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上游走于尼采和道家哲学之间，在空间上辗转于台北、柏克莱和北京之间；年轻时曾遭多所大学解聘，时隔近30年又被这些大学恢复教职。这是著名学者陈鼓应传奇经历的一部分。
蒋经国称他“充其量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情治单位给他定罪“参与独派活动的叛乱分子”，便成了“投共附匪”的北大教授，然而台北、北京都给过他解聘大礼……陈鼓应似乎真是一个“为民主浪迹天涯的知识分子”。其实，一切不过源于对生命的真心热爱。于是飘泊，清贫，乐道。
失落的自我
1949年，陈鼓应随父母到台湾那年才十四岁。出生于1935年的陈鼓应，老家是福建西部的长汀县河田乡。长汀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山区小城，自古有“客家首府”之称，陈鼓应祖上是从中原避乱来到长汀江岸边的客家人。
从陈鼓应儿时有记忆开始，便不时看到日本敌机飞来，接着一阵阵拉起急促的紧急警报的响声。母亲慌张地拉着小鼓应和妹妹往郊区奔跑！一直等候到警报解除才敢回家。他们回家路上经常看到被日本人轰炸的民房，火势沿街燃烧，街旁巷口还陈散着被炸死伤的无辜平民，充斥着亲人们在撕心裂肺的痛哭。
由于日本人不断的狂轰滥炸，陈家便从城里搬到乡下去逃难。乡下的生活是穷困的，小鼓应记忆中一日三餐除了番薯就是芋头。与物质生活同样贫乏的还有精神生活。在乡下唯一的教育只能接收私塾教育，每天要背诵四书五经，老师也不给讲解句义，就让这帮孩子摇头晃脑的囫囵吞枣。这种强迫式的死记硬背，让小鼓应看到课本就觉得乏味。他相当长时间对儒家打心眼里没好感，和小时候这种陈腐的教育不无关系。
小鼓应童年唯一的乐趣就是背诗，他用客家话吟诵诗歌，平平仄仄的音调比普通话更有味道。小鼓应不懂得唱歌，不知道生活其他的娱乐方式，唯一喜欢的就是吟哦古诗，从诗经到汉乐府，从李杜到陆游，从屈原到闻一多，这些现实主义的爱国诗歌在他幼小心灵埋下了文艺的慧根，这让日后成为哲学家的陈鼓应对中国历史文化爱恨交织，而诗歌就是其中难以割舍的一面。
等陈鼓应跟随家人来到台湾时，岛内政治上为守旧势力所笼罩，文化上弥漫着保守主义的气氛。那时台海局势吃紧。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颁布“戒严令”，严酷控制台湾人民，在岛内形成“大屠杀、大恐怖”的局面。蒋家小朝廷尤其注重对舆论的监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须送警备司令部备查。
陈鼓应上中学时，脑子全被束缚在“标准本”的教科书上，思维视野极其狭隘。当时正逢国民党军队从大陆大撤退，逃回岛上的残兵败将们驻扎在各地学校。陈鼓应所在学校住满了大兵，学生们上课连间教室都没有，就在操场上或租借的民房里上课。中学的陈鼓应逐渐开始学会思考并尝试着在纸上涂涂抹抹，但写出的文字没有什么刊物可以发表，写了一些对生活学习的意见也找不到地方刊登。
1957年陈鼓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台湾大学，在哲学研究所学习。台大汇聚了岛上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学术和学习氛围比较浓郁，校园里充满着自由主义的声音。进入大学的陈鼓应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可以如思饥渴的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他日后回忆以前在台大有三件事情对他影响终身，一是看到了《自由中国》杂志；二是追随殷海光先生；三是读了大量的三十年代时期作品。
由胡适、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是台湾自由主义阵地，杂志中大胆地针砭时弊，是台湾知识分子头撞石门的第一次尝试。当时像陈鼓应这样稍微有点嗅觉的知识青年，无一不追看《自由中国》，懵懂的他们藉此拨开现实的迷雾，看清楚现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因为看《自由中国》，陈鼓应熟悉了殷海光这个名字，并他在台大遇见了这位影响自己一辈子的老师殷海光。作为台湾自由主义领袖的殷海光对陈鼓应的人格教育比逻辑知识训练影响更大。殷海光在自由主义最困厄的时候接过五四大旗，将自由主义传遍到台湾，其坚持理想而不妥协的风格无疑成了青年时期陈鼓应的榜样。在大学期间，陈鼓应辗转从同学那里借到三十年代一些作品，使得他颇为憧憬五四时期的人物思想。成长过程中叛逆，让他很向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对旧式教育产生了怀疑。
陈鼓应大学时学的是哲学专业，一开始他读书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毫无头绪地乱撞。哲学著作本来就艰深晦涩，他虽然花了不少工夫来读柏拉图《对话录》和洛克《人类理解力》等原著，但只是浅尝辄止，读完后依然书是书他是他，哲人的思想没有渗透到身体里，没有泛起丝毫的思想涟漪。
等有一天陈鼓应忽然接触到尼采，接触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后，他感觉便豁然进入一个新天地里。尼采是一位时代挑战者角色，他文笔犀利地从柏拉图到基督文明一路批判过去，充满着生命的动力。陈鼓应读到尼采作品后直觉得生命力的鼓舞，尼采哲学的积极性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陈鼓应在台大和历史系的李敖是同一届，两人又是同一年出生，他们同住在温州街台大宿舍。在学生时代他们都是台大的风云人物，后来两人共同遁入殷海光的门下，所以建立起兄弟般的亲密关系。但这两人都个性极强和思想独特的人，相互谁也不服谁的气，之间恩恩怨怨纠缠了一辈子。
在台大读书时，李敖与陈鼓应在用功读书之余，经常与景新汉、陈彦增、庄因、孙英善、王尚义等一班好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图书馆、傅园等地经常是他们聚集的据点。他们有时步行至台大校门口，沿罗斯福路向市区至同安街附近的寿尔康四川饭店打牙祭，或赴碧潭划船。这帮大学生放浪形骸并及时行乐，结下了单纯真诚的友谊。
陈鼓应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台大哲学研究所读研，而李敖由于没有投考研究所，入伍去服兵役。军营中的李敖穷得像房间里的老鼠，经常去信向陈鼓应等好友告急。陈鼓应作为挚友自然每每解囊相助。一次陈鼓应的论文获得了佛学奖学金，李敖以“无耻”詈之，但当陈鼓应以此“黑钱”相赠时，李敖又欣然接受，并作歪诗以戏之，“天天正愁囊如洗，竖子忽寄孝敬钱。”由此也可以想见他和陈鼓应的关系非同寻常。
李敖在《答陈平景》说：“从鼓应和文星分开起，从鼓应在师大演说起，鼓应公开骂了我二十年，可是我没回过一句。”“我很珍惜他同我过去的友情，直到我在二十年前，写给他绝交信为止。我生平只写过一次绝交信，就是写给鼓应的。我写那封信，显然相信使你过分痛苦的朋友，还是让他去做敌人吧！从那时以后，虽然他结婚我也参加，但在我心中，却只有‘少年十五二十时’的鼓应了！”
以骂人出名的李敖从不留口德，对待和他有过结的人从来都是一个都放过，但对骂他的陈鼓应却是“格外开恩”，可见青年时代他们之间忠贞的友谊在彼此心中的分量。但从《文星》杂志开始，这对朋友在思想上逐渐出现裂痕，以至于一辈子分分合合，吵吵闹闹。
在陈鼓应读研第二年，可以说是他生命过程中最蓬勃最有动力的时代。风华正茂的他对于知识的追求非常热切，生活也十分自在逍遥，经常彻夜不眠的在宿舍看书，或者和三五个朋友东倒西歪地躺在校园的草坪上清谈终夜，一直到远处鸡鸣拂晓，才带着几滴露水回宿舍。他和朋友们自命为台大清谈派，可见这群受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台大学子的狂狷之态。
