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之间
1949年对徐复观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早在三年前他就绝意仕进一心向学，从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副秘书长这一显赫的位置上急流勇退，主动远离纷争烦扰的宦海生涯，回到古朴宁静的书斋中。这一年国共对峙两强相争的结果已见出分晓，时局的变化把徐复观又拉回到现实政治的漩涡里。面对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存亡之际，他作为前国民党陆军少将，曾经的最高权力核心边的红人，“兴师勤王”效忠党国是义不容辞的道义和职责。
1月21日，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节节败退，已输了半壁江山的62岁的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回到奉化溪口老家。这次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在家乡的时间格外的漫长。虽然他离开了总统的宝座，但仍然以国民党的总裁的名号，遥控着政局和军队。面对着军事上一败涂地的境况，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已是一筹莫展。他反思这些年国民党作为泱泱大国的第一执政大党，却这么不得民心，转眼间把大好河山葬送，腐败无能和派系斗争估计是党内一大顽疾，痛定思痛，他心中很自然想起自己过去的随从秘书徐复观，因为徐复观曾多次跟他直谏改革国民党势在必行。
徐复观是抗战时期就有“由救国民党来救中国”的想法。当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国民党下级军官，以军令部联络参谋身份被派驻延安半年，因为一度不满国民党内部痼疾和流弊，他从延安回来后想一走了之，在朋友劝告下才见了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并由何应钦引荐给蒋介石。徐复观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重庆曾家岩侍从室内。事先侍从武官告诫徐复观，委员长日理万机非常繁忙，他的报告不要超过五分钟。但徐复观的谈话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被一再示意继续讲下去。徐复观跟蒋面谈了大概三十多分钟，给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名普通的军官的报告能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足见徐复观的不凡的见地。
没多久蒋介石就深夜传唤了徐复观，让这个乡下青年又惊又喜。见面后蒋介石只是非常闲适地问了他一些无关紧要的闲事，说一些不着边际安慰他的话。在谈话快结束时蒋介石忽然拿出一张便条，写着“送徐参谋复观叁千元”几个字，硬是塞在徐复观口袋里，突来的举动让徐目瞪口呆。在徐临行告辞时，蒋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不要离开重庆”。因为蒋介石的欣赏提拔，1944年徐复观被以军委会高参名义，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任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随从秘书。1945年春，他改任职侍从室第六组任职，这是一个主管情报、意见书的集中和选择的机要部门。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徐复观已一路青云直上升任总裁随从秘书参加会议。8月抗战胜利后，徐复观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秘书长。
这时的徐复观仕途扶摇直上，他被获准参加蒋介石惯常的每周一次的官邸会报，这个会报其实就是边吃饭边聊工作，官邸会报的人除了徐复观外都是党国要人。在官场上餐桌会议可是当政者权力核心所在，春风得意的徐复观此刻无疑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可能正是因为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了解徐复观没有任何其他背景，所以比较放心地允许他随意地高谈阔论。徐复观个性根本也不是那种城府很深玩政治的料，他性格狂狷绝不曲行媚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大胆放肆地针砭时弊。
几年来徐复观一而再三蒋介石面前犯颜上谏，希望在当时渐趋空虚庞大的国民党内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民主政党，它代表自耕农及工人地利益，并实行土地改革。在一次汇报完工作后，蒋介石特意向徐复观指示，其所说的建立新组织的问题是需要的，他可以作为负责人循序进行。徐复观听闻后如雷贯耳，当下涌起的却是一股无法形容的非常沉重难过的心理，觉得这么重似千斤的担子，怎能是他个人所担负起的？所以他请示蒋介石来指定几位高干以集体形式研究出一个方案。蒋介石出于对徐复观的信任，不假思索地点头允诺，钦点蒋经国也参与进来。但如此繁复浩大的工程具体操作起来，没有当初想象中那么简单，结果徐复观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退出。
事情虽算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但蒋介石在自己王朝行将崩溃的前夕，很自然想起多次诚心诚意提醒过自己的部下。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在3月的倒春寒中，病急乱投医的蒋介石在溪口蒋家老宅召见了老部下徐复观。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徐复观虽然感觉大势已去，其内心也早想退出让他厌倦的现实政治，但领袖的招呼不能不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徐复观从广州风尘仆仆地赶赴奉化面见蒋介石，并在溪口陪侍蒋介石住了四十多天，系统起草了一个“中兴方略草案”。
在这个所谓的“中兴方略”里，徐复观抛弃当年提出的以勤劳大众为主体，转向了试图团结一些知识分子。他企望能把三民主义与民主自由融合、三民主义的信徒与自由主义者合作，不只是注重拉拢几个人，而是想把自由民主精神注入到国民党内部来，用以一洗党国的沉疴。徐复观此前的文化研究已促成他政治思想的变化，这样的政治改组的理念让他在脑海中又开始憧憬出一幅美好的蓝图。然后毕竟是书生意气的救国方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徐复观没能够给行将就木的国民党开出一剂起死回生的良方，其根本不是他的思想或者方案高明与否，历史的大势所趋终究是他个人难以阻挡的。他徐复观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挽旧屋于欲颓。这次政治理想的彻底失败，无疑让他感觉到对政治的筋疲力尽。徐复观觉得回归书斋才是他的本性，所以他向蒋介石申请了港币九万元，创办《民主评论》杂志去了。
徐复观为何莫明其妙想到办杂志？原来他因为经常叨陪末光的缘故，有机会接触了很多国民党党政高层人物，时常看到蒋介石周围很多是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徐复观一向火力十足地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而国家民族几乎无才可用。有天他突发奇想，单纯地认为可能国家人才藏在党政军之外的学术界，因为人才基于学术，那么最高学府里大学老师自然有不少是真才实学之士，可备国家的缓急之用。这是因为他自己先前想当大学教授而没能当上，所以他对大学教授评价非常之高，认为这些人才才是真才实学，是血性良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元气。于是在徐复观内心所蕴蓄的二十年的憧憬，及由对时代责任感而来的迫切期待，便急于想和这些先生们通通气。
