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流水春去也
又是一年春草绿，1949年早春二月的江南一片生机盎然，夹杂着泥土的气息的暖风拂面而来。无锡西门外太湖边的江南大学校园里，深红浅红的桃花瓣略带着隔夜的雨滴露出脸来，婀娜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而正执教于江南大学的钱穆却有点不合时宜的焦躁彷徨。现实的动荡不安让钱穆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面对这满目的江南春光，他明显失去了往日写作《湖上闲思录》的闲情与雅致。
钱穆回到家乡的江南大学一晃已有一年多了。这个江南大学是抗战胜利后由当地著名商人荣氏家族斥资兴办，无锡荣家兄弟荣宗敬、荣德生在近代史上有“棉纱大王”、“面粉大王”之称，江南大学是荣家回馈乡里而投资兴办的一所私立大学。1947年11月钱穆先后辞去云南五华书院和云南大学的教职，应江南大学老校主荣德生之邀东返故乡大学来任教。
不是钱穆自甘居于学术边缘地带，这些年来他一直受到主流学术圈子的排挤。自1939年离开西南联大，他开始与主流学术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逐渐隔膜。当初钱穆从一个没有学历的乡村教师步入学术界，其治学方法和宗旨与当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的胡适和傅斯年一派颇多不同。胡适和傅斯年所领导的主流学派在治史方面注重史料与考据，“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口号形成了“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钱穆对于“新考据派”在20世纪30年代前还颇为认同，但随着他学术价值体系的成熟，认识到治史应当贯通古今识其全部，不能一味在疑古的作崇下只重视出土文物而忽视古典文献，从而他治史开始从考据转向文化研究，并由“考史”转向“治史”。钱穆和“新考据派”治学门径上的分道扬镳，门户之见的陋俗使得他逐渐为主流学术界所不容，在抗战时他竟被西南联大以一年省亲未归之由解聘，他不得不辗转到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和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
当年钱穆由一个乡村教师登上北大讲坛，与胡适和傅斯年提拔赏识不无关系。钱穆因朋友顾颉刚的力荐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逐渐成为学术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随后又写出考订先秦诸子的名著《先秦诸子系年》，钱穆的名字是在此一文一书广为传播后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胡适读《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还写下读后感言云：“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所以顾颉刚向胡适推荐钱穆入北大时，胡适不假思索的答应了。当时北大历史系主事者傅斯年对钱穆能破格也起决定作用，钱穆这篇《刘向歆父子年谱》让傅斯年刮目相看，并赢得了这位“学界霸才”的称赞。没有北大历史系的掌门人傅斯年点头，像钱穆这样出身卑微者想进入人才济济的北大历史系执教的是不可能的。
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以后，在很多学术观点和争端上，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草根出身而自卑地依风附草，他与胡适的之间关于老子的争端是广为流传的佳话。他们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前，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传闻二人某次在会议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老子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当坚持己见。胡适答曰：你的证据尚不能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不要亲老子”估计应是胡适戏谑之言，但从话语间听出两人弄到了剑拔弩张的非常态势，他们在学问上的“过节”愈发地水火不容。
随着钱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他与“新考据派”的冲突越来越激化，钱穆对“新考据派”经常流于笔端的批判引起了对方强烈的不满。张其昀向傅斯年询问他对钱穆新出版的《国史大纲》看法后，傅斯年当时轻蔑地说出“向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谈到此书中关于中西文化历史的比较时，傅斯年嘲讽味十足地说：“钱某何得妄谈世事，他那点西方知识不过是从《东方杂志》得来的。”钱穆闻后也情绪十分激动地反应道：“彼之深斥于我，特以我《国史大纲》，于我国家民族历史传统多说几句公平话。彼之意气激昂，锋芒峻锐有如此，亦使我警悚之至。”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新考据派”的批评使得他们之间矛盾公开化，一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昭然若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的第一批院士，自然没有钱穆的份。
长期在史语所傅斯年手下任职的李方桂谈及此事时说，“他(钱穆)搞的历史研究与我们不同，我们或多或少是根据史实搞历史研究，他搞的是哲学，是从哲学观点来谈论历史，因而跟我们搞的大不相同。”李方桂说起钱穆与傅斯年的恩怨怨时说，“我想钱穆和傅斯年之间有些误会，肯定有误会，因为傅斯年的历史观更重史实，而钱穆的历史观则是某种哲学化的历史，所以他们彼此观点各异，这就是为什么傅斯年不特别欣赏钱宾四之故。”
正因为这层原因，钱穆自1939年秋离开西南联大后再也没回过北大，抗战时期他辗转于齐鲁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校任教。抗战胜利结束后，北大清华一些学校复校自然与钱穆无缘，退居边缘地带的他只能教书、读书、著书聊以自娱。钱穆在江南大学住在无锡西郊一个隐藏在山水名胜间小市镇上，这短短一年多时间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段日子，虽然这时内战的烽火四起，战争的腥风血雨飘洒在每一寸中国的土地上，钱穆却能于乱世中偏安一隅，静心完成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两本著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然而终究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改朝换代的易辙之际，每个人都难以逃离历史的选择，更何况作为名满天下一代大学者的钱穆，他自然要在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之间作一个痛苦的抉择。