那时台大哲学会发起了一个演讲会，这个演讲会以研究生为主，在每周五晚上。陈鼓应是主讲人之一，演讲具体人员也由他负责邀请。李敖、杨国枢、张尚德、王尚义等学生都是演讲会的活跃分子。陈鼓应组织的演讲会让学生登台演讲，开了风气之先河，他喊出口号是：“每个座位都是一个讲台”，所以每次主讲人讲完后，参与的听众此起彼落，踊跃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演讲会的听众越来越多，比一些教授的演讲还要轰动。台大一些思想开明的老师也时常参加，殷海光就常到年轻人中聆听指导。每次演讲会结束后，大伙还要挤到陈鼓应的办公室里，谈到深夜才肯散去。
1962年，陈鼓应第一次在台大哲学系演讲会用“失落的自我”做主题演讲，后来医学院同学王尚义讲“失落的一代”，这类名字便渐渐地由台大校园传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头禅。
陈鼓应把自己的演讲稿整理出来，投稿给《文星》杂志。《文星》杂志是文星书店麾下的一面旗帜，创刊于1957年11月，是一份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综合性杂志。李敖退伍后从考上的台大历史研究所退学，就进入这份“不按牌理出牌”的杂志当起编辑。
陈鼓应处女作《失落的自我》刊于《文星》1962年2月52期上，和李敖的《给中西文化看看病》同期发表，他们吐出了那一时期青年人的一种普遍的苦闷感。陈鼓应他们那一代青年人，在长辈们“过度”的保护和一种特殊的环境下长大，被远远的隔离在政治与社会的主轴外面，那是他们的心情与其说是“失落者”，不如说是“反抗者”。
陈鼓应一开始写文章便表达了当时青年人的这种“反抗”，想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闷气，反抗一切现存的习俗、风尚、政制、伦教。从《失落的自我》开始，陈鼓应陆续在《文星》上发表了《另一半的寻找》、《浓云中的闪电人》等文章。这些感性的文章并不属于政论性的，而应该归类于文化性的……那是知识青年在特定时空低下，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文章中对家国的憧憬，对生命的浓情充溢其中。
陈鼓应在文章里透露出是一种“朦胧的不满”，从中可以清晰地读到他对现实的不平，对于当下学术气氛的不满，以及对伦常宗教的反感。而像陈鼓应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细胞的人，在以后的一二十年，却对现实的忧郁一天天的严重，应该是对于国家的热爱最后变成了激愤之情。
追随自由主义斗士殷海光
陈鼓应的好友李敖说他们大学时，“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
这个殷海光是何许人也？殷海光出生于1919年湖北黄冈的一个传教士家庭，所以他自称为“五四之子”。他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学。其后曾任《中央日报》主笔。1949年赴台后受到排挤离开报界，被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聘为讲师。
《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创刊的，到1960年冬停刊，前后活跃了十一年。在《自由中国》时代，殷海光因为他的勇气和雄文而名声大振，《自由中国》也因殷海光而名噪一时。殷海光除了为《自由中国》撰写过多篇逻辑严密、观点犀利的社论和书评、论文，还翻译了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连载。在《自由中国》这十一年间，殷海光真是如蛟龙得水；而这十一年，又恰是陈鼓应的中学和大学的黄金时代。
当陈鼓应进台大读大一时，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时候。殷海光作为《自由中国》的一只健笔和编委，成为台湾自由主义领袖人物，其身上的蚊龙气质自然赢得了陈鼓应这些年轻人的追捧。
陈鼓应的好友狂人李敖非常崇拜胡适和殷海光，其他不论师友，与他固有交情，但要李敖佩服，是根本做不到的。殷海光荣列他李敖佩服的二人之一已是殊荣。李敖在殷海光影响下还一度想从历史系转向哲学系，有尽承殷氏衣钵之图。
在给陈鼓应上逻辑学课之前，殷海光这个大名已是传诵一时，学生们在教室里争相传阅他的文字。那时殷海光所写的文章，有时论性的也有学术性的。他那些学术性的文字，对于台大文学院学生的影响力很大，而对于陈鼓应所在的哲学系学生，号召力更是难以估量。
当陈鼓应第一堂课看见殷海光时，完全和想象中的不一样的。他们这些刚入大学的学生总把民主斗士想象成高大威猛的形象，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又瘦又小的老头般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殷海光，但确实是他。陈鼓应初见殷海光的形象终身难忘：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三十六七岁的年纪，看来至少比他实际年纪大上好几岁。
等殷海光一张嘴说话，陈鼓应眼前立即一亮。殷海光一开口便听出他话语里充满自信，足见出运思的上的训练，他的论断有斩钉截铁般地果决。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他身上呈现出极强的人格魅力。殷海光深受陈鼓应班级同学们的爱戴，课下学生也从不放弃纠缠他，形成了“马路学派”。
有一次陈鼓应班级有人问殷海光：“上帝是不是万能的？”他两手一摊反问说：“上帝！上帝在哪里？请出来给我瞧瞧。”接着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它能不能造一块它自己都推不动的大石头，如果上帝不能造这样的一块石头，那么它是不是万能的，如果能造这样的一块石头，而它又推不动，那么它也不是万能的。”
陈鼓应觉得殷海光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的他的演讲。只要殷海光往讲台上一站，就让他们青年觉得灵光闪闪。殷海光的词锋锐利，理性的分析中夹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他的讲词很有说服性，几句话就把人带进他的境界里。陈鼓应读大三时，同学们请殷海光讲“恋爱分析”，他跑到老远地方租了辆车子，把殷海光接到学校，还在教室外放鞭炮以示隆重。那次演讲陈鼓应组织的非常成功，教室挤的主讲人都没法进去，连教室的玻璃都被挤坏了两块。
但陈鼓应却越来越感觉自己兴趣跟殷海光的学问不对路，在大学四年中，他虽然也选了殷海光的二次课，但很少去上课。因为陈鼓应非常反感一些同学从殷海光那学点逻辑实证得皮毛，拾得老师一点的牙慧，动辄说什么“你这句话是情绪语言，没有意义！”陈鼓应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欢用文学方式来表达哲学作品。他最早研究的柏拉图、洛克等人，大学毕业的学士论文写的就是《洛克的知识论》。而殷海光那时热衷于倡导专技哲学，这和陈鼓应在性格上格格不入。因为在治学思路上的不同，所以陈鼓应在大学期间没有跟殷海光过多的接触。
师生两人真正相互欣赏是在陈鼓应进入台大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有一次台大哲学会办了一个讲座，陈鼓应应邀在会演讲了《失落的自我》。那晚殷海光也来听了，讲完后陈鼓应走出教室，殷海光已经站在门外，对他含笑着微微的点了好几个头，没说一句话转身走开。
第二天，陈鼓应在研究室门口遇见了殷海光，殷海光问他：“听说你是研究尼采，是吗？”陈鼓应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尼采那股生命的动力。”可能陈鼓应所说的“生命动力”吸引了殷海光的兴趣，他立即要求这个学生谈谈尼采。
陈鼓应请殷海光到研究室，泡了杯咖啡，开始漫谈对尼采一些看法。陈鼓应说只是读到了尼采之后，才知西方哲学另有新天地，尼采的作品在他的感性生活上引了极大的共鸣。陈鼓应知道殷海光是一个十分狂傲自信的人，曾放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言，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能让这样一个目空一切的人来听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谈尼采，陈鼓应真是有出众的才华和不凡的见地。
