的二陆予很高的文学评价。“篇篇称善”之赞，说明了张华对二陆作品的阅读和欣赏，非常认真，是其真正的知音。今存《陆士龙集》卷八有《与兄弟平原书》，曾多次称引张公（华）之言以定诗文的优劣得失。如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意思是说，自己过去的创作，先铺排辞藻，后考虑情志的表述。张华与此相反，是先情感而后文辞，强调文学创作的清省自然之妙。这促使陆机陆云兄弟改变了先文后情的倾向，因而文学大有启迪和进步。古人云知音难逢。在二陆入洛的困难时刻，张华伸出了援手，为之延誉，从而共同创造了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因此，张华死后，陆机写了《咏德赋》加以悼念，情真意挚，何其沉痛，出自内心。
张华所批评赏拔的，何止是二陆。比如对沉沦下位的左思，也是一见拍案，大加赞颂。《文学》第68则记载：“左太冲（思）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识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华），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左思按照张华的意见，求当时高士皇甫谧作序，于是名声大噪而洛阳纸贵。张华赏识左思，认为他创作的《三都赋》，可以媲美汉代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方比古人，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文学评价。左思出自寒门，曾作诗抨击了门阀社会的黑暗，反映了志士仁人报国无门的沉痛感情。他创作了《咏史》《招隐》《杂诗》《娇女诗》等优秀诗章，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咏史》第二首），“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咏史》第七首）的愤怒呐喊，因而被张华引为同调。
在创作方面，张华自己也颇有成就。作为太康文坛的当然领袖，其艺术实践虽不及潘（安）陆（机、云）左思诸人，但也是一代诗人，而见录于钟嵘《诗品》。他年轻时，作《鹪鹩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见而叹之，说他是“王佐之才也”（《晋书·张华传》），于是而知名于世。他的诗作被钟嵘收入在《诗品》中的中品，并有评论说：“晋司空张华，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多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灵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甲科，疑弱；抑之中品，恨少，在季、孟之间耳。”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有“张华短章，奕奕清畅”之评。今曹旭教授也说：“钟嵘以‘情多'二字评张华，亦不啻品评西晋诗风。‘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为建安向西晋转变之关键。张华源出王粲，晋之诗风，遂华艳绮靡，顾盼情多。”（《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曹评很到位。但其《情诗》（五首之五）说：“游目四野外，逍遥独延伫。兰蕙缘清渠，繁华荫绿渚。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谁与？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写远游之士对家中贤妻的思念，情深意挚，感人至深，超越了“华艳”“妍冶”的诗境，又隐约寄托了正直政治家的忠贞之志。
总之，作为一名政治家，他身死而犹荣，有以下的历史贡献：一是推动了晋武帝制定平吴的统一大计；二是被贬出朝廷而任边疆将帅时，稳固了北方防线，促进了民族团结，史称“远夷宾服，四境无虞”的局面；三是企望突破门阀统治，强调任人唯贤，赏拔寒庶士人，力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士庶，各尽其才，而团结兴国，这犹如今天的“统一战线”政策，强调社会的安定和谐，但他的理想很快被高门权贵击得粉碎；四是与时俱进地修订了若干“仪礼宪章”，改革制度，以合新时代的需要。而作为文学家，他是太康文坛公认的领袖。西晋文学的发展，他有功劳。他的诗文创作，也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张华德才兼备，颇富文才，却惨遭杀害，真是历史的悲剧。
二 王导
晋之丞相，当以王导和谢安最为优秀。东晋开国江南，号称“中兴”，王导草创于初，谢安踵武于后，延续了东晋的百年历史，王谢两人及其家族的贡献，是有功劳的。但功高则震主，或为其他世家望族所嫉，因而王导和谢安，虽有丞相的光环，但到了老年，仍然不免为人所逼而忧愤以终。这也可见当时皇族与高门士族在共享政权时的复杂性，政治是无情的，并不会因你的功勋而照顾你一辈子。在《世说》中，王导的故事多至百则，谢安故事更是多至一百二十余则，可见是当时人心目中英雄中的英雄。
将相之器少年郎
《德行》第27则刘注引《（王）丞相别传》说：
王导字茂弘，琅琊人。祖览，以德行称。父裁，侍御史。导少知名，家世贫约，恬畅乐道，未尝以风尘经怀也。
王导（276—339），出身于琅琊王氏家族，导与族兄敦，都是王览的孙子。王览是魏晋时三公之一的太保王祥的弟弟。魏文帝时，徐州刺史吕虔赠宝刀给王祥，据说此刀珍贵，只有官居三公的人才堪佩戴。王祥就是今传二十四孝图中卧冰求鲤的著名孝子。司马氏集团建晋国，因篡弑魏朝的原因，羞于言“忠”，而改提“以孝治国”。这样，“孝子”王祥适逢其时，名声大振而高升三公之位，实际上却无所贡献。他临终有遗嘱，说是“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晋书·王祥传》），把三公宝刀赠予弟弟王览，可见他对琅琊王氏高门士族的利益关心备至；至于国家政权的更迭动荡，他并不放在心上。以王览一支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就被人称为“宝刀家族”（见肖华荣《簪缨世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在当时门阀社会中，琅琊王氏视家族利益为重，而不是以忠于皇室为最高道德标准。后来琅琊王家对司马皇权，或支持拥护，或反目成仇，关系复杂，家族中也有不同态度，不可一概而论。如因晋元帝重用刘隗、刁协，疏远王家，王敦错误估计形势，两次举兵犯阙，兵败身死；而敦败的直接原因，竟然是族弟王导的反对。王导在维护琅琊王氏家族利益的同时，又重视国家利益，求得了和司马皇权的平衡。
