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译自《1996年度美国最佳诗选TheBestAmericanPoetry》（诗人、作家、女权主义者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编选，诗人大卫·莱曼DavidLehman主编《斯克里布纳平装本诗丛ScribnerPaperbackPoetry》之一）。据编者介绍，作者王平1957年生于上海，1985年移居纽约，诗作常见于《世界》、《硫磺》、《芝加哥评论》、《护符》、《西岸》、《江城》等刊。本诗初刊于《硫磺》。译者所以把这首诗翻译出来，不是没有缘故的。
首先，这个题材经过作者的艺术处理，实在令人感动，并引起人们的思考。诗中几位主人公离开了父母之邦，向不可知的异域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后面是“叛逃”的罪名，前面是“偷渡”的惩处。他们所以要走这条实在不该走的绝路，看来不是出于另一层次的所谓“不同政见”，而只是为一种愚昧的幻想所驱使，希图在异国凭自己的勤劳双手，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而已。想不到一个个失足落水，成为有家归不得的游魂。对于这些日夜朝着遥远故国呼喊的游魂们，我们能够只是厌憎、鄙视，而不是怜悯、拯救么？诗人用笔将他们从沉沦与泯灭之中打捞起来，为他们唱了一首《呼喊的灵魂》之歌，不也可以说是一种“拯救”么？
其次，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创作方法引起了译者的感慨。这个题材本身很动人，使作者对它产生非写不可的欲望和情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首诗之所以成功，不能归之于过去风行一时的所谓“题材决定论”，而在于客观题材和作者的主观感情贯穿整个创作过程的激荡和融合：诗人正是这样，才得以将读者引向生活海洋的深处，向他们展示了其中触目惊心的险涛恶浪。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特别在诗歌领域可以这样说。事实上，这种方法在40年代曾经是不容否认的主流，但多少年来可叹是很罕见了。只因它长期在非诗的生态环境下，遭受两方面的歧视和排挤，以致不得不萎顿下来，日渐失去它所应有的活力。先是50年代“题材决定论”的推行者们，为了文学史以外的原因，以民歌、旧体诗的格律拘束和压抑诗歌艺术的创造精神，摒弃并抹煞现实主义努力的既有成果，使新诗发展形成几近荒芜的歉收。“题材决定论”之所以必须反对，是因为它忽视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以题材本身为万能，认为只要掌握了“重大题材”，就可以产生杰作；殊不知题材的重要性不在于本身，正是按照作者主观激情的突击深度，它才能发挥其固有的艺术感染力，而这种在其自在状态未经开发的感染力，落在“题材决定论”的实践者手中，几乎无例外地被葬送掉，这是经过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到了80年代，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又出现了相反的局面：在新文学的有生力量破土而出的同时，更多反现实主义的沉渣趁机泛起，并经过某些人士的推波助澜，直到世纪末，特别是在诗歌领域，又出现了几乎令当年的推动者也难以首肯的怪现象：或者以浅薄陈腐的风花雪月自得其乐；或者无病呻吟，作受难状，以示深沉；或者以化妆的概念、翻版的梦呓、调味的牙慧实行传销；或者直接向国外买椟还珠，进口种种语言废料，公然以非诗充诗，直至图案化、密码化、符咒化，等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侨居海外的这位青年作者的这首进入英语诗坛的诗如能打动我们，难道不值得进而思考一下现实主义在国内的命运么？
1999年
刊于《黄河文学》1999年第4期