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无改鬓毛衰
1958年10月，旅居大洋彼岸多年的林语堂受学生马星野之邀，到台湾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私人访问。马星野20年代末在厦门大学曾受林语堂亲炙，这位学生日后逐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来台先后担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管宣传方面负责人。
马星野对林语堂这位学贯中西的老师一直非常敬崇，因自己师出名门颇感骄傲，时常跟人回忆起初见老师时的样子：那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林语堂只有三十岁上下，经常穿着长袍黑马褂，梳得亮亮的头发，不但光彩照人，而且英气逼人。如今学生看到老师在异国他乡生活多年，花甲之年却屡遭不顺心的挫折，先是为发明打字机而倾家荡产，接着又跟多年老朋友赛珍珠反目成仇，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校长，结果也闹得不欢而散。
任南洋大学校长的那场风波多少有点让林语堂不堪回首，他是1954年秋受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南洋大学是1953年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六使号召创办，针对英殖民政府在新马地区奉行“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新加坡华侨发动各地华人慷慨解囊创办自己的母语大学。旅居海外的各地华人，无论是银行家还是市井小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纷纷发起了“义卖”、“义演”的公益活动，筹集基金创办自己的大学。
南洋大学筹办之初原想敦请胡适或梅贻琦出山，大学筹备组因机缘巧合与在纽约赋闲的林语堂接触几次，林氏主动请缨成了南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林语堂初来乍到就扬言要把南洋大学办成哈佛、牛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办一流大学这就需要一流的校舍，一流的教职员以及一流的薪水。如此高的期待和要求，与民间捐资办学的实际能力形成巨大的缝隙。在学校领导岗位设置上林语堂“举贤不避亲”，让女婿黎明担任相当于副校长的校长室行政秘书，次女林太乙为校长秘书，侄儿林国荣做会计长。南洋大学当时彷佛就是个“林家铺子”，作为“掌柜子”的林语堂确似有任人唯亲的把柄。
单就大学校长的人选而言，林语堂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诸多关于南洋大学的议论，不说哗众取宠，起码也是华而不实，他好高骛远的办学思路确实有问题。办大学不是写文章，需要理想、需要才学，更需要实干与牺牲精神；而这些并非林氏所专长。由于林语堂好大喜功地苛求一流大学水平，与学校执行委员会闹僵，他怀着极其不愉快的心情宣布辞职。辞职后关于任职善后费用问题，林语堂差点和校方对簿公堂，最后按合同规定，他领取了二年半的薪水，拿着巨额遣散费后返回美国。
新加坡报刊将这次事件称之为“林语堂事件”，《星洲日报》、《联合日报》等华文报刊都撰文批判林语堂过分的物质主义。林语堂则发了篇《共匪是怎样毁了南洋大学》为自己辩白，文中写出他离开南洋大学是由于“共党恐怖”、“诱骗侨生”，把原因归结为这些子虚乌有的原因。南洋大学这一番折腾不但让林语堂毁誉渗半，而且让他趋老的心境感到疲劳。所以学生马星野发出邀请去台湾，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的土地上散散心，林语堂顺理成章地答应了，由此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的台湾之行。
这位二三十年代就享誉海内外的大师到达台湾后，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党政要员、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等都争相拜访，蒋介石夫妇还在士林官邸设私宴款待林语堂，他们亲切地笑谈了关于《红楼梦》译述问题。
从小就希望开一个“辩论商店”的林语堂以口齿伶俐著称，他来到台湾自然要像明星一样开展巡回讲演。林语堂称之开“辩论商店”其实是漳州当地的一种方言说法，就是能有把白的说成黑功夫的专业“说客”，他的雄辩口才由此可想而知。林语堂在台南成功大学演讲《清朝的汉学是否科学》，听众为一睹这位幽默大师云集而至。稍微作休整后，他又往台北台湾大学开讲《红楼梦》，在演讲中他坚持曹雪芹写足120回，并非由高鹗续成。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开讲《老庄考据方法的错误》，学养深厚的他列举了个人认为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与钱穆等国学大家在考据方法上的谬误。在演讲结束后，狂热的粉丝们不停地要求与他握手合影，他被如潮的赞颂和称誉所包围。
在鲜花和掌声中，林语堂不时想起成功途中的泪水。他跟采访的记者回忆起，多年前从厦门浔源书院毕业，要去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但昂贵的差旅学费让这个贫穷的乡村牧师家庭陷入困顿，后来父亲的学生雪中送炭资助了他。二姐在出嫁前一天早晨，从新娘子袄里掏出全部的私房钱——四毛钱，含着热泪微笑着叮嘱弟弟，“和乐(林语堂原名)，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二姐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重重地烙在他心上。只可惜等日后林语堂声名雀起，二姐却再也没法看到了，因为她由于瘟疫而过早亡故。林语堂说到动情之处，不禁老泪纵横。
这次回台湾最让林语堂开心得莫过于听到久违的乡音，因为岛上方言是以闽南话为主。台湾的闽南侨胞对这位享誉世界的老乡格外热情，来探望的闽南籍老乡如海如潮，险些踏破了门槛。林语堂操起了生疏已久的家乡话，“乡音不改鬓毛衰”，在闽南话中“衰”就念“cui”，平平仄仄的，读起来别有一番韵味，乡音难得，难得乡音啊！他喃喃自语道：“回到台湾，就像回到了闽南漳州的老家！”
林语堂的故乡在福建漳州平和县，和台湾相隔一衣带水。这位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学者、作家，就是在远山绵亘的闽南小镇坂仔山地里孕育、出生和成长。林语堂有首《四十自叙》曰：“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诗中“东湖”便是坂仔的雅称，十尖、石起都是坂仔的高山，这绵绵不尽的群山让林语堂从小感到神奇和敬畏，林语堂说：“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在他逝世前一年还再次强调：“我能成为今天的我，就是这个原因。我把一切归功于山景。”