王导年少时，父裁只担任“镇军司马”一类的幕僚，王导自己也只担任秘书郎一类小官，《丞相别传》说他是“家世贫约”，应该是可信的。这与王敦尚公主做驸马，刺史青州，早称显贵，情况不同。王敦、王衍、王戎这些族中显贵那骄奢淫逸的恶习，王导少有沾染。他在贫约困境中，刻苦发奋，学习上进，因而早称名士。当时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对人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晋书·王导传》）年轻人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卓识。永嘉之时，知天下将乱，弃朝官尚书郎不做，去担任琅琊王司马睿的安东司马。《晋书》王导本传称“时元帝为琅琊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晋书》卷六《元帝纪》也说：“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按：后改建康，东晋京师，今在南京），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这就为后来的东晋建国，奠定了基础。司马渡江，东晋“中兴”，王导是立了大功的。琅琊王司马睿，属于皇族远支，又缺乏能力政绩，到江东时，为人所轻。
《王导传》称“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欲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团结中原南迁士人和江东固有望族，共赴国难以建新朝，王导为晋元帝制订了“中兴”国策，可说是功不可没。没有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导、王敦，又哪有司马氏的东晋朝廷呢？以此，东晋民谣说是“王与马，共天下”，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当时王敦任大将军带兵在外，王导在朝掌机枢政权，琅琊王家子弟，在朝多任高官显职。《宠礼》第一则记载：“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皇帝宝座），王公固辞，中宗（即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元帝以皇族远支，因风云际会，开国江东，骤获大宝，连他自己也是如梦似幻，半信半疑。但王导却有本事变梦为真。由于王导等士族的共同经营拥戴，司马氏才得以偏安江南而安身立命。这帝位是怎么来的？元帝自己心知肚明。因此，为了测试百官的真诚，他半真半假地邀请王导共登御床以临百官，但皇帝与辅臣并坐，古无此礼。若是王敦，可能因其兵权在握而无所顾忌，就会直上御床，就位而呈其野心；但王导却不会，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和作用，无视皇权之尊，又哪来的国家安定呢？世家大族很多，为什么偏是琅琊王家可以上坐呢？以此，王导谦抑自损，回答得体，明心迹以安众心。在现实中，王导没有因为一时的殊荣风光而冲昏了头脑。这才是一位高明而清醒的政治家。王导从小练就了一对敏锐的政治触角，早已洞悉元帝及文武百官的心思，他像优秀的演员那样，力争把凶险的政治斗争玩于股掌之中，圆滑熟练，用心辛苦，却也好看有效。
赏歌舞儒道双修
王导治国之政，有其思想理论作支撑。而在公务之暇，他也不忘其轻歌曼舞的艺术享受，他并不在乎物欲横流的物质享受，而重视精神生活的质量。可以说他是个真正懂得生活享受的趣人。《文学》第21则故事说：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王丞相，王导。江左，又称江东，指长江下游以东的地区，亦可泛称江南。古人方位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止，同“只”。《言尽意》，西晋欧阳建为反驳当时流行的玄理“言不尽意”论而著。《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都是嵇康提出的玄理命题。以上三论，是魏晋玄学家清谈时的重要命题。宛转关生，即辗转委曲而相互关联，具有无尽的乐趣。王导虽然只谈论他所熟悉的三个玄学论题，但他学养丰富深厚，能够此和彼应，声东击西，相互联系，而看透复杂事物中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清谈中，他能得心应手而宛转相生，道理说来是娓娓不尽，令人叹赏。如《文学》第22则故事记载：“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殷中军，指殷浩（？—356），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东晋时，与刘惔并称于世的清谈名家。曾官中军将军，参与朝政，用来抗衡桓温集团的势力。庾公，指庾亮（289—340），字元规，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他的妹妹是晋明帝皇后，明帝早崩，庾亮作为外戚，与王导一起辅助小皇帝，在当时的门阀政争中逐渐崛起，鄢陵庾氏渐萌取代琅琊王氏之势。他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后，因陶侃死，代陶任江、荆、豫三州刺史，征西将军，开府武昌，掌控长江中上游雄兵。当时殷浩作为庾亮的幕僚，有事进京，因而有机会在京与王导诸贤集会清谈。桓公，指桓温，是后来谯国桓氏政治集团的核心领导，详参本书“桓温”篇。王长史，指王濛（309—347），字仲祖，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少放纵不拘，后砥砺节行，善清谈，与刘惔并称“刘王”。王蓝田，指王述（303—368），承父爵为蓝田侯，故称。王述曾任扬州刺史，是王羲之的上司，因两人意气不同，羲之誓墓辞官。但王述居官讲究实际，行政清简，受职不让，辞必不受，因而颇著官声。谢镇西，指谢尚（308—357），字仁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镇西将军，故称。上述诸贤都是朝廷精英，同时也是清谈玄理的名家。下都，指从武昌顺流至京师建康。麈尾，魏晋名士手中所执之物，饰仪容以助清谈。身，当时口语，如“我”。共相往反，即反复辩难，认真推敲。正始之音，指魏齐王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所开创的谈玄理的风气。