隔行如隔山，徐复观一个丘八出身凭什么和自命清高的大学教授们来往呢？他想出办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作为通向大学教授间的桥梁的权宜之计。所以1946年他乘抗战结束裁军减员之机退役，随后筹资办了《学原》杂志，以倡导学术，集合人才，刷新吏治，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为主旨。《学原》的经费是蒋介石拨款专项支持。时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陈布雷是徐复观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虽说徐复观对国民党的批评直言不讳，但蒋介石与陈布雷都知此人忠心可鉴，基本都认同他真实而不失尖锐的观点。徐复观把计划办一本杂志，并需要一亿元款项与陈布雷商量，陈表示现在财政正是紧张，建议申请五千万元为上策。徐复观决意按原定一亿元数目呈上后，蒋介石出乎意料的让属下照单全付。
《学原》杂志是一个规格颇高的理论刊物，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合办。当时一些知名的学者，比如熊十力、钱穆、唐兰、杨树达、唐君毅、牟宗三等，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杂志一时影响颇为广泛。因为办杂志使得徐复观与学界和教授们联系紧密，为他进入学界打开了方便之门。他自己深悟老师熊十力先生“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遂转向中国文化的研究，由此他发现了国家民族的新希望。在办《学原》过程中，他与唐君毅和牟宗三几人达成共识，以儒家文化精神相号召砥砺，共同走上了文化复兴中国之路。这段办刊的经历也算是徐复观走向国学研究的一个尝试。
然而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境况下，国家财政经济领域接近崩溃的边缘，徐复观和他的《学原》杂志肯定同样难逃劫数。1948年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上天，徐复观的老上司陈布雷为了缓解危机，积极支持政府进行法币制度的改革，不但自己带头把法币兑换成金圆券，而且还积极开展对亲朋好友的轮番思想工作，好友徐复观当然也不例外。陈布雷说动徐复观把用来办《学原》刊物的经费，全部兑换成金圆券。徐复观不乐意冒险，陈布雷万分沉痛地说：“复观兄不拥护国策，谁拥护国策？金圆券完了，我们也完了，还办什么刊物？”徐复观被陈布雷的大公无私的“谋党”之心所深深感动，头脑一发热就同意了。没想到金圆券很快贬值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徐复观的办刊经费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学原》杂志也被迫停刊。
在1948年底，《学原》停刊后徐复观怀着极其苦闷的心情举家南下广州。面对国民党惨败的局面，徐复观是痛心疾首，愁深似海的激愤之情自然时时流露。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妻子王世高经常在半夜被忧重如山的徐复观叫醒，他一次次忐忑不安地梦中叫喊道：“共产党会随时过江的！”
第二年年初，流亡的徐复观收到蒋介石的急电，要求徐速去奉化共商大计。最高领袖能在此危难之际想到他，重新启用这位“老臣”再谋“中兴大业”，徐复观自然当仁不让。然而他这次理想主义行动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他的政治抱负再此受到现实的玷污后，他由此对政治产生了永久的绝望，促使他把满腔的激情放到了思想学术上。
徐复观决定在“快要成为斗争最前线的香港办个刊物，担当一份思想斗争的责任，又可以和现实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拿着“向故总统蒋公要来的”九万港币，他以自由人的身份南下创办了《民主评论》。并由政论起步，开始了向学术界转向——这一转向，自然也包含着从学术的角度走向政治、反思政治问题的意向。与此同时，他思想中的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品格，也迅速显现出来。
临歧分手竟反目
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在即将南走之季，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他不要去台湾，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地向自己的爱徒讲述不能去台湾的理由，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的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是不归的歧路。
熊十力乃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湖北黄冈上巴河乡人，与徐复观家乡浠水团陂镇相隔不过十公里路，同在两县交界的巴水之侧。熊十力出身贫寒，少时曾为人牧牛，全靠勤奋自学成才。在武昌国学馆执教期间，还是一贫如洗，连换洗衣服也只有一套，晚上洗来晾干后次日再穿出去。
学生徐复观的出身比老师熊十力也好不到哪里去。徐复观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耕读之家，8岁才发蒙跟从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5岁考入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3岁投考湖北省武昌国学馆，被黄侃在几百名考生中定为第一录取。他们师生都是靠自强不息地勤学苦读，一步步从最低层的社会走出来的，彼此又是鸡犬相闻的老乡。地缘的亲近与共同的经历，让熊十力对这个聪颖的学生十分看中。
熊十力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不会远走，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顾炎武浪迹天涯竟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难道他熊十力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顾炎武。熊十力自己这么打算，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
熊十力是徐复观走上学术的领路人，徐复观对恩师熊十力一向是非常尊重。他当初从权倾一时的政府高官急流勇退为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的，这种人生轨迹的转变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其中既有他对当时现实政治的失望和政治理想的破灭，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结识并师从了老师熊十力。徐复观从熊十力那里获得了新的启迪和希望，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和归宿，连他的名字徐复观，也是熊十力将原来的字“佛观”改为“复观”，而被他沿用终生。
他们师生的缘分要追溯1943年，当时徐复观拜访了正栖居于重庆勉仁书院的乡贤熊十力，并因读史问题受到了熊十力“起死回生的一骂”，由此形成了其与熊十力的渊源关系，也决定了徐复观后半生的命运。当时从双方的情况看，徐复观是蒋介石的随从秘书，有着陆军少将的军衔；熊十力则是流落大西南、甚至居无定所的潦倒文人。但熊十力不卑不亢，在如何读史的问题上，把徐复观骂得“目瞪口呆”，最后徐复观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熊氏“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的教诲，由此埋下了其以后退出军政界的伏笔。
