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因他才有哲学
1947年，台湾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沉重的一页。
1945年10月备受异族欺凌蹂躏之苦的台湾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600万台胞不禁喜极而泣。广大台胞光复初期对大陆的认知非常贫乏，不知道灾难深重的祖国积贫积弱，对腐朽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但随着对当局的失望转而不满情绪渐增。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台北专卖局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各地台胞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拿起武器，进占台湾广播电台，号召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的风潮很快蔓延全岛，迅即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族群冲突，数日内约5000人伤亡！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私心自用，妄定台胞爱国行为为“背叛国家”的叛乱，决定采用武力镇压。不久数万国民党军队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很快台胞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暴力镇压中熄灭了。3月17日事件平息后，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
千里之外的台湾政局牵动着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方东美，他同情台湾同胞争求生存的本能，却又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与民族分裂。方东美被南京国民政府敦请去台湾，负责配合政府的善后工作，安抚沉浸在悲痛情绪中台湾同胞。方东美在中央大学有“当代黑格尔”之称，曾担任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与宗白华等人并称为中央大学资格最老的“四大金刚”。他曾以布衣身份给蒋介石讲授哲学，乃鼎鼎大名的一代名师。
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激励下，方东美一扫之前对政治的远离，觉得有必要为国家民族做些事情。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腐败无能，但民族和国家是绝对不能分裂，此事无关现实政治。他在接到蒋介石邀请赴台宣慰后，毫无犹豫地慷慨赴行。
这是方东美第一次踏上台湾岛，没想到这片土地却是他后半生的安身立命之所。万马齐喑究可哀，这场灾难不仅对国民党和外省人是阴影，对台湾当地人更有如一场梦魇。方东美马不停蹄地在全岛做巡回演讲，从民族大义上告慰同胞。方东美不谙台语，只会用他那略带江淮方言的桐城口音发表演说。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对台胞们大声疾呼，所到之处竟使听众为之感动下泪，以至于台胞们痛哭流涕。
方东美就像在抗战前最后一次“庐山会议”上一样大义凛然，那次他即席发表讲演，声泪俱下地呼吁奋起抗战，高喊“一寸山河一寸血”，使与会者分明地感到“牯岭的风云，变了颜色”。抗战胜利还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上。当时国民党政府一批接收大小官员，张口闭口一个伪政府、伪币制、伪人民、伪学生……方东美听后愤慨地怒斥道：“天下只有伪政府、伪币制，哪有伪人民、伪学生的！……”当时整个中大礼堂倍受委屈的群众哭成一团。
方东美在台湾暂住在台中谢东闵府上。谢东闵乃台湾藉人士，在抗战结束后随民国政府接收台湾，方东美特别称道“谢君奔走国事十余载，今始归觐。”他钦佩谢东闵的为国家民族而上下求索的精神，赠诗赞其云：“双溪深浅水，中有一名流；植德依山性，辞家赴国仇。”
在谢东闵宴邀下，方东美与台湾彰化一代精通汉学的学者诗人们诗酒唱和，闲暇之余饱览全省很多景点，所过万水千山都发为吟咏，形诸笔端的字句折射出他澎湃的爱国情怀。比如在《淡水》一诗注解上，方东美特意附加说明：当初日本初进台北，“因为白鹭凌空翱翔，沿河作巢，乃得入故，台人至今目白鹭为汉奸。”他对台胞的高尚民族节操大加褒扬。
两岸文化血脉相连，民族命运共同辱兴。相逢义气为君饮，在爱国情怀激荡下，平生绝少饮酒的方东美，那次却例外破戒。台湾当地的新朋友，根据庄子所阐发的语意，给方东美奉上“博大化人”的尊号，他致谢坚辞。“博大化人”实乃“博大通人”的同意词，可见他平生治学博综之外，更可贵的是其人格的高尚真诚，正心而后才能正己正物，感化别人。
台湾之行让方东美对这块宝岛体验深刻，并非政治地理视野中带有偏见的“化外”之地和“瘴疬”之乡。1948年方东美料定国民党乾坤难以扭转，他没有过多的何去何从的焦灼和忧虑，慨然决定远渡台湾。
方东美到台湾后，任台湾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及哲学研究所所长，告别了他从1926年开始服务了23年的中央大学。自此一直到1977年逝世，方东美生命的最后近30年，除了1959——1960年与1964——1966年两度赴美讲学外，均在台湾度过。
在台湾这段时期方东美生活是清苦的，内心是痛憾的，目睹了“国破家残”花果飘零，内心每每感时伤怀。初来台湾他撰写了台湾杂咏二十二首，抒发其对“家家围绿援，树树发红花”的乐土的初恋，并希望“畴能绵万载，永作太平人。”但是到1948年《台北除夜》，其心情已骤然大变——“妖疾齐入梦，独我守寒更。十载鸱枭噬，三年虎豹兵。乾坤腾厉气，鼎镬煮苍生。谁谓蓬莱好，能逃世网撄。”
从此之后方东美只能“看花思旧国”了，难掩饰苦海望乡之痛，即使游园山动物园也忘不了故国家园：“国破惊枭健，时危祝兽仁；炎州经岁客，苦海望乡人。”既然有国不能归，诗人也只好一心筑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宅心在淳朴，安处即吾家。”在台湾这最后岁月里，方东美思想是成熟的，成就是璀璨的，兵燹战乱之后，他在南国决心保住中华文脉而不断，让生命的花朵在逆境中灿烂。
初莅台湾大学伊始，方东美发现学校虽条件艰苦，但是图书收藏颇丰，尤其所藏的欧美与日本书籍。方东美喜出望外，急忙邀请他的弟子陈康等人过来。当时台大百废待兴，方东美每日领导系务，不遗余力地率领哲学系同人们艰苦创业。他自己和助教两人动手从中文系图书馆搬回原属的哲学书籍，又从哲学系图书馆清除应属的心理学书籍，为台大哲学系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的一路南下，大一统的局面已是指日可待。方东美建议学校和国民党政府火速抢救全国优秀学人，认为不能将优秀的知识分子丢给共产党。方东美每日接受到很多倾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申请来台湾的信函，包括数理名家陈省身、胡世桢等人。方东美这时尤其想争取老同学朱光潜来台湾，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在美学方面登峰造极，结果却因当时台大文学院长沈刚伯阻拦没能成行，自此他和沈刚伯交恶。后来他打算让学校订部分哲学专刊，也被学院一些反对派所不允许，于是他愤而辞职。
