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程十发的艺术世界，可以听到他的乡音，可以感觉到他的乡情，可以闻到从故乡的泥土中散发出来的芳香，当然，也能品味出他的艺术中那淡淡的乡愁和缕缕的乡思。这一切都是因为松江的文化气脉已注入他的灵魂中。谈到他的艺术与生存环境时，他有这样一番话：
说到我如何学中国画，我首先承认我与大家学中国画的过程并没有什么特别，也是临摹、写生、创作、写字、读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等等。但我不仅讲过程，而且讲使我学习的这些宝贵的条件从何而来。
我小时候自从9岁父亲故世以后，一直是在亲友的帮助下，和我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地生活，从物质上说我没有条件学绘画的，但经过了这半个世纪以后，经过了严霜烈日，又经过了次第春风，我发现一种看不见潜在着的力量在支持我。我在小学念书的时期，生长在离上海30多公里的一个小小的古城松江，我是1921年出生的，出生在一个三代中医的家庭，这个正是新旧文化交接的时代，我们站在城墙上看到古柏参天，这是孔庙，看到宝塔高耸，这是佛寺，又有市集兴隆的东岳庙，不少是唐宋元明清留下的古迹，但又加入了耶稣教堂和基督教堂，它们的屋尖及钟楼高入云霄，中外文化结合在一起。路上也有和尚、道士，加上了外国的传教士掺在人群之中。我们家的附近有许多手工业的作坊，如染布的染坊，他们把作品在过街的路上晾晒着，无疑是像中国蜡染的展览会。还有纸牌的工场，纸牌上画有人物，颜色很漂亮，橙色、绿色、黄色、黑色都有，第一道就是套色木版印纸牌的花样，这是民间美术，我对它有极大兴趣，中间有人物花卉，色彩对比强烈的黑、绿、橙三种色调。还有许多家造佛像的作坊，这是传统的雕塑家，我听到他们用凿子凿香樟木的声音，闻到香樟木散发出的香气；还有修理古书籍的店铺，特别有几家裱画店，我会到里面去猎奇地去看这些作品。这一切的环境只要你有兴趣学习中国美术，已经有了客观条件，这无形地给我创造了条件，无疑这些都是我的老师和默默的支持者，也孕育着如何重视民间艺术的原因。
董其昌远游在外，画了一些思乡的画，如《九峰招隐图》、《小昆山石壁图》、《婉娈草堂图》、《九峰秋色图》、《佘山游境图》等。在程十发离开这片泥土到上海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儿时感受到的那各种文化和谐交融的景象消失了，连气氛也感受不到了。他学董其昌，也画思乡画，他画《四鳃鲈鱼》，画《吾乡小昆山》，画《故乡月明》，画《西林春早》，画《梦屋》……在《吾乡小昆山》一画的跋中他写道：“吾乡小昆山有东坡题石‘夕阳在山’四字，今余再幻出此境，不知是诗境乎，画境乎？”往事在梦幻中，只能求助于笔墨重温了。
松江真的是皇天后土，从松江人在广富林生活史前时期开始，进入有文字有历史有皇权的社会，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历经战乱，晋室南迁、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两宋之交的金兵南下、元人的兵灾荼毒，而地处江南的松江则未遭兵燹，峰泖之间成了一片乐土，真可谓是“河北烽火地，江南花柳春”，北方衣冠士族迁民松江，进入明代中后期，陆深在《跋东园遗诗二首》云：“四方名硕咸指为避隐脱显之区，故衣冠文献为江南冠。”其实在广富林的遗址中，已经发现中原人使用的器物，这说明松江移民早已存在。
精神文明还是要以物质文明为依托的。苏松地区长江出西北，太湖汇其东南，川原衍沃，风气平和，秀之所钟，亦天时地利也。尤以松江九峰三泖，兼山水之殊，地灵人杰，如吴梅村《茸城行》一诗所写：“此地江湖绾锁钥，家擅陶朱户程卓。个箱布帛运朝车，百货鱼盐充邸阁。”这说明，经过历史的积淀，到明、清，松江经济已跃居全国之首，而尤以纺织为龙头。徐光启说：“松民之贸利，半仰给于织纺。”陈继儒则描述织纺经营的情景说：“凡数千里外，装重资而来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之资收布者，曰庄户。乡人专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商。”很有意思，就连陈继儒这样的闲隐之士，对经济也很关心。松江还出了一位纺织家黄道婆，十发称她为“乡贤”，多次为她造像。
历史悠久的文化积累和雄厚而发达的经济相结合，造就了晚明松江文气勃郁，名士辈出，形成了以董其昌、莫是龙、陈继儒为代表的云间画派，以陈子龙、宋氏（宋徵舆、宋存标、宋徵璧）兄弟、夏氏（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及李舒章为代表的云间诗派，一时俊迈来奔，雅士荟萃，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才女柳如是在与钱谦益结婚之前，也出入此间，与陈子龙、宋徵舆之间的风花雪月，别增一番情韵。明亡之后，松江又成几社活动基地，是士子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心，社事风起云涌，钱谦益、余怀也为激情所鼓动，作云间之游，参加华亭宴集，坐谈时事。此时正是端午节，卧龙桥畔是“箫鼓沸天，楼船匝地”，仍然有着一番繁华景象。