陈鼓应看殷海光兴趣很浓，就进一步阐发看法：正是尼采第一个宣告上帝的死亡，从而解放了基督教伦理对人的自由的束缚。上帝死了乃意指基督教最高理想的幻影在人们心中经幻灭或应破灭，而上帝死了以后必顺对一切进行价的重估，特别是对道德的重估。基督教的道德观有害于人自我创造，是必须加以抛弃的。只有在上帝死亡之后，人的自由才成为可能……
陈鼓应对这位生命哲学家独特见解让殷海光相当欣赏，他们的谈话进行了很久，最后殷海光对陈鼓应说：“尼采真是高空中的孤鹰。我特别他那股冲劲和俯视的神态，他那脱俗与提升的精神，听来犹如空谷足音。”临走时，殷海光还让陈鼓应抄了一些尼采的书单。
这是陈鼓应第一次和殷海光单独交流，这次谈话让陈鼓应感觉到这位教授面对学问是这样的诚心，对不知道的东西是渴望去了解。不像一般的教授，因没有不耻下问的精神而错过很多求知的机会。从此陈鼓应对殷海光的人格比较服膺。
此次谈话后一周，陈鼓应去温州街殷海光家中拜访他，他们师生端着咖啡坐在院外的假山上。山其实就是那座殷海光自己造的小假山。殷海光浅浅啜着芳香浓郁的咖啡，对陈鼓应敞开心扉说：“人与人之间相处，真不容易互相了解，五年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公子哥儿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讨厌。许多人背后骂人，也有些人欣赏你，你像一匹野马，你是个很不被了解的人。和你你谈话，才体会你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那种不羁的心态，从你身上多少可以嗅到一点五四的时代的文人气息。”殷海光从陈鼓应身上嗅到了独立特行的五四精神，一改以前对他是个公子哥儿的偏见。双方开始了终身的师生之谊。
殷海光是和陈鼓应说得是肺腑之言，他为人最讨厌别人的虚伪和俗气，有时的冷漠让人感觉凛然不可侵犯。他对一些话不投机的人是拒人千里之外的，连大门也不让人家进，三言两语，一阵哈哈后拂袖而去。有次他和陈鼓应在家聊天，有个学生来看他。一进门看看四周随口说这院子真好，到了屋子里说书房布置的很雅，坐下来又问他现代教授的待遇如何？陈鼓应看到殷海光立即显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忙帮忙支走了那位学生。学生刚走，他就对陈鼓应愤愤地说：“俗头俗脑，把我的灵感都杀光了！”
陈鼓应和殷海光在一起谈到现实生活总垂头丧气，而谈到理想生活，他们总是振振有词。殷海光会时常跟陈鼓应感叹：“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啦啦队，就是变成蠹虫，独立特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幅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二片傲霜叶，在冷风中颤栗。”
《自由中国》被关闭，雷震被逮捕时，殷海光本也在黑名单上，只是想到殷的声望，怕引起海内外舆论，才临时划去。但在这一草木皆兵的时刻，殷海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公开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等文章为雷震呐喊，肯定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价值。他批判直指他所认为的台湾极权统治，他对国民党的欺骗性虚假意识形态，一次又一次，一个又的进行剖析和清算。
陈鼓应和所在的台大一些年轻讲师、助教和研究生们，如哲学系的许登源与张尚德、历史系的李敖、数学系的洪成完、医学院的王尚义等等，都逐渐以殷海光为精神领袖，以演讲与发表文章的方式继续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问题等时政。他们在台大校园里推动着民主、自由与科学精神，并引介当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种种思潮。当时，这被拿来与五四相比美，甚至称之为“新五四运动”。
殷海光和弟子们的“越轨”行为，当局早就欲除之而后快。在那么多年的“勘乱”时期里，台湾知识分子所受的赤裸裸的迫害、压制、折磨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被囚禁、被刑罚、被杀戮，当然殷海光终究逃不过。1966年7月，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被当局查禁。台大受到当局压力不再续聘他，也不允许他出境，连生活起居都受到监视。从此他的生活掉入困顿，甚至要靠学生们接济。
在殷海光最困难和危险的时候，陈鼓应没有抛弃他而去，而是紧紧追随老师左右。1966年1月14他在《致陈鼓应》谈到：“内心有难以名状的凄凉。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内心深处相通，始觉共同存在，人海茫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相互温暖也。”在这位斗士最脆弱的时，陈鼓应他们给了他无限的安慰。
和殷海光走的近的学生处境越来越不妙，陈鼓应、刘福增、张尚德、王尚义等几个殷门弟子一并被单位开除，殷海光问陈鼓应这是为什么？陈鼓应痛心地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毫无俗世心念的文人，连看见一只老鼠都害怕，想不到还有人会对我感到兴趣。”殷海光听后热泪盈眶地说：“现在的青年人，既不能狂笑，又不能痛哭，鼓应，这是什么样的世界……”
殷海光临终前不久的口述由陈鼓应笔录，题目为《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春蚕到死丝方尽，在殷海光的生命最后时刻，他从人生面反省传统导向，思考传统与自由的沟通，开始正视中国传统价值的价值。陈鼓应一笔笔记下了哲人最后的思想痕迹……
1967年4月，不堪如此身心双重折磨的殷海光，因不幸罹患胃癌病逝。殷海光是台湾举足轻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陈鼓应继承了殷海光未竟的事业和衣钵，接过老师手上这点自由主义的薪火，在老庄和尼采哲学里遨游驰骋，在现实世界中做一个决不妥协的斗士。
充其量是个自由主义者
陈鼓应于1963年在台大哲学研究所取得学位后，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1966年受到当局清算殷海光的牵连，陈鼓应在生活和工作中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这一年殷海光被当局勒令停课，殷门弟子悉数受到整肃，陈鼓应被任教的大学扫地出门。
初为人父的陈鼓应家无恒产积蓄，刚满周岁的孩子嗷嗷待哺，失业的打击让他措手不及，竟然弄得胃溃疡，生活霎那跌入了低谷。他这时只得东奔西走地四处兼点课补贴家用，这种日子好不容易熬过一年。
1967年夏，他得到台大哲学系聘用的机会，但由于特务机关把他列入“国家安全”的黑名单，所以最后的校评审查那一关，两度均以他有“政治问题”为由没通过。就在陈鼓应山穷水复疑无路时，偶遇了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的训导长、金庸的堂哥查良钊，查良钊带他去见台大校长钱思亮，并为他抹去“黑点”，郑重说明“此人并无思想问题”。陈鼓应由查良钊帮忙“走后门”，1969年夏天留在台大哲学系担任讲师。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陈鼓应仍旧看不惯现实，忍不住与哲学系同事王晓波又开始批评社会的千疮百孔。在课堂和演讲中，陈鼓应一直鼓励学生要思考、要批判、要“运动”，自己也藉由尼采来议论时局，冲撞学术和政治间的矛盾。