一个脚踏中西文化两条船的文魁，把他一生的光荣和梦想，全都归之于故乡的山景，温婉的话语里流露的是无限的乡情。这个从故乡山地走出的少年，走到了厦门，又走向了繁华如梦的上海。自从1916年他当乡村牧师父亲林至诚完成使命回到天宝时，刚刚从上海圣约瀚大学毕业的林语堂正前往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故乡。随着他的步履从北京又到美国、德国、新加坡，随着他的声誉在全世界日渐隆起，远离的故乡在他的心中却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入到他的灵魂里。
林语堂说，故乡、父亲和家庭，给他的印象极深，对他童年影响最大。林语堂接见台湾记者时深情地说：“大约有半个世纪了，我一直没有回到故乡，但家乡一草一木，低首缅想，历历如在目前。有时在梦中神游故里，依然看见门前那清亮的溪流，映出自己儿时的形影。我的故乡是天下最好的地方，那里高山峻岭，毓秀钟灵，使人胸襟宽广。我总感觉到：走遍天下，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比我家乡的坎坷山道过瘾，也没有一栋高楼比家乡的高山巍峨。纽约摩天楼再高，但与我家对门的丛山一比，何异小巫见大巫，这是‘尺寸’不同呀！”
1962年，67岁的林语堂被女儿林太乙接到香港游玩。女儿对父亲说，香港有山有水，风景秀丽得与欧洲瑞士一样。林语堂认真地说，不够好，这些山不如我坂仔的山，那才是秀美的山。他接着又怅然地说道，此生没有机会再看到那些山陵了。
知父莫如女，女儿心领神会地带他到新界的落马洲。许多背井离乡的游子就站在这座山峰上，远远地眺望海峡那边，或许根本见不到故乡的踪迹。年迈的林语堂也吃力地踮着脚，目光飞过迷朦的烟水，苍茫的群山，停在海天之外，那里静水流深的花山溪和山峦叠嶂的坂仔是否依然？是否还在等着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
1965年7月，林语堂夫妇在纽约开始过他们70双寿，出生于1895年的林语堂比廖翠凤大一岁，按照周岁算法正好是70岁，而妻子按正好是虚岁70岁，所以家人聚在一起大摆筵席庆贺他们夫妇70大寿。
这次70双寿，三个女儿都很重视，在香港工作的二女儿林太乙与丈夫特意飞赴来祝寿。古稀之年的老俩口看到一家人和和美美，儿孙绕膝，十分安慰和满足。绝少喝酒的林语堂也兴致勃勃地陪着客人饮了一大盅，他诗兴大发，现场泼墨挥毫，填了一首《满江红》自寿：
七十古稀，只算得旧时佳话。须记取，岳军曾说发轫初驾，冷眼数完中外帐，细心评定文明价。有什么了不得留人，难分舍。
林语堂旅美二三十年，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连房产也不肯置办，他并不遗憾地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买下一幢房子。”所以他写下那句：有什么了不得留人，难分舍。对美国没有丝毫的留恋，而对故乡情感跃然上纸。他还依原韵《临江仙》，和台湾中央社同仁的贺寿词以致谢：
三十年来如一梦，鸡鸣而起营营，催人岁月去无声，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
自是文章千古事，斩除鄙吝还兴，乱云卷尽纹平，当空月明在，吟咏寄余生。
“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当空的明月虽在，还是故乡的圆呀！何人不起故园情，故乡的面貌在林语堂来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1966年1月26日，林语堂携夫人在台湾松山机场降落，一些欢迎的人群很早就在机场等候。这是林语堂第二次访问台湾，与八年前相比，受到的礼遇更高更隆重。学生马星野早就料到这种情况，还安排了人做林语堂访问期间的随行秘书，以减轻他的负担。
林语堂下榻在台北统一饭店，短短四天的时间里，拜访者络绎不绝，收到的书籍和名片堆至山高。得知这位大师回来后，台北“自由之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酒会，岛上政要名流几乎都悉数到会捧场。“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在台北“故宫”宴请了他们。在马星野的陪同下，林语堂夫妇还在高雄澄湖官邸会见了蒋介石夫妇。
林语堂专程安排时间参观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遥想当年中研院刚成立时，林语堂受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国际出版物交换处处长，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林语堂鬓也萧萧了，而当年的同事早就所剩无几。林语堂的好友胡适来台后一度出任院长，此时斯人已逝，断章零落。林语堂特意去胡适纪念馆看看，纪念馆是胡适在台湾的寓所。站在胡适墓前，林语堂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19年，家境困难的林语堂带着新婚的妻子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林语堂是半公费生，偏偏在哈佛大学求学时，他的奖学金又突然被停了。在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了一位并不太熟悉的朋友——胡适。
胡适当时是北大教授，林语堂曾经和胡适约定，等他毕业回国后到北大任教。林语堂在万般无奈中给胡适拍电报，请他代向北大校方申请预支1000美元。过了不久，钱竟然寄来了。后来林语堂得到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音韵学，又向胡适手里借了1000美元。林语堂靠这笔生活费，在来年以《古代中国语音学》顺利获博士学位。
林语堂学成回国后，如约来到北大任教。此时胡适正在杭州养病，林语堂直接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借款，并郑重其事的答谢。蒋梦麟莫名其妙不知原委，直到林语堂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蒋梦麟才如实告诉林语堂说：“那是胡适个人的钱。”原来胡适爱才惜才心切，在收到林语堂的求救电报后，没有惊动北大校方，而是没有任何声张的自己私下掏腰包。林语堂恍然大悟后，深为胡适为朋友仗义疏财所感动。
本来这应该是文坛佳话，两人却不知道为何都长期缄口不提。站在胡适墓前，林语堂向世人吐露出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泪流满面地讲述他和胡适不平凡的友谊，在场的人无一不为之动容。
四天时间真是太短暂，余兴未了的林语堂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赴台定居，落叶归根。
