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是一个充满极其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和驳杂深厚的知识，使得他的传奇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这吸引了很多人对他及他的学说思想的兴趣。南怀瑾在海峡两岸，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北美、欧洲，甚至在世界上其它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闻名遐迩，而且声名日隆。
但是，南怀瑾对很多人来说仍是一个谜，而人们描述这个谜底始终是绘声绘影。在台湾他曾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集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禅宗大师各种荣誉于一身，被人赞之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的国学大师。有人称他为易学大师、佛学大师；有人称他为禅宗大师、密宗上师；也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或现代隐士；还有人形容他是一位世界上第一流、最高明的江湖术士……
这么多的“帽子”使得南怀瑾越发像个谜团。不过，他还真有点像古老农业社会三家村里的落第秀才，潦倒穷酸的老学究，在瓜棚豆架下开讲《封神榜》、《三国演义》……他出入于儒、释、道三家之间，道骨仙风之中透着凛然之气，慈眉善目之下常作惊人之语。这位著作等身的老先生学养深厚，融贯古今，对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医卜天文、拳术剑道等均有研习，教化涵盖了儒、释、道三家精义。
1955年南怀瑾第一本书《禅海蠢测》在台湾出版，被丢弃在书堆里无人问津，而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南怀瑾的大名与他的各种著作已在宝岛风靡一时。1990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他的《论语别裁》引进大陆，并没有预想到海峡对面也会迅速掀起一股“南怀瑾热”，而且热到现在还没有降温的趋势。
南怀瑾就像蚕吃桑叶而吐丝一样，凭借自己广博的阅读来融会贯通，把传统经典文化变成一种适用于社会人群的教化，他担负起了现代文化断层的重整工作。随着这几年传统文化的升温，南怀瑾成了这个虚浮时代里一位人人可以求教的旷世贤师。
乱世人生如飘萍
1949年的中国，宛如肆掠的洪水退后又露出的殷实土地。伴随着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铿锵诗句，解放军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南下。这时已经归隐山林的南怀瑾本已闲散入定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时年31岁的他之前在这天翻地覆的易辙之季一直如同闲云野鹤般淡泊。早已看破政治险恶的他，在两年前就辞去大学教务返回浙江乐清故里，旋即归隐于杭州的天竺灵隐山中，在风雨不断敲打的书窗下，细细披阅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继而又大隐隐于市，避乱世于上海虹口区的一个佛教医院里。他住在当家的智方法师给他安排的一间特等病房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独自安静的读书修身。
与历史上每次的改朝换代一样，在充满喧嚣和激情的同时，也伴着迷失、无奈和惶恐。南怀瑾虽和新旧政权都没太多瓜葛，既不是前朝遗老也不是新朝的显贵。但他毕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在政治上、思想上乃至个人关系上同国民党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经在中央军校当过教官，并接受过政治训练；在西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乃国民党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曾经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当时南怀瑾的心里思忖到，若等共产党来了，他的这顶帽子应该足以使他掉脑袋。
毕竟适应并融入一个新的社会，除了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从政治思想上来看，南怀瑾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尽管不满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却不会跳出这个营垒反戈一击。就在南怀瑾要走未走之际，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来收拾这风雨飘摇的残局，其心腹白祟禧托人传话给南怀瑾，愿意请他出山，并许诺的官衔是政洽参议兼秘书。但南怀瑾感觉是大势已去了，吟出“千里长江皆渡忙，十年养士得何人”的诗句，不想为这个气息奄奄王朝去卖命。
1949年2月28日，南怀瑾还没来得及和家人告别，就匆匆地只身买好去台湾的船票。从大陆仓皇逃难的船只一般都超载，就在南怀瑾出走的前天还发生一起翻船事件，使得几百人葬身于鱼腹。南怀瑾经波历险来到台湾基隆，回想这段狼狈出逃的经历，感慨万千的吟出：“三百年来养士潮，为何文武尽皆逃。”
其实在1947年他曾回过老家，偏安一隅的家乡那时平静得还听不到枪声。在这个偏僻的乡下，南怀瑾算是个在外见过大世面的人，冷清的小村庄因他而短暂的热闹过一阵。有一天半夜，老父忐忑不安的把南怀瑾叫起来，问他天下大势将如何收场？南怀瑾肯定地回答说，国民党已是落日残阳，共产党肯定要坐天下。这次他回来，是同家人商量，全家一起走。父亲沉默了半天对他说，我们不走，你自己赶快走！
南怀瑾没有说动父亲，只好辞别了年迈的双亲和娇妻幼儿，再次离开家乡。他本打算自己先去台湾安顿好，再把全家老小接过去。谁知道是一去之后天翻地覆，只得天各一方地望洋兴叹，从此生死两茫茫。直到双亲辞世也没能见上一面。1990年2月14日，南怀瑾的母亲寿终正寝，南怀瑾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是他心口永远的痛。年轻时他辞亲远游，人到中年又去了台湾。“父母在，不远游。”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他，对于自己一直未能亲自尽孝、母亲离世时也不在身旁一直耿耿于怀。