方东美在台大与校长傅斯年结下深厚的友谊，两人是上下级的同事，加上彼此夫人是同学，所以经常同餐共食，坦率交谈。傅斯年刚接手台大，满腔豪言壮语，“我要把台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学府！”方东美却毫不留情地泼“大炮”的冷水：“我看你办不成。”傅斯年不解地问为何原因？方东美痛惜地说：“请看北平城危时，政府派专机抢救学者，机上所坐何人，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傅斯年听闻后沉默不语，黯然神伤。
有“学霸”之气的傅斯年一直以为天下学人尽在北大，等深入接触了方东美后，见识这位博学广通的俊彦，不得不一洗成见。不久傅斯年因脑溢血病逝在台大校长任上，方东美痛惜不已，撰联“生为文虎，殁为人龙”来敬挽这位学界霸才。
方东美与傅斯年、罗家伦均私交深厚，却和他们的老师胡适味不相投。他与胡适是有三同之谊：同为安徽老乡，同以哲学为业，同从杜威为师。胡适比方东美年长八岁，交友遍天下，大家争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方东美似乎没有理由和胡适交恶。然而他们彼此在学术思想上立场确乎南辕北辙，主要双方对中国传统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对哲学一词的取义上大相径庭，道不同而不相为谋。
抗战前方东美与胡适一次见面，胡适发问他道：“我最近发表一篇谈当前哲学发展趋势的文章，你读了没了？”方东美答曰读了。
胡适问他认为如何？接着又说：“那是我近来写作，最用力的一篇。”
方东美觉得胡适荒唐之极，哪里是虚心论学讨论问题？于是故意问他，既然是谈哲学发展趋势，想必对“哲学”一义有高见，而你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所云，哲学就是人生的问题，从根本着想，求根本解决的问题？
胡适默认确是此意。方东美不客气地讲：“我看，那顶多只够哲学的二分之一。”胡适很不服气。方东美得理不饶人地说：“岂止不够二分之一？甚至不够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方东美摆出“痛打落水狗”之势，继续说：“哲学若是只限于人生问题的处理于解决，则与伦理学何异？与公民课何异？何况谈人生，怎能不谈人性论价值论宇宙论本体论超本体论……”
胡适听后自嘲地说：“老实说，我近来哪有充分时间看书？我的书多是蹲在马桶盖上看的。”
此后相遇只有在抗战时“庐山会议”上，胡适亲自分发事先拟好的一本小册子，发到方东美时说：“这下又要被你骂了。”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一半，所写的内容并非从经典源流谈起，所以方东美批评胡适写得是“断头的哲学史”。事件过去很多年后，方东美在台湾一再告诫弟子说，“不要太早成名！”所影射的估计就是他的老乡了。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总结大陆失败认为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思想、文化、教育方面也是惨重的失败了，所以他力图修复其反共思想体系。鉴于当时岛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西化派猖獗，把内部矛盾放大为文化乃至种族冲突的“台独”势力抬头，而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好爆发。1967年7月，台湾各届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在台湾推行继续鼓吹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曲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为“革命哲学”，来行实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
方东美敏锐发觉到传统成为了国民党强化权威的手段，而他对传统哲学研究的理论架构深受西方影响，主张实现民主科学这些目标，所以对当局曲解传统深为不满。文化复兴运动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搞什么“古典今注今释”。方东美大为不满的批评道：“我看他们是在搞文化毁灭运动！不培养学生直接阅读古典能力，误注误释，怎么办？”
蒋介石亲自挂帅指挥，当然也希望自己老师方东美出山。他授意“总统府”秘书处人员打电话来，说要请方东美去“总统府”做学术讲演，方东美问“讲什么，多长时间？”，办公人员回答说，是讲中国文化，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能够讲中国文化，那就不是中国文化！你们哪在提倡中国文化？你在毁灭中国文化！”方东美怒气冲天地说，“你有没事先问我有没时间？你们口口声声要尊重学术，却只会骚扰学者。你要对我下命令呀？”他发完火，啪的一声挂断电话。碰了一鼻子灰的办公人员，后来还得到他府上亲自道歉。
方东美有胆识不买当局的账，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嶙峋铁骨和良知为泯的知识分子，更因为他在港台学术界影响极大，像唐君毅、陈康、傅佩荣等赫赫有名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当局真是拿他没辙。
美国华盛顿美洲天主教大学教授柯文雄说：“西方及美国承认台湾有哲学，是因为台湾有方东美。”方东美学贯中西，在治学上初攻西方哲学，后又转向中国哲学，兼收并蓄而体大思精。他哲理之思文辞华美，漫若行云流水，有如哲学的诗，令人回味无穷，他的哲学体系能自成一家，使得台湾在哲学上成为重镇。
独步学坛无敌手
1964年6月29日，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是1939年在檀香山创设，由美国第一位华人哲学家陈荣捷与同事查理·摩尔等学界知名人士创办，会议旨在世界上推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的志趣，向学界介绍了中国哲学精神中最主要部分。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中的世界和个人”，副题为“东西方中个体在现实、思想和文化中的地位”。美、欧、日、印、港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出席会议，会议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哲学精英。此次来自港台的中国学者阵容异常强大，有方东美、唐君毅、谢幼伟、梅贻宝、吴经熊、成中英、刘述先等学者，是自会议创办以来中国人参会最多的一次。
在这次大会上，来自台湾大学的方东美教授格外引人瞩目，他一头黑发中分分开，纹丝不乱，整个人儒雅翩翩。由于执教于各大学多年，方氏桃李满天下，此次他携门下唐君毅、成中英、刘述先等来参加几年一次的世界“武林大会”。
会议采用分组讨论形式，每周集会五个晚上，每晚由本课题之一地区的学者用约一个小时的宣读论文，然后公开问题讨论，周末则举行公开演讲。方东美一来就被安排打头阵，参加第一周的形而上组的讨论；他的弟子香港新亚书院的唐君毅参加第二周方法论组；谢幼伟参加第三周之伦理学组；执教于美国的陈荣捷参加第四周之宗教组；此外还有梅贻宝、吴经熊、刘述先、成中英等人参加。在此次参加会议的港台学者中，方东美上演了一幕舌战群儒精彩好戏。
勿庸置疑，这是一次世界级的思想峰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在一起互相交流讨论，使得许多哲学问题得以深入展开，各个地区间的较量随之越发激烈。在会议讨论上不时会出现辩论甚至冲突。可以说这是一次地区间思想文化的交锋，对垒的不仅只代表自己个人学术，同时也代表一个国家和种族，显示了各地区学者的风貌。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不同文化之间的攻击与捍卫不可避免。其中一位年逾90的老者在会上倍受关注，他是日本现代著名的禅学思想家铃木大拙，他在西方因不遗余力地宣扬禅学而久负盛名。这次大会他以“禅”作演讲，很多学人为之折服。正当大家追捧这位日本学者时，来自台湾的方东美以他博学宏论发出了精妙绝伦的光芒，让其它学者顿时黯然失色。
