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我的作品所持的宽容态度迫使我遵守一条原则，那就是顺应广大读者的口味和听从批评界的建议。
对于前者，我努力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负责青年教育的有关人士希望删去《基督教真谛》中为上流社会写的那部分辩说词，出一版节选本。尽管我对肢解自己的作品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但考虑到公众的需求，我还是发表了人们所希望的节选本。
另一部分读者要求把作品中两段故事分开，于是我出了现在这个版本。
我再说一下我对批评界所做的反应。
首先，我觉得从已经购买前几版的读者的利益着想，至少不应该在目前对卖得像《基督教真谛》那么贵的书做出较大的改动。就我本人而言，即使在本世纪，自尊心和利益都不应是考虑欠周的好理由。
其次，从发出《基督教真谛》的出版广告至今为时不长，我尚未能完全了解这么大一部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在一大堆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哪些才是对的呢？有的人夸我的题材好，但批评我的风格；有的人却赞赏我的风格，但对题材颇有微词。一方面，有人对我断言《基督教真谛》是作者和19世纪初的一座永恒的丰碑[1]；另一方面，在书出版一两个月以后，有人想提醒我说，批评来得太晚了，因为书已经出版了[2]。
我知道，比我自尊心更强的人面对后一种说法或许能有希望得到自我宽慰。虽然周围环境剥夺了我所捍卫的事业中对痛苦的强烈兴趣，《基督教真谛》还是出了一版又一版。如果我没弄错，似乎这部作品出版的时间越长便越能获得公众舆论的好评，好像人们开始不把它仅仅当作“纯虚构”的作品。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在用自己微不足道的成绩在说服那些无疑有很好的理由不相信这一切的人士！除了宗教和荣誉之外，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让我不去服从最为严厉的批评的判决。我并没有被一点成绩蒙住眼睛，也没有把某种赞扬之词当成对我有利的定论，因此，我从不认为应该让自己的作品固定不变。我还在等待：我要让时间去平息成见和消除派别观念，到了那时候，对我的书的看法将会是真正的看法，我将知道如何去修改《基督教真谛》，使它成为我所希望留在我身后的那样，当然，这要假定它在我之后尚能存在。[3]
然而，如果说基于上述原因，我拒绝了别人对整部作品的指责，我对独立成篇的《阿达拉》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我不得不对它继续做修改，这倒不是因为考虑书价或考虑书的规模。几年的时间足以让我了解这个故事中的薄弱点和不足之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乐意听取批评，甚至让人指责我的写作才能，我向那些攻击我的人证明：我从来不故意坚持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题材上，我都随时准备接受比我更高明的见解。《阿达拉》先后出了十一版，其中五次是单行本，六次是合在《基督教真谛》中，如果将这十一个版本做一比较，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版本。
我今天发表的第十二版经过了精心修改。我征求了一些“善于批评我的朋友”的意见，我对每一个句子进行了斟酌，对每一个词进行了推敲。去掉了累赘的修饰语之后，文笔可能更为自然和简朴。我重新整理了思路，使故事的脉络更为清楚，并去掉了最微小的语言错误。拉阿尔普先生在谈到《阿达拉》时曾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关起门来待上几个小时，我们就能抹去让批评你的人大喊大叫的所有那些缺点。”我花了四年时间重新修改这个故事，它以后就这样定型了。这是我将来唯一认可的《阿达拉》。
然而，在有些地方我并没有完全按批评界的意思去改。人们硬说奥布里神甫表达的某些感情里含有某种让人受不了的说教。比如，有人对下面一段话非常反感（如今我们太敏感了！）：
“我在说些什么呀！（啊，真是自负至极！）我就这样谈论人间感情的威力！我亲爱的孩子，你想了解它的强度吗？假如，一个人在死了几年以后获得重生，我怀疑他是否会受到那些曾在他记忆中流泪最多的人的欢迎，人们是那么快地建立了其他联系，是那么容易地养成了其他习惯，感情不专一是人的本性特点。你的生命即使在朋友的心里也是那么微不足道！”