南怀瑾这一生一直反对过生日，他在看来生日为母难日，那天既是母亲受苦的日子，又有什么好庆祝呢？学生刘雨虹女士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端着蛋糕向他说“生日快乐”，岂知，南怀瑾看也不看他一眼，不理也不睬。这次冷遇过后，学生们再也不敢向老师贺寿了，以免又自讨无趣。其实，每逢母亲生日那天，南怀瑾都心有所感。对他来说，对父母的思念和对故土的依恋是统一和谐而不可离分的，久而弥深，老而弥笃。
母亲去世的当年秋冬，南怀瑾充满愧疚地邀请大陆的妻子王翠凤来香港会面。不思量，自难忘，重逢时南怀瑾对她说：“过去几十年辛苦你了，日子不好过，让你受了许多委屈折磨。”可王翠凤却平静地回答：“过去的事说它干什么，只管未来吧。”南怀瑾的学生们热情带着这位师母去逛商场、看电影，甚至到美容院烫了头发，还要买高跟鞋送给她。对大家的热情，王翠凤愉快而自然地一一接受，她为了使大家高兴，使事情圆满而默默地承受一切。
50多年的夫妻，相聚只有两年，再相逢也只有两周。而南怀瑾在台湾一呆就是36年，一直到1985年7月才离开。在台湾，南怀瑾度过了人生的壮年和中年时期；在台湾，也是他开创一片天地和享有盛名的时期。
在台湾的困顿岁月
南怀瑾刚来台湾时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辈，跟傅斯年、罗家伦这些五四时期就暴得大名的学者来说，地位悬殊的无法相提并论，他既不是国民党“抢救”来台湾的学界名流，也非政治军界的大员。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眼里微不足道的南怀瑾当时孤身一人流落台湾，带来身边的不是黄金美钞，而是一大堆笨重的书籍。过了而立之年的南怀瑾，在这块孤岛上所面临的首要的任务却是生存。
那时的台湾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之下，败退海岛的蒋家王朝成了风声鹤唳的惊弓之鸟。虽然当时台湾当局以黄金和外汇为十足准备，发行了与美元直接挂钩的新币，并同大陆国民党货币脱离关系。然而通货继续膨胀，因为台湾银行为满足极为巨大的军费开支而印发纸币。台湾物价从1946年起平均每年上涨一倍，1949至1950年度则上涨500%。在动荡不安的世态下是物质的极度缺乏，一串香蕉三个鸡蛋，就是一个摊贩货摊上的全部物品。老百姓都是穷的叮当响，放眼望去满街都穿着木拖板的。
南怀瑾那时住在基隆。有天基隆一家小旅馆失火，住在旅馆的旅客本来都是从大陆逃难来的，现在又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有个叫杨向薇的东北姑娘孤身一人来台湾，她也在这批火灾难民之中。南怀瑾天性慈悲仗义，他的家就成了临时招待所。不久难民们先后都搬出去，只有杨向薇还住在他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很快他们碰撞出火花组成了新的家庭。
百无聊赖的南怀瑾迫于生计，在一些朋友怂恿下，同温州同乡一起做起船运生意。三两条船，十几条枪，很快东拼西凑地齐备了。南怀瑾又有几分书呆子气，所以取孔子“见利思义”之句，给公司起的名字叫“义利行”。“义利行”主要业务是从琉球运货到当时还在国民党手里的舟山，再从舟山把货运到琉球去转卖。现在还有人介绍南怀瑾说是台湾商人，这是极其不准确的。这个“义利行”是南怀瑾生平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从商。虽然南怀瑾也掌管杂志和出版社，还挂着香港一家公司董事长的头街，那不过是挂名而已，董事长其实是不“懂事”。
南怀瑾毕竟是个秀才之身，不懂经营之道又菩萨心肠豪爽待人，没有商贾的精明却乐善好施，一些从大陆逃到台湾来落魄的流亡者，南怀瑾经常慷慨地接济他们。“义利行”的经营真正遭到毁灭性打击，是因为国民党要从大陆撤退，“义利行”的商船被征用来运残兵败将。“义利行”船上汽油、货物都被烧掉，船只最后也被强占，这次劫难使南怀瑾的投资血本无归。
一夜之间南怀瑾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本来困顿的他更加雪上加霜的。那时南怀瑾的四个孩子已经相继出生，落魄的南怀瑾不得不拖儿带女的栖身于基隆海滨一个陋巷中，一家几口都挤在瓦可漏月、门不闭风的一间小屋里。几个子女尚在髫龄或襁褓中嗷嗷待哺，窘迫之极的南怀瑾为了生存，一度靠典当衣物为生。南怀瑾自己形容当时之情况为：“运厄阳九，窜伏海疆，矮屋风檐，尘生釜甑。”生活清苦的难以用只言片语说清。关于这一段生活状况，他的学生张尚德教授曾这样描述：“一家六口挤在一个小屋内，‘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穷，因为他连‘四壁’都没有。然而，和他谈话，他满面春风，不但穷而不愁，潦而不倒，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他就是这个世界，富有极了。”
超然物外，性情坦荡洒脱这是南怀瑾素来的秉性，所以他能在艰辛的日子里穷而不愁、潦而不倒，依旧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最难得的是他又重新捡起搁置很久的笔。1955年，在如此窘困的处境下，南怀瑾完成并出版了他来台湾的第一本书——《禅海蠡测》。
《禅海蠡测》全书以禅宗为主眼，融会众流，钓玄剔要，精微阐述，为求证无上菩提大道者，铺设一条登堂入室之梯。《禅海蠢测》刚出版时每本定价新台币5元，在基隆书摊上出售，销售惨淡到连一本也卖不去。但时光流淌到10年后，少数流传出去的此版本旧书，在香港书摊却成了每本20美元的奇货。
不久之后，南怀瑾举家迁居台北龙泉街，住在一个菜市场附近。这次居住环境更为恶劣，污秽堆积的菜市场臭气熏天，贩夫走卒吵吵嚷嚷地喧嚣终日，南怀瑾却身居其中充耳不闻。他经常右手执笔疾书，左手抱着幼子，双脚还要不停地蹬着摇篮，以防其中尚在襁褓的婴儿哭闹。在此困顿坎坷境遇，南怀瑾不得不“煮字疗饥”，著书多为稻梁谋。虽处于人生的逆境，但南怀瑾仍能安贫乐道，恬淡为乐，在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完成了《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两部传世之作。
前者是探寻人生宇宙真理之本原，乃为步入佛门、悟证真空妙有的一部奇书。后者解析唯心、唯物的矛盾，里面列有108个人生思想哲学问题，堪称唯识学宝典。这两本书的问世，给南怀瑾带来了久违的希望，但在书店依然是堆放在拐旮旯，少有人翻阅。