6月30日，方东美神情严肃地宣读了《中国形而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雄文，对孔孟老庄、魏晋玄学、大乘佛教进行讨论，阐述了中国人如何陶醉于理想化的世界，并创造出各样奇妙的境界。他在文中绘制了一幅“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认定当今世界正处于文化价值低落，哲学智慧衰退的迷茫灾难的时代，因而想使哲学在我们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能够复兴，然后拿中国复兴的哲学思想去面对西方，也促进西方衰退的哲学精神能复兴。
方东美旁征博引的演讲、典雅优美的英文、精妙奇思的哲理，立即震惊了在场的各国学者。他的真知灼见引得各国学者赞不绝口，但他所宣扬的生生和谐、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观却被一些人所反对，伦敦大学教授芬里就是其中一位反对派。
芬里是分析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方面的著名专家，他在会上以欧洲哲学的分崩离析倾向为例，带有讽刺意味地质问方东美说：“难道中国人未遇痛苦、灾难，亦未接触过世界的罪恶，中国哲学似乎是一套美梦。”
方东美听闻后不卑不亢地借歌德的名言反驳道，“古希腊民族之伟大天才正表现于善能做人生之美梦。”接着引用牛津大学教授多士说过的一段故事：有一次多士在伦敦博物馆欣赏希腊雕刻品，正当无限神往地陶醉其中时，忽然有个无知少年闯来鲁莽地问他，对着这堆别人不要的旧古董，不知道有什么值得这么专著痴迷？
方东美颇具轻蔑地反问芬里教授如何说服这位少年？话语刚毕，场上哄堂大笑，随即掌声雷动。
芬里恼羞成怒地斥责道：“我是堂堂的学者，岂是无知少年？”
方东美不依不饶地说：“在正式谈论中国文化的场合，你怎么不是一个无知少年？不但从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的眼光看如此，即使我方某人看也是如此！”
芬里被气得哑口无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再也无法在会场上呆下去，收拾皮包悻悻地走开，嘴里喃喃抱怨道：“这个人绝对武断！”
两人激烈言辞使得会场火药味十足，针锋相对的辩论让与会人员议论纷纷，有的力挺方东美，认为西方人应该接受这样的批评；有反对方东美，指责他措辞激烈有伤和气。虽然这是一起正常的学者间的学术论争，但已经超过了个人思想的范畴，成为一场中西文化之间的论战。
在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里，中国文化是被歪曲和遮蔽的，就连很多中国人也对中国文化认识十分模糊，甚至充当西方中心主义学者的小喽罗，把中国文化进一步妖魔化。这种偏见的积习由来已久，非得有识之士作振耳发聩的“狮子吼”才能打破。方东美对中西方哲学的驾驭犹如轻车熟路，诗人的激情让他挺身而出，以一位中国人的良知和正义，为中国文化鸣不平，发表这样的酣畅淋漓的演说和辩论，为中国的人扬眉吐气。
方东美渊博的学养和犀利的辩才，让各国代表对中国学者不得不刮目相看。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一代大师，他一贯有为公理正义打不平的古道热肠，为民族争荣耀的自强精神。方东美一生绝不媚俗阿世，别人越是反对和批评厉害的对象，他越是有种冲动，非要打破砂锅弄个彻底不可。他的“怪”，也怪得出奇，怪得可爱；他的固执，也固执得率真，固执得有趣。也许无论古今中外，凡是在学问上有真知灼见的，在思想上能独树一帜的人，尤其是一流的大师级人物，都不免像方东美一样有一份“固执”的劲头。
这次方东美在国际学术擂台上挫败对手，让诸外国学人出乎意料。大会发起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查理·摩尔教授说：“我今天才知道谁真正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会后很多西方学者排队争着和他握手致意，连声说：“我们钦佩你的反攻！”甚至连那位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都赞不绝口地称颂他文章：“冠绝一时，允称独步，不愧精心结撰，压卷之作。”并亲自派私人秘书持名片到方东美的寓所，表示对这位中国学者的赞赏。
会后主办方为了化解方东美与芬里的矛盾，有意安排他们都坐首席邻座。芬里趋前对方东美表示友好，说明日前会场并无恶意，发问确出于好奇无知。方东美付之一笑而不去计较，两人化干戈为玉帛，更对中西哲学若干问题充分交流，心中无丝毫芥蒂。日后芬里在不同场合都表述了对方东美的由衷敬佩，并明言其个人晚期思想因之而变，成为一名自然主义者，向往道家，尤其是老子。
这次会议让很多外国学人刻骨难忘，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明代思想史研究专家麦克慕兰教授惊叹不已地说：“真未想到一位东方人，以英文著述，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其英文之造诣如此优美典雅，求之于当世之英美学者亦不多见。”
方东美英文水平炉火纯青，让许多外国人都自叹不如。他使用的英文就像使用中文般流畅，而且是那种维多利亚式的英文，遣词用字华美高雅，内容深美闳约，即使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如果文化程度不高，还真看不懂。
难怪在台大外文系经常有教授向方东美诉苦，怎么堂堂一个外文系教授，对他的英文却很多看不懂？方东美回答说，如果只懂得口语英文，对他的维多利亚式的英文当然看不懂，犹如只懂白话文，当然很难懂得文言文。由此可以看出方东美在国际学术界广受尊重，除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其千锤百炼的英文造诣也是重要原因。
也许很多人都奇怪，为何方东美经常用英文发表哲学文章。原来他是对很多外国人表达的中国哲学很不满，不屑于很多所谓的“中国通”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就开始乱发议论。他曾批评把《易经》翻译成英文的理雅，由于缺乏哲学训练而不能阐述其中微言大义。而像费正清虽然名气很大，哈佛大学都将东亚研究中心甚至改名“费正清中心”，但仍然对中国文化“半通半不通”，在那个地方胡说。方东美对自己的老师杜威也多有批评，认为杜威是“有学问的人的无知“，其连尼采的哲学都很有误解，更何况对中国的哲学呢？
正是不满很多中国哲学文化被外国人扭曲，甚至诬蔑中伤，心中充满着正义感的方东美，要为中华民族的先贤代言，把很多作品直接用英文在国际上发表，用西方文字讲述中国思想。
方东美的英文水平不需多说，他在国外任何场合从不给中国丢脸。6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邀请方东美去美讲学，访问三十七所著名大学，像文化亲善大使一般巡回东西海岸。谁知道美国人在办理入境签证时，递过一份《时代》杂志说：“请把这一段给我念一下。”
方东美把那本杂志扔回老美的桌上，二话不说地拿起行李扬长而去。美国国务院左等右等主讲人不至，才知道有位老先生拒考英语，所以没给办签证。负责人立马把下属训斥一顿，“人家是我们国家请来的嘉宾，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外语说的比你不知好多少！”