1966年6月，林语堂定居的消息在台湾一时传开了，旅美30余年的大师归根台湾无疑是一个重磅的文化新闻，崇拜者和新闻媒体都慕名而来。当时正值台湾“出国热”如火如荼，不少台湾人都以拿到外国绿卡、留学欧美为荣，而林语堂却逆潮流而动。林语堂郑重告诫那些盲目的崇洋媚外者说，外国有句谚语“隔壁的草地特别绿”，在饭馆里看到别人点的菜总比自己的好吃，其实也不尽然。对着一哄而上的“出国热”，他适时地泼了盆冷水。
有人问林语堂回来后的打算，他洒脱地说：“从此是，无牵挂，不逾矩，文章泻。是还乡年纪应还乡啊！”至于传得沸沸扬扬的做官论，林语堂幽默地说，要是让他去当市长，“今天上台，必定也在今天下台。我不能忍受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个机构里，这种人，我是无法与他们斗下去！我一定先开溜。”
赫赫有名的林语堂回来，台湾当局当然非常重视，蒋介石要给他一个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但林语堂却坚辞不就，并发表声明说：“我不依门户，我不结群结党，我照我的想法做去。”事实证明他回台湾后没有介入政治圈子，而是专心致志地写他文章和编写《当代汉英辞典》。
蒋氏父子表示要为他建筑一栋房子，林语堂考虑再三接受了。林语堂在阳明山的半山永福里选址造房，新居建造由他亲自设计。房屋建筑在一个斜坡上，山势上升的一侧是平房，到下坡的一面就变成楼上了。新居是白墙蓝瓦两层楼的建筑，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蓝色的琉璃瓦搭配白色的粉墙，嵌着深紫色的圆角窗棂，意境典雅的融合中国与欧洲特色的建筑。
年迈的林语堂在新居里，可以悠闲地坐在阳台上，耳边传来鸟儿的啁啾，远眺台北城市的风貌；另一侧是阳明山的草场，在阳光下闪烁着水滴般的反光。庭内由竹、石、苍蕨、藤箩等植物营造出了一个小鱼池。“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在如此闹中取静的地方，林语堂和夫人度过了人生最后十年，日日对着山光云影，好不惬意。
林语堂的新居书房名曰：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他的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林语堂曾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目睹过旧政府的腐败，投入过抗日的民族斗争；既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拥有西方的开明思想，只有他才有资本说出如此话语。
老冉冉其将至的林语堂，恐修名之不立，不顾老迈之年仍旧勤于笔耕，有时甚至连续写上10多个小时。然而书房朝东的三扇明窗下是两组黑色沙发，书桌却被置于角落。原来林语堂通常是在沙发或床上写作，他认为要写出好文字，首先姿势要舒服。而在这张书桌前他的招牌动作则是，脚踏着半开的抽屉，一手拿书，一手持烟斗，嚼着牛肉干、花生，品着热咖啡，身与心都沉浸在无尽的乐趣中。
“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既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
林语堂此时在台湾是家喻户晓，他在《中央日报》撰写的“无所不谈”专栏，在台湾大众中风靡已久。自1965年开始，林语堂重返中文写作，为报纸开设这个脍炙人口的“无所不谈”。台湾开始掀起了一股小品文热。林语堂文章一出来，很多报纸都争先转载。文星书店还把他的这组专栏文章集成小册子，书名就叫《无所不谈》，《无所不谈》一共出了两集，《无所不谈》一集和二集。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真是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忆旧怀人无所不谈，采撷的主题非常宽泛。如果没有广博的学识做基础，是很难做到“无所不谈”。
一种语言工具30年不用本来易于生疏，但林语堂重新使用已作过精深研究的母语文字，“回归”写作依然轻松自如，而且较早期文笔更精练，半文半白的“语录体”已少见，“娓语式”笔调仍保留。林语堂“无所不谈”表面平淡冲和却深沉有味，感情绝不轻浅，只是笔法上求清淡，他英文写作30年“回归”中文写作而较少欧化痕迹，可见其深厚老到的语言文字功力。
回到台湾的林语堂再也不感到寂寞，走到街上处处可以听见乡音，人们都在用闽南话相互揶揄。“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
到永和吃猪脚，老板热情地招呼：“户林博士等哈久，真歹细，织盖请你吃烟呷吃茶。”到街边五金店买东西，小老板一口地道的龙溪话，让他感到分外亲切。他们兴奋地聊起故乡的荔枝、芒果，儿时的欢乐一齐涌上心头。林语堂坚持要买了一堆没有用的铜铁器物，他振振有词地解释自己近乎怪异的行为：“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我们和和气气做了一段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归来林语堂自然成了台湾社交名流圈中的不可或少的一分子。在大批老朋友之外，他又交了许多朋友。他一贯认为朋友能作文的人，少可与谈；可与谈的人，作起文章又是一副道学面孔，排八字脚说话。倘遇可与谈者，写起文章，也如与密友相逢，促膝谈心，如行云流水道来，不亦快哉！罗家伦、吴大猷、查良钊、张大千、钱思亮、黎东方、叶公超等都是林语堂经常往来的朋友。他们夫妻林氏、廖氏两大家族的大批亲眷也在台湾，让他再也没有在国外的孤寂感。蒋经国多次到林语堂家拜访。平时台湾各界常邀请他去演讲，文学艺术界人士还在台北专为他举行过“幽默之夜”晚会。
由于林语堂与钱穆在台湾住得较近，他们两人相聚的机会更多了，每次相聚林语堂多是与钱穆谈论自己的读书和工作。钱夫人胡美琦称林语堂与钱穆真正是君子之交。通过交往，钱穆夫妇也对林语堂夫妇有了明朗而真实的认识，胡美琦说：“相熟以后，我从没感到他们带有洋味，交往愈久，反而觉得他们也是地道的中国味。如果硬要分辨他们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从我的感受上，或许可说他们夫妇性情较开朗，普通一般人在情感上较为保守，不轻易对人表露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而语堂先生夫妇却并不特意要隐藏自己的情感，这或许就是西化对他们的影响。”
回到台湾对林语堂而言，几乎早年所想所愿已得偿了十之七八，似乎倍感幸福和快乐。在“无所不谈”专栏中，林语堂仿金圣叹三十三个“不亦快哉”写了一篇极具幽默性灵的《来台后二十四快事》。这篇妙趣横生的文章，读后让人不禁在莞尔之余，分明感受到他对此间生活的优游自得。
“落根”有为有不为
林语堂曾用季节形容他人生的三个阶段——“春天是那么好，可惜太年轻了；夏天是那么好，只是太骄傲了；只有秋天的确好，它是多彩多姿的。”林语堂的晚年是他人生的秋天，这一时期他完成的很多睿智之作，正是多姿多彩的收获季节。