带着浓郁历史情结的程十发，对这些都是了然于心的，挥洒笔墨为董其昌造像，画陈眉公（继儒）读书处；对夏允彝、夏完淳啧啧称赞，也为他们造像。其他如到过松江的苏东坡、杨铁崖等人，十发或通过其题句、诗章作画，那只不过是借他人的杯酒，来浇自己的乡情。
在流落松江的文人雅士中，给程十发留下印象最深的要数张大千了。他没有为张大千画像，也没在画中涉及张大千，但张大千在松江的事一直在他的心中，一有机会，他就会谈起大千的往事。
十发曾和笔者谈起张大千，有这样一段陈述：“我七八岁的时候，张大千搬到松江来住了，就住在赵姓邻居家，房子很大，从大门进去，前面到后面，一进、两进、三进，很深远。我们小朋友有时跑进这座大房子去玩。张先生还在松江出家当和尚。不过，我那时并不知道张大千。赵姓人家东边就是张祥河的四铜鼓斋，也算是我们做过几天邻居吧。”赵姓人家的房子即是华亭“三宅”之一袁昶的濑乡新墅。
张大千为什么会到松江去住，且听十发娓娓道来：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长大千17岁，生平三娶。1923年，张怀忠夫妇迁居松江。张善孖曾一度和母亲住在松江。张大千为侍奉母亲，就住在与松江很近的浙江嘉善，他的仿制名家的假画都是在这里画的。在此之前，张大千出家当和尚就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住持为他取法号“大千”，因为怕烧戒疤，大千不辞而行，跑到杭州灵隐寺去当和尚。张大千落脚灵隐寺，是受了恽南田的影响。恽氏《瓯香馆集》中有一篇其侄孙鹤生所纂的《南田先生家传》，说南田十几岁时在灵隐寺出家为僧。后来他又看了袁子才的《新齐谐》，书中把灵隐的僧人说得更玄了，这就更加吸引张大千。张大千出家自立规矩：不烧戒疤；酒可以不喝，但不能不吃肉。原来灵隐寺有个济颠和尚，吃酒吃肉，寺规不容，小和尚们具禀帖要驱逐他。那时的住持是慧远禅师，四川眉山人，别号瞎堂，手批两行：“法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耶？”张大千在灵隐寺出家没有几天，二哥张善孖就把他找到了，二哥请他在楼外楼吃了一餐杭州名菜醋熘鱼，拉他还俗回家了。十发说：“张大千够厉害的，出家没有几天，经文没念几句，却对‘法门广大’有了透彻领悟。凡事要广大，胸襟、气魄、学问、技艺，无不如此。大千一生奉行此道，受益无尽。”
“九一八”事变之后，善孖、大千兄弟迁居苏州网师园，其母也由松江移住安徽郎溪，就养第四子文修处，其母1936年病故。在病故前夕，大千母亲发现了大千在松江时期留下的纰漏：
陈定山的《春申旧闻》记有一位叫江四爷（名紫尘）的，是经营书画买卖的古董商，人称“黑老虎”。张大千祖传的王右军《曹娥碑》，就是经江紫尘之手以一千二百金抵押出手。原来，江紫尘创诗钟博戏之社（即按限定的字词竞赛诗联），当时已经是老辈的陈散原（三立）、太夷（郑孝胥）、吷庵（夏敬观）等常在局中，大千说“予虽腹俭，亦常在局中”，因之“每博必负”。因输得太多，把《曹娥碑》抵押出去，最后为叶恭绰购得。
以后的事，可读大千在《叶遐庵先生书画集序》中自述：“阅十年，先太夫人病居皖南郎溪家兄文修之农圃，予与仲兄仍居吴门，每周轮次往侍汤药。太夫人病势日笃，忽呼予至榻前，垂询祖传之《曹娥碑》，唐人前后题名，何久不见之，殊欲展阅。予惶恐极，不敢以实告，诡称仍在苏寓，太夫人谓次周必须携来，小慰病情。予亟唯唯。此卷闻江丈早已售出，辗转不知落于何所，心中如焚，将何以复老母之命？”
张大千又说：“迨归网师园，先生与王秋斋即来省问。予当以母病笃告；又以此最痛心事，并将此卷经过，历历述之，倘此卷尚可求获，将不惜重金赎之，即送郎溪，使老母得慰。先生自持其鼻曰：‘这个么，在区区那里。’予喜极而泣，即挽秋斋于屋隅而求之曰：‘誉虎（恭绰的字）先生非能鬻文物者，予有三点乞与商求之：一、如能割让，请以原价值赎。二、如不忍割爱，则以敝藏书画，恣其检选，不计件数以易之。如两俱不可，则乞暂借二周，经呈老母病榻一观，而后归璧。’秋斋即以予意转告先生；先生曰：‘乌是何言也！予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其志。此为大千先德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欲一快睹，予愿以原璧返大千，即以为赠，更勿论价值与以物易也。此卷不存履道园，弆（jǔ）之上海，明日往取，三日内即有以报命。’予与仲兄闻之感激泪下，趋前叩首谢。太夫人弥留之夕，幸得呈阅。予罪孽深矣。先生风概，不特今日所无，求之古人亦所未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