徐复观当时穿着军装初次拜见熊十力时，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十力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颇为自得地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以不高兴的神情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十力问，“有点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同意的地方。
熊十力未听完便怒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这一番痛骂，无异于当头棒喝，骂得徐复观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脑筋里乱转着。但也无异于醍醐灌顶，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部书的意义！正如徐复观后来回忆时所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这次见面对徐复观后半生的影响甚巨，从此使他决心步入学术之门。他曾自言：“我决心扣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20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因而多有一点认识，也是得熊先生的启示。”经过熊十力不断地锤炼，才逐渐使得徐复观从个人的浮浅中挣扎出上来，慢慢感到精神上总要追求一个什么。徐复观开始在精神上追随着比他大20岁的熊十力，这对师生都将其满腔真情倾注于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了。
天时人事日相催，时光定格在此改朝换代的历史关隘，徐复观对老师熊十力的要求却不能从命。留下在大陆的都是那些自觉与国共两党都无多少瓜葛的人士，而作为国军少将、蒋介石曾经的随从秘书的徐复观能留下来吗？熊十力虽为学富五车的一代大儒，但对人情世故却一直不够练达，此时他一言一行确乎天真的有几分迂阔。
徐复观看到老师在信中写道：“宁之中大哲系可取教书否？问君毅”，询问是否可以去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徐复观为老夫子的一片天机哭笑不得，他也与老夫子没大没小的开起玩笑，回信让他“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熊十力看到学生的如此不敬，大为光火。
在此之前，师生之间本来就有关《韩非子评论》一书发生分歧而不快。这本书之前是熊十力的演讲稿叫《述熊正韩》，滞留广州期间，熊十力把它修改成《韩非子评论》。心直口快的徐复观摆出一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姿态，指责老师是用韩非子巴结共产党。不过徐复观这个帽子扣得未免有点太离谱，弄得熊十力有种被冤枉得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尴尬。
不遵从师命，还不顾忌师道尊严，让老师颜面扫地，熊十力恼怒地认为徐复观是脑后生了反骨头，一气之下不再把当成学生看了，“非我徒也，小子当鸣鼓而攻之可也”！9月24日他再致函给胡秋原、钱穆、唐君毅，对徐复观的指责加以一一反驳，并把《韩非子评论》成书经过与要旨加以说明，他非常较真地将徐复观的来信部分剪下来，粘贴在信后说：“右为徐长者复观先生见教不才之信，略摘粘于前。”
9月30日，熊十力专门写信给唐君毅，信中郑重声明退回徐复观给的十两黄金，再次反击学生说自己不离开大陆的无理嘲讽。信中熊十力大动干戈道：“今日对中大之间，直以汉奸心里向度，此等人，万不可受其馈也。”熊十力几次写信都态度坚决的表示要退金，在给胡秋原的信中说：“印价及徐先生所送十两金均存艮庸手，望你与君毅能有便取去。此为人格问题。吾四人吃苦度日，决无饿死之虞。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也以财。吾平生本不苟取予，以徐先生为乡里后进，川中以来颇相亲厚，故忘形而不相外也。”
徐复观不可能收下老师这十两金子，但因为“党见”太深缘故，对老师留在大陆意见非常之大。在这场人生道路的抉择中，师生两人终究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的盛邀下颇为风光的北上首都，徐复观则跟随着国民党撤退大军仓惶中去了台湾。他们师生从此一别后音讯全无，但在天各一方分离的年代，师生之间依靠民族文化维系的血脉脐带却没有断。
文革期间大陆社会秩序混乱，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身在上海的熊十力亦受到严重的冲击，垂垂暮年的老夫子被抄家、揪斗、游街。风烛残年的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腰间胡乱地扎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可惜不得而知，老夫子是否还能想起十几年前和学生的那场关于去留的误会。1968年5月，84岁的一代宗师熊十力怀恨长逝。
徐复观心中是无法放下老师，无论身在在台湾还是香港，书柜上永远都安置有老师照片。照片上的熊十力神采奕奕，每当徐复观坐在办公桌前读书写作，老师的音容笑貌即照临在他面前，一如当年耳提面命。他后来在新亚书院哲学系办公桌玻璃下，压放着影印老师的短札墨迹，只言片语间记述着老师的志事。每每看到熟悉的笔墨，如深闻老师彷徨绕室时长叹深喟之声。徐复观就矢志不移地继续老师的事业，继续反对文化“汉奸”出卖民族精神，这样才感觉尚可对先生之遗照而稍无愧色。
徐复观在生命最后几年极想弥补跟恩师的遗憾，文革结束后他想方设法与故乡的亲朋师友联系，搜寻恩师熊十力的后人和遗著。他把恩师的遗著与《湖北诗征传略》等二十册及其自己所著的学术性著作，由妻子王世高邮寄回大陆，赠送给湖北省图书馆做永久性纪念。
1979年3月，上海市政府在龙华公墓召开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熊十力之子熊世菩曾特别邀请徐复观返沪参加，徐复观极想借此机会瞻拜老师于墓前，以舒30年离别思念之痛，然而由于台海栖迟，两岸睽违，终未能成行，让他终生感到惭愧万分。
半路出家的学界明星
1949年6月16日，徐复观创办的《民主评论》在香港付梓出刊。这份杂志是大型的半月刊，徐复观自任杂志发行人，聘请《学原》旧友张丕介为主编，杂志办刊宗旨标榜着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和学术思想自由。《民主评论》的诞生也许标志着徐复观正式拿起闲置大半生的笔来，走上了以文为生的新征程。
《民主评论》总部在香港，在台湾设有分社。徐复观此时大部分时间定居在台中。徐复观之所以选择台中而不是台北，除了逃避现实政治而求得一点清静外，他在台中一些挚友给他生活提供诸多方便也有很大干系。比如曾任国民党台湾省部委员的朋友蔡培火就不遗余力地帮助徐复关，使得他能顺利在台中落脚扎根。
台中向来具有“文化城”之称，是台湾中西部经济文化中心，清代为台湾府治所在。徐复观在台中通过蔡培火认识了庄垂胜等一帮朋友，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人不少是精通文学艺术，每到月末这些朋友便一起饮酒聚会，诗酒唱和，颇有文人雅兴。台中的朋友们对徐复观的生活和精神给予了长期的关照，在他对困窘时以兄弟般情怀接纳他，使他迅即融入台湾这片土地里。
徐复观半路出家，中年才回归学术。在台中这段时间是他安心学术的开端，此后三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徐复观在中国思想史、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化传统、古代诗文论的研究乃至时事政论等方面均多有创获，提出了不少不同于前贤或时流的理论观点，成为现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方重镇。