钱穆对国民党政权有很多不满，特别对抗战结束后的通货膨胀和一些贪污腐败现象，但对共产党的马列主义与唯物史学观他就更不认同了。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理论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跟老师坦白，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钱穆无意于留在大陆迎接新新政权，但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中他却不在其中，这并不是无意识的忽略，此次“抢救”计划由与他积怨颇深的傅斯年主持，自然会把钱穆排斥在外。钱穆清楚明白处于边缘位置的自己交际不广，在此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何去何从，显得格外迷茫与紧迫。就在他彷徨踯躅之时，在广州的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邀请他去讲学，钱穆略加思索后决定南下，借广州以暂避，免临时遑迫不得脱身。
钱穆婉言谢绝很多亲朋好友的挽留，他没有带上妻儿老小，甚至连宿舍里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只借口春假出去旅游，只身从上海乘船赴粤任教。钱穆自己也没料想到，这次竟是他抛妻弃子、背井离乡的永别。自抗战以来这么多年钱穆习惯了一个人颠沛流离，的确有点为学弃家的味道。一直以来妻子张一贯为了支持钱穆的事业，在家中边当小学教员边照顾着他们的三子二女。张一贯是钱穆的第二任妻子，钱穆的第一妻子无锡后宅邹氏于1928年去世，张一贯这位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新女性于次年嫁给了钱穆。随后她跟随钱穆告别了江南古城北上燕京，在北平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几年，等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钱穆一人独自南下跟随西南联大流落大后方，张一贯拖儿带女的回到了苏州。这么多年钱穆只是断断续续的回家省过几次亲，在大陆子女的记忆中父亲的影子依稀模糊。
钱穆到达广州后不久，解放军就强渡长江占领了南京。国民党大部分机关人员败逃至广州组成“战时内阁”，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来为没落的政权苟延残喘。钱穆滞留广州期间受到阎锡山邀请出席了行政会议，他在会上即席发言声称抗战时军队居前线，政府居中指挥，知识分子最在后方，而今日前线军队形势逆转，前线军队崩溃，因此知识分子应深入民间人自为战转上第一线，待人心稳定下来，或可重建政局，然后军事才能重新振作。钱穆之前一直是处于边缘状态的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一心著书立说，既使撰写时事政治问题的文章，也只是抱着“书生论政，仅负言责”的态度，认为文人从政，就好像农民让自己的田地抛荒而去耕作别人田地。此次滞留广州却一反故常，仿佛焕发出了他的政治热情。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的钱穆一生虽未从政也没加入任何党派，但对现实的关注没有比胡适、傅斯年一帮卷入政治甚深的国学大师逊色。记得钱穆第一次被蒋介石召见问及是否对政治有兴趣时，钱穆回答：“我治历史，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即如当年顾(炎武)、黄(宗羲)诸人，他们尽不出仕，但对历史上的传统都大有兴趣，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极大关心。”钱穆回忆那次召见“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这使得他在政治天平上永久地倒向蒋介石一边，他在大陆最后的时间里对自己反共立场毫不隐讳，还在一些反共的传单上签名。钱穆的这番言论和行动自然引起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他的不满。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必要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而其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极少数人”，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
对于毛泽东的点名，钱穆自然一肚子委屈，他满腹牢骚地抱怨道，如果说胡适与傅斯年两人是国民党政府的忠实“走狗”是一点不过分，而自己一直以来跟政治有着相当的距离，从未当过什么官、加入过什么党派，不知道是哪个反动政府控制自己的？钱穆在给学生郦家驹的一封信中还耿耿于怀地说，自己“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怎么找到我头上？”愤懑之情溢于笔端。
千斤担子两肩挑
1949年6月，钱穆随着华侨大学迁入香港。对于去台湾钱穆也曾有过打算，他与蒋介石有过交往，曾数次受到蒋的召见赐宴。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大力提倡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是钱穆的兴趣与专长，所以文化心理的认同使得钱穆把民族的复兴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并把他作为抗战领袖来拥戴。蒋介石和钱穆几次见面在一起谈论话题最多的为宋明理学，晤谈后蒋介石亲自把钱穆奉为座上宾加以款待。钱穆以一介书生数度被“最高领袖”所召见礼遇后，使得钱穆对国民党政权好感日增。如今蒋介石和国民党败退孤岛台湾，钱穆却没有去追随故国和领袖，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史语所的迁台，傅斯年出任了台湾大学校长，而胡适一派学者一直占据“中研院”和学术机构，他如果去台湾会绝无发展的空间，只会继续遭受到因门户之见造成的谩骂、排挤和打压。
恰好钱穆在滞留广州时，碰到的前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老友张其昀，他谈及计划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学校打算是以研究文法两科为主，以培养通识而有专长人才为宗旨，暂定校名为“亚洲文法学院”。同样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的张其昀适时的向钱穆抛出了绣球，钱穆当即就回复，“抗战军兴，即蒙邀赴浙大同事，迄今仅得赴遵义一月而已，歉憾无极。今君既赴香港办学，余必相从，以赎前疚。”爽快地答应了老友邀请。没过多久钱穆跟随着华侨大学一同南迁，“手空空，无一物”的南走香港，走上了他白手起家办学之路。
等钱穆到达香港之时，张其昀却已因故赴台从政，在忧患意识与文化担当的驱使下，钱穆毅然以一己之力承担起了创业的艰辛。他邀请同来香港的前江南大学的同事唐君毅与香港《民主评论》主编张丕介一起，开始了新亚书院前身亚洲文商学院的创办。钱穆自任院长，开创学校初期的师资除唐君毅、张丕介之外，全是他依靠往日的交情去四处张罗邀请，先后请得罗梦珊、程兆熊、吴俊升、任泰、罗香林、张维翰、杨汝梅等人的加盟，这些人有的是不取报酬的纯尽义务，钱穆带领这批客居香江的学人担当起传承和弘扬起中国文化的重任。亚洲文商学院学校课堂设在租借来的华南中学三间教室里，实行晚上上课的夜校制度，所以又名亚洲文商夜校。把教室和教师都落实好后，钱穆亲自披挂上阵，在流落街头的年轻人中进行广告招生，颇费一番周折后学校招到了第一批42名新生。钱穆就这样以苦行僧的精神开展了日夜操劳的办学工作。