后来，有一位商人愿意出钱买下一些书，南怀瑾以为总算碰到好心人，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谁知道这个商人原来是一个肉商，他把这些书买回去，然后把纸都撕开来，拿来包肉用。这件事，南怀瑾后来经常提起，当作一个笑话。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文化人的悲哀。
1960年胡适在读到《楞严大义今释》时，对秘书胡颂平说：“《楞严经》是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因为是中国和尚伪造的，人家看得懂，不像翻译的佛经的难懂。南怀瑾用白话来解释，倒有道理，不过是批评梁任公的文字，因他第一个人提出这书出于中国和尚的伪造。这本今释引用1953年出版《学术季刊》第五卷第一期上罗香林的《唐相房融在粤笔受首楞严经翻译考》的文字。”
这本书随后逐渐畅销岛内外，人们高度评价说，“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南怀瑾之名遂为更多的人所知晓，邀请他讲学的学校也渐渐多起来了。
传奇经历越传越奇
随着台湾经济的复苏，文化氛围的逐渐形成，南怀瑾隐士生涯中打下的那些根基就逐渐显出了实际意义，逐渐的越来越多学校、机关、社会团体邀请南怀瑾去讲学。他频繁地出入各种讲台，渊博的知识与幽默的口才，开始吸引住很多的听众，他的粉丝与拥趸者的队伍也逐渐庞大。关于他早年的传奇故事也吊足了很多人的胃口，他的人生经历在人们一再追寻下逐渐清晰，并且在口耳相传中越传越神奇。
南怀瑾的故乡是浙江温州乐清，1918年他出生在乐清靠海边的一个小镇翁佯镇下一个叫南宅的古村。南宅顾名思义是个以南氏家族住宅命名的村落。南作为一个冷姓僻氏不见于《百家姓》，作为“南面而王”的帝王后裔，南却被中国最早的姓氏谱牒著作《世本》记载，被司马迁的《史记》资格认证——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南氏。
南宋绍兴末年，南氏始祖之子把全家搬到乐清翁佯的海滨定居，子孙繁衍，耕读传家，乡里称贤，干脆把其地叫做南宅。南家是温州乐清的名门望族，按“嗣元应德光，常存君子道”的家族辈份，南怀瑾属于“常”字辈，辈份名南常铿，是家族第25代传人。
沿路往村口方向走10多米，河畔转角处一座旧房就是南怀瑾的故居。青少年的南怀瑾从小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他现在“这点墨水”就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少年南怀瑾曾受教于温州名士朱味渊。朱味渊是当时的奇人，他国学深厚并且喝过洋墨水，喜欢谈论政治而愤世嫉俗。朱味渊曾在青田教过陈诚，由这层渊源关系，南怀瑾与陈诚还是同门。不过南怀瑾比陈诚小了20多岁，一辈子也没同这位师兄直接打过交道。
朱昧渊教南怀瑾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但对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后来南怀瑾就在家附近的一座庙里自学，这让他一辈子与佛结下不解之缘。在这幽静的古庙里，南怀瑾除精研四书五经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在这遗世独立的世界里过着宁静读书的生活。
17岁可谓是南怀瑾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他那年得知浙江国术馆是公费还管吃住，从小喜读《水浒传》之类侠义故事他，满腔热血地离开家乡奔赴杭州，去西子湖畔的浙江国术馆去习武。国术馆老师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内功、外功、少林、太极，各门各派汇聚一堂。南怀瑾除了学习学校里安排的拳脚之术外，还经常在西湖边寻访奇人异士。1937年，他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浙江国术馆获得武术教官资格。
这时抗战烽烟四起，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南怀瑾也想凭借自己一身武艺去杀敌报国，那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的临时陪都在重庆，他毅然辞亲远游入川。南怀瑾在成都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还俗和尚钱吉，他们一起到了川康边境大小凉山地区，办起了一个“大小凉山垦殖公司”，自任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队伍也日益壮大。他那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在一个偏僻的蛮荒之地，拉起了一支差不多近万人的流亡之众。大概古书读多了，后来像《三国演义》一样，就想办法“挂印封金”，当时他是自称北汉王，自称总司令。一个偏野突然冒出来这么一股武装，自然不为地方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所容，南怀瑾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辞职，随后在宜宾《金岷日报》充当编辑之职。
当时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恳植，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
从宜宾回到成都，南怀瑾谋到了在成都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担任武术教官和政治指导员的公职，并在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蒋介石是以黄埔军校起家，这个中央军校前身就是黄埔军校。这个军校是老将的嫡系，故有天子门生之谓，在国民党派系里最有实力。南怀瑾在中央军校里教武术，他少年时期在西湖畔的技艺没想到在此派上用场。他在成都军校当教官的时间并不长，也没有打入蒋介石的嫡系内部，此后再也没有在国民党政权中做事。但他这么一段经历，至少让其在感情上把自己同国民党政权连在了一起，影响了他人生的很长一段时期。
在成都军校当教官时，南怀瑾经常外出寻仙访道，结交名人，如“厚黑教主”李宗吾，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贾亦斌。在他结识的这些人中，对南怀瑾影响最大的要数袁焕仙。袁老先生乃名重一时的川北禅宗大德，是一个名重一时的江湖高人，他住在离成都不远的灌县青城山灵岩寺里。这个灵岩寺比较闻名，当时不少知名学者如冯友兰、钱穆等都曾住在寺内闭关静修。