他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使洋人大开眼界。他开了一门课“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苏格拉底平生一本书一个字也没写过，当教授若真没两把刷子，哪敢站在台上张口？他的课大受洋学生们的欢迎，系里系外的教授都跑过来旁听，教科学的一些学者听了，也佩服这位中国人“科学之哲学”方面的深厚学养和高明见解。
方东美一年聘约到期后，校方强烈要求延聘一年，最后他离去时，校长特别举行茶会颁赠“最杰出的客座教授”荣誉。曾国藩之孙、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甚至说：“我们到美国去访问的学者，除方先生一人之外，别的都替国家丢了人！”
出入中西的硕学通儒
方东美此次会议一鸣惊人，在国际上声名远播，让东方文化得到中西学者的重新发现，并使之在人类和世界的大集合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会议结束后，方东美无疑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学界明星，很多西方记者围拢他，纷纷好奇地问他在哲学上持何见解，属于什么宗派？
方东美说：“很难说。说了你也不大相信：在家学渊源上，我是个儒家；在资质气质上，我是个道家；在宗教兴趣上，我是个佛家；此外，在治学训练上，我又是个西家。”
记者听得一头雾水，大惑不解地连连感叹，“怎么可能？！”
方东美确实是如是说，这寥寥数语堪称世上最简短的哲人自传。追根溯源，方东美的哲学智慧是从儒家传统中陶冶，他的哲学气魄是从道家精神里酝酿，他的哲学慧根是从大乘佛教中领悟，他的哲学方法是从西方哲学上提炼。从这个学术背景来看，他乃集儒、道、释、西四家思想为一身，难怪成就为旷世罕见的硕学通儒。外国人见了，不惊讶发问才怪。
说起方东美的家学渊源，不能不提他的桐城“桂林方”的出身。有次他的学生为了某句文义请教他，他答后不久，学生拿着又去询问中文系其他教授，所获得的答案竟然不同。学生大惑不解地再拿来问他，得到的答复是：“请转告他：这是你老师讲的。他若问你，你的老师姓谁？——姓方；哪里人——安徽桐城。那就够了！”后来学生们感叹，老先生对他那桐城家学十分自负！
也难怪方东美的自负，但看桐城“桂林方”家族自元末至清代六七百年的学术辉煌史就不得不叹为观止。桐城自古有“文都”称号，方氏家族因人才之盛“甲于皖口”，是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产生了如方以智这样博洽古今、通贯天人的杰出思想家，也产生了像方苞这样创一代文风的杰出文学家。一代大哲方东美为“桂林方”二十三世传人。
无论方苞还是方以智，都出自闻名海内外的桐城“桂林方”。梁实秋曾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钱理群也曾说，“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以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可以说，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栖居桐城而又以桂林称氏，其缘由何在？《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对此作了解释：方氏六世祖方懋膝下有五子都高中登科，科举及第古称“折桂”，“桂林”则赞其家及第者多，方家因此而得名“桂林方”。
幼承家学的方东美自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化熏陶，其自称“3岁读诗经，12岁就读完了十三经”，他二哥就是著名的桐城中学校长。方东美于1913入桐城中学，与美学大师朱光潜同班同学。1917年他考上了金陵大学，选择了深奥的哲学系，由此踏上为之一生追求的道路。
在金陵大学一次国文课上，一位留英博士上课讲解《诗经》，没讲几段就有学生大胆地发出“错了”的声音，博士开始不理会，接着讲下去，结果马上又传出“又错了”！博士就恼火的问，谁说错了谁来讲！这下方东美被同学一致推举上台来。方东美不愧家学渊源深厚，他从注释、分析到评点均讲得头头是道，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都说方东美国文根底比教授有过之无不及，不久同学对这位博士开的课纷纷退选。
方东美的才华受到当时金陵大学校长鲍伦欣赏，他决定今后若是金陵大学想聘请教中文的教员，一定要先经过方东美同意。其时方东美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这让他晚年回忆起来还笑称“这真是荒唐之至的一件事”。
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学生都必须选修宗教课，校园里宗教气氛浓厚，宗教仪式非常严格。每逢星期天，师生都要去礼堂祈祷。此时训导处会派人在礼堂里巡视，查看是否“虔诚”。稍有不慎，轻则警告，重则开除。很多学生都厌恶这种枯燥乏味的仪式，方东美也不例外，又不敢违规不去。每次做礼拜，他总是想方设法另僻蹊径“开小灶”，为自己寻找一个隐蔽的位置偷偷看书。
有一次他正津津有味地看小说，不幸被训导员发现了。在祈祷时偷看小说，这还了得！加之方东美平时在学校恃才放旷，得罪了不少不学无术之徒。为了杀一儆百，训导处要开除方东美。幸亏一位美籍教师出于爱才而出面讲情，列举了方东美很多长处，才免于了处分。多年后，方东美回忆起这件事，还风趣地说：“我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做礼拜时读完的！”
这次险些被开除的风波却让方东美因祸得福。校长鲍伦召见这位调皮捣蛋的学生，问他为何专门与学校作对捣乱？方东美面对校长侃侃而谈，把自己对学校的管理弊端和危机一一道来，让校长听后连连称是。校长不但不怪罪这位才华出众的学生，反而在他毕业后推荐其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
1921年他从金陵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深造。同船而去的有梁实秋等人。他先后就读威斯康辛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用了三年时间拿到硕士和博士文凭，奠定了他终生在西洋哲学深厚的基础。其才分之高，用功之勤都是罕有人及的。他在留学期间用10美元学会德语，让后人佩服五体投地。
方东美在金陵大学上学时，读到一篇关于罗素抨击德国哲学家柏格森的文章，文笔俏丽泼辣，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方东美反倒同情起柏格森来，激发出研究柏格森哲学的兴趣，下决心要通读柏格森的著作。后来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方东美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哲学名著，尤其是柏格森的哲学著作。
有次导师对他说：“要了解西洋哲学，光通英文是不够的，非兼通德文不可”。于是他便遵导师所嘱，请来一位德文教师，先后用了两小时教会发音和拼读，他想文法词汇可以自修，不必浪费金钱找个人来教了，便把德文教师辞退了，并按事先讲好的价格了付了10美元报酬。
半年后，方东美开始阅读德文的柏格森哲学著作，也读康德、黑格尔、尼采的哲学著作，通过细细地研读，在不知不觉中迷上了柏格森哲学，方东美留学威大研究院的毕业论文就是《柏格森式生命哲学之评述》，标题近似罗素哲学成名作《莱布尼兹哲学之评述》，这篇论文指导教授是当时研究柏格森、怀德海的权威麦奇威教授，他读后啧啧称赞，认为不但内容极为充实精彩，文笔也极为优美生动，马上递给系里其他教授和学生传阅，并大发感叹：“像这样的哲学文章，你们美国研究生写得出吗？”
方东美对自家的学术追求，曾在“简要自述”中写道，“余数十年来潜心研究东西方哲学思潮，冀能了悟其源流正变。素所体验之内心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认为自己的学术决少可以炫耀的，只希望能为中国文化传承尽绵薄之力。
