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伏尼契
捷尔·丽莲·伏尼契（1864~1960年），生于爱尔兰科克市，爱尔兰1949年以前处于英国统治之下，因此她一度被归于英国女作家之列。
伏尼契一生漂泊于欧洲大陆，早年在柏林学习音乐，后来曾到沙皇俄国当过家庭教师，此后又在意大利旅居过一段时间。正是丰富的人生经历与社会交往，使伏尼契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正日益为人们所知的共产主义思潮，并且与一些革命导师和革命志士多有联系，结识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等人。而革命思想的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她的作品当中。
《牛虻》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殖民统治的斗争为背景，以爱国志士“牛虻”的命运、遭遇和结局为线索，猛烈抨击了天主教会虚伪的反动本质，热情歌颂了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所作的英勇斗争。
1814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原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意大利，再次被奥地利肢解为8个封建专制小国。作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活动更加猖獗了。他们在意大利各地布满间谍网，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恶毒破坏和残酷镇压意大利人民的反抗斗争，为奥地利统治者和封建割据势力效劳。
在作者伏尼契看来，意大利一切天主教徒都是反动统治的帮凶，他们不是间谍就是走狗。为统一意大利，首先必须踢开教会这个绊脚石。书中作者把卡尔狄和蒙太尼里两个人物作为教皇和教会的代表，以艺术的力量，揭露出天主教会的伪善、欺骗和反动。
英国青年亚瑟就读于一所意大利大学，他父母双亡，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掌握了家产，对他冷淡排斥，大嫂裘丽亚更是视他为眼中钉。惟一能给他以关心和安慰的只有青梅竹马的女伴琼玛和爱他如子的蒙太尼里神父。
任意大利比萨神学院院长的蒙太尼里神父是亚瑟家的旧交，学识渊博、品行高尚，亚瑟非常崇敬和信任他。在一个闷热的夏夜，亚瑟在与蒙太尼里谈心时向他透露了自己想参加大学里为反抗奥地利统治、解放意大利而成立的秘密团体“青年意大利”的打算。深知其危险性的蒙太尼里十分担心，劝说亚瑟和自己一起去阿尔卑斯山采集标本，好找机会说服亚瑟改变计划。然而，虽然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蒙太尼里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不久，蒙太尼里被天主教会任命为阿平宁山区的主教，这意味着他将离开亚瑟，而新来接替他的卡尔狄神父又让人难以信任。由于担心亚瑟的安危，蒙太尼里很不愿离开，他希望亚瑟挽留自己，但亚瑟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反而劝他上任，他只好忧心忡忡地离开。
琼玛与亚瑟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她也是“青年意大利”的积极拥护者，因此与这一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波拉交往逐渐频繁。这使亚瑟心生嫉妒，单纯的他在忏悔时受卡尔狄神父的欺骗，讲出了青年意大利党的一些活动情况，还说出了波拉的名字。不久，他和波拉便被奥地利军警逮捕。在狱中，亚瑟经受住了种种折磨，拒不招供，最后在哥哥的干预下被释放出狱。当他从狱吏口中得知是卡尔狄出卖了他时，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对伪善的宗教产生了怀疑。前来迎接他出狱的琼玛误以为是亚瑟出卖了同志，打了他一个耳光后愤然离去。
伤心绝望的亚瑟刚回到家里便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企图将他赶出家门的嫂子告诉他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亚瑟是他母亲和蒙太尼里的私生子！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击碎了亚瑟对人世、对宗教的所有美好回忆，他砸碎了家里的耶稣神像，留下了一份遗书，最后藏身到一艘开往南美洲的船上，去了巴西。
13年之后，新即位的教皇为收买人心，对政治犯颁布了大赦令，自由主义热潮席卷了意大利。在南美已漂泊数年的亚瑟历尽磨难，在体形、外貌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惟有思想深处解放意大利、反对教会的信念没有改变。他在旅居法国期间化名为列瓦雷士，以“牛虻”为笔名，以笔墨为武器继续着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这时，他应几位意大利名流的邀请回到意大利，为他们写作讽刺时政的文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琼玛见到了他，她的心情难以平静。因为从他身上，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爱人亚瑟的影子。
琼玛当年在看到亚瑟遗书时深受打击，认为是自己害了亚瑟，久久不能原谅自己。现在，她渴望牛虻就是亚瑟，并一次次地进行试探，但牛虻感于过去的痛苦，一直不愿开口承认。
牛虻的讽刺文章犀利甚至刻毒，对敌人毫不留情。新任的红衣主教蒙太尼里以其谦和的风度和无可非议的德行赢得了许多人的好感，但牛虻仍然撰文无情地攻击他，这使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牛虻不愿只是作纸上谈兵的斗争，他一边写作，一边组织起义。为准备起义，他到阿平宁山区去偷运军火，被密探发现。枪战中他本可以逃掉，却因蒙太尼里的突然出现而在一时犹豫中被捕。牛虻在狱中见到了蒙太尼里，与之相认，要求他做出选择：要么脱离教会，与自己共同战斗；要么继续做教会忠实的奴仆，看着自己走向死亡。蒙泰尼里劝服不了牛虻，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煎熬，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牛虻坚强不屈的精神感动了狱吏，他们自愿为他带信给琼玛。在信中，牛虻终于原谅了琼玛，承认自己就是亚瑟，并向她表达了始终不渝的爱情。牛虻英勇赴死后，丧子之痛和深深的悔恨摧毁了蒙太尼里的意志，他在复活节作完疯狂的演讲之后，黯然辞别人世。
本书以革命斗争为题材，成功地塑造出了“牛虻”这一光辉的英雄形象。
19世纪30到40年代正值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刻，革命者们正在为推翻奥地利控制的封建傀儡政权、统一祖国而顽强斗争。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天主教会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革命的敌人，部分人甚至把建立独立、自由的意大利的希望寄托在它对民众的影响之上。牛虻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立即揭露教会的真面目，使人民认清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而蒙太尼里作为一个主教，应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按照一般革命小说的逻辑，作为民主革命战士的牛虻与他之间只会有阶级的仇恨，而蒙太尼里也必然会被刻画成一个道貌岸然、冷酷无情的恶棍。然而，对生活有深刻理解的伏尼契并没有把斗争和贯穿其中的人性简单化、概念化。
蒙太尼里一生虔诚信仰上帝，特别是误以为亚瑟死了以后，他的心碎了，上帝成了他惟一的精神支柱。作为一个虔诚的主教，他不可能有颠覆自己信仰的决心，对暴力的反对，更使他不可能站到牛虻一边来。他不能放弃上帝，那么，就要再一次失去儿子。蒙太尼里陷入了深深的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他痛苦得宁愿死去。最终，为了避免革命必然带来的流血，蒙太尼里以圣父为榜样，牺牲了自己的儿子。然而，他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也随着感情一起彻底崩溃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通过伏尼契动人的笔墨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小说独到、成功之处。
本书的序言部分将牛虻的牺牲归结于在父子之情面前软弱、不坚定，同时将蒙太尼里诠释为道貌岸然、虚伪狡诈、残酷无情的罪恶形象。这一早期的观点武断地用阶级观代替文学观，忽视了普遍的人性，在阅读时，我们要有所鉴别，自己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