几次晤谈之下，袁焕仙与南怀瑾由忘年之交而成为师生。南怀瑾逐渐对军校教官的工作没兴趣了，而是专心致志跟袁焕仙学佛学禅。袁焕仙闭关结束，下山到成都成立维摩精舍，南怀瑾毅然辞去中央军校教官之职，追随其左右潜心修道参禅。袁焕仙对南怀瑾器重尤嘉，他在维摩精舍讲学，涉及儒释道三家学问，南怀瑾把它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编成《维摩猜舍丛书》。当时南怀瑾正当25岁的锦绣华年，已深得袁老先生真传。后来，南怀瑾漂泊了多少年，这本书还一直就带在身边。等他在台湾有了自己的出版社时，还把恩师这本书出版。
为求深入研究佛法，南怀瑾奔赴峨嵋山峰的大坪寺闭关。“闭关”是佛门中斋戒安身静养的意思，并不像现在被影视剧泛滥成什么人都可以闭关。南怀瑾穿上僧衣三年闭关阅藏，斋戒素食，青灯古佛旁日夜苦读经、律、论佛家经典，通读佛教集大成典籍《大藏经》，遂至终生受益无穷。他自己描述道：“长忆峨眉金顶路，万山冰雪月临扉。”
南怀瑾出关后，抗战已经胜利，他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宗各派，参访了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对佛理有了更为精深的研究。他也得到多位上师的印证，承认他为合格的密宗上师。之后南怀瑾讲学于春城云南大学和四川大学，1947年底，南怀瑾回到了阔别9年多的故乡，并开始隐居在西子湖畔。
欲为天心唤梦醒
台湾一直可谓“文化沙漠”，被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了近50年。日本人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学校里四书五经也不让念了，抗战期间甚至中文版报纸都被禁了。南怀瑾刚来台湾时，书店里连《西游记》这样四大名著都买不到。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后，天天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哪里有心思顾得上文化建设这码事。进入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从稳定逐渐走向繁荣，老百姓日子逐渐好过起来。但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却出现了问题，“文化沙漠”里需要一种理念和精神来支撑。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南怀瑾的一整套理论和全部学问才有了需要和市场。
1963年，中国文化大学聘请南怀瑾担任教授，这是南怀瑾在台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对南怀瑾人品学问十分赏识，三顾茅庐恳请南怀瑾出任礼学院院长，但南怀瑾不喜欢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牵绊。但盛情难却，南怀瑾最后折衷接受了研究院教授的聘书，附加条件是不到学校上课，由研究生到他的寓所受教。
随后，南怀瑾受聘于辅仁大学执掌教席，并应邀到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他在辅仁大学正式开设了《易经》课程，可是课只开了一年，南怀瑾就主动停止了。原因是他讲的课太受欢迎。渊博的知识使他讲课出口成章，所谓厚积薄发，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人情世故，讲什么都信手拈来。结果学生一传十，十传百，“南怀瑾”名字不胫而走。每次上课学生一直挤到窗外，这与一些老师的课形成了强烈对比，为了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和难过，谨慎的南怀瑾怕遭人妒忌而急流勇退。
1966年，声名雀起的南怀瑾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下，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有次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演讲，蒋介石亲自到场聆听。以中华文化卫道者自居的蒋介石，联想到大陆此时正在大搞破坏传统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决定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氏亲自挂帅成立“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他有意敦请南怀瑾出山主持实际工作，以“发扬伦理道德，培养法治观念，促进生产建设”。
这可谓天赐良机，是“当朝天子”送来的厚礼，很多人是求之不得，但南怀瑾却让人大跌眼镜地婉言谢绝。因为南怀瑾对蒋氏父子存有固定的看法，觉得蒋介石利用“文化意识形态”的对抗来搞独裁统治，“复兴中华文化”以期“光复大陆国土”，为了政治需要而去曲解传统文化，所以他始终与当局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时台湾的自由主义激烈反对传统文化，以李敖为代表的西化派过激言辞风动一时，他们以传统与现代作二元划分的现代化理论为根据，号召极端的全盘西化，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南怀瑾虽然没有参与这场“中西文化论战”，但看出了经济发展、文化贫血的台湾社会思想的迷惘。
1969年，南怀瑾不忍中国文化日趋式微，看到中国文化遭受诬蔑，熟读经书徒论议，实行道义太伶仃。乾坤亘古人常在，欲起天心唤梦醒。于是他振臂而起，创立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的“东西精华协会”，意欲把大学的课堂搬到社会上来，更好的做好文化普及工作，为台港社会注入中华文化之清泉，并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服务于社会与大众，影响更多更广的人。
协会正式成立之后迁到青田街5巷9号一所平房里，有四个房间，客厅连接着饭厅的一大间就是课室。课室里挂着南怀瑾自撰的一幅对联，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从这副对联，我们可以窥见南怀瑾的人生理想。
1970年3月，“东西精华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会员有70多人。那时有美国及法国、德国等地来台研习中国文化的几个人，禅学正是大家所渴望的，所以南怀瑾决定先开办禅学班。所授课程也包含了儒家思想、道家学术、历代谋略学、中国企业管理等。禅学班当年7月开课，为期6个月，每逢一三五晚上7点至9点上课。初办禅学班，虽收些管理费，也只能支付水电及部分房租。包括南怀瑾在内，以及其他来授课的先生们以及工作的人多是义务性质。