成帝咸和九年（334），荆州刺史陶侃卒，庾亮代之。咸康五年（339），王导卒。因此，这次王导家中的清谈沙龙，应当发生在咸康初年。受邀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一代之选。但其中最突出的角色，就是王导和殷浩，其他名士只能作为陪衬存在。当时殷、王两人反复辩难，“共谈析理”，通宵达旦，让人忘记了疲劳。为了追求“理源所归”的真理之所在，名士们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讨论，其学术热情，令人感动。后来桓温回忆说：“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你看，连听众也乐此不疲，可见其吸引力之强。正始玄学的思想高潮之后，王导等又在东晋时代掀起了另一次高潮。在建国江东而作为台鼎宰辅的过程中，王导推行了随顺自然、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和他那道家无为而治的玄学思想的理论指导密切相关。
王导的思想，实际上是儒、道、释三家兼容并包，而以接近道家的玄学为主。过江之初，战争不息，教育残破，学校废坠。因此，王导以儒者的责任为己任，提倡“设庠序”而恢复学校，重教育而育人才。他曾上书晋元帝，说：“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蒙以正之，少而教职，使化霑肌骨，习以成性，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晋书·王导传》）在王导的积极争取下，史官之设，也逐渐恢复，可见他在建国时不忘以复兴孔孟之道、儒家礼教为己任。他对释家，也颇喜好，曾主动欢迎和接近许多高僧大德，彼此“悟言神解”，会心交流思想体悟。王导从已中国化、玄学化的佛学中，汲取了谈玄的理论营养。事实说明，王导在新时代、新形势中，形成了自己那以道玄之学为主，同时吸纳儒、佛而三位一体的大的思想格局，视野开阔，兼容并包，而心胸宽广，这有助于他经邦纬政的政治思考。
在生活上，王导反对奢华，提倡俭朴。如《俭啬》第7则故事记载：“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他不仅自己俭约，而且成为家风以教育子女，甚至推广到治政方面。后来李义山《咏史》诗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晋武帝时代那夸豪斗富竞为奢靡风气，也是亡国原因之一，所以《世说》专立《汰侈》一门来加以批判。据《晋书·食货志》称：“王君夫（恺）、武子（济）、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物盛则衰，固其宜也。”曾几何时，王师覆败，“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君臣相顾，莫不挥涕”。王导少年“贫约”，勤俭出于本性，执政时“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晋书·王导传》），其清素如此。此时又与时俱进，提倡勤俭治国，也属建国的需要和时代的必然。
但王导并非吝啬的守财奴，他虽俭节自律，但并不意味他不懂生活，不过，他的生活重在精神方面的享受，玄学清谈的思理境界，琴棋书画的艺术享受，都是他的自觉追求。他富文艺素养，文学水平不错，也很喜欢围棋。在西京洛阳的年轻时代，他就以妙解音律的佳子弟出名，直到他功成名就的东晋时代，他也常在家中“作女伎”[1]——即请女艺人作歌舞表演，以艺术表演来让主客欣赏。王导的幕僚谢尚善鸲鹆舞，他看谢表演后很是欣赏，说：“使人思安丰（王戎）。”王戎乃昔日与嵇康、阮籍共游的竹林七贤之一，因睹谢尚舞而见竹林风度，是个很高的赞赏。《晋书·谢尚传》也有记载：“（尚）善音乐，博综众艺。司徒王导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旁若无人，其率诣如此。”在审美艺术享受中，主客率性而尽欢。其中，谢尚形象鲜明生动，王导的形象也很可爱。
至于文学方面，今不见王导诗歌，但其文章，简洁生动，情理相资，颇见激情，值得一观。如《淳化阁帖》卷二记载其书信：“导白：改朔情增伤感，湿蒸事何如？颇小觉损不？帖有应足下，悬耿，连哀劳，满闷不具。王导。”因气候“湿蒸”逼人，“情增伤感”，慰问友朋，情真意挚。其《麈尾铭》说：“道无常贵，所适惟理。谁谓质卑？御于君子。拂秽清暑，虚心以俟。”虽是辑佚而非全璧，但理趣跃动，见其道玄修养。“道无常贵，所适惟理”，又隐约透露出他那治国理政的人生智慧。
皆大欢喜说王导
王导辅政，强调随顺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奇招妙招甚多。如《政事》第12则记载：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霑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故事简短，初看无奇，但若细加嚼味，则如食橄榄，回味无穷。王丞相，琅琊王家的王导，出身于东晋第一贵族之家，身份尊贵。他又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一代名相。像他这样的名人，为什么要在宴会中与数百宾客一一周旋应酬呢？一加追究，其中大有学问。永嘉之乱后，西晋覆灭。当时的中原有识之士如王导者，力保司马渡江，开国江南。是为东晋。故事发生在东晋草创之际。作为晋元帝的心腹股肱，王导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位高权重。扬州下辖丹阳、吴郡、会稽、临海等十余郡。作为扬州刺史，王导实是京畿地区的军政长官，责任很重，北御胡骑，内卫京师，安定国家，繁荣经济，集于一身。但当时国家草创，偏安江左，立脚未稳，可说是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外是民族危机，胡马窥江；内有士庶争斗，南北士族内讧不和，消耗国力。这又将如何稳定国家呢？在此国家危急的存亡之秋，为了生存和发展，当务之急是在江南站稳脚跟，然后再图恢复。作为东晋国策的总设计师王导，主张尽可能多地团结江南士人及广大民众，同心建国，才能共御外敌。在这一建国方略的指导下，王导不能不一改昔日高门士族的传统陋习，地不分南北，人不论贵贱，都应共御强敌、团结建国。这就逐渐适应时势，形成了无形的犹如今天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思考。