1967年林语堂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研究教授，主持《当代汉英辞典》的编纂工作。编撰一部上好的汉英字典一直是林语堂多年的愿望，早在1929年开明书店就出版了林语堂主编的一套畅销全国的《开明英文读本》教材，之后又出版了《开明英文文法》、《英文文学读本》、《开明英语讲义》等。现在退隐台湾的闲静生活，让林语堂有机会完成了多年夙愿——编撰一部如牛津简明字典一样的汉英词典。
林语堂想效法英国的约翰生，约翰生编了一部以正统英文去定位的英文字典，正是这全球第一本字典出来以后，英文才变得光芒万丈。而在汉英字典中一直没有特别好的，之前比较通用的汉英辞典有两种，一是1892年由翟理斯编的《汉英辞典》，一是1932年由麦氏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几十年后它们都已显得过时而不足以应付需要。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精通中英文，他1935年用英文创作的《吾国吾民》在美国出版后盛销畅行，在这一年的美国畅销书名单上居然始终独占鳌头。他用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1939年在美国出版，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预选作品，他的《中国印度的智慧》被列为美国大学用书，由此可见其英文水平的炉火纯青。晚年林语堂认为自己写作真正巅峰期就要来到了，有必要为后世留下一本传世的案头必备工具书。
编写一部新的汉英辞典，工程浩大，需大量人力财力，林语堂却以70多岁的高龄，以一己之力担负此重担。那时候没有计算机，所有的资料材料全靠手写笔抄。林语堂一贯做事极其认真，编撰辞典词条的手稿字迹端正整齐，比如辞典里光“紫”字一字，组词就有30多条，他一笔笔地仔细誊写，可见工作量之大。
林语堂废寝忘食，日夜兼程地赶工。原定三年完成，但因工作量太大，耗尽了五年时间才告收尾。在编辑到最后几页时，他突然感到眼睛模糊，看不清书卷文字，面色泛红成朱紫，嘴巴也有点歪斜。在辞典即将编成之际，他不幸得了轻微脑中风。
这情形吓坏了夫人廖翠凤，夫人赶紧送他去医院。幸好症状发现得及时，病情未能进一步恶化。林语堂住院治疗几天后，仍放心不下自己未尽的事业，很快未等完全康复就草草地出院，又投入到辞典紧张的编纂工作之中。经过两个月的废寝忘食地奋战，《当代汉英辞典》终于大功告成，发秃齿危的林语堂喜极而泣，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了最后的心愿。为了表示庆贺，他计划携妻到欧洲旅游，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正在这时大女儿林如斯却出事了，给晚年林语堂带来沉重的打击。
1972年10月，耗费了五年工夫的《当代汉英辞典》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这部厚达1800页的巨卷，是晚年林语堂心血的结晶，他自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可惜毕竟是老迈之年一人所为，里面出现一些瑕疵，比如同一个成语两次在不同的辞目出现的时候，在同一本书里面翻译不一样。瑕不掩瑜，《当代汉英辞典》得到学术界一致肯定，香港中文大学李卓敏校长在序里写：“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这一部自不能例外，但人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汉英词典。”
1975年，国际笔会第四十一届大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推举为该会副会长。国际笔会成立于1921年，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全球性作家组织。这个世界性的组织由英国女作家道森·司各特发起。国际笔会在世界文坛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他的会员名单中，有英国的托马斯·哈代、爱尔兰的叶芝、丹麦的尼克索、法国的罗曼·罗兰、印度的泰戈尔、苏联的高尔基等等。
1930年中华民国笔会在上海成立，由蔡元培出任会长。林语堂在1935年担任过中国笔会理事一职，在抗战时期他曾代表中国笔会谴责纳粹的侵略战争。后来由于中国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中国笔会的会务不得不停顿。直到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国笔会才在台北恢复，推张道藩为会长组织展开活动，后由五四旗手罗家伦接任。1969年罗家伦病逝后，林语堂继任“台北笔会中心”会长。
1970年6月，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在台北召开，1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位作家出席大会。林语堂致开幕词说：“这是一个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但也不必忧愁。如果怀疑自己的文化，就绝不能继续存在”。他认为，作家必须“分辩永恒的真理与短暂的时尚，存古创新，坚定地站在人性的基础上，抵抗各种邪说的狂风。”
世界笔会第36届年会在法国蒙敦举行。轮到林语堂发言，他向主席要求讲15分钟，但主席生硬地拒绝了，说别人发言都是5分钟，不可破例。林语堂较真地说，5分钟我不讲。这可急坏了同去的马星野，马星野去找大会秘书长商量，秘书长答应说先安排10分钟，如果林语堂讲满10分钟尚未结束发言，则仍可讲下去。林语堂接受了这个安排。
林语堂登台后，会场鸦雀无声。他讲得也很投入，不知不觉短暂的10分钟过去了，主席提示时间已到请结束发言。林语堂被无端打断，于是愤而径直走下台，与会者正听得入神，对主席的粗暴处置极不满，于是热烈鼓掌希望林语堂讲下去。主席也显得很尴尬，只得默认了与会者的欢迎。但林语堂却说什么也不肯讲下去了，永远地留下了这次半截子的精彩演讲。
同年7月末，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在汉城召开，林语堂以贵宾身分被邀出席这次笔会，大会的主题是幽默。林氏演讲《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将幽默比拟心灵开的花朵、温润细雨、潺潺溪流或绿茵上的阳光。作为世界公认的幽默大师，这个会议主题似乎是专为他而设的，使他成为大会最受注意的人物，不少国家的作家以能在大会上见到林语堂而深感荣幸。
众望所归，林语堂终于在80岁高龄被选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这是除印度的光诗南、日本的川端康成之外，亚洲作家中荣任此职位的第三人。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在这次大会上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洋博士成了国学大师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如果说严复、林纾是将西方思潮与文学引进中国贡献最大的两人。那么以流畅的英文写作，将中国文化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让海外人士对于中国长久传承下来的生活艺术倾倒不已的，则非林语堂莫属。