在钱穆的内心中，办学不止为一些流落香港的青年提供一个读书学习场所，他期望自己创办的学校能“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宗旨沟通世界文化。”钱穆的老师吕思勉曾劝他回大陆教书，他给老师回信中把自己南下的心迹这样表明，“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在香港这块素有文化沙漠之称的殖民地上，钱穆企望能埋下中华文化的慧根，并从这块“近百年既属于中国土地又不算中国的土地”上培植出中华文化的奇葩，成为一个保存复兴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
半年后钱穆把亚洲文商学院改名为新亚书院，搬至九龙桂林街中，自此新亚书院这个传播中国文化的摇篮在东方之珠上诞生了。钱穆说：“一个流浪者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我不敢暴露中国人身份的心情来要求有个‘新香港’，遂转而提出‘新亚洲’。我当时只能希望英国人对亚洲殖民地采取较开放的姿态，使流亡在香港的中国人能获得较多的自由。”所谓“新亚”一词即是“新亚洲”之意，钱穆称取“新亚”为名，是寄望将有一个稍微光明的未来。改称“书院”是希望学校能继承宋明书院的学风。
书院是在人物、物力奇缺的状况下创建的，随时有关门之可能，“创业艰难百战多”，钱穆对这书院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为其成长和发展殚精虑神，常常说“只要新亚能不关门，我必然奋斗下去，待新亚略具基础，那时我才有其他想法之自由”。在他和其他师生的努力下，新亚书院渐渐得到外界的欣赏和承认，并最终培养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学人。
在新亚创校40周年之际，钱穆口述了《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辞》，抚今追昔，感慨万端。他说，“‘千斤担子两肩挑’。这是写我当年心中的实感，一点也没有夸大。”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他的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承当的那种气魄。“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在新亚校歌中，我们又感受到了钱穆那跳动的脉搏，感受到了一代学人对青年学子的殷殷厚望，感受到了新亚精神和生命地跳跃和传递。
1950年冬天，对钱穆与新亚书院显得那么的寒冷和漫长，学校已经到了穷的揭不开锅的程度。学校原先的经费靠从上海来的商人王岳峰支持，但王毕竟经济实力有限。日渐增多的学生没地方住宿，连租借来的教室的阳台、走廊和楼梯都住满了学生，作为一校之长的钱穆身先士卒，亲自带着一帮同事晚上睡在教室的桌椅上。在这样恶劣办学条件下，新亚书院朝夕不保，随时有关门大吉的可能，但钱穆和同事们凭借着这种“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的新亚精神苦熬苦撑着。在这山穷水尽之际，穷则思变，全校师生力促钱穆去台湾寻求“粮草救兵”，希望得到台湾当局和学界的经济支援。怀抱着殷切的期望，钱穆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台湾之旅。
早年就在国内学界享负盛名的钱穆到达台湾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国民党政府以高规格接待了他，蒋经国派人在机场迎候，蒋介石设宴款待。他12月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为学生演讲，单单每次八个小时演讲就连续进行了四场。其时恰好逢台湾的雨季，阴雨连绵连月不开的恶劣天气也没能影响大家求知的热望，那几日省立师范学院大门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一个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礼堂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里面有专家学者，也有政界军界要员，还有一些青年学生。钱穆演讲的题目其实并非什么热点时事政论和经济管理之类，而是听起来颇有几分迂阔的《文化学大义》。
钱穆凭什么能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这么多的追星族？他的演讲的确精彩异常，从燕京到北大，从江南大学到新亚书院，钱穆以他扎实的国学功底和谈吐风趣的讲授，赢得了学生们的拥趸与尊敬，他能从谈笑风生中使得原本很枯燥抽象的文化历史也妙趣横生。钱穆演讲喜欢在讲台上来回踱步，讲到意外处他会突然止步不语，眼光飞星闪烁般含笑四射众人，那神情似乎期待众人能分享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这次在台北演讲当然也不例外，他出古入今的从时空关联中对文化概念作了诠释，引经据典地阐述了他的文化层次结构理论。这次演讲辞事后经过加工整理，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形成《文化学大义》一书，这是钱穆继《中国文化史导论》之后又一次对文化学的系统论述。
钱穆虽在台湾如此受欢迎和追捧，他并没有乐不思蜀的忘记新亚书院和自己使命。一日钱穆去冈山海军官校讲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邀请他游澄清湖并劝他留下来安心读书写作，钱穆人在秀丽的湖光山色之中却和主人念叨着千里之外的新亚书院，作为一校之长他不能不归去同师生共患难。由于钱穆的执著办学精神和信念，蒋介石大受感染并接见了他，蒋嘱“总统府”每月拨三千港元供新亚书院临时之用，以期帮助新亚书院度过难关。钱穆对蒋介石的格外恩惠自然感激涕零，从此在新亚书院每年“双十节”都举行“国庆”，以表示对台湾流亡政权的认同。
1951年早春，应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邀请，钱穆到台湾开展关于“中国历史精神”的集中讲演。这次讲演先后共举行七次，分别讲述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和人物、道德精神这七题。讲稿由学生整理成形，钱穆逐字逐句润色后出版成《中国历史精神》一书。在这本书中钱穆说：“历史便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系统阐述了他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把历史和文化与民族联系在一起探讨，并说自己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目的是为中国不亡寻找依据。这次钱穆顺便对台湾中南部进行了考察和旅行，其间应各学校的邀请做了演讲，返港后钱穆就讲辞中有关人生的问题，选择题目撰写成文，汇成了《人生十论》一书。