在“党”外的书呆子
作为一个治学成果丰厚的学者，方东美对政治有过自己的思考，他曾这样劝诫朋友罗家伦：“假使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若想根据他的理想来搞政治，柏拉图就是一个前车之鉴。”“不管任何人，要有柏拉图的能耐，怀抱理想而从事实际的政治，有两个条件，肯拿头出来，第二，当主张不能实现时，必须降身为奴。但柏拉图却把他政治上的理想，写成不朽著作。”方东美自己是身体力行进行了柏拉图式的转变，只是他的著作方向和柏拉图有所不同。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诚意拜方东美为师，以期提高下自身哲学修养，可惜老蒋因事变受惊腰伤未愈，未能如期进行。蒋介石后来从方东美学习易经、王阳明与辩证哲学，老蒋给方东美执学生之礼，方东美以布衣给老蒋行国家元首之礼，两礼并行，传为一时佳话。
不久蒋介石自兼中央大学校长，一次到校视察讲话，随从人员犹存军校旧习，竟将大礼堂座椅全部搬出。方东美到后看到此前景，勃然大怒地问道：“来者何人？”听闻是蒋介石后，方东美气愤地说：“既是校长，岂可以不敬师？我这个所长不干了。”此语一出，全场哗然一片，座椅虽然立即恢复，但方东美仍旧在蒋介石面前坚辞哲学研究所所长一职。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每年教师节或年初，蒋介石都要宴请各大专院校资深教授聚餐。1951年初，在敬师宴上蒋介石乘机向方东美问学，出示一本《唯物论辩证法批判》征求意见，方东美翻阅后直言：“这是彻头彻尾宣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哪里是批判？”于是蒋介石请善于演讲的方东美就“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为题，即兴在会上做一次学术演讲。
蒋介石想利用方东美反对马克思主义，让他把演讲的文章整理发表，方东美表示文字还需要润色。谁料方东美一回去就感冒病倒，加上患上青光眼，故迟迟未能交稿。这时妒忌陷害者进献谗言。欲治其罪，何患无辞！他们诬陷方东美不肯发表黑格尔论文、不肯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和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乃旧识……天性多疑的蒋介石开始不满地质疑方东美说：“方先生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从那以后，方东美发现他在牯岭街六十巷四号住宅附近，经常停着一部三轮车，车夫不拉车却一直躺着休息，方东美明白是被特务盯上了。1956年他病愈，《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写好发表，此篇是剖析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缺陷。不过他有意无意也成了一次学术为政治所利用的傀儡。
从这次遭受谗言陷害后，更加让方东美坚定与政治划清界限，他声明谢绝任何演讲或约稿。天真的老先生还增加了一项新的爱好——养狗，买了许多养狗的书籍认真研究，打趣地说：“有时跟狗做朋友，比跟人还好。”
这次风波翻起了方东美与“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旧账，他确实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过过密的交往，还曾是“少中”的中坚力量。方东美一生从未参加任何政党组织，然而与“少中”却情谊深厚，结下不解之缘。方东美与“少中”前后有七年的深厚渊源，有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使他能下决心终身超脱现实政治。
五四和“少中”是支配中国近代史的两件大事，青年时代方东美一个也没落下，而且在舞台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五四在北方真正总指挥是李大钊；在南方则完全得力于“少中”，而方东美就是一方“主谋”。那时方东美正是金陵大学的风云人物，任校学生自治会长，校刊《金陵光》总编辑。此时的方东美平日除用功读书外，更深深关切世局国运，绝非高踞象牙之塔的秀才。风起云涌的五四次日，从北方南下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段书贻找到南京的学生领袖方东美，一起坐镇南京，策划东南一带爱国学生运动。
1919年7月，方东美和左舜生、黄仲苏等人先后加入了王光祈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们向往“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认同“奋斗、实践、坚忍、朴素”的会员公约。方东美以其超凡的文采和杰出的学养，先被选任会刊《少年世界》主编，后又继王光祈、李大钊担任《少年中国》主编。在两份刊物上，方东美发表了《柏格森之哲学》、《唯实主义的生之哲学》等文章。1920年春天，杜威来华在南京的演讲会上，方东美被推举为“中国哲学代表”致辞欢迎，并向杜威介绍了“少中”的情况。
1920年元月，毛泽东经王光祈引介正式加入“少中”。青年时期毛泽东只参加过两个社团的活动，一是长沙的新民学会，一是就是“少中”。他虽然不是“少中”的骨干，但因此得以结识了当时中国最具理想的一群青年才俊。这些人包括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人。
方东美与毛泽东结识于1918年，那年毛泽东孤身行至金陵古城，举目无亲的他访古览胜，徒步环行城墙一周。顺便到南京“少中”分会来参访。分会负责人左舜生正是湖南人，其他会友均是大学在校青年，大家热情洋溢得接待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年长大家六七岁，故会友都以“毛大哥”呼之。“少中”会友欢聚一堂高谈阔论，唯独毛泽东在座沉思寡言。大家思忖他只有师范毕业，并无大学学历，本于一番少年热情，纷纷劝他进大学深造。毛泽东用《老残游记》自嘲口吻笑道：“年纪大了！不重用了！”
大家引《三字经》鼓励他曰：“苏老泉，年二七，才发奋。毛大哥(时年25岁)，你还不到，说什么‘年纪大了’？有志者，事竟成！”
经不住这批少年朋友的怂恿，毛泽东动了心：“帮忙替我想想，进哪间大学好？”“北京大学！”这些南京“少中”会友热心帮忙，大家纷纷解囊，赠送车资盘缠。把“毛大哥”一直送到南京附近的蚌埠火车站，坐津浦路北上，经天津转北平。
“毛大哥”到北平以后，由于经济原因而无力升学，经人介绍进了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中他遇到了“少中”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经过李大钊的引荐，两年后他被吸收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三年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虽然日程安排非常紧凑，但他还是专门宴请了在渝的“少中”会员，由此可见“少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会面时，方东美只轻轻一句桐城方音：“这不是当年在南京时的毛大哥吗？”全场“少中”故人全场轰应，使得尴尬气氛顿为改观。方东美对这次宴会有详细地记述：