早在在“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年代，林语堂已开始“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且比较系统地从事这项工作，用英文写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两书，都是以外国读者为对象，介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但基本内容和文化基调又略有区别。
前者着重介绍中国社会和中国民族性格，后者则主要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两书执笔时间约相距两年，林语堂的文化心态已经有所变化。如果说前书是他批判中国文化的尾声的话，后书成为他弘扬中国文化的开始曲。因为前书过分强调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消极性，后书则主要宣扬中国人别有情趣的生活的哲学，引人入胜的文学艺术，批评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下许多怪诞现象。书中文化领域的“回归”中国文化现象已清晰可见。
随着岁月流逝，林语堂越到晚年越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洋博士走进了国学大师之列。等林语堂晚年回台湾定居之后，“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时代自然结束，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文化心态起了变化之后自然感到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致，因而他晚年在台湾主要对中国人讲中国文化。
林语堂曾说他的头脑是西方式的，但心是中国的。“心是中国的”就意味着在他的情感世界浸润在东方情调里，他在《生活的艺术》中展示的那种幽雅、闲适、恬淡的生活方式不仅打动了西方读者，连现代中国人看了也会生出怀旧之情，同时不免有些疑惑：我们的同胞真是这样生活的？显然不是。
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萃取”是大有深意的。他把传统文化放置在普世价值体系中来审视，并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发掘传统经典的现代意义，以这种方式维护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为它在价值观念已发生根本转变的现代社会寻找存在的合理性。他的这一工作与胡适从学理层面“整理国故”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如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等。另一方面他同样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弊害。他本人深受道家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时时把天地作为做人处事的参照，完成了真人性，实现了自由自在的“真我”。
1967年“五四”，林语堂以发现曹雪芹手本手笔为题的演讲，轰动了台湾学术界。他一直推崇《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有结构有想象力的奇书”，“从各方面讲，《红楼梦》都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顶峰。”他向来认为民间流行的120回刻本《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原著。这回又进一步提出曹雪芹120回手订本。这时他推出新作《平心论高鹊》，这是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专著。
林语堂一贯主张“做人要幽默，做学问要严肃”，而他这一“新发现”，学术界不少人提出林语堂的新论欠严肃。如林语堂把他发现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为“商务影印”，其实是中华书局影印。他称此稿本为“堇堇订本”，并断定“堇堇”是曹雪芹的另一别号。其实他说的“堇堇”是“莲公”二字，可见林语堂的考证功夫不到位，做学问还欠扎实。
1968年，林语堂在国际大学校长协会，于韩国汉城举行第二届会议，林语堂在会上作《趋向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的讲演，指出“道”比西洋哲学“真理”广泛；如果东方民族培养对科学真理和政治民主的敏锐观察与反应，西方哲学跃离学究式理论圈子而重返社会生活范畴，则裨益人类建立和平、合理生活方式的社会。
晚年林语堂对传统越发恭维，因为有着海外生活体验的他对西方文明的弊端也是“旁观者清”，于是他自然而然地主张以东方文明补救西方文明之弊，以西方文明补救东方文明之弊，各取其长，互补其短。比如在《中国文化之精神》的结尾，林语堂这样说道：“我深信中国人若能从英人学点制度的信仰与组织的能力，而英人若从华人学点及时行乐的决心和赏玩山水的雅趣，两方都可获益不浅。”
在这点上，林语堂与被称为“文化怪杰”的保守主义者老乡辜鸿铭是何其相似。辜、林二人都是先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化、再来学习传统文化的，二人的人生道路有相似之处。只是这位老乡把对传统的“自恋”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关于裹脚、留辫、纳妾等中国人陋习的辩护常常被引为笑谈。
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林语堂既非盲目全部接受，也不是一概肯定：“上识之士，以现代文化为全世界共享共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不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短。……中识之士，眼光所及仅限本国，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但亦可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下识之士，仅知有我，不知他人；人家大好科学排在目前，尚不知袭来而为己用，若不孝子孙，不知发扬光大祖业，惟日数家珍以示人。”