这年冬天钱穆又踏上去台湾的路程，准备是去台北筹建一座新亚书院的分校。钱穆与友人在台湾岛上四处活动，最后因为一些阻挠不被当地政府所接纳。为此流产的计划，钱穆在台湾滞留了数月。其间，受何应钦邀请，作了主题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讲演，叙述汉、唐、宋、明、清五代的制度演变。
不久钱穆应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学院新建礼堂演讲，讲演刚刚完毕等待听众提问之时，忽然有豆腐渣工程之嫌的礼堂屋顶水泥塌落，偌大的水泥块扎扎实实地击中钱穆的头部，他顿时头破血流而昏迷不醒，惊魂未定的听众立即七手八脚的把他送往医院抢救。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钱穆因为受伤调养却得一份美好的因缘。钱穆养病期间先住在友人徐复观家中，后因不便搬至台中存德巷1号，他在病中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细心照顾。胡美琦是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她出生江西南昌大家，其父亲胡家凤在民国期间曾担任过江西省主席。1949年胡美琦在厦门大学就读一学年随家来香港新亚书院求学，一年后她又随家人又迁居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当馆员。
此次老师钱穆来台湾讲学中不幸挂彩，作为学生的胡美琦出于对校长、老师的敬仰，每日必抽出空暇来陪侍钱穆左右。在存德巷院落里常见这一温馨的一幕：一位精神矍铄的男子穿着府绸小褂，边走动边用他略带着无锡的口音侃侃而谈，在一旁是一位温柔年轻的女士聚精会神地倾听，女士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这幕就是钱穆和胡美琦师生忘年之交，他们之间谈话从历史文化到人生信仰，无所不包。年轻的胡美琦为眼前这位的老师博学所倾倒，心中由崇拜转向爱慕，不禁燃起了爱的火花。钱穆继配张一贯与诸子女都留在大陆，一人独居无侣寂寞多年，此时为眼前这位女学生的细心照料而心神荡漾，也打开了封闭多年的感情闸门……终于这对师生冲破了世俗的偏见在1956年1月30日结为连理。
文化一脉传南国
那是1950年的春天，余英时还是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因为探亲而来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父亲余协中告诉他，钱宾四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可以去跟学问不错的钱先生念书。那天在父亲的带领下，余英时来到了位于九龙桂林街的新亚书院。略作寒暄之后，钱穆就让他回家去，明天来参加一次考试。第二天的考试由钱穆亲自主持，但并没有考题，只叫他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阅卷之后，钱穆面带微笑，表明相中了这个弟子了。而余英时就这样成为了新亚书院文史系的学生，并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
余英时在新亚书院读书时，每次都喜欢把书本精要摘录下请教钱先生。通常都是余英时发问后钱穆开始长篇大论，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余英时的学问逐渐登堂入室。余英时称他在新亚追随钱穆的五年，是“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余英时是伴随着新亚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亲眼目睹新亚书院的一步步成长，他刚刚入校时新亚书院只是一个几十个人的夜校，经过新亚人数年来的艰苦卓绝的耕耘，钱穆和新亚书院的办学理想终于引起了香港各界和国际上关注和瞩目。1953年初夏，新亚书院得到耶鲁大学中国雅礼协会的资助，钱穆用这笔钱买得一方校舍。之后新亚书院先后得到了亚洲基金会、英国文化协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香港政府等资助，书院因而无论从规模、条件上都有明显改观。
1953年时钱穆在新亚书院下设新亚研究所，以文化创新、学术研究为主要任务，余英时以助教身份入所成为开山弟子。两年后，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新亚研究所开始面向整个社会招收研究生，当年录取了台湾“中央大学”毕业的柯荣欣和石磊、台湾政治大学毕业的孙国栋等5名研究生。而就在这时，哈佛燕京学社邀请新亚书院选派人员去进修，余英时被钱穆推荐到哈佛大学师从以考据和推理驰名的国际汉学家杨联陞，这是新亚书院所派的外国留学第一人。随着新亚书院与国际上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学术开始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1954年夏天，钱穆应邀赴台北做演讲。此次演讲每周一次，这是他在台湾有系统讲演的第四次。着重于中国思想里几个普遍重视的观念：性命、道理、德行和气运，这几个名词每一时代都是思想家所共同讨论的话题，又是渗透深入于现代社会一般人心中。这次钱穆进行一种非单纯思维性的创造，在讲演中注意探讨与发挥来适应于现时代之需要。讲演词最后结集成《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在香港出版。这年7月30日，是钱穆60寿辰，新亚书院联合《民主评论》、《人生》出版了祝寿专辑，来表彰钱穆在学术与教育上贡献。
1955年6月27日，钱穆获得香港大学颁发法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香港大学自创办以来第三次颁发这样学位，其中一次是胡适荣获过此殊荣。在香港大学在颁奖致辞中称钱穆这样著名的华人学者接受本大学荣誉博士，为香港大学增光不少。这标志着以钱穆为代表的这批国内学者终于得到香港建制的尊重和接受。
翌年，由福特基金会捐款，香港政府拨地兴建的土瓜湾农圃道校舍落成，新亚书院在香港教育地位终于奠定了。新亚书院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到1959年初时已拥有8个系1所，成了当时香港享誉一时的著名大学。当初钱穆因为大陆政局变化来港创办书院，不只应社会需求和谋生，而是怀着纷乱的心情，在极其强烈的文化使命支撑和驱动下工作。如今新亚书院在他和同仁们努力下，得到了社会各界地支持，成为来港学者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一块阵地。
1960年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邀请，他携夫人胡美琦去讲学半年。这段闲暇时间里钱穆完成《论语新解》一书，在耶鲁大学259届学生毕业盛典上，为了表彰钱穆在教育与学术的突出成就，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这位没有任何文凭的乡村中学教师，凭借自己这么多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孜孜追求获得了世界最著名的大学无上的荣誉。耶鲁大学为了表示对钱穆在学术成就的敬意，特意允许在颁授辞在英文之外，用母语中文再宣读一次，这在耶鲁几百年的办学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钱穆这次出国讲学历时九个月，结识了西方不少汉学家，有效的补救了他从未出过国给他治学视野带来的不足，让他对西方文化有一个直接的了解和认识。西方科技的发达和社会的富足给钱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他并没因此而妄自菲薄，仍旧一如既往的反对全盘“西化”，在中西文化融合中弘扬中国文化。