两晋门阀社会，严士庶之贵贱，重南北的优劣。如琅琊王献之不愿与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同坐一条席子，事见《忿狷》第6则记载，是因习氏不是出于士族名门；范阳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直问陆机说：“陆逊、陆抗是君何物？”见《方正》第18则记载。中原士族侮辱江南士人，当人面直呼其父祖名讳，羞辱无以复加。而王导的社会地位，处于一人之下，身份何等尊贵，但他却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数百宾客，不问南北士庶，“并加霑接，人人有说色”。实际上，这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王导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在热闹的应酬中，并未晕头转向，自然地走到任某身边，说“君出，临海便无复人”，意思是你任某人是临海的杰出精英，令人歆羡。听了这样的赞美，任某怎能不笑呢？又，王导与胡人，虽然“非我族类”，更无亲故，但他一样没有忘记，因便来到他们身边，放下士人高官的架子，沿用胡人习惯，弹指说话，这就自然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所谓“胡人”，实际是从西域一带过来的僧人。兰阇，佛译“阿练若”或“兰若”，也即清心寂静，以修禅定的意思。王导借生动的弹指细节，说众位高僧大德喜欢清静修习，因此不敢随便过来打扰。这就说到了胡僧的心坎里了，以此而皆大欢喜，欢声笑语发自内心。百忙之中，不忘细务，可见王导不仅是个胸襟开阔的政治家，更是一个聪明的心理专家。洞人肺腑，以诚相接，别人自然报以会心的微笑，对王导加以支持和拥护。能获士心民心，则何事不竟其功？王导的“统一战线”经验，值得后人玩味。
钢丝共舞王与马
东晋初民谣，有“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话，也就是说，以琅琊王氏家族为代表的诸多高门士族，打破了昔日皇权一统的局面，士族与皇族共享国家政权利益。其间两者分分合合，实际发展过程也很复杂。今肖华荣先生在《簪缨世家》有具体的描述，即经历了“王与马，定天下”“王与马，争天下”“王助马，治天下”三个发展阶段。这一概括是准确的，可以参阅。《言语》第37则记载：
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敦既谋逆，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王丞相诣阙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
王敦（266—324），字处仲，小字阿黑，琅琊临沂人。曾与族弟导共同拥戴司马睿渡江南来，建立东晋，任大将军、荆州牧，掌控雄师。王光禄，指王含（？—324），字处弘，敦兄，累官南中郎将、许州刺史、光禄勋，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后因助理王敦叛逆被诛。委职，丢弃官职。南州与姑孰，同地异称，故地在今安徽当涂，长江下游重镇，捍卫京师建康的西南门户。诣阙，主动到皇宫门前请罪。顾司空，指顾和，死赠司空，故称。别驾，官名，州刺史的重要幕僚，蒙尘路次，在路上蒙受风尘之苦，此指王导赴阙谢罪事。
故事发生在晋元帝永昌元年（322）。东晋初年，琅琊王导辅政于朝，王敦掌兵在外，其群从兄弟子侄，高官甚多，他们因拥戴之功，成开国勋臣，占据要津。晋元帝袭封琅琊王，原是司马懿的曾孙，是皇室远支疏亲，晋惠帝后，只能“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晋书·元帝纪》）。他做个普通人都为难，哪还会去想什么有朝一日会做皇帝呢？如前所述，正是由于王导的设计，劝他南下建邺（后改建康），在西晋亡于胡骑后，登基称帝，从而割据江东，形成南北中国分裂对抗的大格局。这才有了因琅琊王家帮助司马南渡而开创东晋之功，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势。司马睿当然知道他的宝座是怎么得来的，如果没有琅琊王氏及诸世家望族的拥护，能有他的今天吗？因此，在“王助马，定天下”的第一阶段，高门士族与皇族，双方相互利用，开拓了新江山。如果没有借助司马氏皇族旗号，高门士族也难有作为；司马皇族如果缺乏琅琊王氏及诸士族的拥戴，岂非光杆司令一个？因此，双方互助，出于形势需要，共享政治利益，也属正常。这才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的出现。这是东晋初年特殊时期政治博弈的产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皇家岂愿与琅琊王氏永远并坐来接受百官朝贺？而且，其他世家望族也乘机浑水摸鱼，想在“王与马”的矛盾斗争中，夺取更多的利益。这就出现了“王与马，争天下”的局面，形势更加混乱。为了皇帝独专、制约琅琊王氏势力，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心腹的鼓励下，一步步剥夺王敦、王导的兵权政柄，终于把王敦逼上了暴力对抗的道路。刘隗、刁协，对琅琊王敦、王导“劾奏文致甚苦”（《晋书·刘隗传》），逼得王导引咎辞职。这还不够，刘隗、刁协又“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晋书·王导传》）。为了争夺政权的最大股份，王与马在政治钢丝上共舞，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杂技。王敦兵发武昌，与司马皇族大战两场。一是在元帝永昌元年（322），一是在明帝太宁二年（324）。第一场琅琊王氏大获全胜，第二场却以王敦败亡收场。不过因王导的巧妙处理，琅琊王氏势力虽受压制而有所后退，但其权益并未伤筋动骨，仍然保持东晋第一贵族那簪缨世家的面貌。在第二阶段“王与马，争天下”的过程中，双方都很受伤，但各自反思，痛定思痛，终于重新走上合作双赢的“王与马，治天下”之路。东晋建国，虽仍经历许多坎坷艰难，但总算大劫已过，重新获得了百年的历程。