台湾当局此时利用戒严实施白色恐怖高压统治，政权上黑白颠倒，深深刺痛了追求民主自由的陈鼓应。陈鼓应这段时期加入一本叫《大学杂志》的创办，这本于1968年1月问世。《自由中国》停刊后，1965年12月《文星》又停刊，刚要起步的台湾民主运动再度遭挫，《大学杂志》正好顶上了空缺。《大学杂志》内容原以文化、思想与艺术为焦点，是由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的一批青年讲师编辑，杨国枢任总编辑，陈鼓应成为编委中的一员。
此时由于台湾国际外交频遭挫败，加上蒋经国接棒态势明显，于是战后台湾的新生代对时政的关心，结合了蒋经国作为新人要有新作为之需，出现一股青年问政的热潮。1970年下半年杂志朝着书生论政方向进行改组，国民党在其过程中扮演了“催化”角色。蒋经国之于《大学杂志》，颇有当年《自由中国》创刊时蒋介石的角色意义。
改组后的《大学杂志》成了陈鼓应这批有志青年问政的阵地。从1971年元月伊始，陈鼓应与刘福增、张绍文在《大学杂志》上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呼吁政治革新。之后陈鼓应陆续在杂志上发表《容忍与了解》等文章，抨击当局的保守与封闭。
1971年10月中旬，台大法代会主席陈玲玉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这是自国民党退守来20年之首见，由于国民党当局多年的政治高压，知识分子大多噤若寒蝉，“言论自由”是十分敏感的议题，因此主办人加上了“在台大”的框子，将议题限在校园墙内。
在会上陈鼓应悲愤地喊出，免于自由的恐惧和恐惧的自由，认为有事实根据的批评是责任感的表现，而言论的开放可使众多的智慧矿藏发掘出来。陈鼓应提出在台大校园能够有一面像伦敦海德公园一样的“民主墙”，让学生大鸣大放、畅所欲言。这次座谈会的纪录，先后在《台大法言》和《大学杂志》刊出，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关注。
第一次座谈会的影响还未散尽，陈玲玉在11月中旬再接再厉，又举办了第二次座谈会“民主生活在台大”。陈鼓应再度应邀参会，此外知名学者胡佛、黄默出席发言，时任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长的马英九之父马鹤凌亦应邀参加。在言论紧缩的戒严时期，连续主办多次演讲评论时政，实乃破冰之举。
这次会上陈鼓应公开建议开放学生运动，在台大校园内开辟“民主广场”，会后他将发言稿写成《开放学生运动》，在《大学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没料到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当局早就对大学生以“爱国”之名进行学生运动感冒。1972年4月4日，当局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以“孤影”的笔名在《中央日报》连载发表了一篇4万字的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文章对陈鼓应的论点大肆讨伐，旗帜鲜明地反对学生运动、反对言论自由，鼓吹应给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以保障小老百姓能“吃一碗太平饭”。
这位“神秘小市民”，署名“孤影”，与“鼓应”名字同音，以影子孤单来影射陈鼓应。这篇长文在报上连载了六天，最后一天以整版篇幅刊出许多文化界名人的反应意见，指责陈鼓应支持学运是“为匪张目”、“散播毒素”、“统战阴谋”。国民党的机关报还将《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印了数十万小册子分发到军公教各单位，通令公职人员研读。
如此引发了舆论界一场改革与保守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议，但官方严禁校园刊物及各大报刊登支持《开放学生运动》的观点，主张改革的言论在当局高压下逐渐终止。
陈鼓应这个名字引起了台湾高层的注意，不久蒋经国接见陈鼓应并征询国是意见。那时陈鼓应憧憬的历史人物是嵇康、闻一多类型的，他心想既然是殷海光的学生，就应该恪尽一个批评者的职责，因此他一开口便直陈时弊，并集中言辞抨击特务政治造成的民怨。
在两个钟头的会面中，少年气盛的他言辞激烈地侃侃而谈。蒋经国一直是不发一言地聆听，可能小蒋早已看出此人在“思想上”并没什么大问题。最后蒋经国只说了15分钟话，重点是说大陆的丢掉主要是教育的失败。其实从蒋经国这个受到过苏共思想洗礼的人看来，陈鼓应“充其量是个自由主义者”。
往后的六七个年头里，陈鼓应在台湾的社会上兴起了不少风波，虽然历经骇浪的袭击，但终未招致到没顶之灾，可能和这次的谈话中蒋经国对他的看法有关。
祸福相倚，陈鼓应不知道一个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形成，而这个风暴将改变他生命的轨迹。这就是1973年发生，是为“台大校史上一大污点”的“台大哲学系事件”。
“台大哲学系事件”
1972年之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戒严统治下，追求自由、民主成为陈鼓应在社会生活上的理想目标。1972年之后，由于时代的变化，民主和民族成为陈鼓应关注的时代课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民主和民族是陈鼓应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的主轴。
上世纪70年的台湾社会是“激荡着热情与理想”的十年。逐渐向工业化转变的台湾经济需要在强大的美日经济霸权中寻找出路，然而在经济困局之外，政治则是一个更大的困局。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之后陆续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面临着被世界所抛弃的困境。这时正好发生了钓鱼岛主权事件，成为台湾民众表达政治关怀的最佳途径。
地处台湾北部海域的钓鱼岛，自古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美国人竟然不顾事实“决定交还日本”，激起了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愤怒。抗议美日的风潮从旅美的港台留学生和华人中起来，迅速传遍了台湾，台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
1972年暑期，陈鼓应申请赴美探亲，获得当局通过。1972年7月，陈鼓应到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前往加州圣地亚哥，探望妹妹桃桃和妹夫张海燕。
陈鼓应到达美国时，港台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方兴未艾。陈鼓应刚到圣地亚哥，留学生便邀他到加大校区观看一个抗日的历史纪录片，片中放映了一段外国记者拍摄到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实况，一车车地运载着被残杀的同胞尸体让人惨不忍睹！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实录，使陈鼓应即刻勾起了童年时躲警报的种种记忆，民族的灾难意识油然而生！
在台湾的时候，由于受到教育环境和舆论的影响，总把美国当成是支持正义的民主国家。记得之前朋友李敖有一私生女叫小文，在美国出生的时候拿到绿卡，陈鼓应还跟人调侃说：“李敖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了，李敖的目的，是二十多年后，可以以‘美国人的爸爸’身分去美国。”这话传到李敖耳里，李敖开玩笑说：“李敖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二十年太长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也！”这只是朋友之间的互相贬损，不过这足见当年台湾青年对美国期望之高。