钱穆从国外归来后，英国殖民政府面对香港大量青年流失海外求学的现状，改革原先“一个殖民地只有一间大学”——即只有香港大学的惯例，建议成立一所以中文为授课语言的新大学，准备邀请崇基、联合、新亚三个书院加盟，在他们基础上组建一所新式大学。钱穆闻讯后力主新亚书院加盟新大学，他认为香港虽为英国的殖民地却是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这里只有一个香港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实在有限，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创办一所中文大学。为了学生的出路和学校未来的发展，钱穆认为新亚书院应当加入新大学，这样以后再也不必为办学经费发愁。况且他自己精力日衰，随着学校规模扩大事务日烦，他自己还要研究写作，已经很难两者兼顾。他居港这几年虽也是一段学术高峰期，但大多著作都是在港台两地的演讲而成，属于通俗性历史读物，和他自己内心中期望的扛鼎力作相去甚远。
1963年在钱穆的积极参与和建议命名下，香港中文大学在新界沙田成立，新亚书院成为最基本成员书院之一。作为该校创办人之一的钱穆由衷的高兴，因为中文大学不仅打破了“一个殖民地只有一间大学”的惯例，而且学校以中文授课打破了殖民地官办大学只以英文授课的旧规，在南国为中国语言文化保存了一根血脉。为香港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提供了学习中国文化语言的良好的园地，这无疑会增强了他们作为中国人心里认同和文化意识。
钱穆居港这几年却和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几位第二代新儒家关系一度颇为密切，后来却抵牾分手。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都是熊十力的弟子，而张君劢则是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同辈学者，他们几位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钱穆与他们都有过颇多交往。其中唐君毅是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两人从以前江南大学的同事到香港一起并肩作战创办了新亚书院。钱穆在创办新亚书院时经费困难，徐复观与他主持的《民主评论》对他资助颇多。而徐复观曾说，他主办的《民主评论》“当时以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为中心”。以钱穆为中心的新亚学人与《民主评论》杂志在弘扬中国文化上情投意合，建立起深厚的同志般友谊。
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四人联合发表了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是海外现代新儒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章，而这上面却没有钱穆的名字。新儒家四人在起草宣言时，曾多次邀请钱穆加入，钱穆却明确表示不愿意。钱穆觉得这样搞纲领性的东西容易造成学术的壁垒，身受其害的他认为这样做于学术无补，不过最重要原因还是因为新儒家的观点与钱穆“十符其九”，那“其一”相异主要表现在他不赞成用西方观点解释中国文化，而且他不喜欢新儒家中牟宗三狂傲的“教主气”。
再者他逐渐不满曾经同甘共苦的的创业伙伴唐君毅，抱怨其想拉拢学生称大师。徐复观分析说“可能因为环境开始好转以后，钱先生因平生精神上受到不少委屈，至此而渐想得到一报偿；于是在有意无意中，对人与事的安排，多少采用了个人的便宜主义。”这次拒绝在新儒家宣言上签字，使得钱穆与新儒家诸位的矛盾分歧明朗化，原来亲密无间患难与共的同仁们，竟在新亚书院蒸蒸日上时逐渐走向了陌路，的确让人扼腕长叹。
1964年7月，钱穆觉得初创新亚书院的精神和办学宗旨逐渐消失，而中文大学的领导把官方语言定为英语更让钱穆不解，他怀着极其不愉快的心情愤而辞去院长一职。钱穆辞职演讲中他曾讲到高僧虚云和尚筚路蓝缕的开创新寺，寺成之后又翩然而去他处继续兴建。钱穆是非常欣赏这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精神，但他不是要另去开创新亚，而是就此想放下行政事务的繁杂，走向他向往的读书著书正业。人生一世，雪泥鸿爪，钱穆离开新亚书院虽心怀不快，但是总而言之是坦然相对的。
晚年居台获新生
1966年因为大陆文革爆发，一些不满现实的人奔走香港，香港“难民潮”骤起，社会治安出现混乱。已从新亚书院辞职的钱穆应邀去新加坡南洋大学讲学半年后归港，目睹了人心惶惶的时局，他决定去台湾谋得一家以求终老。钱穆备好建房款亲自去台北郊区考察地形，踏勘后选址在翠林幽谷的外双溪，夫人胡美琦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蒋介石闻知此事后，遂派人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
钱穆对“总统”体恤下士之举感恩戴德，这年10月蒋介石80大寿，钱穆大唱蒋介石颂歌，写了为后辈学人李敖斥之肉麻兮兮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后来蒋介石去世后，钱穆竟“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意。”由此回忆起领袖的历次召见，写下情真意切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对蒋介石的宴请时礼贤下士的让座描写的惟妙惟肖，行文间的确有较浓厚的感念之情。
正是对蒋介石的十分好感，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湾定居，先暂住在台北金山街，次年7月他们搬进了新居。新居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校园的西南角的一处幽静的小楼。钱穆为此楼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曰：“素书楼”，并在此开始他晚年长达20多年的著书和讲学生涯。
环境优雅的素书楼背山临溪，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一楼客厅的墙上挂有用朱熹所书的“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的刻碑拓片制作的对联。二楼是书房和卧室，墙上挂钱穆手书的“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
钱穆终于可以安心在小楼里著书了，他这时对朱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钱穆手书一联：“晚学得新知，汇百川以忘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表达了他一生学术以“尊朱”为归宿的愿望。在这里钱穆完成他对朱子学的研究，他的煌煌巨著《朱子新学案》的写作得到哈佛燕京社的资金补助。哈佛燕京社补助的对象一般都是学术机构，这次破天荒的为钱穆破了一例。