魏晋的高门士人，非常重视家族的利益，甚至可以和皇族所代表的国家兵戎相见。如王敦兴师犯阙，大败王师，晋元帝“忧愤告谢”，死于非命。但在政治上是否维护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琅琊王氏家族并非铁板一块，如王导、王舒及王允之等，就在王敦第二次进驻姑孰而准备进攻京师时，坚决维护“王与马”的合作，从安定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王敦的叛逆。王导在明帝时，都督诸军，讨伐叛军，致王敦“寝疾”而终，东晋国家走向稳定与发展。作为圆熟的一代政治家，王导所采取的“王助马，治天下”的策略，功不可没。于此可见，“王与马，共天下”是既斗争又联合的形势，是东晋主弱臣强特殊时代的产物。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说：“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王与马，共天下”，王导带了头，以后鄢陵庾氏取代琅琊王氏，谯国桓氏又取代庾氏、陈郡谢氏再取代桓氏，辅政更迭如走马灯，但都离不开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其中，除谯国桓温及其子桓玄集团谋篡失败外，其余诸家，皆走王导模式。
一代名相贡献多
《言语》第31则记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一作“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江，长江。美日，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新亭，亭名，故址在今南京市郊。藉卉，坐卧草地上。周侯，指周顗（269—322），字伯仁，汝南安成（今河南平舆）人，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被王敦所害。勠力，努力。神州，指中原地区。楚囚，《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俘楚伶人钟仪，为晋侯鼓琴，犹作楚声，人称其“乐操风土，不忘旧也”，借指处境困窘。
故事发生在永嘉五年（311），西晋将亡而大量中原士族南迁之际。周顗是名家子，虽好酒贪杯，但人怀忠义，清高自负。他对王导也多调侃，如《排调》第18则记载：“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他虽酒德不佳，但临危赴难，视死如归，大节凛然。面对长江美景，周顗触景生情，兴发了风景不异而江山变色的故国之悲，从而引起了诸名士的感情共鸣，座中一片唏嘘。当时八王乱起，五胡乱华，中原板荡，势将亡国，中原名士，遽丧家国，而徒唤奈何。他们寄身江南，纷纷举家向南，面对美景，回想昔日京洛风流，自有山河破碎而寄人篱下之痛。因而周顗一语，激起了诸同仁“相视流泪”，泪眼人对泪眼人相对而泣，何其可悲可叹。但作为仁人志士，王导绝不做楚囚对泣，眼泪又岂能救国家于沦丧？王导比一般士人站得更高，想得更深，他没有忘记士人报效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使命。因而强忍悲痛，发誓挽狂澜于既倒而报国雪耻。他曾上书元帝说：“方今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晋书·王导传》）东晋能在江南复国，正与王导等诸多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有关。王导在新亭的一席话，掷地铿然有声，激发了爱国正气，震醒了许多彷徨无计的泪眼士人。王导用自己的疾呼呐喊，唤醒了军心、民心，擂响了救国的战鼓。《言语》第36则记载，温峤南来，满目疮痍，兴故国黍离之悲，情绪近于无望。但见过王导以后，他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把王导比作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名相管仲，复国新生在望。唤醒民心、士心和军心，团结救国，共御外侮，以图恢复，是王导的第一个贡献。
其次，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晋元帝司马睿出谋划策，成为东晋开国江东的总设计师。昔日西京将破未亡之时，琅琊王衍以宰辅之尊，为琅琊王氏家族利益计，设下狡兔三窟之策，即王衍在朝主政，弟王澄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任青州刺史。无论中央权益或地方势力，都能加以掌控操纵，以尽最大可能维护琅琊王氏的政治利益。这是王衍那超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自私之计，最后在胡族铁骑蹂躏下，国家已亡，三窟狡兔岂不一一破灭就烹？琅琊王衍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作为琅琊王氏的年轻人王导，他棋高一着，苦心孤诣地辅助皇族疏宗司马睿，慧眼卓识，谋定后动，又能公私兼顾，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在江南另辟洞天，同时又为琅琊王氏成长为东晋第一簪缨贵族建立了新生之窟。《晋书》本传称：“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元）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王导早已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私利，从更高、更大、更远的国家民族利益着眼，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在新生国家的羽翼下，维护并发展了琅琊王氏的家族利益。“王助马，治天下”，比王衍的狡兔三窟之计，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王导获得了东晋开国第一功臣的美称，当之无愧。