南怀瑾出众的口才与广博的知识征服了很多听众，“东西精华协会”口碑越来越好，前往听讲者也极为踊跃，各色人群靡下俱备，讲堂内外都是人满为患。南怀瑾常青衫布鞋，用他略带江浙的口音风趣幽默地侃侃而谈，从不带讲稿的他天马行空的游刃有余，他精彩的课程让听众如沐春风。除了繁重的讲课外，南怀瑾每天还要应付日夜川流不息的访客，有来求药问病的，有来诉说烦恼的，有来聊天排遣的，有来求禅问道的……据说一天替来客泡茶就得用去一斤茶叶。
“东西精华协会”逐渐形成规模。一些台湾政要都拜于南怀瑾门下，后来南怀瑾在每周四为他们开了一个特别班，讲课内容偏重于历史哲学之发挥，如《史记》、《长短经》、《战国策》和《阴符经》等等，但绝口不谈政治，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这个班大约延续了四年，南怀瑾自己描述当时的盛况是：
白屋让王侯，座上千杯多名士；
黄金如粪土，席前百辈数英雄。
有一次，南怀瑾给特别班上课，看到底下坐的全是少将中将，一数他们军衔上的星星共有28颗，这些人可都是“党国重臣”，握有实权的大人物呀。如王升是蒋经国的宠臣，曾一度传说他要接班。而其中的一些人都是台湾权倾一时的要员，比如马纪壮当时是大权在握的“总统府”秘书长；彭孟缉是陆军司令；刘安棋是上将；余传韬是中央大学校长，也是陈诚的女婿；萧政之是王升的得力助手……
每个周四晚上，“东西精华协会”门庭若市，街前停满了高级轿车，站满了勤务兵。每次上完课后，大家便不分彼此地聚在一起开饭。有一次王升招呼大家吃饭，戏称：“人民公社开饭喽！”这是调侃大陆正在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运动”，但这个“人民公社”后来被传为莫须有的“新政学系”，而南怀瑾自然成为他们的领袖。
从《人文世界》到老古文化
南怀瑾越来越意识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字的流传比讲演更广泛和深远，所以为了推广自己的思想学术，他决定编一本弘扬传统文化为主旨的杂志。1971年2月，他开始筹备一本叫《人文世界》的杂志，经过两个月的紧锣密鼓的工作，在该年4月，一本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期杂志终于出炉了，杂志的发行交由平鑫涛的《皇冠》杂志代办。南怀瑾在舌耕之余笔耕也不辍，每期都要焚膏继晷地为杂志撰写文稿。他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开始在杂志上连载，每期杂志上还刊载几篇他关于儒家、道家以及密宗的文章。南怀瑾面对当时学术界对禅学与道家的诸多误解和岐见，正本清源，全面阐释禅宗宗旨与宗派源流，深刻剖析了禅宗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深远影响。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在《人文世界》连载两年后，引起众多读者的热烈反响。南怀瑾此文乃融合儒、释、道三家静坐原理，参以中西医学学术成果，对数百年来各家修道者的修持经验，予以深入浅出的介绍和解答，揭示了几千来修持的秘中之秘。许多人读后都感觉不“解渴”，希望能收藏到单行本。于是《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和对历代禅门祖师公案予以新解的《禅话》相继刊印了单行本。
不过真正影响深远的还是《论语别裁》，书名为“别裁”，是因为所有讲解都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只是南怀瑾个人一家之言。这部《论语别栽》原是1974年初，台湾的大陆工作会邀请南怀瑾的讲演整理。在每周三下午，南怀瑾去给大陆工作会员工讲《论语》。南怀瑾讲《论语》摆脱了二千多年的章句训诂范围，重新确定章句训诂的内义。具体主要是“经史合参”，以《论语》和《春秋》为蓝本，对论语原文作了翔实、准确、生动的讲述，勾勒出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社会的概貌。他的演讲旁征博引、拈提古今阐发原文大义，把对原文的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
这本来就是南怀瑾一贯的风格，也本为极其平常之事。但这次听讲者中有一个名叫蔡策的先生，他会中文速记。南怀瑾每次讲完课，他也速记得差不多。南怀瑾用了近一年时间把《论语》讲完，蔡策也基本记录完整。后来他们共同花了半年时间把速记整理成文章，在《人文世界》杂志连载，没想到读者热情的来信如雪片似的寄来。
1975年《青年战士报》恳请允许报纸转载《论语别裁》，刊出后又造成一时的轰动，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因而大增，许多人剪贴成册，并转告亲友，至今还有人保存着完整的剪报。广大读者纷纷希望能付梓成书，《论语别栽》这本书也于1976年千呼万唤始出来。一出版就在台湾引起了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到1988年已印行了18版之多，香港、新加坡等地亦争相翻印。
当时台北《中央日报》有一则新闻称，澎湖马公市有一对男女青年，他们以骑马迎亲，按古礼仪式举行婚礼。当双方互赠信物时，新郎以《论语别栽》赠予新娘，新娘则以《孟子旁通》回赠。两书均为南怀瑾之著述，南怀瑾在台湾青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一本学术著作能够如此畅销，在台湾是几十年少见的事。
南怀瑾的著书越来越多，但当时台湾法令规定，杂志社不可以出版书籍。1976年，南怀瑾决定自己成立一家出版社，自任发行人。恰好他的一位学生古国治刚大学毕业，表示愿意加入这个创业队伍，南怀瑾就顺水推舟让他掌管出版业务。因为出版社要去当局登记，南怀瑾不假思索地对古国治说，就用你呢称“老古”命名吧，登记为“老古出版社”。
1977年2月，南怀瑾开始在自己居所的二楼闭关。这时候，老古出版社得到批准后诞生了，古国治成了全权负责人。1978年3月初，南怀瑾出关，重新开展一些业务，老古出版社也转交给他自己负责，后来改为“老古文化事业公司”。
1979年1月，美国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美国告诉台湾当局，美国终止美台“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也将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驻台美军及军事机构。台湾地区掀起移民潮，社会进入另一种不安状态。这一年智从法师带领了几个修行的出家人，组成“大乘学舍”，在离协会不远的地方落脚。香港洗尘大和尚也多次来台邀请南怀瑾讲学，在诸多因素下，南怀瑾的教化重点开始倾向佛法。