《朱子新学案》是钱穆晚年的代表作，他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论证精微邃密的行文中夹叙夹议的阐发，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钱穆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杨联陞读了《朱子新学案》后，赞叹不已，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刚入新居就得到了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捷报，这份迟到的荣誉让他感慨万千。原本依钱穆的学识和成就早就应成为院士，但却因为“中研院”一班学人对钱穆这样思想性研究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胡适在世时在台中农院讲演就公开指名谓钱穆、徐复观、牟宗三等五人决不懂中国文化，可想见对钱穆的成见之一斑。钱穆跟徐复观谈及此事说“胡氏之害在意见，傅氏之害在途辙”，他们之“害”使得钱穆一次次的院士选取都名落孙山，他早年不做迁台之想这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在致余协中的信中钱穆曾满腔愤慨地说过：“台湾方面学术门户之见太狭，总把弟当做外人看待，而且还存有敌意。”
早年钱穆何尝不想去台湾，但考虑到面对谩骂讥讽的流布他岂能装聋作哑？于是只能选择远避香港。而今傅斯年早撒手人寰，胡适已随风而逝，他们一派的学人就像“有点像寺庙里的尼姑，高贵而没有生育”，但是以钱穆、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的思想性学人反倒在国学的研究上屡有所获的高歌猛进。在“中研院”举行的第八次院士会议上，钱穆终于已接近全票当选，这院士殊荣原本在20年前就该属于他的，终于弥补了钱穆自己与台湾学术界长久的遗憾。
钱穆在深居浅出的居家安心著述时，早先来台湾的老友张其昀没有忘记他。张其昀频频向钱穆抛出了橄榄枝，盛情邀请他到中国文化学院任教。当初张其昀约钱穆去香港办学却爽约单飞至台湾从政，如今从“教育部长”的位子上退下的张其昀又开始他多年未遂的办学心愿，在台北阳明山华冈创办了私立的中国文化学院。钱穆再三推辞，但终难挡老友的真诚礼聘和学生们的殷切期望，于是接受了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之职。
古闻来学，未闻往教，钱穆于是在开始家里开馆授徒，为中国文化学院的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授课，素书楼的客厅于是成了教室。当时慕名来素书楼听课的远不止这些博士生们，社会各界的人士和台湾其他大学学生都蜂拥而至。从搬入素书楼开始，前前后后18年的时间，钱穆的家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有人坚持18年连续听课，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每次听课学生们按辈分或与先生同桌，或坐在厅内一隅。通常人多得座位不够，夫人胡美琦总是一一张罗好安坐完毕，这时济济一堂的学生们都安静的坐着听老师侃侃而谈，每次钱穆的“大鸣”都让学生们接受一次文化的洗礼。
钱穆在素书楼的讲课很多都结集出版，他从1969夏给文化学院博士生们开授中国史学名著课，从《尚书》一路讲到《文史通义》，后来学生根据录音整理出《中国史学名著》一书由台北三民书局于1973年出版。1971年秋开始，钱穆讲授理学三书——周敦颐的《易通书》，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刘因的《朱子四书集义精要》。他边写边讲，最后合编成《理学三书随札》。
理学三书讲完后，钱穆开始了中国思想史的讲学，在讲课中学生乍一听到，感觉与平日所受课有所不同，而在报章杂志和其他学人新著中，也从来没见到涉及此等观点，学生感觉应是老师一人的独语发明。钱穆这次其实是引经据典述而不作，讲座费思多而着笔少，并多撮取古书前言往行。钱穆云：“取名《双溪独语》，至今约得六万字，预计在本年中完成，当得十万字上下。近来士不悦学，于古书多未经目，率陈己意，恐读吾书难入，然亦自娱而已，并稍立标格，欲使真向学者，知有一规模耳。”
1977年冬天，钱穆胃痛甚剧，次年春天患黄斑变性症，继而患眼疾以致目盲不能视人，展纸落笔仅偶有叠字。只能靠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但老而弥坚的钱穆对他的著述事业仍旧迷恋不舍，于是依靠他口述，夫人笔记，文章写成后，请夫人诵读来听，他听后一字一句地修改订定。钱穆人生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本书的确来之不易呀！终迄时他已经是一位92岁高龄的耳聋目盲的老叟，故名曰《晚学盲言》。全书共90篇，分上、中、下三部，一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为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为德性行为修养之部。书中虽篇各一义，而相贯相承，或深或浅，或粗或细，其主旨一言蔽之，是其自40年代以来从事中西文化异同比较研究的总结。
钱穆一生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他曾在素书楼跟学生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他终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
1986年6月9日钱穆生辰那天，92岁高龄的他在素书楼里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他告别杏坛的消息一经传出，一时各界人士都涌向素书楼聆听，有不少他早年任教北大、西南联大以及新亚书院的学生，台湾政界要人宋楚瑜也慕名来听。钱穆在课堂上风采依旧，并留下慷慨激昂的最后呼唤：“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从此以后，钱穆挥手告别从18岁就登上的长达70多年的讲坛，告别了实践一生的教书育人的事业。钱穆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渡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这个月的20日，台湾当局为他执教75周年举行了荣休纪念会，表彰其在学术和教育上的杰出贡献，“行政院”赠与“鸿儒硕望”镜屏，“教育部”赠与“一代儒宗”的贺匾。
新亚书院40周年校庆，95岁高龄的钱穆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赴香港参加校庆。他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一直贯彻“做人的最高基础是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的教育思想，因此，他这次给学生讲一堂宇宙人生问题。其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如沐春风，如清泉灌心田。