陈鼓应初到美国时，确有一股“朝圣”般的心情。等他在这个号称自由与民主的国度走了一个来回，亲眼目睹现实中的美国，却令他诧异不已！
现实的美国和书本中读到的美利坚无法相对应，陈鼓应认识到美国是建立在对外军事扩张的基础上，霸权的作风与所谓民主全然背道而驰。此时越战结束不久，军事工业停滞，美国的经济也趋萧条。他在大学受业期间，从方东美和殷海光两位老师的言行中，憧憬着学术的尊严，但到美国各大学所见学术商业化的倾向，使他颇为失望！
最使不解的是，陈鼓应认识到美国竟然输送大量武器去支持世界各地的独裁政府。中南美洲出现过好些受人民欢迎的新政权，但美国却又背下支持独裁者复辟。访美所见所思太多……
陈鼓应原打算在美国留一段较长的日子，但国民党当局“职业学生”和特务遍布全美各个校园，陈鼓应所到之处都成为他们盯梢的新焦点。三个月后，陈鼓应得知消息，如果不离开美国，有关他的小报告会被越打越多，那就势必影响他和家人的团聚，于是陈鼓应在忽然之间离美返台。
旅美期间由于广泛接触留学生，所见所闻使得陈鼓应开个眼界，思维也随之发生激变。等他1972年暑假期满回到台湾后，言论里种下了“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因子。
他回来在校园内外难免会向朋友和同学谈起美国和大陆的动态，这对当时消息封闭的台湾岛来说，自然成为众矢之的。陈鼓应对赴美所见所闻的谈话，在台大校园内迅速引起了同学间一场统独之争的议题。导火线是1972年底一场“民族主义座谈会”。
在这次由台大“大学论坛社”举办的座谈会上，学生们脸上写满了美国宣布钓鱼台主权属于日本的沉痛。陈鼓应在哲学系学生冯沪祥一个挑衅式的发问后，当着满座听众揪出冯的身份：“你是我的学生，我们都知道你是职业学生。”哲学系大四学生钱永祥从而接口道：“我们不要听职业学生说话”。眼看场面就要失控，座谈会主席立即宣布会议结束。陈鼓应对自己的“惹祸上身”浑然不觉，只认为是说了该说的话。
会后冯沪祥具文向校长阎振兴告状，钱永祥也受到记大过一次的处分。但陈鼓应在会上的发言，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踩了政治“红线”，会后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反帝民族思潮决心采取镇压的手段，于是利用寒假期间，逮捕学生领袖钱永祥、卢正邦等人。
1973年2月17日夜晚，特务机关警备总部派人前来传讯王晓波和陈鼓应，3名便衣人员出示一张传讯函，不久又来了十来个治安人员，持着搜查函件，以“叛乱嫌疑”罪名入屋搜查。陈鼓应和王晓波被警总保安处拘留了24小时之后释放，数日之后被捕学生亦相继释放。获得自由的陈鼓应却为此丢掉了饭碗，他在学期结束后便未获台大聘书，当局还勒令台大哲研所停止招生一年。
在陈鼓应他们“保钓”爱国运动引来当局一连串的政治干预后，3月《纽约时报》以“10名同情北京师生被捕”为题，报道了台北校际学生组织读书会遭拘捕的消息。爱国学生们群起抗议，台大学生郭誉孚在台大正门对面的书廊前面，挥刀自刎写血书以示抗议(后经宪兵部队送医院急救脱险)。立即激起海外舆论地群起而攻之，香港《东西风》杂志连续刊登《捉放陈鼓应的风波》、《台大解聘陈鼓应》等文章。
1973年6月，冯沪祥参加学期末考试，结果一门功课被任课讲师杨树同给了零分，使他无法顺利毕业。冯沪祥便四处具状陈情，指称台大哲学系遭“赤色分子”把持，“爱国学生”遭到迫害，并威胁老师必须让他过。8月孙智迁任代理系主任，声称台大哲学系内有一批“共产党同路人”。孙智迁最后在1974年6月的教师续聘案中，对王晓波、杨树同、黄天成、林正弘等多名教师不再续聘。
国民党当局在香港的喉舌《新闻天地》在年底，在1973年11月发表台湾当局说词《陈鼓应事件水落石出》，把他们定性为“亲共”分子的破坏活动。此后当局禁止陈鼓应出境，并密令任何学校不得聘他任教，也不得在任何学校作学术演讲。
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有十几名教师受到不续聘处分，当局欲以此打击台大长久以来的学术自由传统，政治黑手伸入学术界，而且牵连一串无干的人。此事件最后造成台大哲学系师资产生断层，教学与思想品质严重下滑，台大学术思想趋于保守内缩，学生自救运动衰退。《大学杂志》自此分崩离析，一部分成员步入官场，一部分成员则与在野势力汇合。
“参与独派活动的叛乱份子”
解除教职的陈鼓应被下放到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刚升为副教授的他即被解聘，且不得在台湾上课、演讲，一下断绝了这位学者最直接的经济来源，陈鼓应又陷入了困境。
正在此时，新亚书院的金耀基介绍陈鼓应见了老出版家王云五老先生，约他参加古籍整理计划，还预支了一笔稿费，请他译注老庄，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一向激赏尼采，意气遒劲的陈鼓应安静地坐回到书桌前。
正好国关研究中心收藏了大量的大陆出版书刊，所以五年多的时间他不再接触尼采，阅读了不少大陆学人有关文史哲的著作，从事《老子》和《庄子》的注译工作，依照商务印书馆整理套数的计划，以“今注今释”为书名，这才有了今天名著《老子注译及评介》与《庄子今注今释》。
其实陈鼓应所有以“注译”为名的书，与其说说是“注释”不如说“诠释”。好友王晓波便笑陈鼓应说：“你怎么把庄子写成了党外人士。”有次一位老教授见了也说：“你是不是藉注庄表达你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不满？”事实上那时期他对现实的愤懑难当，写下的文字总不免流露内心对时代的感怀。
陈鼓应这颗不安分的心没有停驻，自1973年夏天到1979年夏天，他白天闭门读书写作，晚上则参加异议分子的一些文化活动和人权工作，这些岁月使他在台湾的民主运动中留下了一段历史性的纪录。
从这一时期开始，陈鼓应参与了党外运动，并暗中以笔名为《夏潮》杂志撰写文章。当年的党外运动，虽分“统派”、“独派”，《夏潮》主统，《台湾政论》言独，但统独合作，核心目标是对抗国民党的戒严体制，特别是惩治叛乱条例。
1976年苏庆黎主编《夏潮》杂志，陈鼓应用不同的笔名写过30多篇时论性的文章，陈鼓应和陈映真、王晓波都是《夏潮》的主要作者。当时杂志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抨击时弊，从各种角非难国民党的统治体制。并进一步探讨当时避讳的一些敏感性问题，如民主、解严等问题。这些无不在冲击被视为政治禁忌的问题，党外的舆论宣传已突破了国民党的言论和思想的控制。这份代表着台湾知识分子在1970年代反帝民族主义思潮的刊物，在1979年1月23日遭李登辉以台北市长名义下令停刊。
1978年冬，陈鼓应参加“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那是一场风声鹤唳的选举，党外候选人一言一行都受到严密监控。陈鼓应他们喊出挽救经济繁荣下的牺牲者—劳工同胞，要求执政者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对与财阀结合的政权提出控诉，挞伐在国外置产、准备逃亡的权贵阶级。
有22年的党龄的陈鼓应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逐渐成为党外民主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他跟台中的黄顺兴和高雄的余登发都被视为党外的统派人物。终于陈鼓应所在的单位——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容不下他了，一纸通知将他解聘。
1979年1月，陈鼓应等党外人士得知党外核心人物之一余登发被捕后，和许信良、张俊宏、施明德等数10名人士前往余登发的家乡高雄高明桥头乡示威抗议。这次游行的人数虽不多，但这是继“二二八事件”后，台湾首次针对国民党的政治性示威游行，是对30年来戒严体制提出的挑战。
这段日子台湾的抗争运动不断升高，很多党外人士宣称要彻底从国民党制造的禁忌、神化中解放出来，以更加猛烈的形式推动民主。国民党当局也以“敌我矛盾”看待，对于党外的统派分子尤其紧盯，剑在弦上，一触即发！