徐复观在香港创办的《民主评论》让他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为他进入学术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以一己之力为港台流亡的知识分子搭建一方可供交流的园地。因为徐复观是中年以后方才叩学问之门，前半生投身于时代激流，在翻天覆地的政治军事旋涡中腾挪起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所以他回归学术研究，主要并非那种沉溺于书斋的冷学术，而是往往与古今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是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术。徐复观自己解释说：“不仅我的学力限制了我写纯学术性的文章；而我的心境也不容许我孤踪独往，写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文章。”《民主评论》这本杂志内容设置和风格恰恰能反应出徐复观治学风貌，这本杂志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刊物，把时政评论与学术研究文章一起刊出，注重文化研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民主评论》这块阵地不仅是徐复观个人进入学术界的安身立命的自留地，对惨淡经营的流亡海外新儒家也是方不可多得的大舞台。徐复观在南京办《学原》杂志时的故交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位先生，此时都流亡在港台，悉数成为《民主评论》主要撰稿人。钱穆饱含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唐君毅以深纯之笔开始中国人文精神发掘，牟宗三质朴坚定地发挥道德的理想主义。他们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的志业宏愿与《民主评论》的文化意识意气相通，杂志继续以这批“文化救国”的知识分子为中心。
《民主评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当时逃亡的人岌岌不可终日，很多劝徐复观不必再费这种力气，但他却以近乎顽固的信心，要从文化上撒下种子。很多人攻击徐复观是“拿国民党的钱，来骂国民党”。曾经一度因为经费和稿源问题，徐复观差点打算停刊关门。但在新亚书院的钱穆、唐君毅一帮学人鼎力支持下，《民主评论》挺过了重重难关。新亚书院和《民主评论》发展是紧密相连互为条件，当时钱穆、唐君毅等人这一时期一些重要文章都是由《民主评论》传出。这份刊物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从创刊开始一直到1966年9月才“油干灯尽”，前前后后长达18年之久。
在办刊过程中，徐复观与诸位先生经常讨论时代和思想问题，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非常投机。徐复观曾感慨“一无所有的生命，是彼此容易直感直通的生命”。这些流亡的学人欲在学界寻求救国之道，为中华文化保住一脉，他们几位荣辱与共。
当时和徐复观经常走在一起的有钱穆、张丕介、唐君毅诸位先生。钱穆当时是五十多岁，徐复观和张丕介是四十多岁，唐君毅大概挂上四十的边缘。几位学人钻研之余喜欢一起漫步太平山，钱穆一向是游兴很高，而且是善于谈天的人；他谈的半学术，半生活，偶尔也掺杂一点感慨和笑话，真是使人听来娓娓不倦。徐复观对学问有虔诚的谦虚，因为入行颇晚，初窥学问门径，所以对钱穆、唐君毅两人学问是由衷的钦佩，经常连对唐君毅的哲学漫谈也听得津津有味。对于钱穆这位学辈略高又在学界声望早著的前辈学人，徐复观不耻请他多方指点。钱穆倒也不吝赐教，在给当年徐复观的信中，他对徐常常发表一些指导性意见。
如1952年钱穆致徐复观信中曰：“吾兄有意向中国文化上追求，此事断然是时代学要，盼勿为一时风气摇惑。惟四十以后人做学问方法，应与四十以前人不同，因精力究不如四十以前，不得不看准路向，一意专精，切忌泛滥。”钱穆提议徐复观可以发挥所长，一面可从日文进窥西方，一面可在本国儒学中，只一心在孔孟、易庸、程朱、陆王几个重要点钻研。钱穆眼力独到地预言，以徐复观的聪明才智，“不到五年，必可有一把柄在手”。
徐复观听从硕儒钱穆的建议，“由日文进窥西方”是他进入学界的重要一步。他翻译中村元的《中国人之思维方法》和萩原朔太郎的《诗的原理》的著作陆续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徐复观的翻译不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移植，而是向异域去“借光”，以此来将民族文化中蕴藏的财富更好的挖掘。
经过细致卓绝的努力，徐复观在学问上进步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很快他的文章水平长进得让人怀疑不是他所为，有人污蔑式地猜测说，“徐复观的文章，是钱宾四、唐君毅这些先生们捉刀的。”一年后一些人又妄下结论说：“徐复观的文章写得不坏，可惜只能写政论，不能写学术性的。”这种口吻的话不得不让人觉得这些人是在妒忌这位学界新人，不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简单道理。
徐复观听到这些风言风语，自知自己“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只有拿出更有分量东西才是最好回击。徐复观从事研究是因为要了解问题而认真找材料，因找材料而沉下心来读书，因读书而开始衡断当代的所谓学术，一天一天他的精神就这样被引导到另一方向去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文章多属于时事评论和学术随笔，所以他把这类文字定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这段时期是徐复观从政治到学术转变的期，他把从政的体验逐渐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前途的体验，把这些深切的关怀倾泻在字里行间。
学术是最讲究公道和平等的，但徐复观分明感觉到有些人想“欺行霸市”，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便要独断地加以打倒；自己所未达到的人生境界，便要武断地加以踏平；每个人觉得自己就是知识的全体，自己就是人格世界的全体。徐复观觉得像这种精神中的各个极权王国，若不设法把她敞开，则人类的文化，个人的生命，都将感受到窒息，而失掉谈文化，讲思想的真正意义。他一针见血看出许多极权王国形成其实都是一种共同的心理，即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过分自卑感。
对于一些老于事故的学术老江湖，徐复观无疑于是乡巴佬闯进了大观园。无畏的他却以在政治上锐气，一如既往的冲在学术探究的道路上。他写作文风辛辣尖刻，整个文字里有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在同别人论战中，徐复观人天而动从不示弱，字里行间包含着喷之欲出的激情。不过事实胜于雄辩，等到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等著作问世后，闲言碎语便销声匿迹，这些谣言诽谤不攻自破，而徐复观在学术界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这部书是徐复观奠定江湖地位的扛鼎之作，此书是关于先秦思想史专著。在这里徐复观首先提出了“忧患意识”这个词语，很快就被学术界接受，现在广泛流传于学人的论述中，认为这四个字可以代表我们祖先的一种创造精神。徐复观在著作中重新考证了《尚书》的史料价值；他详细论述了孔子、《中庸》、孟子、《易传》、荀子、《大学》、墨子、老子、庄子以及道家支派的人性论思想。