回顾钱穆的学术道路，正如他的高足严耕望先生在《钱穆传》最后所指出的：“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枯桐欣有凤来仪
胡美琦是钱穆的第三任夫人，第一任夫人因难产而早逝，第二任夫人留在大陆。自钱穆到香港后，工作繁忙，常奔波于各地应酬接洽，生活很不稳定，胃病常发，闲下来时感情落寞，孤独难缱。与胡美琦相遇后，两人相知相惜，出于对钱穆人格和学识的景仰，胡美琦冲破世俗观念的阻碍与钱缔结连理，时胡美琦才27岁，而钱穆已经61岁。婚礼是悄悄进行的，参加婚礼的只有新亚的同事和家眷十几个人，新房只是租了贫民窟一间小楼。从此，钱穆漂泊的心有了一个宁静的港湾。或许，这也是人生对他以往辛勤努力的回报。
婚后，夫人对钱穆悉心照料，体贴入微，让钱穆生活重新扬起了幸福的风帆，当时钱穆压抑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作了一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风来仪”。
钱穆晚年每次常常是写完一篇得意的文章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他夫人限制用功时间，辛苦耕耘了一辈子，已经是垂垂暮年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享享清福了。夫人胡美琦虽心中很感激他们对钱穆的爱护，但从来没有限制过他的读书写作。
钱穆夫妇三十多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携手致力于教育，经心于学术。钱穆的应酬外交和文稿订正都依赖夫人的一臂之力，尤其他晚年目盲力衰仍能佳作不断，其实作品里也有夫人的心血。他们夫妇伉俪情浓，老而弥笃。钱穆1980年在给大陆幼女钱辉信中介绍胡美琦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五十二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育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最近和我同在一大学任课，亦有几本书出版，最具学术性的是《中国教育史》。……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并嘱咐爱女：“黄埭出瓜子，勿忘带一小包给你后母一尝。”
钱穆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
如此繁重的读书著述生活与坎坷的人生经历，钱穆竟然能够长寿，和他的良好生活习惯分不开。他过去得过肺病身体很弱，又曾患过几十年严重的胃疾，所以他一向注意身体卫生。他伏案工作一两小时定会站起来走动几分钟，或做些书房运动。在香港的那个家虽仅有20余平米，就都被他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
钱穆喜欢接近大自然，在香港新亚书院执教期间先后两个住宅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在闲暇之余，钱穆喜欢自山顶看海上落日与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自己独自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与胡美琦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他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夫人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钱穆告诉她：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年轻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那箫笛声音不断不变。夫人最爱听他吹箫，每逢有月亮的晚上，他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整条的长廊，夫人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等他们迁居台湾后，钱穆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后，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然而钱穆对吟诗的爱好却终身保持着，他自己虽不是激情澎湃的诗人也不写诗，但极其爱吟诵他人之诗，每每都有他人言出自己肺腑之声之感。他还再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专取朱熹、邵雍、王阳明等六人，编成了《理学六家诗钞》一书。读书著述之余，吟诗成了他人生一大乐趣。
心犹余憾洗铅华
钱穆自那一次大变革只身离开大陆后，白云苍狗，一晃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晚年的钱穆对家乡和骨肉的思念愈加深切，他在桑榆之年写下的文字中款款深情地回忆起家乡的名胜古迹、庙宇园亭、人情风俗、花草树木。其实在他那颗炽热心中总抹去不了那一番恋旧思乡的情绪，晚年他一再说如果活着时不能回去，死也要魂归故里。
他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1906年他的父亲去世后，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当时长兄钱挚即钱伟长的父亲18岁，钱穆才12岁，还有两个小弟弟，孤儿寡母使得生活陷入困境。长兄如父，担负起家庭生计的重担。钱穆的上学、生计、婚姻等无不由长兄一手操办，钱穆少年时期受兄长影响甚大。他在这本《八十忆双亲》中饱含着感情回忆起过去生活的酸甜苦辣，对往事一一娓娓道来。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
追忆完这些人生的轨迹，在钱穆的有生之年一大的愿望就是能与在大陆的骨肉团聚。1980年夏天86岁的钱穆终于圆梦了，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在香港与阔别32年之久的子女相聚。他离开大陆时钱拙、钱行、钱逊和钱辉四子女尚还年幼，就被无情水天相隔几十年而杳无音讯，如今孩子们一个个都已经成家立业，短暂的相逢难以尽述两地骨肉相思之情。
钱穆晚年对留在大陆子女充满愧疚，因为自己抛家别子的只身南下，没能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他在给幼年钱辉的信中说：“我对你们兄妹五人，最感负疚的是你。因我离家，你年太幼，我未尽少许为父之责，但我离家亦出不得已。此三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著作，自问对国家民族前途有贡献。只有如此向你们道歉，盼你们能原谅。”
1981年钱穆再到香港与长女钱易和侄子钱伟长相见。侄子钱伟长是其兄钱挚的长子，当年求学时受到钱穆的一再关照和资助，伟长之名字还是钱穆取的。在那一场人生抉择中，叔侄两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钱伟长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与钱学森、钱三强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科学界的“三钱”。钱穆喜极而泣地听着钱伟长说起自己离开大陆后家人的坎坷经历，对如今骨肉得以团聚感到莫大的安慰。
