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炜
我事先跟张清华老师说，我不来了。因为张炜老师的创作量太大了，我看得很有限，说什么都是“盲人摸象”。但想了想，我还是来了。如果摸到了象蹄上，希望张炜老师不要踢我。
我只看过张炜老师的三部小说，《古船》、《家族》和《艾约堡秘史》，印象深刻，极为深刻。我前一段时间看完《艾约堡秘史》以后，还给张清华老师打过电话，谈我对这部作品的感受。我当时说，没想到啊，张炜老师笔力仍然如此雄健，宝刀未老。读这三部小说，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张炜的小说都是张炜写的——张炜是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强烈的主体性的作家。
我想起我最早看《古船》的时候，当时我从上海回到河南，我发现河南的朋友都在看杂志上刊登的《古船》。我的一个朋友，现在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曹元勇，他在杂志上勾勾画画，做了很多评点，还做了很多笔记。他强烈地向我推荐张炜。
我把杂志拿走看了以后，强烈感受到这部小说跟我当时在上海看到的所谓现代主义小说差别非常大，理解了为什么河南作家那么喜欢《古船》。大家都知道，当时阿城他们提出“文化寻根”的时候，提到了儒、道。我觉得如果说在寻根运动当中有什么突出的文学成果的话，那么《古船》就是其中之一。其中的隋抱朴和见素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儒道文化在《古船》这里，不是作为观念，而是作为人物形象存在于文本中的。三十年后再看《艾约堡秘史》，我能够感受到张炜这么多年来，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稳定的。张炜是真正的儒道互补，抱朴见素。在纷纭变化的当代，张炜的价值观稳如磐石。
刚才陈晓明老师，包括西川，都提到张炜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我对此深有同感。我们谈到俄罗斯文学，通常说的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但如果让我在俄罗斯文学当中选一个人，来和张炜做比较，我选的这个人可能是蒲宁。蒲宁是批判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一个人物。蒲宁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的作家，我们看他的《从旧金山来的绅士》，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对商品经济、对资本主义那套东西是非常厌恶的，他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同时他的批判最后又导致他的无家可归。蒲宁对大自然的描写，与一般的俄国作家，比如屠格涅夫、契诃夫也不同，他不铺张，很俭省。这一点在张炜那里也可以感受到。蒲宁似乎是俄罗斯文学转换期的作家。我想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所有处于转换枢纽的作家，都是大作家。蒲宁如此，张炜也是如此，他们同时踏入了两条河流。
张炜的小说人物，吸附着太多的文化内涵。在张炜的小说世界里，在张炜小说中抱朴这样的人物形象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笔下的农民，不像个农民。他在老磨坊里面不停地思考问题，不近女色，脱离肉身。看上去好像非常奇怪，但是他的想法却有一系列非常严肃的逻辑，虽然形式上是逻辑，但本质是混乱的。比如，他们读古书，读《共产党宣言》，试图找到一条道路，从苦闷中走出来，却越陷越深。我想，这首先意味着，张炜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思想做了非常严肃的探讨。
那么，小说中的人物会走向归隐吗？哎哟，归隐又岂能实现。很多时候，归隐几乎可以看成一种思想艺术，当然更是行为艺术。这方面最有名的人物就是陶渊明。陶渊明其实是无法归隐的。陶渊明在南山之下，搞一把无弦琴弹来弹去，情绪是很大的，实际上相当于摇滚中年。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的归隐，大都可疑。中国进入1949年以后，归隐更是一种艺术。连陶渊明都无法归隐，抱朴或者见素，包括淳于宝册，你怎么归隐？所以我们看到，淳于宝册的归隐，只是归隐到他自己创造的艾约堡里面。抱朴们在不停地勘探，在老磨坊里沉思，在葡萄园里沉思，三十年后，他们又在艾约堡里沉思、叹息，而且照样几乎不近女色。抱朴和淳于宝册两个形象，三十年后，合二为一了。一股脑儿地，张炜用自己的妙笔，将他们“存于宝册”，存于文学史册。在这里，田园变成了堡垒，桑田变成了自缚的茧，而他们的灵魂飞进飞出，其实是一直处于某种悬浮状态。张炜非常突出地写了这种既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在资本经济中辗转反侧的一种状态，一种悬浮的状态。试想一下，中国人如今是不是经常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想，这是张炜的贡献。
看看张炜写出的这些农民新形象吧，看看这些“土八路”如何在思考吧。他们也不得不思考，因为他们的命运一直被摆布着，在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交织中，他们不能不思考。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农民是不思考的，是不会思考问题的，但是张炜笔下的农民全部在思考问题。记得有一次，我翻开《文艺报》，突然看到张炜写的一篇文章，一下子使我对张炜的理解又加深了。他说，他看到一个画家画的水牛，便问这个画家为什么不画黄牛。这个画家说，在中国画里面的牛全部是水牛，因为水牛的肚子比较大，角比较长，又有水，又有芦苇，所以水牛可以入画，而黄牛无法入画。张炜的小说第一次让“黄牛”入画了，他让农民开始在老磨坊里说话，在做出类似于哈姆雷特式的一种思考。我为张炜让农民说话、让农民思考、让黄牛说话而喝彩。或许在很多年之后，张炜在这方面的意义才能够被充分认识到。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让农民说话的、不让农民思考的。
时间有限，我再只说一点，那就是张炜与他笔下的人物的关系，好像也值得一说。你能够感觉到，张炜是在俯瞰芸芸众生，俯瞰他笔下人物的痛苦，他跟笔下的人物保持着某种间距。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在叙事上可以获得一些便利。张炜本人因此能够逃脱一些痛苦。所以，我想，在叙事上，张炜是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也使得张炜永远显得十分年轻，跟我十年前见他一样年轻。《古船》开头写道：“我们的土地上有过许多伟大的城墙。它们差不多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谈到张炜和一代作家，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伟大的作家，他们像历史一样古老，也像历史一样年轻。这是汉语写作的荣幸。
谢谢张炜老师。
2019年5月18日
本文系作者在“张炜创作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