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住的地方，靠着杉湖，也就是本地人俗称的环湖塘。窗前用竹篱笆围了一块地，可以在里面种东西。我喜欢种豆种瓜，种过西瓜、香瓜、丝瓜、南瓜，还有葫芦瓜，见过植物生长的全过程，瓜子变成瓜苗，再变成瓜花，最后变成瓜，知道种瓜确实只能得瓜，不能得豆。不过我在这里说的沙葫芦，跟葫芦瓜无关，世上也没有叫沙葫芦的品种。
人长大了，就得去读书，想不想去，都由不得你，所谓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我上学堂时，周围有四座小学，距离我家都差不多远，分别是民主路小学、文明路小学、杉湖路小学和滨江路小学，当中数杉湖路小学最好，与榕湖路小学并列全市重点。如果去问院子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你上哪个学校呀？凡在杉湖路小学上学的，都会很骄傲地如实回答，当然是杉湖路小学。如果不是呢，就顾左右而言他，什么？上学？哦，在那……边，说着就走开了。可那时候我还年幼，加上那些哥哥姐姐发音也不太准，我总把杉湖路小学听成沙葫芦小学。既然猪八戒有个朋友叫沙和尚，世上哪个地方长出沙葫芦，也是可能的。
沙葫芦小学原来是福建会馆，曾经有过雕栏玉砌的气派。民国时开办小学，取名叫黄花岗小学，以纪念30多年前牺牲的黄花岗72烈士。不过我上学时，只见到门口的两头石狮子，还有一片青石铺就的庭院。传说中的白龙池被填掉了，因为害怕苏联人空袭，在下面挖了防空洞。不知道白龙池里有没有放养乌龟，如果有，现在也成忍者神龟了。碰上初夏时节，有时上学去得早，校园里没人玩，我就坐在庭院的大树下，看一种豆荚。豆荚旋转着从高高的树冠上掉下来，像一顶顶小小的降落伞。苏联人没下来，豆荚下来了。
我在这所学校上完了小学，又上了两年初中，中间还停课一年，一共学了八年，比上完本科再上研的时间还长，是一生中待的时间最久的学校。小学里怎么会有初中呢？大概那几年遇上大跃进人口高峰期，小学生特别多，中学装不下了，就在一些教师素质相对高的小学办初中部。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湖北人，总把“日”发成“儿”音，今日是今儿，日记簿是儿记簿，日本鬼子成了儿本鬼子，至今印象深刻。她把家藏的《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偷偷借给我看，也不怕被人揭发传播坏书。其实那些书一点都不坏，如今回过头看，我还觉得太好了，好得过了头。上历史课的是位男老师，个子瘦高瘦高的。他给我们讲鸦片战争，讲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讲到动情处，声音都是哽咽的，而我们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一副不知亡国恨的傻样。
上完初中二年级，全班同学集体转学，有去松坡中学的，有去中山中学的，我去了逸仙中学。最远的去了汉民中学，要坐船过漓江，走路穿越訾洲，到穿山脚下，一礼拜回一次家。一次见一女同学把席子、被子、蚊帐、脸盆、水壶背背上，沿江边行走，那份坚忍的神情，在现在的孩子脸上很难见到。
就在我转学的第二年，沙葫芦被拆掉了，盖起了如今叫大瀑布酒店的那个庞大玩意。那玩意不但吞食了沙葫芦，同时还吞食了沙葫芦周围的许多庭院楼阁。那些楼阁本来是抗战时期文化城的见证，少了那些见证，自然也少了文化。我至今还记得，学校西侧紧邻着市曲艺团，坐在教室里都可以听见演员排练地方剧目，比如桂林渔鼓、文场、零零落。听多了自己也会哼哼那调调，索索索拉哆来咪，哆来哆拉索咪来。在学校和曲艺团之间，有一条幽长的小巷，可能叫边隅巷，巷子里围着一排排竹篱笆，上面爬满了牵牛花。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同学文慧，每天都由那巷子出，又回那巷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