1984年，钱穆90大寿，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新亚书院精心安排了钱穆的女儿和孙辈从大陆赶来祝寿，钱穆几十年来终难抹去孤寂的苦痛和对女儿的思念，因为他的5个儿女都在大陆，如今可谓儿孙满堂，仅孙辈就有10人。这次一个大家庭终于全部团聚享受天伦之乐，钱穆晚年的一大遗憾终得弥补。
俗话说“寿则多辱”，晚年的钱穆也遇到了让他难以释怀的事情。1988年钱穆患重病卧床数月不起，这年11月9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病、奔丧”政策，在清华大学工作的长女钱易在荷兰一所大学访问学习时闻讯，在第五天便从荷兰直接飞到台湾，与93岁高龄的患病老父在台北的素书楼里相聚，成为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
女儿的到来使得素书楼里洋溢着一片家庭温馨与欢愉气氛，钱穆病况一下子似乎就好了许多，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眼睛亮了，嗓门也高了，在大陆的儿女们的每一件琐事，如婚姻、生活、工作、外孙，无一不是感兴趣的话题。钱穆对父亲离开时钱易仅10岁。今天她带着兄妹对父亲的一片深情，终于偎依在父亲膝下，听不够的吴语乡音，诉不尽的亲情离愁。平常父亲总是晚上7点就寝，可女儿来后，老人精神为之一振，常常是唠到9点才睡觉。
但短暂的亲人相聚却被台湾一些不良分子蒙上了阴影，他们在台北的报纸上连日刊载文章对钱易的猜测和攻击，甚至因为钱易是全国人大代表而被指责成是“知匪不报”涉嫌“叛乱”，台湾法院还为此发出传票让钱易上庭应诉。钱穆知道后大为生气的指责这些人是完全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破坏了人伦道德。无奈之下只好选择让女儿在收到传票之前离开台湾。
钱穆一贯对台湾部分存在的“台独”思想予以批评，他在1986年以92岁的高龄奋起而高呼两岸统一，他在台北《联合月刊》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中说：“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更看重历史的传统文化精神。我所说的‘和平统一’，是根据我一生钻研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言，这是我们的民族性。”这篇文章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首次将钱穆文章摘录刊出。
但钱穆多少也因此受到“台独”分子的忌恨，1988年时任台北“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责钱穆的住所素书楼是“既无租约，又不付租”，抨击其为“非法占有公产”，并要求“限期收回”。其实这素书楼是蒋介石所赠，算是台湾“总统府”向台北市当局合法借用，钱穆非常反感“非法占有”这一说法，倔强的老人毅然于1990年6月1日，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房子，住进台北市杭州南路住宅。
魂归故里，叶落归根
1990年8月30日，台北因为台风到来，瓢泼的大雨倾泻而下。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9时许在台北新迁寓所里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
钱穆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份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穆以史学成名，但他的学问又不仅为史学所限，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是20世纪中国国学界少有的一位“通儒”。当今的学科类深受西方的影响，分类愈来愈趋于专门化，像他这样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愈来愈少了。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钱穆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在钱穆那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坚定守护者和承传人。在欧风美雨的振荡冲击下，在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潮流中，他弘扬中国文化精魂的热忱和勇气，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尊敬的。在迷惘的时代中，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的逝世的确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统国学的终结。钱门弟子逯耀东闻乃师去世，发出“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的感叹，不是没有道理的。
钱穆逝世后，子女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准备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残酷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无耻地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钱伟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落叶归根的那一刻。
钱穆要归葬故里的遗愿经过媒体报道广泛传播，引起了海峡两岸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家乡的土地向这位游子之魂敞开了怀抱，子女们也积极帮父亲在太湖之滨寻找一块安魂之地。他们与继母胡美琦一起在钱穆桑梓之地找到一方归葬的好地方，这个归宿之地在太湖一个岛山里，钱穆生前就奢望在烟波浩淼的太湖中建一所小屋安度晚年，现在终于实现了。
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钱穆生前弟子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
1月9日，上午11时葬礼正式开始。墓地在背山临湖处造好，只有简单的台阶于一圈围栏，墓碑正中只孤零零的刻着“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他的随葬品也如一生为人般的朴质，只是一包自己所著的书。
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随葬的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论语新解释》等。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终于伴随着他一生的著述长眠于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