徐复观自己说他是以“治思想史为职志的”，他的成就首先就表现在思想史方面，无论学术成果的质和量，都超出一般学者之上。其《两汉思想史》三大册，《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等思想史著作，都是可以让他名垂学术史的。徐复观半生学术事业的最突出、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成就，乃在于他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爬梳剔抉和对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的深入查究，从而对古今一切专制政治的无情批判、对中西政治思想及实践之优长和缺失的轩轾批评，以及对儒家德性民主精神的热烈阐扬。
无惭尺布裹头归
大学教授对徐复观来说是向神圣的职业，多年来他一直梦寐以求，在1952年这年没想到能梦想成真。当年台中省立农学院力邀徐复观去讲学，校长林一民满怀诚意地跑到徐复观家中请他去学校代课。这所学校是中兴大学的前身，当时台中没什么著名大学，农学院已经是最好的学校了。校长林一民为了扩大办学影响，求贤若渴，四处搜罗人才，怎么可能会放弃徐复观这位家门口的社会贤达。此时的徐复观因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成了港台知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加之前徐复观早年曾留学日本，并在国民党军政高层摸爬滚打多年，个人本身就极其具有传奇性的魅力，所以农学院邀请徐复观加盟是情理之中。
徐复观被台中农学院安排讲授“国际组织与国际形势”，这门课程对于徐复观来说可能是勉为其难，他个人兴趣和专长都不在此，所以第二年他旋即提出不再教授这门课，而改教大一的国文课，并由兼任转为专任。大一国文大致等同于现在大学里的“大学语文”，对文学历史这些林林总总的基础知识都要有所涉及。徐复观深知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因此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台下基本功地训练，每次课前都会认真备课，事先要反复高声吟诵课本文章，把所有准备的材料读个滚瓜烂熟。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熟读文章后对前人文采优劣自会观若洞火。这次教课的转变让徐复观对中国文学深刻认识和领会，他如此用功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学生感到他的课很有兴味，另一方面他自己可以和早年习得的桐城派文论“重温旧梦”。
徐复观逐渐对自己在台中农学院任教心存遗憾，因为这所学校毕竟是农业理工为主的院校，学生学习国文目的是对文化常识进行扫盲，属于专业主课外的玩票性质。所以无论徐复观教得如何精彩，也不可能会培养出中国文化的衣钵传人。这是一桩只见“开花”不见“结果”的无谓劳动，当然不是徐复观的理想和追求。
1955年，台中创立了私立东海大学，这所学校是有美援资金作为创校基础的基督教性质大学，无论在师资阵容和校舍软硬体设施各方面，实乃当时台湾重点新兴大学的典范。校长为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嫡孙、曾纪泽之子曾约农，蒋介石素来崇敬曾国藩，将其著作及语录悬为终生治军与修为之圭臬；曾约农和宋美龄又同为基督教教友，所以曾约农受蒋介石夫妇极高的推崇，在台湾学术文化界有着很大的威望。曾约农校长邀请徐复观应入东海大学，予以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之位。曾约农认为既然在中国就应当不仅仅以基督精神来办学，比较认同徐复观提出的中西兼通的文化精神。
东海大学采纳了徐复观所取校名中的东海精神，认为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文化基本目的与精神是相同，“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推之南海北海，莫不皆然。”徐复观欣然为校歌《东海大学歌》作词，“美哉吾校，东海之东。挹重溟之巨浪，培万里之长风。求仁与归主，神圣本同功；劳心与劳力，专业复宏通。贯精粗于内外，东西此相逢。美哉吾校，永生之光被四表；立心立命，立人极无穷！”徐用自己生花妙笔，将东海大学的办学精神旗帜鲜明的讴歌，企望通过高等教育把中西融合。
徐复观在东海大学所教授课程为大一、大二的国文课，这是一门学习人数众多基础课，大凡新生入学都要在开始两年内修完。徐复观这次所授国文课与台中农学院不同，这次讲课涉及从先秦到宋明的大量思想家，从当初的文化常识泛泛而谈到现在的思想梳理，他可以教学相长，把工作和兴趣很好集合起来。另外他还开设了《文心雕龙》与《史记》的专书导读的选修课，主要针对中文系学生和其他感兴趣的学生。
1958年元旦伊始，徐复观联合张君劢、唐君毅和牟宗三发表了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世称新儒家宣言。这篇洋洋洒洒4万言的文章，在现代新儒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宣言诞生是由于徐复观这批学人鉴于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中国人自己挖掉累积的文化墙基，另起炉灶照搬西方那一套。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学术研究方式和观点有着众多的误会和不当之处，为了消解这些偏见和误解，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抱着为中国文化打抱不平，几位学人决定发表一篇联合宣言，来表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使得人们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和了解。
宣言中反对西方把中国文化等同于早已淹没无闻的古埃及等文明观点，指出中国文化虽有病但从未灭亡，并且一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必须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怀有同情和敬意，在享受着礼仪道德所带给我们文明时，不能不对古代先贤们心存感激。他们认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和文化生命力是儒家的心性之学，这种心性之学包含形而上学，是不用于西方的一种道德行上学，虽以道德实践为基础，却能统贯天人内外、伦理宗教为一体，不能认为它仅是一种道德的说教或处理人际关系规范。
宣言发表是新儒学发展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标志着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和牟宗三这几位国学大师由最初志趣相投同仁而转向结成学术同盟，从而诞生了声名显赫的第二代新儒家。这次宣言也标志他们开始对外寻求同志扩大影响，一起共同举起中国文化的旗帜，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此后，几位大师不断出版著作，阐明儒学的当代价值，重新建构儒学体系。宣言提出后众说纷纭，有人反对、有人漠视、有人响应，让新儒学气象散发出瞩目的光彩。
这样台湾的东海大学与香港的新亚书院，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研究传播中心。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周围团结众多学人，海外的传统文化心仪者在他的联络号召下交往密切。徐复观的做法逐渐让他所在的东海大学很多教会人士不满，他们不断发出抗议说：“学生受洗礼的所以少，是因为牟宗三徐复观讲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的学校，不是为中国文化办的。”原先徐复观所作的东海大学校歌，其中“求仁与归主，神圣本同功”之句，也被这些人认为中国的圣是无法跟他们的神相比，因此这首校歌在被打压中销声匿迹。