半个世纪的金玉缘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已经携手走过半个世纪，老夫老妻俩本想悄然迎接第50个“蜜月”到来。在8月9日这天是他们“金婚”五十周年纪念日，女儿女婿、马星野夫妇等亲朋好友却都不请自来，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
《红楼梦》写宝玉、宝钗的金玉姻缘；一生爱读《红楼梦》、呕心沥血写了与之匹配的长篇《京华烟云》的林语堂，为了纪念相濡以沫的50年，特意把金婚纪念日命名为“金玉缘”。他还精心准备了一枚金质胸针献给廖翠凤，上面刻了瑞莱(James Whitcomb Ri1ey)的那首著名的《老情人》：
同心相牵挂 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 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 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 除非相见时
一个出身于山村牧师家庭的穷小子，一个出身鼓浪屿富商之家的千金，携子之手，与子偕老。林语堂当初追厦门巨富陈天恩大小姐陈锦端而不得，在极度痛苦的失恋中，经别人凑合之下才接收了这位廖家二小姐。廖翠凤的哥哥与林语堂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她老早就听说这位出类拔萃的优等生，知道他曾经一次典礼上四次上台领奖，开创了本校一次得奖最多的记录。当这位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没有嫌弃他是乡村穷牧师的儿子，只看中出众的才华，一眼便相中了他。
两人在1915年订下终身，随后林语堂忙于筹备出国，直到1919年，他们在一座英国圣公会的教堂里举行西洋式婚礼。婚后林语堂对妻子说：“把婚书烧掉吧，因为婚书总是离婚时才用得着。”在他看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表面形式。他们彼此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忠诚，一致同意把婚书付之一炬。林语堂的确有先前之明，婚书只有对离婚才有用，对他们这样相扶到老忠贞夫妻确实毫无用处。
结婚后，廖翠凤这个富家女跟着林语堂四处漂泊，吃苦耐劳地一心一意支持自己的丈夫。在德国求学期间，他们经济非常拮据，有时不得不靠廖翠凤变卖首饰度日，可以说林语堂能完成学业，妻子的“毁家兴学”决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是母亲的赠物，廖翠凤在每次变卖首饰时都心痛不已，但她都义无反顾，自己省吃省用也要把林语堂照顾好。
他们夫妇是两类不同的人，但又是如此互补。廖翠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她并不懂得什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或老庄、孔孟，也不懂林语堂为什么要研究古代人什么思想生活。当林语堂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遨游之后，拖着疲乏的身子来到她的面前，或者在面对黑暗现实激扬文字之后，心有余悸地回到现实生活，妻子的世界却还是那么真实而又简单。
有次夫妇俩去游览雅典山上的卫城，林语堂被那些古建筑感动得兴奋不已，而廖翠凤却说：“啊唷！我才不要住在这种地方！买一块肥皂都要下山，多不方便！”他们的女儿说母亲觉得林氏家族的容易伤感，做梦写诗，爱讲故事的特征，觉得都是多余的。除了父亲之外，她对艺术家抱着钱庄老板的女儿的怀疑。什么长发的画家呀，关在阁楼写作的诗人呀，她都认为他们是不切实际的人。
林语堂自己也说：“我像个轻气球，要不是凤拉住，我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一个充满理想、喜欢做梦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只谈现实的人时时提醒，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林语堂这样的人所需要的正是一个实际的夫人。林语堂成名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林语堂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
要不是有了这样的妻子，林语堂至少生活不会像那样舒适。廖翠凤常常会盯着林语堂看，林语堂不等她开口就心领神会地替她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她不仅不恼，反而得意地说：“我有什么不对？面子是要顾的嘛。”她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林语堂，这不仅没有让他感到束缚，反而觉得是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需要。
林语堂年轻时是像匹不羁的野马，顽皮、乐观、不耐烦、不肯受拘束，对人生采取游戏的态度，甚至到现在还是没有一刻安静，讨厌领带、腰带、鞋带；而廖翠凤恰恰相反，爱热闹、爱应酬、爱请人吃饭。耳环、戒指、手表、胸针，一个端庄而有教养的太太所应该拥有的东西，她都要一丝不苟地去实现。每次都是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的，衣服穿戴整整齐齐的。
他们俩真是天造一对，廖翠凤就像水，水能包容万物，惠及人群；而林语堂就像金，喜欢冲刺磨砺。不知道是因为林语堂自己的个性中就存在着那么一种现实精神，还是由于有了廖翠凤的熏陶、影响，林语堂在成为一名斗士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之道。家庭生活的乐趣，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
廖翠凤肯为林语堂付出许多牺牲，在家里把他当成一个孩子来看。连大女儿林如斯也说，廖翠凤把丈夫当成他的大儿子看待，她常把牛奶悄悄地倒在丈夫杯子里，要丈夫不注意时喝下去。在家里林语堂经常和三个女儿打打闹闹，像个调皮的大孩子，廖翠凤则一直细心照料他们一家人的起居生活。
林语堂的人生经历过爱情失败，后来和廖翠凤从一个老式婚姻中创造出美好的爱情。他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人生，像《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红牡丹》中的梁牡丹都是如此：尽管她们不能与自己的最爱结成终身伴侣，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心中有责任，有温存，有爱，有创造，有感恩，无爱的婚姻同样可以生长出爱情。
晚年林语堂谈及的婚姻说，“我和我太太的婚姻是旧式的，是由父母认真挑选的。这种婚姻的特点，是爱情由结婚才开始，是以婚姻为基础而发展的。我们年龄越大，越知道珍惜值得珍惜的东西。由男女之差异而互相补足，所生的快乐幸福，只有任凭自然了。在年轻时同共艰苦患难，会一直留在心中，一生不忘。她多次牺牲自己，做断然之决定，都是为了我们那个家的利益。”