自新春之后，香港能仁书院的洗尘法师连续来台，希望请南怀瑾担任香港能仁书院院长，并在台湾设立一所佛教中心。经过几个月的协商，结果是筹办一个“十方书院”，由南怀瑾任教授并主导一切。南怀瑾并不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工作只局限于宗教方面，所以与洗尘法师合作计划的十方书院，并不是纯粹的佛教书院，而是半佛法半人文的书院。
在选择书院地点的时候，距离协会大约百余米的地方，有一座12层的复青大厦正要竣工，大楼每层100坪，洗尘法师订购了第十层，作为书院的基本场所。南怀瑾觉得建筑工程地点适中，所以也决定购买第九层。房子总价是600万新台币左右，银行抵押可借贷400万新台币，其余200万新台币要南怀瑾自己支付，要分期在半年内缴清。南怀瑾并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钱，于是辗转向私人借款。忙了一阵子，到了11月底，房子已经盖好，缴足钱才完成过户手续。这是南怀瑾在台湾30多年的第一所房子，也是唯一的一所。
南怀瑾虽然自己比较拮据，但两个协会会员的会费始终是新台币20元。会员们曾一再提议增加，但总被宅心仁厚的南怀瑾否决。协会经费虽不宽裕，但每年仍要捐出不少资助清寒学子的奖学金、救济金，鼎力赞助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有时还要供养一些出家人的零用金。所须经费便全靠南怀瑾历年在各大学研究所任教的薪金及讲学、著述的收入来维持。而南怀瑾以密宗上师身份为弟子们灌顶所收受的供养红包，从来不打开看，遇有来访的小朋友，随手打开抽屉便拿出来送人。
东西精华协会和十方丛林书院在南怀瑾主持下，会员学员无分老幼尊卑，无分在家出家，皆如同同窗道友，如兄弟，似手足，俨然一个和睦兴隆的大家庭，而南怀瑾便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家长。南怀瑾也由以往个人单打独斗的形态，进入一个有组织能发挥众人力量的状态。认同支持的人愈来愈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催生金温铁路
1985年，《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记者出身的江南积多年心血完成了这本史料价值颇高的书。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做了深入的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的“叛逆”，蒋经国之子蒋孝武买通黑社会枪杀了江南。
“江南命案”造成了一定的恐怖气氛，一时间台北社会各种消息层出不穷，突然的事件使得在这个小岛上造成不安。在这种奇怪的氛围下，让很多人喘不过气来。南怀瑾也因为那个东西精华协会的特别班，以及谣言传出的一个莫须有的“新政学系”而处境微妙。就在此时，台湾一些媒体把他评为“台湾十大影响力人物”。树大招风，加上“新政学系”的头头，这无疑把南怀瑾推向政治的火炉上去烤。
不久，南怀瑾的特别班里的王升，由蒋经国的宠臣被贬去拉美当了“大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升的亲信萧政之是南老师的至交好友，也是这个特别班的“班长”，南怀瑾预料萧政之恐怕大事不妙了。这年6月中旬，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的访问团邀请南怀瑾赴美，合作推广文化活动。南怀瑾立即做出原本十分不愿意的决定——离台赴美，从决定到启程，南怀瑾只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起飞前他还担心有人赶到机场限制他出境。果然，在他走后萧政之锒铛入狱，坐了一年多的牢。
1985年7月4日，南怀瑾离开居住了36年的台湾，乘机抵达美国。到美国后，南怀瑾与邀请他的基金会在多次商谈之后，双方商定保持弹性合作，不作长期计划。1986年南怀瑾在华盛顿单独成立了“东西学院”，致力于东西方文化沟通。
南怀瑾在台的门生络绎于途，而留美的大陆学子也纷纷拜于门下，几乎每天都有不少客人来拜访，其中有世界各国的人和美籍华人、旅美侨胞……来访者络绎不绝，居住的地方只能一再扩充。拜访他的多数为学者、教授，也有政要及工商巨子，他们对南怀瑾都始慕名已久，来请教中国文化和佛学方面的知识，话题也时常涉及经济、哲学、宗教及国际关系等等。这些来客来时虔诚、尊敬，走时也喜悦、满足，对南怀瑾学识修养和无穷魅力佩服的五体投地。
已到古稀之年的南怀瑾，离开故土多年，思乡之情越来越浓。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狐死必首丘。物亦如此，人何以堪！南怀瑾常因思乡而夜不能寐，于是独自起身西望故园，不禁泪眼婆娑地吟咏道：
江山今古一轮浑，海外中秋月在门。
百万龙天齐问讯，何时回首照中原。
另一首《思乡》写的更为情真意切，读之让人肝肠寸断：
故园西望泪潸然，海似深情愁似烟。
最是梦回思往事，老来多半忆童年。
稍在美国安定后，南怀瑾与大陆家乡的朋友们联系上了。1987年秋天，温州市副市长率团访问纽约和华盛顿地区，拜访了南怀瑾。南怀瑾对大陆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早有认同，对邓小平同志搞活经济之举尤感欣慰。这次会面谈到了向大陆投资的事，也就是修建金温铁路的初步构想。
金温铁路即是浙江温州至金华的铁路，这两地地处浙南丘陵地带。少年远游的南怀瑾，每次想回到家乡总要翻越崇山峻岭，交通的不便使得家乡闭塞落后。这条金温铁路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就已经开始提及。1915年浙江省长公署曾向北洋政府提出建议，一直到1984年浙江省向全国人大提案修建该路，并获邓小平先生批示，前前后后都快一个世纪，但都因为山高水急，投资过巨而三番五次的胎死腹中。修筑金温铁路这可谓是南怀瑾多年的夙愿。
1988年，南怀瑾移居香港，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等来访，和他商讨关于金温铁路的事情。南怀瑾说：“我一生说出的话，一定要做到，我做一件事，只问它应不应该做，该做的我一定去做。”“这条铁路大家企盼了80年，修了7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