陈鼓应多年后在一个晚会上遇见《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他紧握着陈鼓应的手说：“鼓应呀！我告诉你当年的一个秘密，1979年美台断交后，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房间聊天，蒋经国忽然进来，手里拿了一份报告，他望着我说：‘你看！陈鼓应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他竟然说美国第七舰队要滚出台湾海峡！你看看，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我愕了一下，随即回说：‘是不是事实呢？也得查一下，查清楚！’”告诉陈鼓应这事时，余先生已年愈80，他记忆犹新，直说：“鼓应，你那时候好危险哦！好危险哦！”
人生无常，常到危机四伏处忽然逢凶化吉！陈鼓应这个过河卒子，正当往前挺进的时刻，忽然传来党外友人多人被批准出境，于是陈鼓应提出一家4口申请出境的试探，竟意外地获得批准。
1979年7月，陈鼓应以为杂志募款为由飞到美国，连秋装都没携带，赴美探亲3个月。没多久台湾就发生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台湾当局以血腥镇压了“涉嫌叛乱”党外人士，陈鼓应因此逃过一劫。
陈鼓应自此离台后一去难复返，当局早已预计好取消陈鼓应回台的签证。他只好滞留美国。情治单位安了统派的陈鼓应一个新的罪名为“参与独派活动的叛乱份子”。每一次突如其来的解聘，陈鼓应都被命运之轮抛向另一个象限，一片茫然的虚无。
“投共附匪”的北大教授
陈鼓应到了美国之后，经牟宗三、徐复观的学生杜维明推荐，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做研究。不久他的妻子汤凤娥和儿女也过来团聚，从1979年到1984年，一家人定居在旧金山附近的柏克莱市。
柏克莱大学是一个坐落在城镇的州立大学，学校有座收藏东方图书的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比台大还要丰富。陈鼓应在大洋彼岸安静下来，利用图书的藏书修订他的《老子注译及评介》与《庄子今注今释》。这两本书在1982、1983年先后在由中华书局在大陆出版，成为中国《老子》和《庄子》权威的注释本。
在大洋彼岸的陈鼓应，内心其实是孤独的，这里不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丰泽良园，老庄的思想传统需要一些中国人传承下去，台湾已经不让他回来了，他的目光开始聚焦在阔别多年的大陆。1984年陈鼓应前往大陆，那一行主要想去搜集五四时期人物思想资料，因为他参加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个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研项目。
在大陆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向陈鼓应抛出绣球，聘请他为客座教授，一纸聘书接续了陈鼓应的学术生命。很多非议者一厢情愿以为陈鼓应的“投共”是“迫不得已”，因为无路可走，但理解陈鼓应的人清楚知道，那是他一直想要“回去”的原乡。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归，刚离开家乡时陈鼓应还只是一个懵懂的少年，如今鬓也星星斑白了。陈鼓应的回来不只是为了那割舍不下的老家福建长汀，还是为了沐浴于台大办学精神的源头——北大。
从国民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当时陈鼓应投奔大陆无疑是“投共附匪”，确实是扎扎实实地挑动当局最敏感的神经。陈鼓应自此被当局视为不可宽恕的敌人，所以他一再申请回台而不被批准。
陈鼓应进北大的时机正好碰到改革开放，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大陆知识文化界需要重建，陈鼓应正好都赶上了。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陈鼓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经历了文革的大震荡，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发展。”
从80年代初开始大陆出现文化热，台湾文人的思想宝典、语言风格、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大陆，大陆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无不面朝东海，牛饮进补……在空气开放的北大，陈鼓应成了人人都想争看的“反蒋”活标本，他在北大上课时都要到特大号的教室上课。
在北大的陈鼓应还清晰地记得和老师殷海光两人曾经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怎样的模样？在殷海光活着的时候，有天他忽然问陈鼓应，“如果有钱，你第一件要办的是什么事业？”陈鼓应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有亿万财产，我要办一个学校。”殷海光立即称赞：“那好极了！”陈鼓应说：“夏天里，在树荫底下上课，你一定是赞同的了！”
就这样这对师生把虚幻中办校计划越拟越多，他们师生中想象中学校是这样的：一可以到户外上课；二教师待遇高于一般公立学校十倍以上；三实行导师制，学生在课外经常可以跟倒是生活在一起；四取消点名制度；五加强西洋的东西，宜用原著或英文本为教材，凡属中国的东西，宜采用原典为教本；六教师尽可能不用自己的著作作教科书，但可列为参考书；七每星期举行一次班级的读书报告，每月举行一次全系的座谈会，每学期举行一次院的辩论会。
陈鼓应和老师的理想似乎在北大实现了很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是陈鼓应在学生时代就向往的，他的老师殷海光就是从抗战时北大——西南联大毕业，而台大乃是校长傅斯年按照北大的精神去办的。终身秉承五四和自由主义精神的陈鼓应，到了北大就像找到了归属。
陈鼓应十分珍惜北大的教书工作，优越的研究环境让他学术获得了再生的机会。那时大陆对尼采和老庄都误解重重，自从陈鼓应重新回到校园讲尼采和老庄课程，受到了一些求知若渴的学子们的追捧，北大图书馆尘封30年的有关书籍一下都被借光了。
陈鼓应有感于苏联教科书式的乱加批评，以及西方哲学史对尼采的误读，他在上课之余，把资料和讲稿写成文章，耗费了整整两年时间，完成了《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和《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两篇论文。这些文字被汇编成《尼采新论》出版，当时正值得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热，社会各界热切反思传统文化，广泛讨论西方各种思潮，陈鼓应的著作正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尼采研究告一段落后，陈鼓应又回到他的道家领域，并出版出了《易传与道家思想》。
在北大陈鼓应是清贫，但安贫乐道的他钻进他的哲学世界不亦乐乎。他自己说他不够资格作为北京市民，只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就是讨论学术，因为参加学术研讨会，名山大川陈鼓应游历过不少，学术界的朋友交了不少。经常几个朋友相聚，在狭窄的宿舍内议论时局发展，时代走向，“客厅政治非常发达”。
在北大校园，未名湖畔，陈鼓应和几名研究生走在忽明忽暗的月光下，或论庄子的“人间世”，或议尼采的“超人”。他自己会不自主地神往于庄子所开辟的思想园地。在那里，没有“撄人之心”的陈规，没有疲惫的奔波，也没有恐怖的空虚，更没有压迫的痛苦。
不过安定的日子过了没多久，陈鼓应的“老毛病”又犯了，又一次去碰触政治高压线，在公开场合说“我总感到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缺少美感情调，这一方面道家正好可以弥补”等等。1989年，因为发表一份《陈鼓应对当前局势的声明》，陈鼓应被点名两次，然后被学校停聘一年。一年后政治解冻，陈鼓应重新回到北大讲坛，又可以在北大校园里演讲、散步……