于抗战末期，毛泽东应邀来陪都重庆，与政府接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日忽大发请帖，分致旧日少中同人之在重庆者，内附另纸，说明此乃仅系预约，至于何日集宴，再行通知。事隔数周，方始正式邀请少中同人在上清寺渝园杯酒联欢，届时毛泽东出席，举目流盼来宾，一若大党魁之视群众，少中同人多系饱经忧患者，何能服此气势，乃齐声呼曰“毛大哥到矣”。蓦然显露昔年初莅南京时之乡曲情态，渠云：忆昔初到南京，一切茫无所知，于是从下关而独上城头，穷一日之力，巡行全城周围九十余里。同人相顾失笑曰，此乃万里长征之初步练习，今日仍有此雅兴与否？毛见大家词锋犀利，遂转请周恩来报告国共政治协商之初步经过与结果，历时甚久始毕。
这次集会是“少中”解体后的一段插曲。“少中”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开始基本都能宽容不同价值观。不过随着成员于会外的角色变化，内部的思想分歧也日渐显著。
1925年初，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方东美参与了一场“少中”前途的争论。会上过去的同人反目，他们各持己见，在会上一方面倾向共产主义的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另一方面宣扬国家主义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双方争论不休，以致挥拳相向，以杀头作威胁，最终不欢而散。方东美在这里则充当了“中间人”角色，他根本立场是独立于一切政治之外，于是他极力调节以求双方平心静气。最后邓中夏与左舜生握手言别道：“好吧，让我们战场上相见！”“少中”终于因为时代政治的冲击而致解体，留下方东美等人唏嘘不已。
方东美毕竟只是一介书生，面对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他强烈的政治逼迫感也曾被激发，但最终选择了逃遁。晚年的方东美还在为“少中”内部因“政治信念”之争，使“纯粹学术问题，自由思想气氛”完全丧失，以致“主张学术独立与中立者回天无力”而叹惜。“少中”的解散使得方东美彻底自绝与现实政治，走上一个纯粹学者的道路。
方东美和国民党关系应属非浅，同蒋介石有师生之谊，但他终生没有加入过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下野东渡日本，李烈钧代任国民政府主席。11月22日，方东美任教于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去国民政府请愿，李烈钧下令军警开枪打死一人，重伤五人。次日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抬着棺材带学生游行示威，其中之一就有方东美。这件事足见方东美的良知和正义，他心中的泛政治热情永远不可低估。
国民党高层曾派人送个党证给他，来人坚请他务必收下，说是否则回去不好交差。一年后，国民党办党员归队登记，方东美不理不睬。国民党内马上有人放话：“方东美为何不归队？”方东美正义凛然地回敬道：“我从未申请入党，为何归队？那个党证是你们硬塞给我的！”
到了台湾后，蒋介石重新整顿国民党，在全岛进行“党员归队”登记。又有人旧话重提，问“方东美为什何不归队？”幸好有当年同方东美一起抬棺游行的谷正刚替他说话：“为什么不留几个书呆子让他们在党外呢？”
这样方东美这个“书呆子”可以终生逍遥于党派纷争之外，构筑他灿烂高妙的哲学世界。
由诗心而入哲境
真正的中国哲人总是会以他自身完美的人格去印证他深刻的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方东美就是这样的一位哲人。他以现代人的身份，以悲天悯人的赤子之心，由诗心而入哲境，阐释了古老而永恒的中国智慧，把许多世纪的哲理探讨转换成理智生活的永恒现在。西方有人说，揭发中国智慧的大哲必须集“先知诗人与圣贤”于一身。方东美是具备诗人的气质与性情的哲学家，他会通中西哲学，潜心中华文化的命脉与哲学智慧的研究，建构了宏大的比较哲学体系……
方东美曾把最伟大的哲学与最伟大的宗教，最终都归结成最伟大的诗。他比较赞同怀德海所说的“哲学与诗境相接”，哲学要有所谓境界，则当是直贯诗境。方东美主要通过诗词来表达他的艺术情感，以及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文化现象的悟解。方东美是以一个诗人的眼睛去打量天地万事万物之情状，他的诗词里显示一个哲学家的智慧追求。
方东美自己说，“活泼的一面是我内心的事，我假使是学文学，我还可以在诗歌里面表达出来；假使我要有音乐才能，我可以现在歌曲里。虽然我除了写一点哲学的著作外，同时也还写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一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方东美作为诗人虽然是采用人世间的普遍语言，但是经由他所烘托出来的境界，完全不限于现实世界。他可以烘托出一个最高尚、最深刻、最幽远，最芬芳的意境，人们的心灵可以藉此超升到精神的自由天国里面去。
方东美欣赏桑塔雅所说：“伟大的宗教境界即是诗之降凡人间”。他从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发现宗教、哲学与诗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脉相通的，三者同具崇高性，而必藉生命创造的奇迹才能宣泄发挥出来。方东美的人生就是把这三者结合，他奔放的情思、奇美的文字和冲远的境界，把诗人和哲学家都发挥的淋漓尽致。外面的严肃抵挡不住内心的波涛汹涌，方东美或许就应该成为一个艺术家，不想哲学劫走了他的灵魂。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的精神世界，只偶尔反映在他那上千首凝练精美的诗词里。
方东美提出了发人深省的“哲学三慧”，指出希腊、欧洲和中国三种不同的哲学智慧。他还潜入希腊人、近代西洋人、印度人及中国人的心灵，发现各个民族的美感常系于生命情调，而生命情调又规抚其民族所托身之宇宙，三者如神之于影，影之于形，交相感应。他以戏场对比特殊美感，以诗的语境展示出不同民族的哲学智慧：
戏中人物 希腊人 近代西洋人 中国人 印度人
背景 有限乾坤 无穷宇宙 荒远云野，冲虚绵藐 火海清凉。
场合 雅典万神庙 葛特式教堂 深山古寺 恒河净水
缀景 裸体雕刻 油画与乐器 山水画与香花 佛像
题材 摹略自然 勘天役物 大化流衍 物我相忘 我即大梵，生身即法身
主角 爱波罗 浮士德 诗人 词客道种智人(菩萨)
表演 讴歌 舞蹈 吟咏 冥观静照
音乐 七弦琴 提琴、钢琴 钟磐箫管 钟
境况 雨过天晴 晴天劈雳 明月箫声 海潮音
景象 逼真 似真而幻 似幻而真 无相为相
时令 清秋 长夏与严冬 和春 化长夏为严冬
情韵 色在眉头 急雷过耳 花香入梦 万物皆世网
素雅朗丽 震荡感激 纤徐蕴藉 抱朴真心
希腊人、近代西洋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以其不同的艺术情趣塑各自的心灵世界，以不同的生命情调，表现各自的“舞台形象”，从而显露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方东美深得中国哲学神髓，以短简直觉方式发舒名言，隐示至理，用现象学描绘的技巧，展示各民族不同文化的造境。
当年避乱重庆，他在抗战最苦闷时期，每次躲在防空洞里，总是做两件事情，一是勤作诗词，二是研读佛经。在国难当头的日子，民族危亡唤起了方东美民族意识与创作才情，他愁闷自己报国心愿的空幻，在热血沸腾与无限悲情中，他借笔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方东美的诗有时慷慨激昂，有时悲天悯人，有时沉郁苍凉。他的诗词充满哲思，随处可见至情至性。
方东美的诗集命名为《坚白集》，寓意出自孔子“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真正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从他自许为“坚白”和晚年他用易经中“生生之德”作论文集名，可见他内心深处是以儒家思想支配。