林语堂常批评现代文人“文章非常庄重，而行为非常幽默。”他认为应反其道而行——“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逸些”。他以前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许多教授周末逛妓院，但林语堂却一直守身如玉，结婚前还是个童男呢！结婚后林语堂家里的每一把椅子背上都刻着一个篆体的“凤”字，代表他的妻子廖翠凤，在“凤”字的旁边，有一个小得可怜的“林”字，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凤”字是林家的家徽，顽皮的他就是这样表达着对妻子的深情。
在同甘共苦的金玉缘纪念日上，来客争着问他们白头偕老的秘诀，夫妇争着说两个字：“给”与“受”。在这么多年走过的日子，两人都尽量的“给”，而不在乎于“受”。
就在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享受天伦之乐时，大女儿林如斯却让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霾。林如斯作为林语堂的长女，自幼就遗传了父亲的文学天分，能写的一手漂亮的文章。可惜自古才女多薄命，她从22岁跟一个美国小伙子私奔开始，命运就埋下悲剧的因子。她对爱情的追求是纯洁而且理想化的，但由于涉世不深，错嫁中山郎。20世纪50年代，这对异国的死命鸳鸯终于走向分手，但如斯的生活大厦也随之倒塌。
林语堂夫妇回到台湾定居后，如斯也跟随父母到台湾“故宫博物院”工作。遭遇婚姻打击的她怕影响父母心情，不肯跟随父母住进阳明山麓，独居在单位的宿舍里。她患了功能性的脑损伤，焦虑恐惧时刻伴随，好像与现实没法相容，整日沉溺在个人幻想的世界里，情况越来越坏。大女儿成了林语堂夫妇的一块心病，像梦噩一样缠绕着这对恩爱的老夫妻。
如斯始终振作不起来，终于她选择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1971年的一天，她在宿舍窗帘杆上上吊自杀了，清洁工人发现时，茶杯还是温的。遗书上断续得写着：“对不起，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尽了。我非常爱你们。”
那时林语堂因为编汉英词典操劳过度，有“中风的初期症状”，刚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出来。他的大女儿如斯在台北故宫自杀身亡，这噩耗给林语堂和他的全家带来沉重打击。开始林语堂声嘶力竭地大哭，哭到没有力气了，眼泪仍在往下掉，他强作坚强往香港打电话给二女儿太乙说：“你姐姐今天早上自杀了。你不要担心，我会照顾你妈妈。”
这么巨大的悲痛之下，林语堂几乎要崩溃了。小女儿把他们二老送进医院时，他们相互搀扶着，哭哭啼啼地对彼此说：“我们不要再哭了，我们不哭了。”可怜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夜之间老俩口仿佛老了好几岁。
亲戚们帮忙料理了如斯的后事，太乙姐妹俩接父母到香港小住散心。可是廖翠凤因伤悲太过，在飞抵香港时，突然晕倒在机场，吓得一家魂飞魄散。她醒来之后就成了少言寡语、冷心厌世的样子，她经常睁大了眼睛，时时刻刻盯着丈夫和女儿，生怕灾祸再次降临。她不肯再说英语和国语，只会说厦门话，似乎只有躲在厦门廖家的世界里才觉得安全。她失眠、恐惧，一直担心家里来了小偷，即使是送信的邮差也不让进门。林语堂和两个女儿只好尽力安抚她，以期平复她那遭到重创的痛苦心灵。
林语堂虽然坚强些，但也一下子老衰了下去，平时连茶杯也拿不稳，茶滴得满胸，见了朋友好像不相识那样，因为他的心已经被掏空了。后来林语堂又因大吐血住院，医生说是身心过度疲劳引起的。这次住院之后，林语堂恢复过来，他写了一首《念如斯》：
东方西子 饮尽欧风美雨 不忘故乡情独思归去
关心桑梓 莫说痴儿语 改装易服效力疆场三寒暑
尘缘误 惜花变作摧花人 乱红抛落飞泥絮
离人泪 犹可拭 心头事 忘不得
往事堪哀强欢笑 彩笔新题断肠句
一捆矛盾的八十自叙
1975年10月10日，香港的一批朋友为庆祝林语堂80大寿，在利园酒店为他祝寿。几日后台北各界团体，在大陆餐厅举行盛大茶会祝寿。
林语堂在这年以英文撰写出版了《八十自叙》一书，叙述总结了他80年的生平思想。耄耋之年，追怀往事，林语堂坦言：“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这绝不是浮夸之辞，他一生确实处在各种矛盾之中，而且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内心矛盾的平衡，寻求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皈依。
1945年末，在其正当红的时候，林语堂突然放下写作的笔，开始了中文打字机的发明研究。由于写了一连串的畅销书，1946年，林语堂已积累了10多万美元的财产，他以为用其中一部分来研究发明中文打字机是没有问题的。他如醉如痴地投入了打字机研究发明工作之中。
发明中文打字机，是林语堂怀藏几十年的梦想。其实他大学毕业后，由英文教育天地转学国文母语时，最着魔、最见成就的就是汉字研究。要制造出一部人人不学而能的中文打字机，关键在于键盘。林语堂在此遇到的真正挑战，是汉字分类。或以形、或以声、或以形而兼义。古代有关汉字偏旁部首及音韵书籍极其杂乱，且缺陷明显，如《说文》、《康熙字典》、《正字通》、《广韵》、《集韵》等等。
经长期苦苦摸索，林语堂提出了上下形检字法。这架打字机采取了用窗格显示有同首末笔的办法，这是电脑问世之前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因为工序复杂，全部零件均需以人工制造，费用开支比林语堂当初想像的大得多，十几万美元用完之后还不够，他向银行贷款，最终才得以完成样机制造。
1947年5月22日上午，林语堂终于从工厂里抱回那台打字机。这中文打字机的字根拼组方法，有类似英文打字机的便捷，初学者看了简单说明书就能操作打字，虽然它使林语堂用尽积蓄并背上一身债务，但总算是发明成功了，而且还是非常不简单的发明。林语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宣传自己的专利发明，因为他是当红大作家，各大报以大篇幅刊登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华人也纷纷向语堂表示祝贺。
但是“明快打字机”的推广非常艰难，一波三折。五十年代人们对于“明快打字机”这种极具自动化科学意味的东西，还充满怀疑排斥心理，那时在美国中文也没有地位，所以美国厂商不愿生产这打字机。尽管好评如潮，无论是中国国内和美国，就是无人愿意制造这打字机。
林语堂的发明未能推广应用，对他的打击不小。林语堂曾全力以赴研究中文打字机，结果将自己的全部积蓄40多万美元都花在上面，最后不得不想到向朋友借钱。
此时林语堂当然首先想到多年合作的老朋友也是很富裕的赛珍珠。20年前，是赛珍珠发现了林语堂，并帮助他走向了国际文坛。林语堂对这份人情常怀感恩，拒绝了其他出版商的高薪诱惑，把历年来的著作一本不落地交给庄台公司出版，成了公司的台柱子。但令林语堂吃惊的是他吃了闭门羹，赛珍珠没有借钱给他。这大大刺痛了林语堂的自尊心。直接导致林、赛关系破裂的是，林语堂后来知道在与赛氏夫妇多年的合作中他在经济上吃了大亏。本来在美国一般出版社拿10%的版税，而赛珍珠夫妇出版林语堂的书却拿50%，并且版权还不属于林语堂，而是仍属公司所有。