南怀瑾以苍生为念，为造福桑梓而不避艰险，挺身作了金温铁路的催生者。他与弟子成立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并撰《对金温铁路的浅见》一文交温州市领导人参阅。1990年2月25日，尹衍梁代表南怀瑾的联盈兴业公司，到上海与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代表签订了中外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协议书。这个合资修路计划，经过近两年时光，到1991年底才得到国务院批准。1992年1月26日，合约正式签订。
铁路全长251公里，有隧道35公里，从申报到竣工，总投资近30亿人民币，这其中南怀瑾筹措到资金1200多万美元。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举行开工典礼，10万民众自动涌来参加，人人额手称庆。这其中南怀瑾功不可没，从当初金温铁路计划到1997年8月全线通车，南怀瑾光写给有关各方的信函，就有100万字之多。这条中国当代的第一条合资铁路，深深地烙上了南怀瑾的名字。
大陆刮起“南怀瑾热”
“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南怀瑾惯常用这种通俗易懂的的比喻，把一些高深的理念传达给普通大众。他这个形象的说法，就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家用途说得淋漓尽致。
而南怀瑾自己正是能包容地接受三家文化，不自封不排外，是个典型的“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学者。他的学识涵盖三家，融会诸子百家，但一生著述主要以佛学居多，儒、道对他而言大约属于触类旁通。他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脑子想，用自己的嘴巴说，包容百家也独成一家。用他话说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如讲冯道，这个连欧阳修都骂他的人，南怀瑾却给予积极的评价；谈厚黑学教主李宗吾，他说厚黑学教主并不厚黑，有一次他跟李宗吾借钱，借10块钱，李却给了他20块。虽然他自己一直是儒家脚踏实地地积极入世作风，但盘点他一生的脚步，更像是一个传奇的隐士。
几乎与催生金温铁路同时，南怀瑾的著作在大陆开始热潮迭起。继北京团结出版社率先1989年推出南怀瑾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之后，1990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他的《论语别栽》、《禅与道概论》与《历史的经验》。这些著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几经再版印刷，仍供不应求。
次年冬月，上海佛学书局恢复伊始，便推出国内信众早已盼望的南怀瑾五部佛学专著——《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一个学佛者的信念》、《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一个学佛者的信念》等重要的佛学著述在大陆印，深受大众及佛学界人士欢迎，多次加印而仍难购求，往往一书在手尚未读完，而亲朋好友已有十数人等待。
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93年再授权有影响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印行《如何修证佛法》。在大陆“南怀瑾热”中，北京燕山出版社印行了《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则出版了南先生的《孟子旁通》与《老子他说》……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在大陆问世，将大陆“南怀瑾热”推向了新的高潮。
修铁路只是南怀瑾毕生的一个愿望，他真正要做的是为子孙后代修一条大道路，借用宋儒张载的话来说，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便是修一条心路，一条使中华民族通向希望的心路：重整文化断层，推动儿童读经运动。有形的路再难也易修，而修这条心路要比有形的路更要艰巨。
南怀瑾无时无刻不表示出他对民族文化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南怀瑾10年前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今日的世界，由于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如交通的便利，建筑的富丽，生活的舒适，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可怕的是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文化都忘掉了，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就在于由一批历代流传的经典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资产。”
南怀瑾把希望寄于儿童，寄于未来。南怀瑾以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有识之士，国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台湾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也积极响应，一场轰轰烈烈的儿童读经运动开始在全球华人社会中推广。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仅中国大陆直接参加读经的儿童就有100多万人，受影响的成年人超过600万人，同时得到了各级领导及教育界的大力支持。
在本世纪初，南怀瑾又在太湖边的一片芦苇荡兴建起太湖大学堂。几年后，这片荒地变成了一块风水宝地。太湖大学堂占地三百余亩，以人文与生态来构架整个空间，宁静、肃穆。米白墙面青灰屋顶，建筑中正而儒雅。原本庄严的讲堂里，座位是家庭气息的藤靠椅，一下就缩短了距离感；禅房里正有居士盘腿打坐，安静得让人恨不得连呼吸也放慢；两层的小木屋没有用半点胶水和油漆，一进门就是扑鼻的清香；窗外是大片的草坪，有各种小动物在草地上散步。所有原来存在于这块地上的生物都被保留，甚至蛇。
现在，老先生在这里居住、讲课，五湖四海甚至世界各地的人都赶来听。国学、佛学、商学、甚至中医……太湖大学堂现在和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众多国外研究和进修机构合作，南怀瑾在此给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们开班讲学，也给同道同好授课。