老校长曾约农激赏徐复观融合中西文化，倚重徐复观以基督式精神为中国人办大学，连他也逐渐成了一些人攻击的靶子。反对派以“主的代言人”写出，“他(曾约农)如继续任职，即截断经费来源”，无奈这下这位开明的校长在学生的热泪中被强迫退休。徐复观在东海大学的处境越来越险恶，这些教会人士急于想罗织罪名除去这颗眼中钉，1969年徐复观一次发言正中他们下怀。
那次东海大学进行“中外合璧”的大规模调查报告，其中竟出现大陆人和台湾人是两个不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调查要求在大学教中国文化的人保证学生信仰基督教。徐复观见此谬论流布，心中的涌动的正义感让他无法再沉下去气。终于在一次校务会议上他拍案而起，愤慨之余他辞去了教职。
徐复观离职后，满怀萧瑟地吟诵出明朝遗老吕留良之句：“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他态度鲜明地表示，在当下很多人把几千年的圣贤所织成的“尺布”丢掉，他不会因此而向自己民族以外的东西乞求温暖，依然不会丧失作为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无惭尺布裹头归”，壮哉！这个有着传统士大夫的凛凛风骨的猛士。
1970年，怀着激愤心情，徐复观去香港新亚书院任客座教授，此时的新亚书院已经合并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因为新亚书院办学理想受到限制，1974年他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新亚书院旧址上重建新亚研究所。在新亚任教是他传道授业的最后日子，一直到1982年去世他才离开自己的岗位。
徐复观在新亚时，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徜徉在书海中，自言每个星期七天时间，五天时间是面对古人古书，一天半或两天时间又面对当代。
自从熊十力给以“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的当头棒喝，他深感言西学者浅薄无根无实却转而数典忘祖，因此进入19世纪50年代，他在国学的道路上奋力摸索前进，以原始材料与逻辑为导引，以人生社会政治问题为征验，对传统文化去恶扬善不遗余力。通过对先秦哲学与两汉思想的研究，发掘现代人所需要的理念。徐复观自言三十年来著作可能有错误，但决无矫诬夸饰；常不免有一时冲动意气之言，但都是感时伤世之念。一片赤诚坦坦荡荡之心昭然于世。
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
徐复观一踏进学术的大门，就旗帜鲜明的为中国文化摇旗呐喊。他并不是因为生活困窘而卖文为生，之所以拿起笔来是写文章，只因为身经巨变，耳闻目睹了很多自以尊贵伟大的东西一转眼便跌得云散烟消，在困惑的灵魂和博大心灵的逼迫下，在感叹激荡的情怀中，如何能不把看到的倾诉于在人们之前？徐复观以感愤的之心写政论性的文章，以感愤之心写文化评论性的文章，依然是以感愤之心，迫使他作闭门读书著书的工作。最奈何不得就是他自己这感愤之心。知他者谓他心忧，不知他者谓他何求？
身为东海大学教授的徐复观虽已远离政治，1956年却发表了一篇轰动台湾的涉及政治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此文刊于《自由中国》。蒋介石对徐复观有知遇之恩，两人有着很好的私人交谊。徐在该文中对蒋的虽措辞客气恭敬，但实质上对蒋氏的政治性格进行了一次十分严厉的批评。文中品批蒋氏在受言纳谏艺术方面修养拙劣，揭露蒋存在着不遵守典章法制的问题。在用人问题上批评蒋容易感情用事，比如一个下属若作了一件合乎其情意的事，则不论因此而受到多大损失，其内心还是喜欢。于是常常因为一人的“喑恶叱咤”，而使政府内的“千人皆废”。徐复观大胆地指出主要是由于蒋氏这种政治性格，导致国家整个底失败了。
如果说直接涉及蒋介石的文字还不能不出以恭敬的话，那么在论及一般现实政治时，徐复观的措辞更加坦率激烈。他将民国时期的政治状况概括成，由上到下层层宰制的专制体制，社会要以不德相竞而后始能生活。在这一体制之下的平民百姓则是专制政治的绝对的牺牲品。在此，徐复观不仅仅揭露和批判了现实政治的专制本质，而且代广大百姓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这正是他所谓“万分痛恨政治”、“非常讨厌现实政治”的注脚。
在当时台湾的政治气氛下，能对国民党威权独裁统治公开进行最严峻的批判，只有像徐复观这样有副铮铮铁骨而不去屈媚阿世的知识分子才敢做出。徐复观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入木三分的批评之文，是来自他对现实政治专横黑暗的切身感受，来自他对二千年来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和传统社会的痛恨。此文一出便在岛内激起轩然大波，许多爱国的自由主义人士奔走相告，登载此文的《自有中国》一时洛阳纸贵，重印了十一次之久，为此徐复观也付出了代价——最终脱离国民党。
1957年徐复观又操起像投枪匕首般的笔，矛头对向日益专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悲愤的抗议》中他驳斥道：“你们对于爱好自由主义的人士都当作敌人，则建国大业，由你们这一小撮人可以包办得下去吗？你们说这是你们的反共，我为此而悲，为此而愤，我为此而对代表国民党党意的《中央日报》提出抗议！”他以饱读诗书所熏染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直指国民党要害，这是他对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理念的诚挚认同和身体力行。
20世纪台湾也和有思想争论的任何地方一样，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如冤家一样争论不休，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同“西化派”的自由主义存在一定的冲突。从社会目标来看，新儒家与自由主义并无差异，只是路径上主张不同而已，之间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心态，一个目标”。但自由主义者中很多人把新儒家的“传统”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传统”混淆一致，进行误杀。这让也主张科学民主的新儒家十分不满，徐复观性格激烈偏执，所以表现起来更为刚猛。
胡适作为“西化派”的自由主义旗手式人物，和徐复观的矛盾由来已久。徐复观最不愿意看到是将民族文化丢掉，成了精神上的野鬼游魂式的“无根”。土地的荒芜侵蚀的是生态，精神的荒芜毁坏的却是心灵。徐复观一再强调没有中国文化实际也就没有中国人，他一贯坚持中国人的立场，坚持在自己的文化上生根立场，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激烈反传统的自由主义有着猛烈的态度。
徐复观认为胡适们只能算在医学院注过册，并没认真听过课和实习过，便要把包小脚、吃鸦片和孔孟之道，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等同起来，有如把一个人所生的毒疮，和一个人的整体生命等同起来一样，要割掉毒疮便要割掉整个生命。徐复观承认中国文化有病但不至死，妖魔化和唱衰势必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国民对传统和道德的认知，他一再批评胡适们是不辨病理不懂药性的医生。
1958年徐复观诸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后，胡适非常不屑地对人说，这宣言是欺世盗名的鬼把戏。
一次在东海大学欢迎茶话会，胡适与徐复观正好碰了正着，胡适就拉着徐复观承认自己骂了他们，并说他们宣言里提到的宋明理学其实是阳儒阴释。
徐复观问胡适，在他反对之前，有没有看过他们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述。