为民主浪迹天涯的知识分子
1993年早春，陈鼓应突然接到台北的《中国时报》记者打来的电话，询问有关当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来龙去脉。陈鼓应真没想到这桩定性的案子，20年过去了该早被人遗忘，却经这位记者的调查探访，竟在2月15日他们被捕的日子水落石出，报纸以整版的巨大篇幅刊出，标题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始末》。标题的右上角还写着这样醒目的副题：“台湾校园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干预学术的事件。”
2月18日《中国时报》还发表社论，“报道陈鼓应申请返台被拒的消息后，再度引起社会大众对于滞留大陆地区人士返乡问题之重视”。接着台湾众多“立法”委员提出联合质询。迫于舆论和民众的压力，台湾当局终于同意陈鼓应赴台探亲访友。
4月22日，陈鼓应带着他的新著《老庄新论》，和妻子回到了阔别14年的台北。陈鼓应成为那几日媒体大幅报道的新闻焦点，台湾《中国时报》以《为民主浪迹天涯的知识分子》为之定下基调。这一年恰巧又是“台大哲学系事件”20周年，具有“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思想色彩的澄社，决定为当事人举办了一场要求正义和公道的讨论会，陈鼓应应邀参与。
5月16日，澄社会员们在台大钱思亮馆举办讨论会，这场为时3个小时的“台大哲学系事件20周年”气氛活跃。翌日各报均以显著篇幅报道了当事人对该事件的公开说明，并表达了他们需要重新调查的要求。
10月间，台大校长陈维昭主持校务会议，通过成立台大哲学系事件专案小组。专案小组经过一年半以上的查访及调阅相关文件，写了10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于1995年5月2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大众公开说明，当年纯粹是白色恐怖下的政治干预学术。陈鼓应终于获得了“平反”！
各报纷纷使用陈鼓应等人获得“平反”来形容“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不过台湾当局却从未表态，当局不支持台大校方及社会舆论对他们的平反，主要原因是陈鼓应和王晓波跟现在的当权派政治理念不合有关。
台大校长再次召开校务会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并在100多位校务代表中推举杨国枢为召集人，处理陈鼓应他们复职事宜。经过一年多的会议讨论和资格送审过程，终于在1997年春天，陈鼓应获得恢复台大教职的通知。20年前的故事看似遥远，却非云烟，它在13位遭解聘的哲学系老师身上心中烙下的伤痕从来不曾消失，甚至压垮了他们的人生，也成为台大洗刷不去的污点。
俗语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于是陈鼓应整理行装，从北大回到台大。回到20多年前因政治因素解聘的母校，是人生中可遇不可求的奇特之事。
对陈鼓应来说，从台大到台大，这原来可以连成一条直线的路，他走来竟然如此迂回曲折。如果这一切能够重来，他会选择沉默，做一个“纯洁的读书人”吗？
出入老庄的新道家
陈鼓应在他的第一本专著《悲剧哲学家尼采》前言中曾说，世界上有两本书是他最喜爱的：一本是中国的《庄子》，另一本是德国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两种千差万别的奇思妙想怎么会汇聚在陈鼓应的生命里呢？
在陈鼓应身体里一直有两个相冲突的因子起伏涌现，尼采的冲创意志激发他对世间不平的奋起抗击，而每当他在现实世界中碰得头破血流时，庄子的清明超脱便成了他疗伤的良药。尼采的激情投入与庄子的恬淡幽远，在思想解放与个性张扬方面有许多共同点，正有如希腊悲剧中酒神狄奥尼索斯与太阳神阿波罗两种精神力量一样，他们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协调，反映陈鼓应内心的种种冲突与求取平衡。
在大学期间，陈鼓应以学习西方哲学为主，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抽象思维和严谨推理让他服膺。老庄哲学虽列为他必修课程，但上课除了听到一些本体论、宇宙论的概念术语之外，并无多少实际所获，对于老庄思想的精髓，更不甚了了。他读研时，在研究尼采著作之余，也喜读存在主义的作品。这时同学包奕明多次对他说，庄子‘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很有存在主义的竟味。同学的一番话引起陈鼓应的好奇，于是由好奇而嚼读《庄子》。想不到从此与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殷海光晚年转而喜欢中国文化，对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临终前由陈鼓应笔录的《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中，殷海光主要从思考中反省出中国文化对于生命层域的透视，对人生活动的安排；他从生活体验中也感觉出清新、宁静、幽美、安然才是人的生活，才是人所应过的生活，这种生活产生了中国文化的根源。殷海光的转向授哈耶克和张灏等关于传统看法的影响，亦师亦友的徐复观对其刺激也很有关系，而热衷生命哲学的陈鼓应对殷海光最后影响不容忽视。
老师殷海光在生命最后珍视传统中珍贵的东西，这一转向肯定了学生陈鼓应以后的人生道路。从此以后陈鼓应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研究和尼采研究、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研究。陈鼓应在各方面研究中体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
陈鼓应从历史中发觉，儒学思想在太平盛世时往往抬头，因为儒家确实提供了一套适于当时人际关系的伦理基础。治者们也乐于将整个社会结构纳入伦理关系中，以维系社会秩序使其井然。然历代毕竟乱多于治，每当政情动荡，社会大乱时，儒学思想便失去效用，而道家思想则应时而兴。
因为道家并不抱持着冠冕堂皇的道德原则，而能深入人性，切中时弊，彻察动乱的根由；它正视人类不幸的际遇，又能体味人心不安的感受，对于饱经创伤的心灵，尤能给予莫大的慰藉。因而中国历代的变动纷扰，对于儒家而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结果每每由道家承担起来。而道家集大成的人物，便是庄子。
陈鼓应认为一个人生活的体验愈多，愈能欣赏庄子思想视野的宽广、精神空间的开阔及其对人生的审美意境；一个人社会阅历愈深，愈能领会庄子的“逍遥游”实乃“寄觉痛于悠闲”，而其思想生命的底层，则未始不潜藏着浓厚的愤激之情。
人生在世一方面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又制造出束缚自由的法规条文，人被自己的情感欲望、各种宗派成见所桎梏而不得心灵世界。庄子则抛弃俗人所追求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他的《齐物论》将人类从自我中心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以开放的心灵观照万物，甚至达到“吾丧我”之境。庄子要求个性的解放，主张人应该有“独志”，成为独有之人。庄子以其浪漫主义的手法展现了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精神自由世界。