1973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世界第二届诗人大会在台北举行。蒋介石亲临会上致辞祝贺，方东美“以一个诗人兼哲学家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在会上方东美作了《诗与生命》的演讲。
面对在座各位从世界各地不远万里而来的各国诗家代表，方东美说，“在未谈论到诗之前，各位不但是，而且早已是诗之化身——兄弟感到深为钦佩。同时也觉得如释重负，因为我毋须乎向各位‘喋喋费辞枉说诗’了。”
方东美觉得各国诗人光临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国度，一个诗歌艺术兴盛发达了数千年之久的国度，他可借机向各位就生命之诗或诗之生命方面，介绍一下中国文化的若干特色。因为在座的各位一谈到诗，都大可各有一套不同的说法，因为各人的特殊文化背景不同。方东美把话题转向了文化价值理念，向参会者展示了他作为一位诗人哲学家的底蕴。
他略为修改一下歌德论希腊人的名言说：健全之哲学精神、优美的诗歌艺术，与崇高的宗教情操，三者互彻交融，故诗之功能在于做人生之大梦；唯有诗人本身，无分畛域国别，才能做最美的人生之梦。
方东美的诗作淹雅闳博，辞采俱丽。其中青山与绿水相映，人物与河岳相彰，时政与宏愿相违，种种情思与景象交织，折射出耀眼的思想光芒，引人遐想。这让老同学朱光潜大为惊叹，称其诗“兼清刚鲜妍之美”，捧读再三，欣喜若狂。徐复观在方东美逝世后曾这样说：
他的学问上的成就，决非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人所能企及。……假使从诗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胸襟气象，则把他的诗拿来和胡适之冯友兰的诗相比较，真可谓‘阅衡岳以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现把这首诗抄在下面，以与世之知言者公证。
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八纮申一指，万类趣全生。
大德新新运，危心局局平。艰难存懿迹，激浊为扬清。
方先生的诗，规模阔大。哲学性的诗能写得这样成功，在诗史中可谓另开新局。
钱锺书在看到他的诗作时，钦佩地感概地说：“中国古典诗人，如方东美先生者，今后绝矣！”
方东美做学问也如作诗般开阔，不是像蚂蚁一般积累，而是像蜜蜂一般采花酿蜜。他不是埋首书堆的老夫子，而是向往“老鹫搏云的意境”，可以在学问天地中悠游自得，又能提出一些创见和启迪之学。
他的文化观既是以哲学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也是一种注重民族生命精神的比较文化观。方东美著作如《生命情调与美感》、《生命悲剧之二重奏》、《科学哲学与人生》、《哲学三慧》中就探讨文化问题。这种文化研究的热忱，终其一生不曾减退。逐渐形成了他内容丰富、颇具特色的文化哲学理论。
方东美虽未提出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却依据原儒的精神勾画出了当代新儒学的原则：生生不息，广大和谐。他不以虚无主义的心态对待儒家以外的哲学智慧，而是兼收并蓄，使儒家成为广大悉备、圆融和谐的体系；同时凭藉对历史的洞见，把握现实，展示未来。在1975年，他生命最后几年论述《当前世界思潮概要》时，万流归宗，仍强调“我们还是要培养儒家的优点，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镇。”
中华文化传灯不绝
1972年方东美东从台大退休，学生们为他举行了一次深情的烛光晚会。那次烛光晚会在台北耕莘文教院举行，方东美身边挤满了各地赶来的弟子。白发苍苍的方东美被拥在中心，他手持蜡烛分传给与会的各位同学，会场上烛光交相辉映。他拈去烛光的意象，用嘶哑而略带苍劲的语气，缓缓地叙述着华严妙理。
而现在，我们证明了每一位都有内在的本体、内在的作用、内在的光明，照耀一切的一切，所以现在大家点了这个灯，你照我，我照你，你照他，他又照他，在这辗转相照的时候，我们再借《华严经》里的说法，这一本体、这一作用，也就是这个光明的显现，是自己在自己……这样一来，产生了这一个光明，在那个地方彼此辗转增加它的功劳，提高它光明的普遍性、永恒性、悠久性、无穷性。(《方东美先生演讲集·传灯微言》)
他眼中分明闪着泪光，和着眼前的烛光，弟子们炯炯的目光，光光相织，交相辉应，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是一幅感人的20世纪“传灯图”。不必从他话语中寻找其成佛成圣的依据，这只是一个大哲从烛光妙理来教化众生。他最后用沉重地道出动人心弦的话：“我的孩子没有继承我的学术生命，我只有心智上的后裔。这句话会因着时间而传到悠久的未来。”在一片依依不舍的气氛里，方东美告别的了耕耘了50年的讲坛。
他在家沉潜用功，连台大学生都难以见到。台大外文系王文兴开玩笑说：“文学院学生五六百，别说很多人没听过方东美的名字，没上过他的一堂课，念过他一本书；就是进进出出文学院同一座大门，对面遇着，也不知道谁是方东美。”
方东美晚年在台大收到下了现在比较走红的傅佩荣这个弟子。那是他台大最后一年的课，课程名是“中国大乘佛学”。开学第一周上课时，文学院教室连外面的走廊都站满了人，一看就知道很多社会人士慕名而来。方东美手拎着大型公文包由学生开道走进来，气闲声定地站上讲坛说：“有人说要换更大的教室，我看不必了。在讲述哲学的课堂上，开始时人很多，然后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讲者一个人在独白。”不过方东美只说对了一半，三周之后教室人人都开始有位子了。也难怪，像傅佩荣这样学哲学出身的学生，听起来都觉得吃力。
这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方东美的课程对于喜欢哲学学生却是犹如甘霖。他1952年在台大的学生成中英就因为喜欢方东美的课，才一头札进哲学的圣殿里。在成中英眼里，方东美的讲课犹如潜艇飞船，把听着带到海底龙宫九霄云外，去欣赏各种瑰宝珍藏，并领略上天入地的绝妙境界。他能从知识论讲到形而上学，从文化哲学讲到人生哲学。他既把人生的境界结晶为理念的系统，也把理念的系统点化为人生的境界。他的哲学博大精深，要求学生必须养成一种整体全面的思考习惯。他是站在生命的价值立场评断古今中外的哲学体系，无一不头头是道，一针见血。
他的学生刘述先回忆方东美的课和成中英是英雄所见略同：“东美师的哲学概论给我打开了一个思辨的神奇而丰富的世界。他的演讲有如天马行空，不能尽记，但却把人的精神整个提了起来，深觉学问世界的宫室之富、庙堂之美，简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方东美平生非常喜欢庄子，称赞他是“中国哲学家气魄最大的一位”。并经常强调从教育人才来说，必须精通庄子精神。因此他经常引用庄子所说的“大鹏鸟”的比喻对青年人要先沉潜“培风”。大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冲九天，看似伟大自由，实凭借风之力。否则正如庄子所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他教育弟子也是如此。
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是方东美的弟子，他是在中央大学从学方东美。1931年唐君毅毕业准备还乡，行前谒拜问老师：“自己还想自修西洋哲学，当读何书”。方东美让他允许三日后再答复。届时方东美请夫人用英文打字备好一份“西洋哲学进修详细参考书目”，分门别类，列举约三百本名著以赠。师弟之间，赠书目以壮行色可谓佳话。
唐君毅照单下书后，回家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八年后师弟相逢，方东美发现学生自学八年，学业大进不亚于留洋深造，于是推荐唐君毅入中央大学教书。后来唐到香港同钱穆创办新亚书院，成为当代新儒家大师。方东美明言：“在思想途经上，君毅与我不同；然不碍师弟友谊。”唐君毅一再跟外人说：“中国人中真正搞通西洋哲学的，只有方先生！”