第三，王导是位儒、道、释三教兼容而视野开阔的政治家和清谈名士，但他首重魏晋新道家的玄学之旨，推行的是黄老道家的无为之治。他常对手下官吏说：“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间事。”（《雅量》第14则）不要搞特务行动，鬼鬼祟祟，专门刺探人们隐私，令人心神不安。这一施政纲领，适应了东晋初的形势需要。当时晋元帝刚登基不久，在刘隗、刁协等的鼓励下，企图中央集权，大搞“苛碎之政”，下令“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搞得人人自危，一时刑杀风盛，京师街头血流成河。这就影响了新兴国家的和谐安定，大伤百姓之心。为免形势的动荡，王导大力推行无为之治，实是一种有效的纠偏措施，随顺天心民意，放手让百官、百姓自然而为，而以发展经济及恢复相互信任为第一要务，从而为稳定开国江南的大局做出了贡献。
第四，在希望北伐收复中原故国和稳定江南以巩固新生国家两个方面，王导是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明显感到两者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关系。北伐以恢复中原故国，理想远大，合乎民族大义，但在当时并不现实。当时的南北双方，实力差距很大，无论国土、人口、经济、军事，南方的东晋都是处于劣势，争取割据偏安，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北伐复国之梦呢？开国之初，人心惶惶不定，这时如果举全国之力以北伐，则最大的可能是鸡飞蛋打，国家沦丧，岂有新兴之望？王导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形势有全面而深刻的判断。他虽然不会放弃北伐恢复中原这面正义大旗以资号召民众；但实际上工作重点放在内部的“统一战线”方面，团结士庶，调和南北，以共御外侮。这就为东晋的开国和恢复生机，保存了一定实力和元气。王导对祖逖的北伐，并没有全面支持，这是原因之一。
第五，重视生产，发展经济，克勤克俭，增强国家财政实力。《言语》第102则刘注引《晋阳秋》曰：“苏峻既诛，大事克平之后，都邑残破。温峤议徙都豫章（今江西南昌），以即丰全。朝士及三吴豪杰，谓可迁都会稽（今浙江绍兴）。王导独谓：‘不宜迁都……今虽凋残，宜修劳来旋定之道，镇定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复乎！’终至康宁，导之策也。”迁都是国之大事，许多高官贵族都想迁到自己领地以便控制，见其私心。但王导坚决反对，刚开国不久，又连遭王敦、苏峻两次攻破京师之难，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怎有力量大举迁都呢？王导以此号召上自皇帝贵要、下至平头百姓在经济上都要克勤克俭，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为了克服国家的财政困难，高官贵族岂可再过奢侈生活？在上的肉食者能与百姓同甘共苦，国家才有希望。至于从政治上考虑，在南北对抗的严峻形势下，守江必防淮，定都建康，前可支援淮上兵家必争之地，退可划江而守，进退自如，示敌不屈以激扬斗志，这才是一种积极的战略布局。如果退守会稽或豫章，自动放弃长江天险，示敌以弱，则将军心不振，民心涣散，形同逃跑，不战而降，离亡国就不远了。而王导坚持以残破的建康为都，历史说明，很快克服了经济困难。史称“导善于因事，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晋书·王导传》）。这说明王导还是个理财能手，为东晋复国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六，关怀士人，注意听取不同意见。据《尤悔》第7则记载，晋明帝问王导，前辈祖宗“所以得天下之由”，于是导“乃具叙宣王（按：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按：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王导以辅政大臣身份，当皇帝的面，批判了他的祖宗缺德，胆子真够大的。他明确要求年轻的皇帝反思历史：一是再也不能像他的祖先那样，为了篡国夺权而诛戮异己，像司马懿那样诛杀何晏等正始名士，以致出现了天下名士减半的恶果；像司马昭弑杀皇帝高贵乡公，更是大逆不道；一是要求皇帝要重视人才，爱惜仁爱，臣下有发言说话的权利，要集思广益，而不要党同伐异，这样才能清明朝廷政治。在这里，王导真是明帝的忠臣诤友，具有一定的古代“民主”意识。在这方面，他也严于律己。比如他辟王述为掾，“常集聚，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赞誉》第62则）。当时太原王氏出身的王述，既年轻又官卑职微，在丞相府的沙龙聚会中，只能“末坐”就位。但他却看不惯众人争相拍上司的马屁，发言惊人，说是王导又不是尧舜圣贤，又岂能是事事都英明正确，一下子把一群马屁精拍了回去，同时也实事求是地点中了王导爱听颂美好话的软肋。王述个性鲜明，非常率真，但王导听了，并没有感到王述在大庭广众中折了自己的威风而大发雷霆，相反，“丞相甚相叹赏”，对一大群马屁精甚为不屑，而唯独欣赏年轻人对自己的批评。你看，王导“民主”意识再度闪现，形象也很可爱。
第七，重视文教建设，在乱世中仍坚持恢复被毁坏了的学校。重视教育，为国家的新生培养人才。对于史官制度，也大力促进，以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国家的“中兴”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具体可参读《晋书》本传。
不过，王导是人，同样也会犯错误。他有的缺点，甚至是一生灵魂抹不去的污点，让其终生悔恨不已。如《尤悔》第6则记载，王敦第一次兴兵犯阙之时，王导曾率琅琊王氏家族的子侄诣阙请罪：“周侯（顗）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王敦）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王导的“默然”，实际上是一种不言之言，可谓杀人不见血的态度，于此可见其虚伪丑恶的一面。后来明代杨慎就此批评了王导，说：“是借剑于敦而杀顗也。”
另外，为了维护东晋门阀政治的平衡，对于诸多高门的世家望族，多行无为之政，保护其特权，而任其横行乡里，这就容易姑息养奸，也是弊政之一端。
当然，金无足赤，人非完人。王导作为东晋开国名相，应是功大于过，这是无可怀疑的。
三 谢安
唐诗有“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名句，王指琅琊临沂王氏，谢指陈郡阳夏谢氏，诗人以王谢两家族来代表魏晋风流。东晋初的第一簪缨世家，当然是琅琊王氏家族；发展到中后期陈郡谢家迅速上升为华丽家族，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一代名相谢安。