陈鼓应指出庄子塑造了“游于形骸之内”的至人形象，这是精神自由的最高阶段的象征。仅仅摆脱万物的束缚，开放其心灵还是不够的，至人与神人的境界则是一种“乘物游心”的审美自由，随心所欲的创造自由。庄子笔下的至人，在外表上是“恶骇天下”，但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重视整体的生命人格。“游心是一种艺术境界的审美心胸。”正是这样一种超凡脱俗的高超境界，构成了道家的理想人格。
陈鼓应提出的“道家主干地位说”是从哲学专业的角度。文化的主干还是儒家，哲学主干是道家，文化的孔子，哲学的老子。哲学必须建立在形而上，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基本都是老庄建立的。
陈鼓应以他一贯的抑儒扬道的态度，批判了儒家的宗法礼教，阐发了庄子浪漫主义的自由情怀，尤其是在心灵的开放与精神的自由方面。认为老子思想中包含了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则与精神，老子“道”的特征在于“自然无为”，“无为”的主张，产生了放任的思想，充分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的不干涉主义。老子允许每一个人自由发展，自由的创造。
老庄思想固然是陈鼓应疗伤复原中最大的精神支持力，但无论什么背景下，尼采那气贯长虹的的斗志都能引起陈鼓应极大的共鸣。由此奠定了陈鼓应一生的学术研究向——老庄及道教和尼采。
尼采有一生命涌现感、外溢感，那诗的语言内化成陈鼓应生活的鼓舞力。尼采第一个宣告上帝的死亡，从而解了基督教伦理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只有在上帝死亡之后，人的由才成为可能。尼采把人的力量视为一切创造的来源，他歌颂生命、奋进与超越，在经历传统哲学唯理的独断观念重压之下，尼采的精神不啻是一种醒觉的讯号。
正因为自由主义结合了尼采冲撞的激情、庄子的逍遥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对于时代的使命感，起了一连串的化学变化，心向学术的陈鼓应竟有意无意一步一步跨越国民党的红线区。
归于寂静之后
1997年的春天，陈鼓应回到了台北定居。终于他又站在台大哲学系课堂上，距离1969年初入台大执教，相隔28年。再回首已是物是人非，韶光不再，一切恍如一梦中。
往日党外朋友多已分道扬镳，昔日一些蝇营狗苟之徒摇身却变成了“民主先生”。从50年代初开始播下种子，几十年如一日用心血地培育的自由，几代知识分子以身相殒、前仆后继的为之奋斗的民主，今天让陈鼓应感到的分明已经变了味。台湾选举文化恶质化地发生质变，民主的精神一层层被剥尽，所谓的“民主”早就沦为黑金政治。
陈鼓应他们当年千辛万苦争取发言权，好不容易取得到的言论自由，却被现在的台湾掌权者滥用；他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民主，却沦为操作“族群意识”的民粹主义。歇斯底里的政客，被挑起的族群仇恨以及消逝的正义，都如针扎痛陈鼓应那颗依然热血沸腾的胸膛。
看不惯归看不惯，对陈鼓应来说，境界不同，经历已深，他早已体味到政治这玩意不可涉足太深。在美国大学任教那段时间，陈鼓应就下定决心不再写政论文章。回到台湾后的他虽然依然关心时局变化，但不再耗神在那是非混淆的小池塘里，而是把有限的精力放在他的专业写作和读书上。纠缠于陈鼓应心中那些引起不安情绪的因素，全都在庄子的价值系统中烟消云散。年过古稀的他在庄子的世界里，心情永远是那么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陈鼓应青年时代的好友李敖就曾这样评价他：“我认为鼓应实在干错了行。殷先生也早就指出鼓应是‘诗人’。殷先生说这话有奚落的意味，因为总是在不同意鼓应时才这样指出的。如今我也顺手牵羊，继续说鼓应该去做‘诗人’，他做‘诗人’，应在余光中之上。他们又都是福建人，福建人应该出‘诗人’。福建人搞政治的，多是吕惠卿、李光地等出卖朋友的二流货，第一流的极少，山川灵气之所钟，统计学上，福建罕出第一流的政治家，这是真的，如果统计学可靠的话。鼓应若不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将把殷门所学，尽付东流；若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又何能谈得下去？鼓应一生总是飘来飘去，没有主见，也不坚定，是一个不成格局的知识分子。”
李敖的话说对了一半，从陈鼓应的气质和风格来说，风骨嶙峋的他应该是一个饱含激情的诗人，但却同时是一个很有主见的知识分子，不为时局和他人所左右。也许当年老师殷海光说陈鼓应的话没错：“他，像一个冷漠、灰色的小丘，在小丘底下却蕴藏着巨热的岩浆。岩浆在地下流奔，有时不可阻遏地要破壳而出，冲霄而起，还是被地面严霜冻结了，这小丘又归于寂静。”
归于寂静之后，陈鼓应终究还是属于哲学。他对哲学的热情超越一切所有。在现在的台湾，“陈鼓应”这个名字除了哲学界，都会感到既边缘又陌生，仅留存在少数人的上个世纪的记忆里。他最近一次上媒体还是2003年台大为“台大哲学系事件”举办30周年纪念那一天。那一天，作为事件的主角的陈鼓应和台大一起再次声明，大学存在的最重要基本理念就是追求真理、坚持思想自由、学术独立。
而在大陆陈鼓应随着“国学热”不断地被人所提起，总有人把他拎出来和于丹在一起说事。因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而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于丹曾在多个场合说过，陈鼓应对庄子的阐释是她心灵的养料，并鼓励她走过了人生中的最低谷。
于丹大学毕业后，作为知青到京郊柳村锻炼，枕头边一直放着一本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这本书于丹前后读了20多年。于丹确实是觉得看到那个书，就突然之间觉得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了。所以于丹坦言，除了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其实她还读过一个学位就是柳村，导师无疑是陈鼓应了。
经常会有记者问陈鼓应对于丹怎样看。陈鼓应回答普及的工作需要有人来做，长期以来经典都是“知识贵族”所享有的，但现在能有更多人去接触是好事，于丹是在做一项传播经典的工作，所以觉得是很有意义的。陈鼓应一生研究道家，但最受不了的是，看到很多人在谈论庄子的时候一开口便错，总觉得老庄是消极悲观的。陈鼓应说于丹对原文很熟的，能够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看庄子，对庄子的基本精神还是能够抓住的。
陈鼓应太太还是于丹的“粉丝”，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于丹很喜欢。陈鼓应自己在台湾还特意买了于丹讲庄子的DVD。作为一名传统国学的大师，陈鼓应非常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他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传统文化，就像一个人失去了灵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是很明显的，这方面的工作非常急迫，所以也需要更多于丹式人物出现。
不过不要以为像陈鼓应这样的斗士一直就金刚怒目，绝缘于七情六欲的娱乐生活。陈鼓应比较喜欢看话剧和电影，一直到现在他还是持续看电影，他喜欢《喜宴》中的金素梅，“因为她的样子像我太太年轻的时候。”《艺伎回忆录》上映时，他兴致勃勃地约一位老友去看，两个老男人加起来超过140岁，电影院服务生直盯着他们仿佛见到世界奇观，“我们大概是全国最老的电影观众。”
陈鼓应有一部破旧兮兮的脚踏车，天气好的时候，他老先生总是骑着车“横冲直撞”地到台大文学院上课，到舟山路上的鹿鸣小馆吃饭，他喜欢这种青春飞扬的感觉，口袋扁扁而内在富足，“照镜子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老了，但不看镜子，我仍然听见青春的心跳声，以为人会这样一直年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