这时，林语堂才恍然大悟，原来，赛珍珠开出版社也是为了赚钱的，而且他多年来吃的亏太大了。对此，林语堂委托律师向赛珍珠要回所有著作的版权，并且态度非常坚决，一点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接到这个消息，赛珍珠感到突然和吃惊，她打电话给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追问她的爸爸林语堂是不是疯了？
后来，林语堂要到南洋大学任校长，为此他打电报跟赛珍珠告别，结果林语堂没有收到回复，为此，林语堂感到非常恼火，他痛心地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从此以后，两个有着近20年合作关系和深厚友谊的作家就这样义断情绝了。具有深长意味的是，当赛珍珠去世后，几个养子为了争夺她留下的700万美元遗产打得不可开交，他们打了7年的官司才把问题解决。这可能是赛珍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苏东坡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子不合时宜，而写过《苏东坡传》的林语堂说自己是一捆矛盾。林语堂在诠释苏东坡的同时，也诠释着自己。林语堂是一个永葆童心的天才，对世界充满好奇，从不把自己限制在任何地方，任何学科里：他写了和红楼梦较劲的《京华烟云》，他翻译了《浮生六记》，他和妻子周游列国，顺便在德国写了音韵学的博士论文，他还发明了中文打字机……人们常说有两种天才，一种是可以学的，另一种是不能学的，如杜甫之可学与李白之不可学，又如陈寅恪之可学与钱钟书之不可学。林语堂，正是属于后者。
幽默大师的落寞
1975年的圣诞节前夕，年迈的林语堂客居香港的小女儿家。二女儿林太乙一次带他到永安公司购物。临近节日商店里挤满采购礼品的顾客，街上到处充裕着节日的喜庆。林语堂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耳闻着大人呼小孩叫的热闹，感觉这世界真是太美好了，而他自己却在一天天的衰老。热爱生命的他被浓郁的节日气氛所感染，突然抓起商店柜台上一串假珍珠链子泣不成声。
年轻的店员莫明其妙地打量着像孩子般哭泣的老翁，误以为他神经不正常，不耐烦地嘟哝了几句。女儿林太乙被店员的无礼所激怒，她真想大声对无知的人宣布：饶了他吧，小姐，你要读过他的书，便会知道他多么热爱生命，才会知道他为什么掉眼泪。
晚年林语堂最喜欢莫过于含饴弄孙，两个女儿的孩子，他一律把当“孙子”来看。为了享受天伦之乐，他常往返与港台之间。林语堂说：“我和孙儿没有玩什么游戏，也不玩什么玩具。我喜欢和他们一块倒在床上，又说又笑，有时一兴奋就来个两脚朝天。”林语堂越来越喜欢孩子，也越来越像孩子。逛街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在看店，非得凑上去攀谈。小孩子说错了话，脸红到耳朵根儿，林语堂觉得一定要买点东西，因为脸红是作不得假的。
这年年底，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安德森编纂的《林语堂精摘》出版，林语堂为此书作序说：“我喜欢中国以前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古人没有被迫说话，但他们心血来潮时，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谈论重大的事件，有时抒发自己的感想。说完话，就走。’我也是这样。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
林语堂握了一辈子的笔把他想说的都说完了，他真的觉得自己要告辞了。他的体力愈加衰弱，已经无法用自己的双脚行动，不得不坐上轮椅。后来连睡袍上的腰带也不会打结了。女儿们就教他怎么打结，而他像孩子一样耐心地学习。即使在轮椅上，有时也坐不住，为了防止他从轮椅上跌下来，家人不得不用绳子把他捆缚在轮椅上，像个囚犯似的。这时他对女儿说：“我真羡慕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因为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有时半夜，他从床上掉到地下，衰弱得爬不起来，就静静地躺在地上，等到天亮。小女儿看见老父亲在地上睡了一夜，心痛地说：“爸，你怎么不喊我？”林语堂安祥地回答：“你白天要工作，我不想吵醒你。”女儿听了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林语堂的身体在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下，几乎丧失了活动的能力，但他的心却仍然是年轻的。一天，60年前曾与之相恋过的厦门富商女儿陈锦端的亲戚，到香港干德道去拜访林语堂。80岁的林语堂仍念念不忘60年前的恋人。
他问起陈锦端的情况，当听说她还住在厦门时，高兴得像个年轻小伙子似的对来客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廖翠凤女士急忙插言阻止道：“语堂，你不要发疯，你不会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廖女士当然是为丈夫的身体着想，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陈锦端永远在林语堂的心灵深处占据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
1976年3月22日，旅居香港的林语堂因头晕、呕吐，住进圣玛丽医院，26日，突然又转为肺炎，心脏病突发。老人和死神做最后的搏斗。心脏一连8次停搏后，又起跳，直到第九次停搏后，才永远停止了跳动。那是1976年3月26日晚10时10分。
3月29日，林语堂的灵柩由夫人、女儿、女婿护送抵达台北。其灵柩接回台湾时，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台湾“台北笔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故宫博物院”、“中央通讯社”、《国语日报》、“中国文艺协会”、“中国语文协会”和开明书店等团体联合为林语堂发丧。
4月1日，在台北怀恩堂举行林语堂追思会，许多台湾当局政要与各界友人出席。下午，在阴霾的山色和萧瑟的雨声中，举行了林语堂安葬式。
林语堂的遗体安葬在台北市士林区仰德大道二段141号，即阳明山林氏宅园。生前他钟爱在餐厅阳台上遥望观音山落日、俯瞰万家灯火的惬意，他留下遗嘱，死后就葬在阳台下的后院中。后院绿树蓊郁，芳草萋萋，是他生前散步的地方，如今成为了他的安息之所。
一抔黄土，一束素菊，覆上了枣红的棺木。一代文化名人林语堂，就长眠在他故国故居的土壤之中。他是以一种不忧不惧的恬淡心情离开人世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