问题不在于要了解这种感情是否难以被承认，而在于它是否真实和是否建立在人们共同的经验之上。对这一点应该不难取得共识，尤其是对被认为什么也不会忘记的法国人而言。且不说那些被人完全遗忘的死者，有多少活着的人回到自己家里后，在那儿能找到的只是遗忘、怨气和厌恶！更何况，奥布里神甫这段话的用意何在呢？他不就是为了让阿达拉抛弃她对刚刚自愿摆脱却又希望重新获得的生活的所有遗憾吗？基于这个愿望，传教士对那位不幸的姑娘夸大了生活中的痛苦，这还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然而，根本无须做这个解释。奥布里神甫表达了一种不幸太真实的情况。如果说不必诽谤人的本性，那么也无须把它看得好过其本来面目。
还是那位批评家莫尔莱教士先生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和矛盾的：
“我的孩子，请相信我，痛苦不是永恒的，它早晚得结束，因为人的心会结束。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幸之一：我们无法长时间地痛苦下去。”
这位批评家认为，与人对痛苦的这种无能为力相反的正好是人命的优点之一。我且不对那种看法进行反驳，说它是对是错，不过它破坏了奥布里神甫说的那段话的第一部分内容。他是在说，一方面，人们永远不会忘掉朋友；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不去想念朋友却感到很高兴。我要说的是，那位能言善辩的语法学家似乎在混淆词语。我并没有说过“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幸之一”，那显然是错误的，而是“这是我们最大的痛苦之一”，事实也是如此。唉！人心无法长时间地培育一种感情，即使是一种痛苦的感情，这种无能为力正好最清楚地证明了人心的贫瘠、荒芜和痛苦，谁会认识不到这一点呢？莫尔莱教士先生似乎很有理由地在充分显示其情理、判断力和自然，然而，在实际中他是否总是按自己信奉的理论去做呢？奇怪的是，他对人和生命的那些令人高兴的想法，使我怀疑他在这些感情中带有青年人的幻想和狂热成分。
我所描绘的新的自然风光和鲜为人知的风土人情还召来了另一个不太慎重的指责，有人认为我凭空捏造了一些离奇的细节，而我只不过在回忆任何一个旅行家所了解的一些事情。《阿达拉》的这个版本中的注释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如果在每个读者认为有必要的地方都加上注释，那么注释部分很快就会超过正文的长度。因此，我放弃了加注释的做法。我只在此抄上《基督教真谛的辩护》中的一段文字。它讲到了吃葡萄吃得醉醺醺的熊，那些博学的非难者认为那是我想象出来的趣事。我在提到了一些尊敬的权威人士以及引用了卡弗、巴特拉姆、伊姆莱和沙勒瓦的话之后补充道：“当人们在一个作者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本身并不美而只被用于说明画卷的真实性的情景时，如果作者已表现出他具有某种常识，那就可以自然地设定他不是在凭空捏造这个情景，他只不过是在叙述一件真实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情不为人们所熟悉。人们尽管说《阿达拉》是一部蹩脚的作品，但是，我斗胆说，我在书中对美洲自然风光的描写非常准确。”
“参观过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旅行家都证实了这一点。《阿达拉》的两个英文译本出现在美洲以后，官方报纸称，在费城出版的第三个译本获得了成功。如果这个故事中的场景缺乏真实性，它们怎么会在一个随时可以说这不是我们的河流、这不是我们的群山、这不是我们的森林的人民中获得成功呢？阿达拉回到了荒原里，好像她的祖国承认她是真正的荒原的孩子。”[4]
在这个版本中，和《阿达拉》合在一起发表的《勒内》以前没有单独出版过。我不清楚在将来它是否还会继续得到好些人的偏爱。它是《阿达拉》故事的继续，但是，风格和语气不同于前者。说实在的，《勒内》的地点和人物与《阿达拉》相同，然而，它描写的是另一种风俗以及另一类感情和看法。作为总的序言，我还得引用《基督教真谛》和与《勒内》有关的《辩护》中的片断。
（《阿达拉》和《勒内》1805年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