仁心聪慧美少年
《文学》第24则记载道：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人。《德行》第34则刘注引《文字志》：“世有学行，安弘粹通远，温雅融畅。桓彝见其四岁时，称之曰：‘此儿风神秀彻，当继踪王东海。’善行书，累迁太保，录尚书事，赠太傅。”他生时虽未进位丞相，但“录尚书事”，行宰相事任，卒又赠太傅，故称宰相。阮光禄，即阮裕，他是陈留阮家的名士。裕一生潜思好学，尤精玄家“四本”之论及古代名家之学。《白马论》，春秋战国时公孙龙创白马非马之论，重在逻辑思辨。索，寻求。解人，能够思索理解的人。这个故事，讲的是少年谢安如何自觉学习的故事。读书有不同方式，有的是填鸭式，有的是启悟式。谢安小小年纪，但却重在弄通道理所在的启悟式。孔子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之言。殆，险；罔，迷茫，糊涂。不读书不学习，胡思乱想，人生危险，自不必说。但是学而不思，只是一味生搬硬灌地填鸭，这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读书不讲方法，不去追问“为什么”的道理，同样也很危险。读书能“思”，则重悟，一点就通而一通百通，这才是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样学习，才能真正合乎形势需要而成为一代人才。公孙龙的《白马论》，在哲学界、逻辑界很有名，理论思辨精深。“马”的概念外延比具体的“白马”广泛得多，其中可以包括红马、黄马、黑马……这说明“马”与“白马”两个概念所指示的范围大小之别，并以此揭示了事物与概念、个体与一般之间的差异。于此可见，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论，并非纯粹诡辩，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理逻辑命题。今天的大学生来读也感头痛，但昔日的少年谢安，却偏要纠缠阮裕，一直追问“为什么”，直到明白为止。这种学习热情，很不容易。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迎困难而上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什么事办不成呢？从小看八十，少年谢安，必然是前途远大，星光灿烂。他四十岁前，一直隐居东山，实际是在享受生活的同时，长期在家努力读书学习，思考将来有关治国安邦的大略及人生的各种重大学问，为一代名相的出场做必要铺垫。
当年谢安，同时是个很有仁义同情之心的少年。他兄长谢奕作剡令时，在处置一犯法老翁时，不断罚以醇酒，令老人过醉而十分痛苦。这时，少年谢安谏兄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德行》第33则）这一批评令谢奕改容住手，放了老翁。于此可见谢安虽然出身于华丽家族，对普通百姓却具有人道的同情心，这对他后来的治国安邦也是一个积极的准备。
风流清谈论诗文
由于少年时就好学多思，因此他青年时代就有资本热衷玄学清谈，后来出仕后，虽政务之暇，也不忘清谈之好。当时王羲之曾劝诫于他，为《言语》第70则记载：“王右军（羲之）与谢太傅（安）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琊？’”对于知友王羲之对清谈误国的批评，谢安并不接受，秦时任法酷政，当时并无清谈，但却二世而亡，其历史反思，很有说服力。谢安仍然和王导一样，坚持其玄学清谈的爱好。《文学》第55则记载：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支道林（314—366），名遁，东晋名僧，人称支公，或林公。曾注《庄子·逍遥游》，于向秀、郭象义外，别具一家之言。许，许询，字玄度，高阳人。幼有神童之名，是当时玄言诗名家，与孙绰齐名。谢，谢安。王，王濛，其善清言，与刘惔齐名。盛德，有德望盛名之人。彦会，俊彦名士之会。写，泻，抒发。《渔父》，《庄子》中名篇。通，陈述，阐释。难干，难以冒犯。厌心，心满意足。奔诣，抵达高妙境界。故复自，确实是。
故事发生在谢安隐居会稽东山的穆帝永和年间，谢安正当盛年。当时此次王濛家沙龙集会者，无不是一时名家，故称“彦会”。其中支遁，读《庄》体会尤深，“拔理于郭（象）向（秀）之外”，“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文学》第32则）。由他来讲《庄子·渔父》，“叙致精丽”而获一致好评。其他各家，也各有心得体会。众家讲完，谢安则后发制人，他一气讲了一万多言，实际是即兴作了几个小时的报告。其才华锋芒毕现，其潇洒自得之态，又充分展现内心的真实和深刻的理论思考，因此获轰动效应而“四坐莫不厌心”，支遁发出了“君一往奔诣”的叹美，谢安当之无愧。于此可见其玄学造诣及理论思辨修养之深厚。
如果说清谈近于理性思考，那么在形象思维方面，他一样颇富文采风流的艺术修养。他和画家戴逵“论琴书”，经常一起讨论琴棋书画一类的艺术。戴是当时著名画家，戴氏“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谢安对戴的艺术审美很是佩服。他对画圣顾恺之更是钦佩，说是“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巧艺》第7则）。他也常和王献之一起讨论书法艺术，认为献之艺术不及乃父王羲之，可说是“书圣”的知音，见《品藻》第75则记载。《识鉴》第21则又说“谢公在东山畜伎”。所谓“伎”，并非“妓”，而是指从事音乐歌舞的女艺术家。史称谢安“性好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晋书·谢安传》）。他是个性情中人，感情率真，是以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书帖，艺术也颇有造诣，今传《宋淳化阁帖》收录谢安多通法帖。这一艺术爱好及审美能力，又为他的文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世说》中有许多则故事，记载了谢安谈诗赋文章。诸多谢氏家族文学集会，都是由他带领子侄辈完成的。这在后面另谈，此略。他的文学创作也值得一观。如《与支遁书》曰：“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慨叹人生，呼朋消愁，情绪率真，言简而意永。又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收录了谢安《与王胡之诗》六章、《兰亭诗》三首，亦清新可诵。如《与王胡之诗》第六曰：“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朗日清风，啸歌山林，玄言微旨，以涤心胸，和盘托出了诗人的高洁品格与志向。综上所述，称谢安为风流宰相，名实相符。