方东美逝世后，唐君毅追忆道：“从夫子问学五十年，每忆论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与维摩同病逾半载，永怀流光慧日，如何弃我先沉。”从唐君毅自认“问学五十年”可见，他对方东美的终身执弟子礼，在其逝后所遗信函更明确致赞：“当世能通透东西哲学者，吾师以外亦无第二人。”
外界一般人的印象，方东美是一位令人觉得积学高慧、才气纵横的人物，他不但是国际上最负盛名的中国哲学家，而且看起来非常严肃，使人望而生畏。他目光炯炯，寒锋逼人。不免予人一种挺拔孤峭，而多少有点“拒人千里”的印象，就是一般所谓的“不易亲近”。他的学生孙智燊回忆他当学生的时候，是不大敢随便向他问问题的，别的同学也多半是不敢随便向他问问题的。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方东美是一位威严赫赫的严师，但又是主张有教无类的千古良师。现在常在台湾及世界各地弘扬佛法，使用最现代的传媒视听手段推广佛陀教育的净空大师就是方东美的学生。
那时净空和尚想到台大去听方东美的课，于是写信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方东美看，向他老人家请教。一个星期之后方东美回信，约净空到自己家见面，面谈其实就是考试。面试结果后，方东美跟净空说：“你不需要到学校去听课。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是到学校去听课，你一定很失望。”
净空听了方东美这几句话很难过，如凉水浇头，满腔的希望突然都没了。过了几分钟，方东美又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日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两个钟点的课。”这是净空做梦都不敢想的！
在台湾，方东美用这种方式来教学，大概在那时只有净空一人，没有第二个。以后方东美的学生很多，听到老师教这样一个学生，特别对这个和尚另眼相看。学生们说：“方先生的眼光很高，单独教你，那不是简单事情！”
净空学佛很久之后才明了，原来他是一张白纸，没有被污染，方东美非常珍惜，所以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就是怕他到学校认识很多老师，认识很多同学，会听到很多东西，心就杂乱了。特别教导就是防止污染，这是他用心良苦。当时体会不到，学佛之后才了解，这是师承。
乾坤一场戏，生命一悲剧
方东美同夫人高芙初1928年在上海结婚，他比夫人长7岁。高芙初受过当时上海最进步完整的西化教育，出身最著名的中西女校——中国卫斯里，正是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在华母校，她与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是同学。高芙初和方东美结婚五十年，患难与共，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总是默默支持方东美，抚养四个子女。
夫人还是方东美英文写作的贤内助，第一个读者和最后的审校者。她在台大外文系任教，像慈母般的爱待学生。每次学生来访方东美，她常常只是照顾茶点，无论谈话多久，从不介入。而方东美也从不看表，也很少喝水。
在作品里方东美经常能显现出儒家圣者气象，而生活又能陶冶于道家境界，对宇宙和苍生他又怀着佛家的悲悯，他确乎是融合了三家于一身。殷海光就曾对他学生陈鼓应感叹道，台湾当下有风范、有骨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像方东美先生那样，便是仅剩下的一片傲霜叶！风骨嶙峋的自由主义斗士殷海光能对方东美发出如此的感叹，可见他的高风亮节。
方东美本人西学功底极其深厚，西方学界规范的训练塑造了他严谨的治学作风。这种严谨并不仅表现在做学问上，他生活上就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比如他冬天大都是皮领大衣，打着领带；夏天则多是丝绸大褂或夏布大褂。总的给人感觉，仿佛是衣服事先配好套，只随季节更换而已，不同套衣服不会搞乱。
有时学生们到野外郊游踏青，邀上方东美同行。他出门时总喜欢在脖子上挂上有大有小的相机，学生不解地问他为何要带三个相机，他回答：“我在外头看到好的风景要拍照时，如果只带一个相机，这时坏了怎么办？第二个相机如果又坏了怎么办？所以要带第三个。”学生们接着打趣说：“老师，如果第三个相机也坏了怎么办？”他老人家慢条斯理地说：“这种或然率不太高。”在外旅游时，方东美拍照最多的不是风景，而是小孩子。也许正如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1976年8月，方东美终于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巨著——《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在他准备赴美洽谈出版事宜时，不料在行前检查身体时，发现的不治的癌症顽疾。他泰然自若，这是一个哲人参透生命之后的自在往生。
方东美在最后养病的弥留之际宗教信仰是桩悬案，据他弟子刘孚坤所说，在1977年3月26日，虽身患不治之症，痛苦异常，然而内心仍然宁静，自觉进入佛门须有必要手续，便由林苏民医师与其门人刘孚坤，护送至土城承天寺参拜广钦老和尚，虔诚接受皈依仪式，法号为传圣！
但事后没人从方东美口中证实，学生傅佩荣也回忆从来没在方府看到过佛像。因为他夫人高芙初不信仰佛教，所以避谈此事。学生傅佩荣认为方东美在个人的宗教取向上是接受佛教的，但正如他所强调的“佛教亦宗教、亦哲学”，而他所接受的是人类面临自然考验与生命奥秘时，都会既需了解又要肯定恒久的理念。
方东美常说他自己生命是场悲剧：第一他不喜欢美国，然而命运偏偏注定了要他留美；第二他不喜欢大城市的繁华喧嚣，只希望能居一处山明水秀的小城镇潜心治学教书写作，然而命运却偏偏注定了要把他紧紧绑在大城市。从武汉到南京，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再到南京，从南京流落台北。他个人的生命史恰应了萧伯纳的“不能从心所欲”的悲剧。
方东美悲剧式的人生观，是他生活的大时代所决定。他一生的壮志实现了多少？理想实现了多少？他以心血所灌溉、所培育的花朵开放了多少？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挫败和悲剧，这是整个时代遭遇的大悲剧和大不幸。因为他生逢民族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和大动荡，他个人的壮志难酬和理想挫败是难免的。
在1977年6月时，他早期在抗战时学生王升和潘振球来看望他时，问他可否留下遗嘱，方东美慨然允诺，推弟子刘孚坤来录音执笔。
方东美在遗嘱中口述：“假使在我身后。我决计不发讣闻，不发丧，不收礼。没有任何形式的的事情。就在报纸上面说，某某人享年多少去世，就这样简简单单的。然后身体就从家里，换著衣服，送到火葬场，把它烧掉，烧成的灰……(洒)到台湾海峡与金门之间……一切都清清爽爽的结束。”并捐赠出毕生全部藏书。
1973年7月13日，78岁的方东美在因病在台北踏上归程。他临终弥留之际发问“宇宙间除人世尚有何样世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还在思索生命永恒的价值，这是一代大哲在对人生的最后思考。
方东美逝世后，由方东美之子方天华手捧其骨灰，在方门弟子王升、刘孚坤陪同下，将其骨灰洒海峡与金门之间，沉入靠大陆一侧的海湾，让海浪送他回归大陆。现在金门岛上尚有“东美亭”，亭内有方东美先生浮雕，直对大陆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