胡适诚恳地摇摇头，徐复观就很不客气地说：“既然没有看过，怎么能批评？”接着又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乃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的视野来看的，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亦颇为留心。”
胡适略带嘲讽地说：“徐先生是中西贯通啊！”
好一个咄咄逼人的徐复观，胡适算是摸到老虎屁股上去了，可想而之他们的谈话是不欢而散。这次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适去世前一个月还谈到那次交锋，并感叹：“徐复观的文章，我真的看不下去了。”对于一个久患心脏病的老人来说，对其健康不能不说是毫无影响。
此时徐复观已近六十岁，颇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率性，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像孔夫子一样，“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而他天赋热情充沛，疾恶如仇的人，常会因情绪激动破口直言，而笔锋又凌厉尖锐，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实。
胡适在1961年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会议上演讲，说现在我们现在应当承认我们的文化中少有甚至没有精神价值。胡适否认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对中国文化的目的和采取的方法，让徐复观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激情相挟下徐复观在也掩饰不了喷薄的情感，写出谩骂式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以强硬的语气抨击道：“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份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
徐复观的从一开始就对胡适“恶语相向”，引起力挺胡适一方是李敖、居浩然等激励反对，挺胡派由殷海光暗中撑腰的，双方酿成了一场著名的“中西文化论战”，《文星》、《民主评论》杂志成为论战双方的战场。徐复观无疑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和主力。当双方骂的不可开交时候，传来了胡适阖然长逝的消息。
徐复观于胡适的学问虽有微辞，于胡适对文化的态度虽有责难，但一贯尊重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怀疑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徐复观和胡适之间的恩恩怨怨随着胡适的逝世而烟消云散，胡适去世消息传来后，徐复观立即从论争的气氛中脱离出，数月来与他在文化上的争论，立即转变为无限哀悼之情，写出《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的悼念之文。
文中坦陈对胡适的意见，对胡适作了中肯评价：“我深切了解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的良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正因为他是悲剧性的书生，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徐复观性格有着不可改悔的好辩的执拗，在学术界有时犹如在沙场上杀红了眼睛的战士，对前辈师友都敢不顾颜面地横加指责，他连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熊十力也不放过，何况他人乎？
殷海光就曾跟徐复观坦言，相识二十多年，徐为他时常所厌恶的人物，但亦为他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充满着道德热情何勇气的理想主义者殷海光能说出这样话，真是把徐复观当成真正的朋友与对手。能为殷海光既厌恶又激赏，徐复观今生今世可算遇到了知音了。
徐复观与殷海光在少年时代都深受欺压，使潜意识里产生了反抗性，他们脾气都有些怪而且坏，眼里容不下蝇营狗苟之辈。他两人之间只是一些学术观点的不同，更多的心性的相通，即使在他们敌对最尖锐的时候，双方内心中都敬重这样一个文化敌人，后来两人又化敌为友，成为一对决不是一般寻常意义的朋友。他们都意识到连年笔战使剩下本已无多的知识分子，两败俱伤。
1969年，在得殷海光逝世的消息后，徐复观曾绕室彷徨许久，自言自语道：“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
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是个李卓吾式的狂人，年轻气盛而文笔犀利，经常撰文骂新儒家学人。李敖这种六亲不认的行径使得徐复观极为不快，他于是也写文章痛斥李敖：“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
在白纸上称呼李敖为“小疯狗”，一下子被不那么好惹的李敖抓住了小辫子，于是一纸诉状将徐复观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徐复观敢说敢当，两人一番唇枪舌剑，最后官司不了了之。
徐复观在学术之外的杂文很有战斗性，这些文字作为大师专业研究之余的斐然成绩，说起这些杂文来不能不说他的发表阵地香港的《华侨日报》来。作为《华侨日报》主笔的徐复观从1951年直到逝世前，30年来几乎平均每月两篇，从未中断过。
徐复观是来台湾后认识了香港《华侨日报》总经理岑维休与其子岑才生，并毅然替《华侨日报》洗刷了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从此跟岑氏父子订交，与《华侨日报》结下一生的文字缘，使得徐复观后半生有了另一方同盟。
1969年徐复观从台湾流寓香江，在东亚研究所教书糊口。岑氏父子为了答谢徐复观的相助恩义，每月从《华侨日报》日报支出三千元稿费，徐复观也不会白拿干薪，在居港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杂文供稿给报纸。即便病入膏肓的生命最后时期，每周都还坚持评议时事政局，怀旧忆人慎重追远。他捍卫民主直指现实的思想，主要靠这份报纸传向有中国人的地方。
未谒孔陵为遗恨
1980年5月初，廖承志从美国治病回国途经香港，与徐复观晤谈两岸问题。廖承志代表中国政府向徐复观伸出友好的双手，邀请他回大陆看看，但徐复观考虑再三，由于种种不便而婉言谢绝。这时徐复观已经发现胃不舒服，精神疲惫，在饮食时常发生哽噎。
8月他参加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会议期间体力感到不支。于是去台大医院去检查，发现是得了绝症胃癌。一些朋友劝他施用中药治疗，他认为治癌之药系以毒攻毒，凡草木等之有症候可取者，无不受到专家的注意。与其乱碰而死，不如相信科学而死得心安理得。8月22日徐复观做了胃切除大手术，他自知走到了人生的边上。
徐复观因患胃癌几度昏迷，于将死方生之际，犹梦见与毛泽东相遇于荒野，而且两人依旧咻咻激辩不已。徐复观在20世纪与国共两党的不少领袖人物都有接触，抗战时期，还得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常邀其畅谈政治与学术，还曾向他推荐过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介绍他与刘少奇晤谈。这段经历，留给徐复观印象很深，他自称70岁以前，梦中常常与毛泽东折冲樽俎，纵横捭阖，谈论天下事。