芝兰玉树谢家学
陈郡阳夏谢氏家族，在长兄奕、二兄据死后，老三谢安成了家族的带头人。在东晋国家教育欠缺的条件下，士族家学成了教育子女的重要阵地。但谢安的教育理念及方法与常人异，他不取知识填鸭式，而重在言传身教的启悟教育。后来谢家芝兰玉树多生庭下，正与谢氏家学的教育方式有关。如《德行》第36则记载：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谢安）：“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谢公夫人埋怨丈夫，说他不关心孩子的教育。但谢安反驳说，我是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教育子女，只是别人囿于传统偏见，不明白这层道理而已。谢安是清谈玄家，所以他取的不是儒家经学的填鸭式教育，而是用玄学家的不言之教来启悟儿女。方法不同，自然收效异趣。谢安的家学教育，的确开辟出成功的新洞天，培养出谢玄、谢道韫这样优秀的杰出人才。《言语》第92则故事记载，谢安在一次家族集会中问子侄们：“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谢家子侄中如封、胡、遏、末，个个上进出色，自有其成功的家学教育原因。谢安的教育，重在启悟，举一反三，追问“为什么”；同时他又强调师德，老师要先充实好自身，才能作榜样来教学生。这一教育方法，至今仍有启发借鉴价值。
为君谈笑静胡沙
谢安的能力是全面的，确实是个优秀的宰相。宰相是文官，但谢安可称是文武兼备，在军事上也有其贡献。当然，谢安并不是战场之上搴旗斩将的一介武夫，而是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略家。详参后面《淝水之战谢家军》一篇，此略。
智斗权奸保国家
东晋司马皇朝，历经三次大危机，第一次是东晋初王敦、苏峻之乱；第二次是中期废立自专、求加九锡以代晋的桓温之乱；第三次是末期桓温之子桓玄篡晋，司马亡国。王敦、苏峻之乱，王导平定；桓温之谋，谢安抑之而未能实现。陈郡阳夏谢安，又为东晋国家延寿数十年，可称功在社稷。《雅量》第29则曰：
恒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设馔，安排饮宴活动。王坦之（330—375），字文度，太原晋阳人，王述子。遽，慌乱。晋祚，指晋朝国统。洛生咏，西晋京洛间书生咏歌声音重浊，东晋士人南下，但仍旧传京洛之音，故仿其吟以自高。谢安因有鼻疾，声增重浊，故善洛生咏。后南方士人掩鼻仿安，不能近似。浩浩洪流，嵇康《兄秀才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第十四）有“浩浩洪流，带我邦畿”之句。旷远，胸怀旷达高远。趣，通“促”，急忙。解兵，撤掉伏兵。判，分辨。
刘注引《晋安帝纪》曰：“简文晏驾，遗诏桓温依诸葛亮、王导故事。温大怒，以为黜其权，谢安、王坦之所建也。”以此兴动诛杀谢、王念头而设馔伏甲。当时桓温止新亭，大陈兵卫，呼两人前。王坦之惊慌失措，倒执手版而汗流沾衣；而谢安则安详镇静而无异于常。前责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有壁间著阿堵辈？”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见刘注引宋文帝《文章志》载。故事发生在简文帝崩的咸安二年（372），太子司马曜即位，史称孝武帝。桓温率兵入京，原指望简文遗诏禅让于他。但谢安、王坦之拖延不许，遗诏桓温只是辅臣之位，不合桓温野心，以此动无名火而欲加诛戮，首当其冲者正是谢安、王坦之。这是一场事关晋室国家命运的严重斗争。王坦之面对死亡而惊恐发汗，能救得性命和国家吗？谢安则反之，在桓温举起屠刀的刹那间，仍然镇静以对，据理力争。在刀光剑影下从容讽洛生咏，表示了至死无悔的决心。古人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经过思想斗争，桓温全面计较利害得失，终于撤了伏兵，放谢、王一条生路，这实是被谢安的凛然正气所震慑，其气短理亏的失败已露先兆。后桓温“讽朝廷加九锡”，这是篡国禅让的奏鸣曲，让谢安与王坦之采取拖字诀加以推挡，适逢桓温老疾加重，直拖到死，“锡命遂寝”（《晋书·谢安传》）。终于化解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桓温死后，谢安位登宰辅，顺理成章。但他为人处事，多从大处着眼，而非小肚鸡肠。在淝水之战前后，他妥善地处理了与谯国桓氏家族的关系。桓温是他的政敌，但他一上台，并未对谯国桓氏家族实施报复。相反，为国家前途计，荆州刺史的重任，他并未用功高贤能的子侄谢玄一辈，以扩大陈郡谢氏家族的利益，而是在桓冲死后，仍然重用桓氏诸人，如桓石民任江州刺史、桓石虔任豫州刺史，任人唯贤，而彼此无怨言。这在一场严重危机之后，重新维护了国家的平衡，又延长了数十年的国祚。
在淝水战胜之后，谢安原想乘胜北伐中原以图恢复，他出镇于外，朝中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政专权，时过境迁，亡国危机已过，谢安成了他执政的障碍，因而嫉恨相加而大加排斥。谢安抑郁，不久身亡，年六十六。他原想功成身退回东山，但北伐未成，赍志以殁。当谢安在朝受排压的困难时刻，是桓伊当孝武帝面，吹笛抚琴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晋书·桓伊传》）时谢安陪坐，越席而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有愧色。救谢安的正是桓氏家族的一代贤者桓伊。于此可见谢安继王导之后，推行平衡士庶及世家大族利益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朝廷不作此想，谢安死后，在司马道子等的嫉恨排斥下，“赠礼有同异之议”，也就是说，朝中文武之臣，多有趋炎附势者，借司马皇室之势，打压谢安来排斥陈郡谢氏家族，以致忠诚国家的谢安，郁抑赍志，忠心事国、拼杀疆场的谢玄，也折于盛壮之年，朝廷之刻薄寡恩如此，以安之智、玄之勇，却折于小人之手。自摧国家栋梁，晋祚也就不长了，悲乎！
注释
[1]《方正》第40则：“王丞相作女伎，施设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