大师的人间烟火色
南怀瑾一生淡泊名利，刻意低调的他从不主动去宣传自己。在大众的视野里，他那张清矍的脸上永远都是挂着微笑，身材中等的他永远都是身穿一袭青衫，脚踏一双布鞋，一头白发整整齐齐的梳好。他既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学界泰斗，也是不求闻达、宁静超脱且情意醇厚的仁慈长者。他将自己的立世秘诀形象地称为“买票不进场”，他的朋友遍及世界各地，各种政党派系身份的都有，如何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退自如呢？
他说，“就好像参加一个PARTY，我有门票我就可以进去看看。可是真进场，就被套进去了，我不去。我就是因为一辈子光买票，不进场，所以现在各方面都变成朋友。我对于各党各派都是朋友，到现在八九十岁，原来大家怀疑我是这一派那一党，我的头上戴的各种帽子头衔多得不得了，结果我到今天，始终公平是做一个隐士，我基本走的就是隐士路线。这是因为每一党每一派我都是买票不进场。”他常言，自己的一生“一无所长，一无是处”。
豁达大气如此，但熟悉他的人却说，南先生其实经常叹气。是有隐衷？还是有何心事未了？抑或是众生人味太重，实在难度？做名人难，做一个要无时无刻都为人师表，做人楷模的名人更难。正所谓曲高和寡，来参访他的人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难怪有人称他“通天教主”。南怀瑾也自称是“大妓女”，整天“接客”，迎来送往。但真正能登堂入室，惺惺相惜的却无几人，这份热闹中的孤独怕是别人不晓得；来访人中虽不少诚心求教者，也有许多附庸风雅者，或说些不干不湿的话，或提些难为之请，南怀瑾有感众生烦恼业力深重，又怎能不叹息；南怀瑾一生致力于国学及禅学研究和教学，门下学人亦无数，但真正能接南怀瑾之棒的人却没有，这也是南怀瑾最头疼的事之一，叹息他结识的人可谓三教九流，但曲高和寡，真正能惺惺相惜的却很少，所以，这份热闹中的孤独叹息更是一份无奈。
南怀瑾博爱襟怀，素以天下的父母为自己父母，以天下的儿女为自己儿女，然对亲生子女庭训甚严，其子女可孟、圣茵、一鹏、国熙如今都事业有成。其子南一鹏至今都对童年时代的读书时光记得清清楚楚。他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要按照父亲南怀瑾先生的要求，一篇篇地背诵《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中国经典著作，南一鹏偶尔要想偷偷懒，就会遭到南怀瑾先生的惩罚。所以小时候，南一鹏最怕父亲回家。
南一鹏自从1980年远赴重洋来到美国。搞计算机研究出身的南一鹏在美国走上了从政之路。2002年，南一鹏生命历程里一个难忘的日子，成为美围加州核桃市继林恩成之后的第二位华裔市议员。
南怀瑾颇具古侠义之风，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凡来访宾客，无论男女老幼，各位高低，必留下就餐，就是送货的伙计、来要帐的先生，南怀瑾也要让他们吃完饭再定，好酒好菜统统用来招待客人，常常席开四、五桌。他自己却每天不吃早餐，一天只有晚上吃一餐，两小碗白薯稀饭。各色菜肴仅浅尝而已，酒几乎是点滴不沾，但烟是要抽的。
像他这样大师又如何能与这毒物联系上呢？难怪当一个美国学生看到南怀瑾点了一根香烟吸起来时，竟难过的哭起来。他吸烟是有故事的，想当年在四川峨嵋山闭关，习惯了清新的空气，无耐下山后顿感“人”味颇重，实在受不了，便燃起香烟，把“人”味赶走。如今接近90高龄的他，依旧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南怀瑾每日的工作异常繁忙，讲学、会客、教拳、礼佛、诵经、参禅、打坐、处理会务及往来信函，夜晚还要巡视全楼，待夜阑人静时，方能坐拥书城，阅读写作，常常是未眠人在书斋里，寂寞银灯晓色临，匆匆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他极爱读书，藏书之富、读书之多，世人难以企及。所藏之书，上起先秦，下至民国，经史子集、诗词曲赋、佛道经典等等，无所不包，堪称收藏宏富的图书馆。他读书既多且快，一目十行，过目成诵，随口引证，令人叹为观止。
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南怀瑾，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近年来声名遐迩。世界各国一些专家、学者和学生，仰慕中国文化，崇敬南怀瑾的人品学问，纷纷登门拜访、学习。他总是以诚、以礼相待，倾心传授，不讲求代价，更不要求回报，因而不少从南怀瑾学习或交往的西方人士，受中国文化薰陶，逐渐进入东方文化的人生境界，与南怀瑾有若家人父子。一位德国来的学生学成归国时，更向南怀瑾行中国的跪拜大礼辞行，起来时仍泪眼婆娑依依不舍。以一部《中国科学文明史》而闻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对道家之学极为推崇，在写这部巨著时，曾专程赴台访求这方面学术专家。陈立夫先生陪同他找到南怀瑾来访谈，相见之后晤谈甚欢，谈了五个小时仍兴致盎然，李约瑟庆幸自己如入宝山，迭获宝藏，终不虚此万里迢迢之行。
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南怀瑾的名字更多地和各界名人联系在一起。现在的南怀瑾也受邀讲演，只是范围更加小众，唯一一次公开讲演是2006年8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张耀伟之邀，主讲传统文化和现代传媒的关系。这次演讲让张耀伟颇费周折，他通过叔叔张尚德与南怀瑾结识，两三年前就想邀请南怀瑾来做传统文化的报告，但都被南怀瑾拒绝。
2006年初在张耀伟一再恳求下，南怀瑾终于答应，不过要求张耀伟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做宣传。南怀瑾的担心在两个方面，如果消息公开，一怕来的人太多，造成混乱；二怕规模太大操作中出现什么经济问题，会给双方带来影响和伤害。张耀伟列出了两三百人的邀请名单，刚在网络上发布一点消息，就接到了各处询问电话。如今南怀瑾的名气和所能形成的感召力，远远超出人们想象。
演讲当天上海的电视媒体希望能全程直播，也被南怀瑾拒绝了，后来的媒体采访，还是当晚张耀伟一再恳求才争取来的。这倒和南怀瑾一贯的作风一致，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字鲜有和记者采访联系在一起，老先生也明确表示，不接受任何采访。不过他的书籍出版并没有停止下来，刚刚在台湾出版的《南怀瑾和彼得·圣吉》已引进到大陆出版，他的各种著作在不断重印中流传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