史书上有“依日月之末光”之说，也就是说依附和沾染名人之余泽的，大多会成就一番功名事业。徐复观在他自述体《末光碎影》的回忆中，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他曾以少将军衔、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派驻延安，历时半年。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世，延安的中共召开追悼大会，大会由吴玉章主持。徐复观说吴玉章并不报告林森的生平，而是粗言秽语，对蒋介石加以诋毁，他一时气起，要求登台发言，结果被“今天没有安排徐参谋发言的节目”为由，加以拒绝。徐复观要退席，门卫不予放行，他后来又以绝食来抗议。
结果第二天周恩来写来长信道歉，叶剑英亲来招待所安慰。当时，徐复观已看出国民党的弱点和败象，其症结是在民主和农民上面，并认为中共志在夺取全面政权，而且其势难挡。就连以后国民党偏安海岛后的所谓“光复大业”，他认为亦是难以想象的事。
徐复观不认同国民党偏安后的“光复大业”，对“台独”势力更是深恶痛绝。1972年写作《“台独”是什么东西！》一文，对当时一些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而自称“否莫沙人”的“台独分子”予以严厉的抨击。
1981年3月底，徐复观在美国休斯敦小儿子徐帅军处住了两个多月，他一面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逊癌症中心接受诊治，一面躺在病床上坚持每天写作《中国经学史基础》。他拼了生命最后一点力量完成了这本书，但结果仍让他不是很满意，只能感叹到自己是无法完成一部完整的经学史了。
徐复观觉得已经活到这么大年纪了，死去已经无所惜；只可惜他想写《汉代经学史》，这是一个冷题目，他不写没有人会做，现在竟没有动笔的机会了。老友胡秋原先生建议他口述大纲，由学生代为整理内容，但手术后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已经无法把话说清楚。他常想忘了年纪和病痛，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选择若干关键问题，写出十余篇左右深入而具有纲维性的文章，以完成这方面的心愿，然后这一切都已成为梦想。
徐复观临终之前，自觉壮心未酬，时不我待，在台大医院病室口述他最后的遗作《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自序》时，不无遗憾地说到：“‘程朱异同’一文，以‘为己之学’贯通孔孟程朱陆王学派，老庄对知识与人生的态度与儒学异，但其学问方向亦与此相通，此乃余最后体悟所到，惜得之太迟，出之太骤，今病恐不起，亦未能继续阐述为恨。”一个“太迟”，一个“太骤”，蕴涵着这一代学者的几多心血，几多遗恨！
徐复观在近50岁时由一个赳赳武夫渐成文化人，一直保持勃发的学术生机，显示的不纯粹是自然生命，而更是一种文化生命、一种精神生命，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渗透到他的血脉骨髓里。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者是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的文化根基，自春秋开始的祭孔的是国之大典，到曲阜去祭孔是徐复观在弥留之际最大的期望。
1982年1月他在致信大陆友人说：“弟返祖国旅行事，现在考虑胃癌治愈后，须少食多餐，如何安排途中饮食。今秋冬间，拟可与兄在曲阜握手。”但死神终究没能让他成行，所以他在遗嘱中沉痛地说：“余自四十五岁以后，乃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今以未能赴曲阜谒孔陵为大恨也。死后立即火化，决不开吊。”
一个农民的儿子
徐复观自从流落海外，对他的故乡没有一日不包含着深切的思念，那蜿蜒的山路，几间衰败的破屋，却让故乡那么委婉生动。徐复观说过他和很多人一样喜欢把希望安放在“明天”，而一说到明天当下涌起的便是返回故里的“旧梦”。他在海峡那边的日子经常提起笔，回忆起故乡的一山一水。幻想有一天返回来时，希望还有能认识他的父老；而不认识的儿童，也不会把他当仇人敌人。晚年的徐复观每次吟哦道苏东坡之句，“官宁投老终归去，王式当年本不来”，就辄为之怅惘不禁。
他在台中东海大学时，在校园边经常碰到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婆，常在捡被别人抛弃掉的破烂。他每次早起时碰到，心里就难过一阵。他跟妻子说三四十年来，每遇见一个穷苦的婆婆时，便想到他自己的母亲。却没有像现在所经常遇到的这位捡破烂的婆婆，在她的神情里徐找到母亲的影子。他请妻子清一包不穿的衣服，找机会送给婆婆，借以减少他遇见她时所引起的内心痛苦。妻子按照他说的去做，并送得让婆婆感觉自然而不着痕迹。
1982年4月1日，徐复观在台湾大学医学院病床上安详的去世，享年80岁。他一生所写的政论是为普天之下百姓伸冤，所写的学术文章是为三千年中的圣贤伸冤雪耻，今天这个勇猛无比的斗士终于安息了。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徐复观经历了一种奇特的人生，所谓“由教室走上战场，再由战场走进教室”，从穷苦书生、小学教员而厕身军旅，从下级军官而擢至陆军少将，从对于政治的疏离无知而周旋于民国各派系要人之间、进而介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甚至一度成为蒋介石倚重的人物。
但强烈的根源意识、敏锐的存在感受以及任天而动的性格，使他并不能由于身份和地位的陟降而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村的儿子”，他“几十年来始终想不出做官的好味道”。这种戏剧性的飞黄腾达倒是使他切身体验了现实政治的无比沉重，同时切近而深刻地认识了现实政治的黑暗，从而以各种方式对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徐复观喜欢自称是“乡下人”，也被许多知识界学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这种评价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有关，即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势不两立。然而，徐复观的本质在台湾学者眼里却是“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徐复观一生一直浸淫在意识形态的政治情结之中，而且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落叶归根，徐复观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想到故乡浠水县团陂镇黄泥嘴徐垮凤凤形湾，虽荒寒破落，但那里是他祖祖辈辈的生衍繁息的地方。这山凹的坟地不仅埋着他亲人，也注入了他自己的生命。他说假定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埋骨之所的话，这里就是他的葬身之地。徐复观跟朋友说，他“万一在港随草露以俱化，如得政府许可，亦当埋骨灰于桑梓之地。”并希望在墓石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徐复观”30个字。
1987年，他的骨灰由其幼子徐帅军捧回浠水，安葬在故乡的土地上。返回这个和他生命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垮子，他梦魂牵绕的仍旧破落的垮子，才算弥补了他生命的创痕，也是他旧梦的纯温和实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归根之念，也正是知识分子良心的自然归结。”
在以前，由于海峡两岸隔阻，所以徐复观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高，远不如另一位浠水名人闻一多。近年来，随着他的《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著作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这个原先读者颇为生疏的名字才在文化学术界凸现出来，而且向人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